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信：“新大汉主义”的兴起及其“内亚”意义——新疆纪行之二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2018年冬季新疆考察纪行系列之第二篇。第一篇请参见《冻结的堡垒城市，与消失的人——新疆纪行之一》

如果把“新疆模式”仅仅归结为上述堡垒化的监控，可能真的过于简单了，也忽略了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新疆模式”，对中国乃至世界——至少“内亚”层面——的影响。

新大汉主义的监控依赖

新疆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区域，也构成当下中国的一个全球化节点。正如历史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他著名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里断言的，新疆虽然处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地区，却是内亚的中心，任何异动都可能引发帝国的全局性变化。

而新疆社会冻结的驱动力，来自当局加速进行的“反极端化”，也就是消除民族特征的“新大汉主义”政策下进行的“社会堡垒化”，并且可能正是中国所支持的“全球化”一部分。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现代性支柱之一——社会监控与民族国家体系相辅相成，上述通过监控体系和新汉化的民族国家体系来完成的“全球化”，和中国在委内瑞拉的监控试验遥遥同步，也以“新疆模式”的输出开始改变中国内地和沿海的统治，以及对中亚“一带一路”地区施加中国影响。

正如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里断言的，新疆虽然处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地区，却是内亚的中心，任何异动都可能引发帝国的全局性变化。

在新疆，一方面，监控在制造着族群隔离。从地窝堡机场出来，高音喇叭就提醒所有进出车辆摇下车窗接受检查，但是只要汉族面孔就高速放过，而维族面孔则须下车验证。在宾馆入口，检查人员虽然也多是少数民族，但是遇到汉族则通常一摆手，而若有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则严格查验。乌市和喀什的大巴扎更为夸张，理论上所有人进入都须查验身份证，但是汉族游客则可从专门通道直接进入，少数民族则需排着队伍挨个查验。

这里的民族区分，完全倚赖检查者对面孔的判断，和人们自觉的自我分类——后者最明显标志便是着装：毕竟还是有不少妇女坚持戴着头巾，老派的维族人也穿着讲究，从外观上一眼可以看出。

监控的存在，每时每刻提醒着人们在做这种族群划分；而且在监控面前，汉族俨然享有特权。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反而觉得这是对过去多年来“大维族主义”的矫正，这些矫正还包括从路牌到商店招牌和政府机关门牌，维汉双语占全部招牌的比重和上下都被重新调整，更多商店则重做招牌，完全取消了维语——甚至包括那些在传统维族聚居区的店面。这种情绪也传染了维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例如同行的哈萨克族朋友就很高兴这种对待维族的方式，大意是以前也被维族欺负，现在终于可以出口气了。

在监控面前，汉族俨然享有特权。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反而觉得这是对过去多年来“大维族主义”的矫正。

另一方面，同强化监控所伴随的，是对维族民众居住和迁徙的限制，在村庄和社区摄像头的后边，社区和村委的权力前所未有地扩大，他们可以要求在外地经商、打工的维族必须回到原住地，没有许可不得离开（尤其是南疆的维族）。

然而在历史上，这种聚集对这些游牧、半游牧民族与汉族（或其他优势民族）的关系来说，并不新鲜。拉铁摩尔曾经总结说，散居的游牧民族一旦聚集，就会积聚起反抗的力量，无论匈奴人、蒙古人还是突厥人，都是一样的，然后汉族的殖民政权往往就在这种新积聚的力量面前退却。从汉朝以来，这种汉族占据绿洲—压迫游牧、半游牧族群—形成后者的反抗—再行退却的循环不断重复。

从汉朝以来，汉族占据绿洲—压迫游牧、半游牧族群—形成后者的反抗—再行退却的循环不断重复。

2009年“7.5”事件的爆发，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类似机制：南疆的农垦兵团占据了过多的水、土地和就业机会，压缩了维族的生存和生活空间，后者被迫逐渐聚集，且伴随着贫困化和1980年代以来瓦哈比教派的传播，而逐渐形成反抗力量和反抗意识。而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对教育、扶贫和其他公共品投入等的匮乏和失责，却被远在乌鲁木齐的维-汉精英所掩盖、甚至利用，毕竟新疆维族内部的阶层分化比汉族或者全国平均状况更为严重，超过20%的维族人可以计入社会上层，而超过70%的维族则属于中下层，维族内部的阶层矛盾，往往转化为对汉族的怨恨。

更加吊诡的是，对贫困牧民更有吸引力、对异教徒的界限意识更为强烈的瓦哈比教义，其传播曾经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基于中国与沙特政府的友好关系和利益交换，包括中国1980年代向沙特提供东风导弹（这是中导条约生效后无力制止的）并支持阿富汗抵抗游击队，而后者则向中国援建清真寺并提供其他文化援助，例如北大图书馆的建设、以及邀请新疆宗教学者到沙特学习瓦哈比教义。

帝国经略边疆地区的遥远回音？

然而，目前的新疆地方政府——以及北京——似乎并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相反，他们更乐意使用便于监控的、反城市化的集中定居模式，并且采取“市恩”方式，通过扶贫和补贴住房等补偿维族，掩盖自身的责任。

只是，所有这些在“7.5”事件后加倍的补偿，以及集中居住和集中教育的半军事化管理，无论是村庄还是学习班都贯穿着高强度的汉化教育。背后的迫切性，按姚大力对拉铁摩尔汉化观的推进（也是传统中国人对汉化的简化理解）即，这些边疆地带的“夷族”是否汉化，不止是表面上是否能够成功移植汉地制度的问题，而是关系汉族的生存或死亡，类似纳粹的生存空间理论，却更直接。仿佛这些维族的汉化与否，意味着汉族的生存危机——尽管直到今天，北京的儒生们都以所谓“天下主义”来粉饰。

这就是“新大汉主义”在新疆的兴起。与其说这是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极端主义威胁地方稳定的忧虑，不如说是传统汉地政权对边疆统治缺乏信心的折射，而有意修改甚至放弃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改以强力的汉化政策为中心，推行汉民族主义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政策。

“新大汉主义”在新疆的兴起，与其说是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极端主义威胁地方稳定的忧虑，不如说是传统汉地政权对边疆统治缺乏信心的折射。

换言之，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帝国经略边疆地区的遥远回音，更能看到这些古老治理思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改头换面，呈现出典型二十世纪、颇具现代性的种族民族主义。

与当下的种种“新民族主义”相比——从1990年代的巴尔干到克里米亚半岛，从特朗普治下的新美国主义和法德等国的新排外主义——有着近乎相同的起源因素，即因中国在巴尔干危机的介入，混迹反动潮流中却反而加持它，从而成为威权主义中国模式的一个样板。新疆也因此颇有黎巴嫩什叶派从1980年代之前的边缘族群崛起到地区中心的态势，不仅因为宗教问题上升到了中国政治的中心，也因为中国治理层面的新疆模式，将新疆这个“一带一路”的起点再次推回到传统内亚的中心，从而受到全世界的密切关注。

在新疆“再教育营”引发世界范围关注的同时，2014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前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提名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再次向世人提醒维族所面临的文化困境。类似的，许多其他新疆文化精英的失踪命运，都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土耳其）引发前所未有的关切，也提醒中国政府，维吾尔族这个晚至1930年代才建构生成的民族，并非新疆境内唯一没有在境外有着独立民族国家认同的主要少数民族，相反存在着广泛的突厥语认同。

维吾尔族这个晚至1930年代才建构生成的民族，并非新疆境内唯一没有在境外有着独立民族国家认同的主要少数民族，相反存在着广泛的突厥语认同。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012年访问乌鲁木齐和喀什，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其外长也高度称颂喀什作为第一部突厥语词典诞生地的文化价值。随着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和2018年选举胜利后更加积极的外交姿态，“泛突厥主义”同样借着全球化和丝绸之路，重新定义所谓“中心”和“边缘”。

“新大汉主义”的高层政治调整

不同于“7.5”事件后内地滋生的所谓“皇汉派”，如今在新疆居于压倒地位的，是一个有着广泛民粹基础、并得到警界支持的、非常极端的大汉族主义，

这种“新大汉主义”，从中央层面机构设置就可以窥得其倾向。负责协调新疆事务的最高机构——“新疆办”（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组长人选和办公室设置的变化，反映出“新疆模式”的重心已经转向民族政策的调整，而不再是表面上最为突出的反恐和维稳。

“新疆模式”的重心已经转向民族政策的调整，而不再是表面上最为突出的反恐和维稳。

这个成立于2000年的中央小组，在设立之初，组长始终由身任政治局常委的政法委书记担任；但是十八大后，随着政法委书记不再跻身政治局常委之列，“新疆办”组长从2013年起改由政协主席俞正声担任，“新疆办”的办公室也不再设立在中央政法委大楼内，而移至“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民委）机关，由民委主任担任“新疆办”的办公室主任，延续至今。这仅仅属于中共高层政治内一个微小的行政调整，却能管窥新疆问题主导方向的变化。

当然，民委作为中国政治结构中几乎唯一的一向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建制性根据地，在曾经担任新疆自治区主席的维族高官努尔·白克力2018年9月后被以“两面人”名义清理后，恐怕无力抵制这种“新大汉主义”在新疆地区的统治、以及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可能造成的深远负面影响。

（白信，时政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