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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德国之后，身边的欧洲小伙伴动不动就会五六种语言。乍听很厉害，然而这五六种一般都属于拉丁语系或日耳曼语系，许多词语甚至句法都是同根同源的。我就很不服气了：凭什么汉语普通话跟英语相差那么远是两种语言，德语和荷兰语、挪威语和丹麦语这么像也算是两种语言？或者说，到底怎么才算一门语言怎么才不算一门语言？西欧的各种语言换到中国语境下怎么好似中国的各大方言（dialect or topolect）？
有些所谓的“不同语言”——如挪威语和丹麦语——还是互通的，而一个只会普通话（或官话的某一支）的中国人未经学习应该完全听不懂粤语或闽南语。然而，会说挪威语和丹麦语的可以说自己是“会说两种语言”，到一个会说普通话、粤语和闽南语的人身上就变成“除了‘满大林’，我还会说两种方言”了。（注：我有些朋友不认同或不喜欢 “官话”这一说法，为避免冒犯人我想着既然蒋介石有“常凯申”这一中西结合的小名，那何不借官话的英文名“Mandarin”，将其称为“满大林”）
更蹊跷的是，多掌握的这些“方言”有时似乎还成了负担。有一次，我跟一个广州的朋友在争论谁的普通话口音更重。我们一边指控对方“广东腔”严重，一边急忙调整自己的口音，拼尽全力舍弃“啦”、“噢”、“诶”这种广东味浓重的语气助词，希望让自己的普通话听起来更加“标准”。争执不下，我们叫来两三个北方的朋友当裁判。可能因为我朋友用粤语比我用潮汕话更加频繁的缘故，根据两三个北方来的非专业评委判定，我的普通话在“标准度”上还是更胜一筹。我洋洋得意。
后来回想起这件小事，觉得有些诡异。两个广东人，为什么在比拼谁的普通话听起来不“广东”？生在广东、长在广东、在家里不讲普通话，说起普通话来有广东口音，难道不是正常、自然而又美丽的事情？
之前，我以为一种“话”是不是一种语言是显而易见的，有个世界通用的标准。“‘满大林’和粤语显然是同一种语言嘛，用的都是一套书写系统。”乍一看，这种论断好像没什么问题。但问题是，且不说粤语有自己“非正式”的书写系统，这种论断所谓的“书写系统”指的是哪一套书写系统？新文化运动以前，这种“书写系统”应该是文言文。但文言文与任何一种汉语方言都是虽有千丝万缕联系但相去甚远——它与中国各方言的关系更像拉丁语之于印刷术普及前的西欧诸语。如果说因为有文言文这一套统一的书写系统，“满大林”和粤语就是同一种语言，那所有发源自拉丁语的欧洲语言也可以放在一起视作一门语言了？不对不对。
那如果这“书写系统”是“现代汉语”呢？毕竟，我们现在的书写系统不是文言文，而且也很统一嘛。但现代汉语的书写形式以白话文为基础，而白话文又以“满大林”——特别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满大林”——为基础，若说因为现代汉语书写系统统一，“满大林”和粤语即是同一门语言，不是循环论证？另外，粤语“非正式”的书写体系，虽然用的依旧是汉字，但不通粤语、只通“满大林”的人大概只能看懂几成。若新文化运动之时，两广有一个独立的“粤语白话文”运动，今天岭南的语言景象可能会不大一样。
同样地，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也通过推广教育、标准化新闻广播所用语言等方式，在努力地将讲话让人听不懂的“南越群蛮”转化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华夏儿女”。
其实单单“普通话”这个词就已经很值得端倪了。虽说“普通话”是一门刚被建构起来不久的语言，但因为这种“建构”有其基准，“普通话”这个叫法便不无惑人之处。
首先，普通话实际上是“满大林”的现代标准化形式，但实际上不只有官话有其“标准形式”，粤语、闽南语这些都有，但我们却用“普通话”特指“‘满大林’普通话”。其次，由于避开了“官话”或“北京话”等名称，“普通话”这一叫法还让人有一种学这样一门语言对大家都很公平的错觉。但实际上，在刚推广普通话的当年，学习普通话对于北京人、四川人和广东人而言，难度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所谓的统一的书写系统”并非听起来那么简单，粤语与“满大林”是否同一门语言也远非“显而易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便是在汉人当中，推广普通话对操不同“方言”的人而言也绝非公平，甚至有强加之嫌。由此看来，两个广东人极力摆脱自己跟“广东腔”的干系可谓“虚假意识”的一个例证。
于是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普通话”这一殊荣被“满大林”抢了去，没有粤语或闽南语的份？这里可以来一些简单粗暴的事后解释：“满大林”作为一种书写语言被广泛使用，可能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新文化运动推广的白话文肩负着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也就是将与国族构建息息相关的文学想像传播给不懂文言的大众，不分南北。
但这种区别于文言文、以口头语言为范本的新兴书写语言，其构建与南方诸语没有太大关系。新文化运动以前，“满大林”的个别变体作为口头语言就已经在精英阶层、特别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占主导地位；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南方各大语系的使用者加起来可能与“满大林”的使用者不相上下，南方任何一种方言（或语言）单拎出来都不可能在使用人数上与“满大林”相比。一方面，南方语言多样性太高；另一方面，政治和文化中心都靠北。
文字的出现滞后于口头语言——尽管书写语言会反过来影响口头语言。抛开出现时间不讲，这两者普世化的时间点也相距甚远。口头语言可能是人类沟通的最重要工具，而书写语言在十六、十七世纪以前则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
在中世纪欧洲和明清以前的中国，书写语言和口头语言是相对独立的存在。民族主义者喜欢统一语言，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想利用人们对与这两者差别的模糊认识。一方面，“我们都是法兰西人民”、“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样的口号需要一些方便的佐证，必须有某些“自古以来”便是如此的标识。像语言这样看起来历史悠远同时又是情感载体的东西，自然要担此重任。如果我们用的是同一种语言，那不就说明我们“同根同源”？没有语言的统一，我们进行“想像”的媒介都不同，何来一个统一的“想像共同体”？从19世纪中下叶开始，远在巴黎的法国政府往法国各地输送讲授“标准法语”（也即巴黎法语）的教师，“将农民转化为法兰西人”（尤金·韦伯语）；同样地，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也通过推广教育、标准化新闻广播所用语言等方式，在努力地将讲话让人听不懂的“南越群蛮”转化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华夏儿女”。
是语言还是方言，看似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到头来依旧是许多“客观事实”都是由权力所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