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白信：「新大漢主義」的興起及其「內亞」意義——新疆紀行之二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2018年冬季新疆考察紀行系列之第二篇。第一篇請參見《凍結的堡壘城市，與消失的人——新疆紀行之一》

如果把「新疆模式」僅僅歸結為上述堡壘化的監控，可能真的過於簡單了，也忽略了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新疆模式」，對中國乃至世界——至少「內亞」層面——的影響。

新大漢主義的監控依賴

新疆是「一帶一路」的起點區域，也構成當下中國的一個全球化節點。正如歷史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他著名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裏斷言的，新疆雖然處在中華帝國的邊緣地區，卻是內亞的中心，任何異動都可能引發帝國的全局性變化。

而新疆社會凍結的驅動力，來自當局加速進行的「反極端化」，也就是消除民族特徵的「新大漢主義」政策下進行的「社會堡壘化」，並且可能正是中國所支持的「全球化」一部分。如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現代性支柱之一——社會監控與民族國家體系相輔相成，上述通過監控體系和新漢化的民族國家體系來完成的「全球化」，和中國在委內瑞拉的監控試驗遙遙同步，也以「新疆模式」的輸出開始改變中國內地和沿海的統治，以及對中亞「一帶一路」地區施加中國影響。

正如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裏斷言的，新疆雖然處在中華帝國的邊緣地區，卻是內亞的中心，任何異動都可能引發帝國的全局性變化。

在新疆，一方面，監控在製造着族群隔離。從地窩堡機場出來，高音喇叭就提醒所有進出車輛搖下車窗接受檢查，但是只要漢族面孔就高速放過，而維族面孔則須下車驗證。在賓館入口，檢查人員雖然也多是少數民族，但是遇到漢族則通常一擺手，而若有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則嚴格查驗。烏市和喀什的大巴扎更為誇張，理論上所有人進入都須查驗身份證，但是漢族遊客則可從專門通道直接進入，少數民族則需排着隊伍挨個查驗。

這裏的民族區分，完全倚賴檢查者對面孔的判斷，和人們自覺的自我分類——後者最明顯標誌便是着裝：畢竟還是有不少婦女堅持戴着頭巾，老派的維族人也穿着講究，從外觀上一眼可以看出。

監控的存在，每時每刻提醒着人們在做這種族群劃分；而且在監控面前，漢族儼然享有特權。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並不以為這有什麼不正常，反而覺得這是對過去多年來「大維族主義」的矯正，這些矯正還包括從路牌到商店招牌和政府機關門牌，維漢雙語佔全部招牌的比重和上下都被重新調整，更多商店則重做招牌，完全取消了維語——甚至包括那些在傳統維族聚居區的店面。這種情緒也傳染了維族以外的其他少數民族，例如同行的哈薩克族朋友就很高興這種對待維族的方式，大意是以前也被維族欺負，現在終於可以出口氣了。

在監控面前，漢族儼然享有特權。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並不以為這有什麼不正常，反而覺得這是對過去多年來「大維族主義」的矯正。

另一方面，同強化監控所伴隨的，是對維族民眾居住和遷徙的限制，在村莊和社區攝像頭的後邊，社區和村委的權力前所未有地擴大，他們可以要求在外地經商、打工的維族必須回到原住地，沒有許可不得離開（尤其是南疆的維族）。

然而在歷史上，這種聚集對這些遊牧、半遊牧民族與漢族（或其他優勢民族）的關係來說，並不新鮮。拉鐵摩爾曾經總結說，散居的遊牧民族一旦聚集，就會積聚起反抗的力量，無論匈奴人、蒙古人還是突厥人，都是一樣的，然後漢族的殖民政權往往就在這種新積聚的力量面前退卻。從漢朝以來，這種漢族佔據綠洲—壓迫遊牧、半遊牧族群—形成後者的反抗—再行退卻的循環不斷重複。

從漢朝以來，漢族佔據綠洲—壓迫遊牧、半遊牧族群—形成後者的反抗—再行退卻的循環不斷重複。

2009年「7.5」事件的爆發，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類似機制：南疆的農墾兵團佔據了過多的水、土地和就業機會，壓縮了維族的生存和生活空間，後者被迫逐漸聚集，且伴隨着貧困化和1980年代以來瓦哈比教派的傳播，而逐漸形成反抗力量和反抗意識。而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對教育、扶貧和其他公共品投入等的匱乏和失責，卻被遠在烏魯木齊的維-漢精英所掩蓋、甚至利用，畢竟新疆維族內部的階層分化比漢族或者全國平均狀況更為嚴重，超過20%的維族人可以計入社會上層，而超過70%的維族則屬於中下層，維族內部的階層矛盾，往往轉化為對漢族的怨恨。

更加弔詭的是，對貧困牧民更有吸引力、對異教徒的界限意識更為強烈的瓦哈比教義，其傳播曾經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這種支持基於中國與沙特政府的友好關係和利益交換，包括中國1980年代向沙特提供東風導彈（這是中導條約生效後無力制止的）並支持阿富汗抵抗游擊隊，而後者則向中國援建清真寺並提供其他文化援助，例如北大圖書館的建設、以及邀請新疆宗教學者到沙特學習瓦哈比教義。

帝國經略邊疆地區的遙遠迴音？

然而，目前的新疆地方政府——以及北京——似乎並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什麼。相反，他們更樂意使用便於監控的、反城市化的集中定居模式，並且採取「市恩」方式，通過扶貧和補貼住房等補償維族，掩蓋自身的責任。

只是，所有這些在「7.5」事件後加倍的補償，以及集中居住和集中教育的半軍事化管理，無論是村莊還是學習班都貫穿着高強度的漢化教育。背後的迫切性，按姚大力對拉鐵摩爾漢化觀的推進（也是傳統中國人對漢化的簡化理解）即，這些邊疆地帶的「夷族」是否漢化，不止是表面上是否能夠成功移植漢地制度的問題，而是關係漢族的生存或死亡，類似納粹的生存空間理論，卻更直接。彷彿這些維族的漢化與否，意味着漢族的生存危機——儘管直到今天，北京的儒生們都以所謂「天下主義」來粉飾。

這就是「新大漢主義」在新疆的興起。與其說這是出於對少數民族地區極端主義威脅地方穩定的憂慮，不如說是傳統漢地政權對邊疆統治缺乏信心的折射，而有意修改甚至放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改以強力的漢化政策為中心，推行漢民族主義的文化、經濟和社會政策。

「新大漢主義」在新疆的興起，與其說是出於對少數民族地區極端主義威脅地方穩定的憂慮，不如說是傳統漢地政權對邊疆統治缺乏信心的折射。

換言之，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到帝國經略邊疆地區的遙遠迴音，更能看到這些古老治理思想如何在全球化時代改頭換面，呈現出典型二十世紀、頗具現代性的種族民族主義。

與當下的種種「新民族主義」相比——從1990年代的巴爾幹到克里米亞半島，從特朗普（川普）治下的新美國主義和法德等國的新排外主義——有着近乎相同的起源因素，即因中國在巴爾幹危機的介入，混跡反動潮流中卻反而加持它，從而成為威權主義中國模式的一個樣板。新疆也因此頗有黎巴嫩什葉派從1980年代之前的邊緣族群崛起到地區中心的態勢，不僅因為宗教問題上升到了中國政治的中心，也因為中國治理層面的新疆模式，將新疆這個「一帶一路」的起點再次推回到傳統內亞的中心，從而受到全世界的密切關注。

在新疆「再教育營」引發世界範圍關注的同時，2014年被判無期徒刑的前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提名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再次向世人提醒維族所面臨的文化困境。類似的，許多其他新疆文化精英的失蹤命運，都在國際社會（特別是土耳其）引發前所未有的關切，也提醒中國政府，維吾爾族這個晚至1930年代才建構生成的民族，並非新疆境內唯一沒有在境外有着獨立民族國家認同的主要少數民族，相反存在着廣泛的突厥語認同。

維吾爾族這個晚至1930年代才建構生成的民族，並非新疆境內唯一沒有在境外有着獨立民族國家認同的主要少數民族，相反存在着廣泛的突厥語認同。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2012年訪問烏魯木齊和喀什，受到當地民眾的熱烈歡迎，其外長也高度稱頌喀什作為第一部突厥語詞典誕生地的文化價值。隨着埃爾多安政權的穩定和2018年選舉勝利後更加積極的外交姿態，「泛突厥主義」同樣藉着全球化和絲綢之路，重新定義所謂「中心」和「邊緣」。

「新大漢主義」的高層政治調整

不同於「7.5」事件後內地滋生的所謂「皇漢派」，如今在新疆居於壓倒地位的，是一個有着廣泛民粹基礎、並得到警界支持的、非常極端的大漢族主義，

這種「新大漢主義」，從中央層面機構設置就可以窺得其傾向。負責協調新疆事務的最高機構——「新疆辦」（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的組長人選和辦公室設置的變化，反映出「新疆模式」的重心已經轉向民族政策的調整，而不再是表面上最為突出的反恐和維穩。

「新疆模式」的重心已經轉向民族政策的調整，而不再是表面上最為突出的反恐和維穩。

這個成立於2000年的中央小組，在設立之初，組長始終由身任政治局常委的政法委書記擔任；但是十八大後，隨着政法委書記不再躋身政治局常委之列，「新疆辦」組長從2013年起改由政協主席俞正聲擔任，「新疆辦」的辦公室也不再設立在中央政法委大樓內，而移至「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民委）機關，由民委主任擔任「新疆辦」的辦公室主任，延續至今。這僅僅屬於中共高層政治內一個微小的行政調整，卻能管窺新疆問題主導方向的變化。

當然，民委作為中國政治結構中幾乎唯一的一向反對「大漢族主義」的建制性根據地，在曾經擔任新疆自治區主席的維族高官努爾·白克力2018年9月後被以「兩面人」名義清理後，恐怕無力抵制這種「新大漢主義」在新疆地區的統治、以及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可能造成的深遠負面影響。

（白信，時政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