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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信:「新大漢主義」的興起及其「內亞」意義——新疆紀行之二

「新大漢主義」在新疆的興起,與其說是出於對少數民族地區極端主義威脅地方穩定的憂慮,不如說是傳統漢地政權對邊疆統治缺乏信心的折射,而有意修改甚至放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改以強力的漢化政策為中心,推行漢民族主義的文化、經濟和社會政策。


2018年11月8日,新疆喀什的一個“便民警察局”前的一個交叉路口,有一個穿著迷彩服及拿著棍子的男士。 攝:Bloomberg
2018年11月8日,新疆喀什的一個“便民警察局”前的一個交叉路口,有一個穿著迷彩服及拿著棍子的男士。 攝:Bloomberg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2018年冬季新疆考察紀行系列之第二篇。第一篇請參見《凍結的堡壘城市,與消失的人——新疆紀行之一》

如果把「新疆模式」僅僅歸結為上述堡壘化的監控,可能真的過於簡單了,也忽略了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新疆模式」,對中國乃至世界——至少「內亞」層面——的影響。

新大漢主義的監控依賴

新疆是「一帶一路」的起點區域,也構成當下中國的一個全球化節點。正如歷史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他著名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裏斷言的,新疆雖然處在中華帝國的邊緣地區,卻是內亞的中心,任何異動都可能引發帝國的全局性變化。

而新疆社會凍結的驅動力,來自當局加速進行的「反極端化」,也就是消除民族特徵的「新大漢主義」政策下進行的「社會堡壘化」,並且可能正是中國所支持的「全球化」一部分。如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現代性支柱之一——社會監控與民族國家體系相輔相成,上述通過監控體系和新漢化的民族國家體系來完成的「全球化」,和中國在委內瑞拉的監控試驗遙遙同步,也以「新疆模式」的輸出開始改變中國內地和沿海的統治,以及對中亞「一帶一路」地區施加中國影響。

正如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裏斷言的,新疆雖然處在中華帝國的邊緣地區,卻是內亞的中心,任何異動都可能引發帝國的全局性變化。

在新疆,一方面,監控在製造着族群隔離。從地窩堡機場出來,高音喇叭就提醒所有進出車輛搖下車窗接受檢查,但是只要漢族面孔就高速放過,而維族面孔則須下車驗證。在賓館入口,檢查人員雖然也多是少數民族,但是遇到漢族則通常一擺手,而若有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則嚴格查驗。烏市和喀什的大巴扎更為誇張,理論上所有人進入都須查驗身份證,但是漢族遊客則可從專門通道直接進入,少數民族則需排着隊伍挨個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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