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统一/分裂的议题上，无论是泛突厥主义维吾尔知识分子或亲苏维吾尔知识分子都无一以贯之的立场，是否支持统一/分裂，往往受限于当时当地的地缘政治环境。
近日，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林昂（Ondřej Klimeš）出版的《以笔抗争：维吾尔民族和民族利益的话语（1900-1949）》则帮助学术界填补了“近現代維吾爾認同如何發生”这一空白。林昂从活跃于1900-1949年间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入手，分析他们所写历史著作、小说、诗歌、回忆录、宣传册中的民族和民族利益话语，来还原维吾尔民族认同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这些精英对民族利益定位的变化。
林昂发现：19世纪新疆突厥语穆斯林已经形成基于宗教的准民族共同体——穆素尔满（Musulman, 维吾尔语中为“穆斯林”之意，笔者注）。“穆素尔满”具备形成民族的几个特质：群体边界、领土、民族起源、血缘神话、共同信仰、共同生活方式、 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及群体认同感。这些特质在同治新疆回乱期间转化为当地突厥语穆斯林联合起来反抗清廷压迫的社群动员（Communal Mobilization）。在毛拉·穆萨·赛拉米笔下，此时维吾尔社会寻求的民族利益是在新疆推行良治（Effective Administration）以及保障当地突厥语穆斯林的福祉，支持阿古柏赶走腐败的清廷势力则是实现民族利益的表现形式。
在第二章，林昂提出了几个促使准民族的“穆素尔满”认同向现代的“维吾尔”民族认同转变的外部因素：清末民初中国内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及话语构建；奥斯曼/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运动；沙俄突厥语穆斯林倡导现代化改革的贾迪德运动和试图构建现代突厥民族的泛突厥主义；苏联推动民族识别的肯定性行动。
林昂认为，活跃在20世纪10年代—20年代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通过在新式学堂学习、海外留学等途径，接触到了正流行于中国内地、俄国、奥斯曼/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思想，促使他们超越伊斯兰教重新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在书中，林昂援引大卫·布洛费（David Brophy）的研究认为，把“维吾尔”（Uyghur）和新疆的“穆素尔满”（Musulman）联系起来的是德国语言学家朱利安斯·海因里希·卡拉普罗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1783-1835）和俄国哈萨克裔探险家乔罕·瓦里汉诺夫（Shoqan Shynghysuly Walikhanov，1835-1865）。
在新疆本地知识分子1910—1920年期间发表的文学作品中，维吾尔（Uyghur）作为新疆突厥语穆斯林的族名也开始出现，这些文字可以从受过新式学堂训练的知识分子中找到。林昂认为，活跃在1910-1920年代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与毛拉·穆萨·赛拉米不同，他们的作品实现了从传统的宗教话语向现代民族话语的转变，超越了基于宗教的准民族共同体，而视新疆的突厥语穆斯林为民族（拉丁维吾尔文：millet ）。
进一步的， 这批知识分子还提出了“祖国”（英文：Homeland;拉丁维吾尔文：yurt, el, ana diyar, ana yer, ana makan, weten）的概念。这与民族-国家的叙事恰好实现了对接。尽管他们所引入的民族（Nation）和祖国（Homeland）概念将间接影响1930年代维吾尔社会精英对民族—国家话语的构建和实践，不过林昂并不认为此时的维吾尔知识分子视建立民族国家为主要的民族利益。
进入第三章，亦即1930年代，林昂认为有两件大事极大影响了彼时的新疆民族和民族利益话语构建：一是1930年代初新疆穆斯林暴动孕育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3-1934）；二是1933年盛世才上台并推行亲苏政策。如果说1910-1920年维吾尔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还是较为抽象的，那么参与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则已经将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具体化并且付诸了实践。
林昂发现这些知识分子已将“祖国”（拉丁维吾尔文：yurt, weten）具体化为“东突厥斯坦”（拉丁维吾尔文：Sherqiy Türkistan），只是他们所建构的民族并不是维吾尔民族（Uyghur Nationality），而是包括新疆各突厥语民族在内的东突厥斯坦民族（拉丁维吾尔文：Sherqiy Türkistan milliti），在处理与新疆之外突厥语民族的关系时，这些知识分子会承认“东突厥斯坦民族”属于广义上的突厥民族（拉丁维吾尔文：Türk millet）。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知识分子将寻求独立视作民族利益所在。盛世才政权治下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则与这些参与叛乱的人不同，他们对民族和民族利益的思考可以从盛世才当局支持的《新生活》杂志（拉丁维吾尔文：Yengi Hayat）中看出。这些知识分子受到苏联话语影响极深，他们不认为新疆存在统一的“东突厥斯坦民族”，而是存在着十四个民族（英文：nationality；拉丁维吾尔文：millet ）：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柯尔克孜、蒙、塔兰奇、归化、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索伦、满，他们共同构成“东突厥斯坦人民”（拉丁维吾尔文：Sherqiy Türkistan Khelqi）。
当然，维吾尔族（英文：Uyghur Nationality；拉丁维吾尔文：Uyghur milliti）是其中最大的民族。需要指出的是，《新生活》杂志中出现的“东突厥斯坦”只是地理名词，与“新疆”是可以互换的。此时期，《新生活》杂志中也出现了“新疆人”（拉丁维吾尔文：Xinjiangliq）作为指称新疆居民的名词。在独立问题上，与参与穆斯林叛乱的知识分子不同，盛世才治下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承认新疆/东突厥斯坦是中国一部分，他们希望实现在中国框架下的自治，这也符合盛世才的利益。除了独立之外，两个阵营对其他民族利益的定位基本一致，比如他们都希望在新疆施行良治、现代化和代议制政府等。
第四章是本书主要内容的终章，着重分析1940年代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民族和民族利益话语 。正如1930年代一样，1940年代的新疆也曾存在着两个对立政权：取代盛世才的国民党新疆地方政府以及受苏联支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三区革命政权。对立政权的存在方便了林昂继续按照两条路线分析两个阵营维吾尔知识分子在民族和民族利益话语构建中的异同。
林昂发现国民党阵营中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受到了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他们反对将新疆境内的突厥语民族进一步细分，而是主张新疆境内所有突厥语民族归于一个民族—突厥，而突厥斯坦则是突厥民族的祖国。1940年代国民党阵营中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并不谋求分裂新疆，他们的“突厥—突厥斯坦”话语体现的是文化上的意义，他们希望在国民党当局的中华民族话语建构中为本民族求得一席之地，确保自己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而与汉族有同等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并将争取地方自治视为本民族利益所在。
和国民党阵营中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不同，苏联支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三区革命维吾尔知识分子则完全不理会泛突厥主义话语，而是沿用盛世才的民族话语，自认为是维吾尔族（Uyghur nationality）,与哈萨克族、塔兰奇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等一起构成了东突厥斯坦/新疆人民（Sherqiy Türkistan/Xinjiang Khelqi）。在民族利益的定位上，虽然起初他们希望建立独立国家，但随着与国民党政府和谈的进行，他们放弃了独立诉求，转而寻求在新疆建立自治政府。由于1949年国民党势力退出新疆，三区革命维吾尔知识分子受到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重用，他们的民族话语实际上在建国后的新疆占据了主导地位。
作为一部历史学著作，林昂在这本书显露的史料功底是颇为扎实的，他充分利用了维吾尔和汉文相关一手资料，也全面参考了既有的英文学术成果，使本书不失为现代新疆研究中的高水平著作。此外，林昂对维吾尔知识分子民族和民族利益话语的检视，也使读者对维吾尔民族认同的形成有新的了解：现代维吾尔民族认同的形成并不是单线发展的，而是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径。
泛突厥主义维吾尔知识分子构建的是统一新疆各突厥语民族的东突厥斯坦民族或者突厥民族，而亲苏维吾尔知识分子构建的是单一维吾尔民族。之所以后者主导了建国后新疆的民族话语，是因为支持三区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战胜了支持泛突厥主义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国民党政权。在对待统一/分裂的议题上，无论是泛突厥主义维吾尔知识分子或亲苏维吾尔知识分子都无一以贯之的立场，是否支持统一/分裂，往往受限于当时当地的地缘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