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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信:凍結的堡壘城市,與消失的人——新疆紀行之一

2018年冬季的入疆之行,讓我看到一個堡壘化的新疆。從烏魯木齊到喀什,從城市到鄉村,幾乎完全改變了原先的景觀,頗有置身以色列的錯覺。


喀什巴扎。 攝影:白信
喀什巴扎。 攝影:白信

當我去年冬季進疆考察歸來,很長一段時間裏無法跟朋友們解釋清楚,新疆到底正在發生什麼,雖然從全疆各地形同戒嚴的態勢已經足夠震撼,踏出烏魯木齊地窩堡機場、看到持槍武警站在裝甲車頭那一刻的心情,也一點不亞於乘火車進入新義州車站、然後湧上無數朝鮮軍官檢查行李和電腦時感受到的緊張。

今天的新疆,無法不令人百感交集、心情複雜。但是,或許只有將視野從表面向制度、向歷史拉得足夠深,才可能理解我們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一切。

這就是新疆,一個帝國的新邊疆,一場戰爭的新前線。

凍結的城市

冬季的新疆,大地冰封,零下20度的空氣彷彿凍結了。然而,整個新疆社會似乎也處在凍結狀態。

烏魯木齊街面多鋪大塊石板,結冰以後走上去光滑、危險,需要十分小心。據說這是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到任後下令更換的,免得重演暴亂民眾撬起小塊地磚當武器。沿着這些街道,進入天山區的老城,傳統熱鬧的大巴扎(集市)裏面人流並不多,位置稍微偏僻一點的店面都關門了。城市建設似乎也陷入停滯,1950年代那些刷着黃色、基面用石頭裝飾的老建築(如人民劇場和郵局),在周圍高樓的映襯下竟然輝煌仍在。

新建的地鐵線路據說遇到資金困難,被發改委勒令停工(而出租車司機則補充說,回填停建線路的成本比新建投資還高)。市民出行依賴的公交車,絕大多數都老舊不堪,屬於高底盤的過時車型,而乘客則以中老年人、特別是婦女居多,不知道市政當局是沒有錢還是其他原因,不願意改善公交。

在這些公交車內,經常能看到「車隊招司機」的小廣告,這在其他城市並不多見。類似的小廣告在烏市幾乎隨處可見,連街頭每隔幾十米就設立的警亭外也總有「招聘協警」的貼紙,條件都是「有五險一金、月薪3000起、不限戶口」等。

「人都走光了」——這是在烏魯木齊市最常聽到、用來解釋各行各業蕭條的原因。

烏市的夜生活也變得分外蕭條,幾處著名酒吧街尤其明顯,我為了聊天不得不轉場幾次,因為都遇到店鋪打烊趕人,只有當地朋友回憶起幾年前「維吧」的繁榮、哼起作為當年夜店主旋律的烏茲別克流行曲的時候,我才相信烏市大概真的應該算是「一帶一路」的起點。

「人都走光了」——這是在烏市最常聽到、用來解釋各行各業蕭條的原因。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和新疆公安廳的人口年報,2014到2016年間烏市人口為350餘萬,而根據2018年自治區的人口統計公報,此前一年的烏市人口突然降到了222萬。

烏魯木齊天山區的賣房廣告。

烏魯木齊天山區的賣房廣告。攝影:白信

到底發生了什麼?當地人都說,過去一年人口減少了一百萬,其中大約40萬是漢人,還多是有高等教育背景的適齡勞動人口,部分原因在於他們被西安這樣開放戶口的城市吸引過去;另外60萬(以維族為主)則回到了南疆。但是,還有多少人進了「學習班」?並沒有人知道。

當地人說,過去一年人口減少了一百萬,其中大約40萬是漢人,另外60萬(以維族為主)則回到了南疆。

喀什的情形更糟,雖然氣温高過烏魯木齊,但是半露天的大巴扎裏照樣顧客稀少。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Bill Porter)1990年代中期到訪喀什的時候,每個週日大巴扎的人流已經達到5到10萬之多,可是今年冬天的週日,我目測後再計算一下,或許稍稍過萬吧。可能因為處於淡季,但是對於喀什這個位於地中海東岸到太平洋的中間點、因此成為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貿易城市,這麼蕭條實在有些特別。連著名的艾提尕爾清真寺前廣場也人跡罕見,最多的大概就是三個一組、背靠背執勤的輔警。進入喀什老城,或許因為煤改氣的緣故,更見冷清,街道上不多的行人也以老人和婦女為主。當然,據說眼下也是最近幾年治安最好的時期,漢族遊客可以放心地四處溜達。只是,城市似乎已經凍結。

凍結的當然不止是天氣和人口,還有工資。早些年間,例如1990年代庫爾勒石油大開發的時候,那裏曾經是全國通脹指數最高的地方,羊肉也貴到全國矚目。今天,烏市的羊肉還是一公斤60多元,但是收入水平卻一落千丈。官方公布的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7028元,合月均3085元,基本上符合當地的消費感受,也是街頭無數協警、輔警的入門工資水平。不過,此行聽到不少「單位人」抱怨,他們作為工作時間超過20年的資深中層,月收入不過四五千,更慘的是許多年輕人,月薪普遍只有兩千多,還不如邊境牧民參加「護邊」領取的補貼金。離開新疆,幾乎就是這些「底層」青年的心聲。

畢竟,如果按薪資水平算、不計年資的話,新疆的收入結構從高到低依次是軍人、警察、公務員、普通企業員工和事業單位職工,一些特殊行業如電力、石油等的收入水平與軍人相當或略高。這是新疆本地民眾的收入分層感受,更折射了新疆的政治生態——軍警享有最高地位,是地方統治集團的主體。

本地民眾的收入分層折射了新疆的政治生態——軍警享有最高地位,是地方統治集團的主體。

儘管如此,公務員和基層警察的抱怨還是有所耳聞:已經幾個月沒發工資了。當然,協警、輔警和一線警員等屬於財政優先保障對象,不存在「停發」問題,可是苦了那些年資較高的資深警察和公務員。他們不僅要忍受財政困難下的工資停發,還必須以一週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全時狀態繼續各種值班、執勤、駐村、開會、「結親戚」等日常工作之外的「全員維穩」,像極了文革時期各單位「早請示晚彙報」、幹部們總是晚上開會、時常下鄉的狀況。尤其晚上值班的工作人員,必須面對遠程攝像頭正襟危坐,不得打盹、看書、玩手機,第二天仍然要正常上班,真是「苦不堪言」。

而且,全疆所有的幹部調動和辭職都被凍結,士氣低落,不僅日常工作事實上處於半癱瘓狀態,外來人員到政府機關聯繫不到對口辦事人員已經是常態,行政人員泰半都被抽調駐村;即使不駐村的幹部,也要與鄉村維族居民「結對子」,除了每月下鄉探望、記錄探望日誌,還要每三個月一次招待「結對子」的維族老鄉全家進城、住家。透過當事人描述和手機照片,不難感受到那種兩家人相對無語的無奈。

烏魯木齊五中門前有牌寫著「進入校園請講國語」。

烏魯木齊五中門前有牌寫著「進入校園請講國語」。攝影:白信

日常生活的堡壘化

大概任何人都很容易發現,這種「結親戚」式的漢維團結是強制的、彆扭的。但幾乎沒有人敢於違反這些強制性政策,從個人收檢家中藏書到各單位、大學審查藏書,剔除任何「極端化」內容,到禁穿布卡(蒙面罩袍)、限制禮拜,殺牲時連行一個伊斯蘭手勢也可能被檢舉,然後送進「學習班」。

所有這些都是在「維族離不開漢族」的口號下進行的,一種新的隔離在團結的名義下建立起來:城市化潮流下維族向大城市的流動被干預,留在烏市的維族被要求回到南疆原籍;國家補貼新建大批定居安置點,要求半遊牧狀態的牧民定點集中居住;自治區幹部要求下鄉駐村,2014年起20萬幹部駐村計劃啟動,駐期三年一輪換,多數擔任行政村的「第一書記」;為了解決駐村幹部流動問題,自治區還向河南、山東等地招募曾經在新疆服役的退伍軍人,擔任鄉村幹部,長期定居南疆農村。

同時在「反極端化」政策下,全疆範圍內所有阿文招牌都被拆除,阿文誦經更是禁止。阿拉伯文字和「沙利亞法」(Sharia,即伊斯蘭教法)已經被等同於極端主義,維族被重點貼上了不信任的政治標籤,不僅無法申領護照,而且區內旅行也受到限制。強制要求各穆斯林民族採集生物特徵的計劃早已開始,至於媒體新近披露的針對維族的人臉識別計劃雖然無法證實,但是在全區的「雪亮工程」覆蓋下,大概沒有人能夠逃脱全域監控。

維族被重點貼上了不信任的政治標籤,不僅無法申領護照,而且區內旅行也受到限制。

這就是新疆的堡壘化,從烏魯木齊到喀什,從城市到鄉村,幾乎完全改變了原先的景觀,而頗有置身以色列的錯覺。

以烏市為例,每一個單位,無論政府機關,還是企事業機構,或者住宅小區,都實行全封閉管理,圍牆上架設鐵絲網,門口外安裝防撞欄杆,出入則實行人臉識別;中小學校的管理更為嚴格,每逢上下學或者午休外出時間,中學門外就有約十餘名保安在各個方向把守,禁止市民靠近、穿越;小學放學時間則通常將整條道路封閉;賓館、商場、快速公交站台等公共場所則實行進入安檢;每一個公交站台都有保安和戴袖章的街道「志願者」全天守候警戒;加油站和公路關卡都需要對司機進行身份證和人臉識別,乘客也需要走專門通道接受檢查。

除了這些表面可見的,據當地人介紹,其實每一幢居民樓都要求該樓居民代表24小時輪換值班,每一個機關、企事業單位同樣要求領導層級輪流值班,保證24小時響應。

更可觀的還在於「屯警」的堡壘化,除了每個現有警局都加固,屯警還屯到了街面:每一個路口必有一座兩層或更高的「便民警務站」小樓,使用鐵柵欄、鐵絲網和攝像等安防設備強化,作為警力屯在街面的據點。此外,任何地點的目視距離內,一定還有更小型的單間警亭,供協警、輔警等輔助人員休息。某種意義上,這讓人想起日據時期的「華北治安戰」模式,以固定據點屯守少量兵員,以機動力量控制交通線路和進行支援。

為了解決警力上街問題,烏市將屯警於派出所和分局,改為直接屯在街面。但這並非巡警體制,基本上難以看到正規制服警察的步行巡邏。街面警力的存在仍然以三人一組背對背、或者手持棍棒盾牌、或者手持槍械在固定崗站立,明顯缺乏信心和信任來要求警察在劃定區域裏隨機巡視。以單位控制面積的效率而論,相當浪費警力。

烏魯木齊人民劇場。

烏魯木齊人民劇場。攝影:白信

「雪亮」的鄉村與半軍事化管理

這些物理性的堡壘化只是一方面,另一面則是2017年之後加速的「雪亮工程」。這一計劃始於2007年4月,烏魯木齊被列入第三批「網格化管理」試點城市,但尚未完工就於翌年發生了大規模族群衝突。截至2010年7月,烏魯木齊已經安裝4萬套攝像監控設備,包含8370個「防砸鷹眼攝像頭」,覆蓋3400輛公交車、200個重點公交車站,4400處街巷,270所學校、幼兒園,和100家大型商場超市。

從2015年後,這一計劃升級為九部委聯合發起的「雪亮工程」,所謂「雪亮」,取自中共政治話語中常見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是工程和群眾的眼睛並無關係,而是以「縣-鄉-村」三級行政區域為重心,以攝像頭網絡監控鄉村群眾。到2017年,新疆的雪亮工程投資規模開始領先其他省市,成為全國最「透明」的省區。

只是,這些監控的民族指向非常明確。在喀什老城,幾乎沒有一個小巷沒有攝像頭。在南疆村莊,攝像頭同樣密集,從村口到村內道路,也難有遺漏。而防範最嚴的大概就是各村的村委會,一般都進行了改擴建,不僅作為村幹部的辦公場所,也作為駐村幹部和值班保安的住宿點,劃有單獨的生活區。而村民則被要求每週一早晨到村部參加升國旗儀式,點名並且接受政策宣導。而村部大院守備森嚴,除了鐵絲網、防撞欄杆、阻車水泥墩等,還都設有警報裝置,日常不定期地進行防恐演習,要求值班保安和村裏的治安志願者,必須手持木棒和鐵製水管削尖的長矛及時趕到現場參加衝突處理。

就在我們離開某個村部的時候,駐村的第一書記大概為了表現指揮有力、訓練有素,突然無預警地拉響了警報,果然全村動員起來,扮演「恐怖分子」的村民被狠狠地打倒在地。

半軍事化的管理模式已經成為全疆農村的標準治理模式。駐村的「第一書記」擁有最高權力,可以隨時把有任何「極端化」表現的村民送到「學習班」。

這種半軍事化的管理模式,已經成為全疆農村的標準治理模式。駐村的「第一書記」擁有最高權力,可以隨時把有任何「極端化」表現的村民送到「學習班」。當然,第一書記也擔負着扶貧、反腐等多重使命,節制原有當地民族村長通常會有的「多吃多佔」的「村霸」行徑,也會努力籌款改善村莊基礎設施建設、為村民新建安居房,並以爭取「護邊員」、「安全員」名額的方式直接增加村民的收入。

南疆農村由此連普通民眾的日常收入也與「維穩」體制掛鈎,生活和生產方式也向聚居和定居化鞏固,並且被引導「向黨感恩」,這種模式也因此被稱作「要穩定不要發展」的政策實踐。雖然偶爾聽見一些漢族幹部對此路線的議論,但是並沒有人敢公開批評,也沒有人敢於談及前任自治區書記張春賢「以發展促穩定」的路線。

然而,如果把「新疆模式」僅僅歸結為上述堡壘化的監控,可能真的過於簡單了......(見本系列之二)

(白信,時政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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