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作者2018年冬季新疆考察紀行系列之第二篇。第一篇請參見《凍結的堡壘城市，與消失的人——新疆紀行之一》
如果把「新疆模式」僅僅歸結為上述堡壘化的監控，可能真的過於簡單了，也忽略了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新疆模式」，對中國乃至世界——至少「內亞」層面——的影響。
新大漢主義的監控依賴
新疆是「一帶一路」的起點區域，也構成當下中國的一個全球化節點。正如歷史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他著名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裏斷言的，新疆雖然處在中華帝國的邊緣地區，卻是內亞的中心，任何異動都可能引發帝國的全局性變化。
而新疆社會凍結的驅動力，來自當局加速進行的「反極端化」，也就是消除民族特徵的「新大漢主義」政策下進行的「社會堡壘化」，並且可能正是中國所支持的「全球化」一部分。如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現代性支柱之一——社會監控與民族國家體系相輔相成，上述通過監控體系和新漢化的民族國家體系來完成的「全球化」，和中國在委內瑞拉的監控試驗遙遙同步，也以「新疆模式」的輸出開始改變中國內地和沿海的統治，以及對中亞「一帶一路」地區施加中國影響。
正如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裏斷言的，新疆雖然處在中華帝國的邊緣地區，卻是內亞的中心，任何異動都可能引發帝國的全局性變化。
在新疆，一方面，監控在製造着族群隔離。從地窩堡機場出來，高音喇叭就提醒所有進出車輛搖下車窗接受檢查，但是只要漢族面孔就高速放過，而維族面孔則須下車驗證。在賓館入口，檢查人員雖然也多是少數民族，但是遇到漢族則通常一擺手，而若有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則嚴格查驗。烏市和喀什的大巴扎更為誇張，理論上所有人進入都須查驗身份證，但是漢族遊客則可從專門通道直接進入，少數民族則需排着隊伍挨個查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