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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渊:走不出的“边疆中国”

中国的近代领土属性转型是一项复杂、持久、庞大的国际工程。首当其冲的一个间题是,何为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还是多民族的中国?

边疆民族其实大大迥异于内地省份聚居的固有民族,区域自治取代民族自决,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对于边疆分离主义的克服。图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公共车站。

边疆民族其实大大迥异于内地省份聚居的固有民族,区域自治取代民族自决,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对于边疆分离主义的克服。图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公共车站。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刊登于 2017-12-31

#读书时间#于渊#评论

【编者按】:本文分上下篇,上篇为《于渊:“自古以来的中国”,真的存在吗?》。

在晚清到中华民国之间,民国虽然继承了大部分的清帝国疆域,但是无论疆域范围的变化如何,疆域的性质已经完全变化了──“领土属性”的转型,才是晚清到民国,中国边疆的本质转型,这一时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所提出的“五族共和”,代替了此前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的就是防止疆土的分崩离析。

回望辛亥:为什么五族共和?

这是孙中山提出的著名命题──但大量史料证明,孙中山自己也不相信这一命题。他的最终理想,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汉族主导的民族国家,而“五族共和”,实则是“同化”其他民族。

辛亥之前,革命还是改良一度成为社会争论焦点。在《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秩序与意义 》中,历史学家张灏追溯了四个分属两派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意见,核心的是,革命派关注汉人的主权问题,立宪派则关注汉人的权利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在中国如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产生了纷争。立宪党人主张整合国内各民族,而革命党人则认为,必须以站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为主体。

如前文所说,在晚清,中国已经朝向民族国家开始转型,但那时候的中国领土,不是“雄鸡状”,而是海棠叶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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