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信：新疆的“汉化”，还是内地的“疆化”？——新疆纪行之三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2018年冬季新疆考察纪行系列之第三篇。第一篇为《冻结的堡垒城市，与消失的人——新疆纪行之一》，第二篇为《“新大汉主义”的兴起及其“内亚”意义——新疆纪行之二》

新疆在地缘政治和宗教版图上的重要性，都不是单一的维稳策略能够应对的，这似乎也加速中国当局寻求更激进民族主义的压力、从而导向一个以汉化政策为中心的长期策略，也就是“新大汉主义”。其具体面向至少表现在如下若干方面。

再教育的仇恨种子

相对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新大汉主义”首先凸显在国家机器的融入，和对特定少数民族的集体性、强制性的汉化教育，形式上则结合了劳动教养模式和日本在满洲进行的皇民化教育。

后者见诸于在城市和乡村推行半军事化管理、并降低维文显示度的方法，对少数民族实行严格的居住和迁徙管理、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民族识别；而前者则是国际瞩目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在全疆开设“再教育培训基地”，将各种可能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民众关押其中，虽然多为南疆维族底层，但是也包括文化精英和其他民族，甚至对现行政策表达轻微不满的汉族。虽然其总体规模和具体地点无法得到更多证实，新疆当地民众也对此讳莫如深，但是据信超过一百万之众被关押其中，主要进行政策教育、汉语学习和所谓职业技能培训，且“再教育”时间到底持续多长并无定论，而从社区、村委会往上任何一级机构、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都有权将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存在“越轨”言行的公民送进再教育营。

被关进再教育营的多为南疆维族底层，但是也包括文化精英和其他民族，甚至对现行政策表达轻微不满的汉族。

在这一强制性的汉化教育下，副产品之一是：乌市等地长期以来存在的偷盗现象近乎绝迹，当地汉族骄气上升，而南疆地区不少农村的男性青壮年也近乎绝迹，只剩下老弱妇幼和驻村干部；波及较少的哈萨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则不觉有异。

副产品之二则是：目之所及，新疆许多中学校园内都有“进校请说国语”的提示，出现在电子滚动屏或者看板上，维语作为自治区的双语地位岌岌可危，倒是不太标准的英语注示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各种交通提示和警察制服上。

副产品之三则是，全疆推广汉族的农村歌舞，如秧歌、旱船和舞狮，在汉族传统节日期间上街表演，汉化再教育营仿佛扩大了许多。

而最大的改变，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从乌市到喀什，从城市到农村，从与体制内官员吃饭到与村干部和牧民一起吃饭，这次旅行感受最深的可能就是饮食区隔的取消，特别是在吃汉餐时，无论正式宴请还是私人聚会，同席的穆斯林，无论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绝口不提桌上的猪肉，也不会对同一个火锅内涮入牛羊肉之外的猪肉制品表示异议，更少有拒绝喝酒，似乎印证了私底下关于“烟酒肉”的“汉化”传闻。同时，维汉间的恋爱和通婚受到社区和单位的鼓励和支持，这也成为旅途中打趣那些早年因为跨族交往而备受挫折（包括所谓“洗肠”）的汉族朋友的缘由。

随着“再教育营”的持续，新的种族仇恨的种子或许就此埋下，包括在那些分布在“一带一路”的相关民族心里。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新疆不同民族在现有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差异（例如维汉的教育水平差异，前者以小学程度最多，后者以初中程度最多，且前者约70%从事农牧业和服务业等收入较低职业），那么这种汉语和低技能的强制再教育，恐怕对提高各民族未来的职业融合并无多大帮助，只是掩盖此前的民族差距和公共教育投入不足的责任。而随着“再教育营”的持续，新的种族仇恨的种子或许就此埋下，包括在那些分布在“一带一路”的相关民族心里。如加拿大哲学家、政治家叶礼庭（Michael Grant Ignatieff）对新民族主义的断言——“种族仇恨是合法性权威解体所导致的恐惧的结果”。

作为“内部殖民主义者”的兵团

兵团在新疆的地位和功能十分特殊，在当下新疆治理模式中的角色也很复杂。总体而言，它是一个古老的屯垦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也是传统汉化-屯垦政策历史最为悠久的制度主体。

不过，今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虽然经历过1975-1981年间的短暂撤销、改制，但是60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占新疆八分之一人口、工农业规模占全疆近三分之一的庞大经济、行政和军事综合体，非常类似历史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却扮演着“内部殖民主义者”角色。

但是，这种内部殖民的体制与民族国家的统一治理有冲突，仍然是以如何控制帝国的边疆这一历史前提为假设，与原住民的矛盾和资源争夺本身就酝酿着民族冲突。在现代国家的交通和物质条件下，这一内部殖民方式虽然有可能超过历史上汉族占领绿洲进行固定农耕方式而总是难以控制游牧地带的局限性，但其存续性和定位很大程度上只是基于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存在，其自身无法避免1970年代与国企曾经同样的巨额亏损、1980-1990年代与新疆其他地区同样的人口外流。今天中国面临的边境形势，相比1981年复建兵团时所针对的苏联威胁大为变化，兵团作为当前所谓党政军警兵民“六位一体”反恐工作机制的一个天然样板，却和真正的所谓恐怖主义温床——那些贫困的维族聚居区——相隔离。

不过，“新大汉主义”似乎为兵团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当汉族人口外流成为“新大汉主义”对新疆局势最大的担忧之后，兵团作为一个拥有近300万人口的建制性单位，犹如在新疆推行汉化的救星。人口输入本来就是兵团在新疆与内地的各种交换联系中最为重要的功能、一个建制性入口，在今天却能大大缓解“新大汉主义”所担忧的汉族人口减少、兵团人口老化的焦虑。

当汉族人口外流成为“新大汉主义”对新疆局势最大的担忧之后，兵团作为一个拥有近300万人口的建制性单位，犹如在新疆推行汉化的救星。

最新的例证是，今年初，农三师发出广告，向全国范围招收屯民，给地35亩以及住房、医疗、教育和生活津贴等一干福利。而农八师所在的石河子大学和其他兵团学校，也早已成为兵团吸收内地高中学生的有效管道，从而能够以保持高水平的“纯粹”汉族教育充当“新大汉主义”的本地人力资源支柱。就此行访谈接触而言，这类从外地考入兵团大学、成为“兵团人”、然后再留在新疆工作的专业干部，总体上最受当地重用和信任。但至于内地到底会有多少人愿意进疆、进兵团却是十分可疑的，毕竟过去几年间，在卫生、教育、警察等部门面向内地的高薪招聘其效果并不乐观。

“猎巫”与“内地新疆化”

在全疆实行党政军警兵民“六位一体”反恐工作机制的背景下，这一机制已经非常近似戒严状态，警察体制也只属于其中一部分，因此单谈“警察国家”如何如何，似乎意义并不大，毕竟那已成为新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近一年来，时常听到“新疆已经连续多少个月没有发生恐怖袭击”的吹风，在新疆各地见到的公安，也都说最近难得轻松下来了。

但是，在已经成型的社会控制堡垒化之外，尤其在新疆之外，却也时常能感受到新疆模式中警察的核心角色和溢出效果，从中不难发现“新大汉主义”如何驱动警察国家作为当下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的内核，而非公民民族主义或者福利国家体制。

在已经成型的社会控制堡垒化之外，尤其在新疆之外，也时常能感受到新疆模式中警察的核心角色和溢出效果。

譬如此次进疆前后，在内地与一些中层警官的交流中，常能发现他们的“恐绿”（即敌视穆斯林）不是简单地附和社交媒体上的民粹情绪，而是发自内心地把伊斯兰教和西北穆斯林等同于恐怖主义，等同于对汉族的民族威胁，也就是汉族传统中在种族视角上的划分和对立、以及对简化版汉化的理解；而且，他们同样有着对苏联崩溃后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独立的恐惧，并无更多基于“中国革命”或者“共和主义”的认同。

在这层意义上，这些警界精英们的民族区分，和1949年后中国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识别颇有重合，都以（中国）历史主义、而非斯大林主义以社会发展阶段、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行民族形成判别的民族观。这当然是传统的中国大汉族中心主义的复活，政治上却突破了原先裹着“中华民族”外衣的虚伪，未来必然抛弃沿袭自斯大林主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代之以贯穿新疆模式的新大汉主义。

另一方面，这种围绕“新大汉主义”的警界共识，也伴随着援疆交流而相互输出“执法”方式。自从援疆计划开始后，截止2018年中，全国19个援疆省市的公安厅已经派出400多干部到新疆挂职；新疆公安与内地20余个省市区公安的交流，派出人次超过2.5万，接受人次超过1.2万。虽然这些交流都是在“援疆”名义下进行，把所谓内地的“先进技术和理念”传到新疆、帮助新疆警方提高执法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把新疆在“新大汉主义”下无差别对待集体人群、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手法带回内地和沿海地区。

这些交流在“援疆”名义下进行，把所谓内地的“先进技术和理念”传到新疆，但与此同时，也把新疆在“新大汉主义”下无差别对待集体人群、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手法带回内地和沿海地区。

例如，2018年在广州发生了警察对女律师孙世华的人身侮辱案后，当地警界便流传着“要是在新疆早就把她弄进去了的”耳语，而广州和广东警方正是援疆主力。未必有直接关系、但不无巧合的是，就在2018年9月20日孙世华案发生的前一个月，广州迎来第一批新疆“一线功模”民警到粤学习交流。

这种暴力输出，首先以新疆公安厅2014年1月抓捕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为代表，他们在疆外执法，并优先抓捕温和立场的维族知识分子。此后，“新大汉主义”便以猎巫的泛滥方式展开，不仅新疆警方在疆外大肆抓捕，许多“皇汉主义者”也混迹在社交媒体的时政群里，除了积极推销极端主义的反“绿化”言论，就是积极检举任何可疑言论和人物，且这些“猎巫者”往往声称与新疆警方有着某种联系。在这层意义上，今天规模逾百万的“再教育营”也许正是这种大规模猎巫行动的结果，其规模和烈度或许堪比法国维希政府期间对犹太人的猎捕。

“新大汉主义”便以猎巫的泛滥方式展开，不仅新疆警方在疆外大肆抓捕，许多“皇汉主义者”也混迹在社交媒体的时政群里，积极推销极端主义的反“绿化”言论，并积极检举任何可疑言论和人物。

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些汉族猎巫者无视恐怖主义背后的贫困化、民族不平等和自治制度的失败，却被恐怖主义事件的“叫魂”式汉族恐惧心理所主导。对他们来说，哪怕再温和、再建设性的少数民族立场，也等同于分裂主义；穆斯林民众的伊斯兰信仰则通向极端主义；前两者与恐怖主义合成的所谓“三股势力”便等同维族。这或许就是他们对新疆今天局势的认识，也是“新大汉主义”兴起的根源。为解决其眼中的这一“问题”，需要对整个民族和地区进行文化、宗教、社会和政治的全面“汉化”，甚至需要成本巨大的“一带一路”战略，为其收买整个穆斯林世界。

结语

走笔至此，虽然我已回到内地良久，不需要像在新疆旅行时担心微信时常发不出去、半夜手机突然耗电大增、到处只有2G、至多只能连上3G网络，而在内地公路上也看不到路边车头朝向公路一侧的警车、和随时可能遇到的临检；但是，小区和街道上的监控摄像头还是一样密集，片警半夜上门查户口的敲门声仍然在心中砰砰作响，被单位的党政干部谈话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确离开了新疆，却又并未真正离开。

新疆之外的大片国土——所谓内地、所谓中土，或许才是远离文明世界的野蛮边疆，尽管那里似乎更繁荣、也似乎更融合进了全球化。

一个幽灵，“新大汉主义”的幽灵，正在这片土地上兴起。

（白信，时政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