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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谁真的在乎校园里发生的那些事?

看著教育局、专家对欺凌的意见时,我感觉像看到了两个世界似的。真实的世界如此庞杂,而“指导”却像一本名著被简化后、再缩窄成为一句“中心思想”一般。

仁济医院董之英纪念中学外貌。

仁济医院董之英纪念中学外貌。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端传媒记者 杨子琪 发自香港

刊登于 2019-03-07

#董之英中学#校园霸凌#记者手记

【编者按】端传媒早前刊出《香港董之英中学校园欺凌案:“异世界”生存实录 》,记者通过采访欺凌影片的吹哨人、同学、旧生和教职人员,呈现各人对欺凌的不同看法,以及校园内的真实面貌。本文为记者手记。

写完董之英欺凌事件的报导后,一直觉得有很多话放在心里,整理不清。

1.

令我非常讶异的,是每日身处董之英中学的人、与远离学校环境的普通人,对“欺凌”极大的理解落差。

在外界对那段欺凌影片义愤填膺之时,在董之英工作过的教职员诗雨却很平静。她说,不能用“社会正常标准”去衡量董之英的情况,因为这种介乎过火与不过火之间、欺凌界线模糊的“疯闹”情况,每天都在学校上演。

在她的描述里,董之英的学生好像一群精力异常的孩子,动不动就打你一下,抢你一下,扭作一团……女生莉莉与欺凌影片里的学生们同班,她也确认了这个情况。在莉莉看来,这群“霸凌者”不过是一群傻子,成日疯癫,讲很贱的话,互相打闹,玩到兴起,就“升级”成影片里的样子了。

有男性友人告诉我,在男校里,更是如此:happy corner、脱裤子……这种程度的疯闹就是男校的文化。

诗雨和莉莉,都同意学校对这影片的描述:“过分嬉戏”。据莉莉说,甚至这影片里被凳子困住、被脱裤子的男生,也同意这个定性,他觉得当时的确是在玩闹。

这种“文化”也许难以合理化欺凌,学校仅以一句“过分嬉戏”就完事更令人无法接受。而是,当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些热血填腔的评论时,我感觉评论者的确对上述语境毫不知情,或者至少没在意。这样的文章好像每一句话都正确,但实际完全抽离,读之就像读到教育专家说“教师一定要帮助欺凌者解决情绪问题”一样,空洞之极。

2.

感觉受伤的学生,与发起玩闹的学生之间的认知落差,让我没法忘怀。

认为受到这种“打闹文化”伤害的叶杰鸿同学(欺凌影片曝光者),是用“监狱”、“想自杀”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他的感受。而被他曝光的同学,甚至完全不懂他为何“背信弃义”,觉得以前大家都玩得挺好的。

我知道,坊间流传很多对叶同学的质疑。而我没法忘记的是,他当时带著他的好朋友,一个瘦弱、说话结巴的男生,前来受访。一开始他们紧张得不肯正面看著我讲话,这使我也对他们产生了怀疑。多番安抚后,在详细的询问过程中,那个瘦弱男孩突然也加入了对话。他们俩都分别说了类似的话:“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我希望知道,有没有老师、校长、教育局专家,在这些影片流出后,真正关心过他们的世界,问过他们:为什么?你们遇到了什么事?

3.

教育局的指引、提纲、资源包,每每让人啼笑皆非。用香港流行语来讲,好“胶”,好“柒”。

诗雨说,在董之英,介入“欺凌”的方法,没法和“好学校”一样。记小过、叫家长、写道歉信,对学生毫无用处,他们家长根本不会理,“分分钟佢出面案底仲厚过你记小过”。

案底厚是夸张之词了。只是,面对这样一群原生家庭懒理、“读不成书”、可能有社会经验的学生,我想知道,教育局给出的“戏剧表演”方法,怎样可以教育他们不要欺负别人、互相尊重?我甚至可以想象在课堂里,教师如果照本宣科讲“什么是欺凌”、“不要欺凌”,底下不要说是董之英学生,就算所谓“好学校”学生,也觉得你好“柒”。

诗雨给出个更生动的例子:一次,低年级学生来欺负她,和她相熟的高年级学生就过来把他们吓退。然后这高年级学生告诉她,自己之前欺凌过这其中一个低年级学生:把他裤子脱掉,抓住双脚倒吊在垃圾桶上。

诗雨问:“这种情景下,我可以怎样?当场骂他、报警拉他?他是为了保护我,才跟我讲了这些话。”

所有的老师、学生,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微妙的、尴尬的、无法言说的的处境:“到底是不是欺凌?”“我该说什么,怎么办?”其实学校外的我们,也同样每日在面对各种“是不是伤害了我”的处境。我们在学校没能说出口的话,今日在办公室也同样没说出口。

然后教育局、学校“指引”告诉我们:处理情绪,不要欺凌;勇敢开口,拒绝欺凌。

4.

采访过程中,忍不住和同事讲:读书不成就转学过来,或者想做职业足球员因此不念书,或者家长懒理……总之,我们社会把学校分成三六九等,理所当然把最好资源集中在“好学校”,把没人理的念不好书的孩子圈在资源不好环境不好的“差学校”,然后教育局实行“校本管理”政策,就说责任在学校自己身上。

这些成年人在期望“差学校”什么呢?难道老师们就忽然懂得处理了、孩子们就忽然懂得互相尊重了?

5.

诗雨是诚挚地相信著,“虾虾霸霸”的学生们,本性都是善良的。她没法忘记这些“坏孩子”会在她捧著一堆功课时冲过来帮她,在她布置壁报时留下来陪她,在她受欺负时对别人说:“诗雨系我睇嘅!”

她没法忘记他们中有人主动希望学好英语,请她补习;没法忘记他们曾经的嬉笑打闹。她没法忘记他们,一如他们在毕业后没有忘记她一样。

她说,曾有学生决定不读书了,在学校的最后一天,竟给所有老师买了“散水饼”。这是香港职场才有的文化。她说她就想,这个学生到底要经历过什么,才会在不念书的最后一天,给老师买散水饼?

在《宽松世代又怎样》里,小学实习老师佐仓悦子在发现疑似欺凌的情况时,非常激动,第一时间使用加害者和受害者的概念,希望解决事情。

山路一丰就对佐仓悦子说:“孩子们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她们对你的喜爱,没有什么可以胜过她们的喜爱,当然也不能辜负她们的喜爱……所以我希望妳也能喜欢上孩子们,不要用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眼光看待她们。也许对你我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月的实习;但对孩子们来说,这也许是能左右她们一生的一个月。”

对于那些被欺负了却不断对老师说自己没事的孩子,那些知道或不知道自己伤害了其他人的孩子,一个老师如何在日常教学环境里介入,这真的需要十分灵活、巧妙的手法和语言吧。老师一辈子会遇到成百上千的孩子,而孩子们一生可能就遇到这么几十位老师,在他们未成年的这段时光里,这十二年的读书日月,也许左右了他们的一生。

看著教育局、专家意见时,我感觉像看到了两个世界似的。真实的世界如此庞杂,而“指导”却像一本名著被简化后、再缩窄成为一句“中心思想”一般。

他们真的在乎吗?

学校、教育局忙著回应传媒时,根本连叶同学都没联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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