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7月初爆发的广州中山大学#MeToo事件，随着校方处理通告的发布，暂告一段落，但是行动者的反思没有停止，本文正是相关行动者对是次事件在理论及行动层面的全面自省。
“我们何时变得这么激进的？”2018年5月8日，校门外的餐厅，我们聚在一起，每个人脸上都是纠结和疲惫。
在11天以前，4月28日，《田野里的“叫兽”》一文发布，作者匿名曝光了我系某老师在进行田野研究时的性骚扰行为——那些我在两年前就听到过的“故事”。
于是，随后两天，我和几个系内好友一起写了一封建议信（未在网络上公开），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关注小组”的名义（下文简称反性骚扰小组。小组仅因学生关注本次事件而自发成立，非长期组织）发送到了院领导的邮箱。
在我们撰写建议信期间，《田野里的“叫兽”》所提及的被侵扰方表示，TA们（编按：他／她的汉语拼音，是中国大陆近年的网络新词，在指代对象含有不同性别、或作者认为毋需清楚交待性别时使用）没有意愿再把自己曝光在公众视野中，对此，小组成员表示尊重并接受了TA们的意见。与此同时，系内另一位老师——张鹏——的事迹却开始浮出水面：他骚扰过的人数更多、持续时间更长、情节更为严重。我们也和张鹏性骚扰的当事人取得了联系，了解了TA们的经历、诉求和困难。
因此，在这封建议信中，我们除了附上院内两名教师涉嫌性侵扰的口述故事、要求院方调查处理涉事教师之外，还进一步要求校方建立防范性骚扰机制。建议信在4月30日凌晨一点多发出，凌晨两点多我们就收到了答复。院领导答应，在“五一”假期回来以后，跟我们开一个座谈会。而被张鹏侵扰的当事人们，在5月初向学校纪委集体举报了张鹏。
我们决定等待学校和学院的回答，直到发出建议信两个月后。
这是我们的人类学系，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
尽管苦于反复的纠结、权衡，与官僚系统的拖沓带来的情绪内耗，我和同伴们仍有这样的自省：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只是在为当事人的自主行动积累合法性。
“那可是我们的老师啊，那可是陪伴了我四年的人类学系。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自4月28日起，我们每一天都有新的信息交换和纠结。受害当事人的经历、校长会“灭系”的传言、对本系和老师的复杂情感，让伙伴们的情绪持续负重超载。大家一点一点消解着“要亲手将人类学系推上风口浪尖”这一心理压力。
然而，在历时两个月的、看似没有尽头的等待中，学院逐渐将在座谈会上所承诺的制度建设，缩窄到“田野调查专业实习”这一范围内，而学校纪委在几次与当事人的谈话后便鲜有回音。
长期以来对校方官僚体制的认知，使我们不得不审慎看待学院与学校的处理态度。另一方面，自2018年初在内地高校燃起的#MeToo之火，也让我们看到，当校内体制无意或拖延解决事件之时，舆论倒逼制度改革的力量。
尽管苦于反复的纠结、权衡，与官僚系统的拖沓带来的情绪内耗，我和同伴们仍有这样的自省：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只是在为当事人的自主行动积累合法性，张鹏事件何去何从应该交由TA们定夺。
两个月后，在当事人的自主决定下，我们陪着TA们一起走向了媒体。
7月8日，“人间theLivings”刊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下文简称《她》）一文，令张鹏事件彻底曝光有如水闸泄洪，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从7月8日媒体刊发文章，到10日学校发出《情况通报》，短短三天，事情骤起骤落。我们发出的声音夹杂在无数群响之中，无数的力量在角逐，而我们并不突出——在这次几乎不受我们掌控的事情里，我们到底完成了些什么呢？我们的行动，是否稍微撬动了长期植根于高校空间里的性别不平等与性骚扰问题？从我们的角度而言，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让“性”在高校中变得可言说
在一个多年来缺乏性别平等实践的学系里，此番行动所撕开的“性与性别”的讨论空间无疑是重要的。
首先，中大#MeToo希望使“性”的话语在高校之中变得可以言说。在中大被卷入#MeToo浪潮的两个月余时间里，我们在行动中尝试了各种路径，努力让“性骚扰”成为具有可见性的问题。
最初，当《田野里的“叫兽”》一文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之后，我们便在呈交学院领导的建议信中，整理了数名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试图从有血肉的故事出发，让院领导们看到身处权力不对等关系中的当事人们，所遭受的伤害及困扰。此外，我们也明确地提出了诉求：希望学院召开由师生共同参与的座谈会，共同探讨问题表达意见；希望学院每年为师生开展性别平等相关的教育；一同促进防范性骚扰的长效机制的建立。
我们深刻地认为，性骚扰事件的频发与当前制度下的权力结构紧密相连。强势的一方可能会因为手中握有的权力而更轻易地实施侵扰，性骚扰可能以一种成本极低的方式发生，却给当事人带来深重的伤害。
在一个多年来缺乏性别平等实践的学系里，此番行动所撕开的“性与性别”的讨论空间无疑是重要的：事件发生后，中大人类学系以“性骚扰”为主题开展师生座谈会，把处于权力结构中不同位置的人聚集在一起，将性骚扰这一涉及性别与权力关系不平等的问题摆上枱面讨论；尽管在学校层面建立防治性侵扰的机制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学院也对我们的建议信做出部分回应，承诺将在“田野安全教育”和“新生入学教育”中纳入防范性骚扰教育，并在对老师的“师风师德”建设中增补防范性骚扰的相关内容；在毕业前夕，我们亦以“一群热爱关心中大的毕业生”之名，向人类学系的老师们投递一份与防范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相关的“毕业礼物”。这些举动为师生双方制造了检视与反思自我的契机，而不同文化背景与身体意识下对性的不同认知，也同样得到了平等讨论的可能。
此外，在《她》文发布引爆关注热点之后，几乎所有的媒体报导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性骚扰”来定义张鹏的行为。这或许可以证明：席卷中国高校的#MeToo运动并未增深社会对“性”的恐惧，而恰恰让“性”和“性骚扰”成为了可以被言说和讨论的话题。借此契机，中大校友和学子亦建立起“metooinSYSU”的微信公众平台，期待建立学生互助平台，为受困于性骚扰的当事人提供支持，也向广大师生提供诸如如何应对校园性骚扰、如何取证与求助等方面的建议。
新机制的建设，确实可能再次卷入官僚系统的逻辑，制造并强化新的“科层叠叠乐”。但在现状之下，去推动一个平台的成立，既具有倡导的可行性，也能以此汇聚起当事人与行动者的目标。这至少是一种可行的监督手段。而若公开、平等的讨论能使“性骚扰”三个字在校园中直接说出，而非绕道于“学风”、“师德”之类的官方话语，必将是对既定的性话语的一次突破。
自始至终，#MeToo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曝光多少位高权重者的“恶行”，而在于女性的自我赋权与性别平等议程的推进。中大#MeToo所创造的平台，也绝不是充满控诉的“受害者叙事”联盟——它鼓励曾经遭受性骚扰的人们站出来发声，期望揭示现有的权力结构中切实存在的诸多压迫。
以往，在与性相关的侵扰行为之中，人们常常将过错加诸于被侵扰的一方，使受到侵扰的人产生“羞耻感”，认为自己的经历是需要被掩盖、不能公开的。#Metoo运动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打破这种对“受害者”的压迫，让受到侵扰的人摆脱被指责所带来的“羞耻感”，摆脱污名，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光明正大地谈论与性相关的话语。换言之，正是#MeToo运动所搭建的平台推动创造了一个安全的、信任的、女性主导的讨论性的空间。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行动所打开的空间仍是有限的。比如，在中大对张鹏事件的官方回应中，从未出现过“性骚扰”三个字，而是仍以“师风师德”这样的个体道德话语一概而论。又如，权力机制对此的反应更多在加强对学生的性安全防范教育，这种教育“受害者”的思维并未真正改变不平等的性别与权力格局。
去中心化的大联结
可以说，在内部组织上，我们便一直竭力去除中大#MeToo运动中的“中心化”；在外部，则期待与接纳“去中心化”群众的自然连接。
其次，作为一次由诸多学生自发参与的事件，中大#MeToo实现了一场去中心化却不失力量的大联结。
“这个反性骚扰小组是谁牵头的？你们为什么反应速度这么快？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组织？”在与校方、院系协商的过程中，以上质问令我们哭笑不得。在这疑似肯定反性骚扰小组的行动速度与效果的质疑背后，隐藏着官僚体制对于公民／学生行动根深蒂固的想像和成见——任何的“搞事”都有一个明确的核心领导人物／组织，而参与其中的学生往往是被利用、被煽动的。
科层制系统中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何一群学生能如此热情、团结、高效地参与推动一个“事不关己”的社会议题？
而#MeToo运动——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正是在于对这种固有想像的挑战与突破。
基于自身的性别身份与身体经验，行动者努力以同理心理解当事人的性别压迫经历，把从共情中获得的力量转化为行动。于是，有曾见证田野性骚扰的毕业生匿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文章，有遭受性骚扰的当事人们联合举报，有中大学生自发建立反性骚扰小组、给学院寄送倡议信，有学生组队参加学校“十大提案”活动倡导机制建设，有校友建立“metooinSYSU”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并发起联署公开信，也有校友自发寄送建议信至校长办公室……
参与行动的学子们有男有女，来自不同年级、不同院系，不少甚至素未谋面，但都关切此事并致力于推动高校性别平等教育与防范性骚扰机制建设，在没有明确核心骨干的情况下自发地走在了一起。
具体从此次中大#MeToo事件而言，我们认为去中心化的格局形成的主要条件有三：
第一，国内女权行动派的长期深耕。尽管舆论管控日渐收紧，近年来活跃于全国的女权行动派们仍在线上线下野蛮生长，开辟出愈发广阔的性别讨论空间，也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有意推动性别平等的年轻行动者。在此次事件中，我们看到受益于女权主义和公民教育洗礼的中大学子积极地站了出来，成为推动中大#MeToo的一股强大力量。
第二，我们这些行动者多受到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的滋养，当事人、系友和校友在事件中纵使立场不同、行动风格不同，但都对性别议题较为敏感。曾有朋友问我：“是不是你们这种人文社科专业／中山大学特别多性骚扰问题？”我想，是因为当我们手里有了锤子的时候，便会特别留意到钉子的存在。
《她》一文刊出后，互联网上亦开始流传各种真假难辨的中大人类学系“八卦”。这些质疑与抨击一度令我们无比沮丧。但如我们于7月10日刊出的《七问七答：中大反性骚扰关注小组回应张鹏事件》一文中所言：正是因为有人文社科专业背景的长期滋养，我们才能“积累勇气，站在公众面前接受审视”。那些参与校内提案、校外联署发声、撰文梳理信息的行动者们，也多是这么集结在一起的。而在这其中，我们并没有一个处于中心位置的领导者。
第三，反性骚扰小组及其他行动者的性别构成（以女性为主），及受这一性别构成所影响的行动风格。这里的行动风格是指，受过女权主义洗礼、对自身的女性身份有所觉察、性格温和的我们，在过去两个月的行动中一直反复地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甚至自我质疑。
我们努力以同理心理解事件各方（包括涉事教师）不同的立场与态度，尝试以温和却不失坚决的态度推进每一次大小行动，并尽力保证一切决定均经由伙伴们民主协商，避免让自己成为意见领袖。尽管小组成员中有男有女，我们仍戏称这是一种“姐妹情谊”。我们十分认可这一标签，并不是对“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而是在女权主义的信念之下在行动中形成的切实友谊。
可以说，在内部组织上，我们便一直竭力去除中大#MeToo运动中的“中心化”；在外部，则期待与接纳“去中心化”群众的自然连接。在行动中，我们始终以女性（尤其是当事人）为主导核心；在面对纠结与矛盾时，我们时时不忘自我反思，给予彼此信任、支持以及同理心。
在实践中回应理论
“性骚扰”定义的模糊性，也是我们此次行动的最大纠结之一。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单方面地、简单从字典或论文中取出那几行“定义”就可以直接使用的概念。
再者，在行动过程中，实践会赋予我们诠释和回应理论争辩的力量。多年以来，性权派和女权派在性骚扰议题上的争辩从未停止。如中大#MeToo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黄盈盈便发表了《“MeToo高校反性骚扰”的社会学分析与对策建议》一文，对声势浩大的反性骚扰运动提出批评。其中，黄盈盈指出#MeToo的出发点虽是为女性讨回公道、惩罚性侵者，其后果却是“强化女性的‘受害者’位置，弱化女性的‘自主能力’，从长远来看并不能撼动性别不平等的结构”。
然而，我们想与黄盈盈商榷的是：我们认为这次行动恰恰很好地表明，即使是在#MeToo运动的框架内行动，也可以充分发挥女性的主体性。在是否举报张鹏、是否利用媒体力量倒逼事件处理等关键问题上，我们都首先以当事人的意愿作为行动的方向指引。同时，在我们发出的系内建议信、校友倡议信和后续推文中，都使用“当事人”（尽管事件发生后采访的部分媒体拒绝使用我们这种说法）而非“受害者”来指代五名女性，以淡化她们的被动属性。
实际上，在行动的全过程中充分尊重和发挥当事人的主体性，不仅仅是行动者“应该注意”的事情，当事人呈现的主体性反过来也会给予行动者力量。随着事件的发展，勇气与力量开始呈现在她们的一举一动当中：她们中有人剪了清爽的短发，发布朋友圈说“期待新的开始”。每次谈话中她们冷静而清醒的诉说，也都会令我们感到振奋，让我们看到行动的希望。与其说是我们的加入给了她们支持，倒不如说是她们的坚毅成全了我们的行动。
针对#MeToo运动和防范校园性骚扰的行动的另一则“提醒”是：不能照搬西方关于“性骚扰”的定义，在“性骚扰”的定义上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世情和人情（颜良闻）。也就是说，在理解性骚扰和推进反性骚扰时，必须照顾“中国特色”，不能在“缺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转向不加批判地学习美国及台湾等地立法经验”（黄盈盈）。但事实上，仅从我们所参与的这两个月行动来看，高校反性骚扰的“中国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如果说当下缺乏对“性骚扰”的“充分讨论”，那么我们正在做的，便恰恰是在推进相关讨论并积累中国本土的经验。
比如，在此次事件中，我们和当事人依然首先选择通过学校的纪律检查部门来推动解决事件；在寻求制度建设的途径中，既有的“师风师德”约束条例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突破口。但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了性骚扰事件的处理充分暴露出科层体制的弊端，也正因对这些弊端有所觉知，我们才讨论出推动独立的防范性骚扰机制的必要性。
“性骚扰”定义的模糊性，也是我们此次行动的最大纠结之一。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单方面地、简单从字典或论文中取出那几行“定义”就可以直接使用的概念——如果是，一切问题就都很简单了——在其背后，正是不同秩序的性别文化观如何对话的问题。更何况，具体情境的复杂性也为“性骚扰”的判定增添了重重困难。
对于在人类学系度过了四年时光的我们而言，要批判曾教授过我们的老师的言行，无疑是艰难的。尤其是，如果实施性骚扰的教师本人脑海里没有“性骚扰”的概念，只因缺乏性别平等意识和对自身权力的觉察而“犯错”，那么对于尚未达成共识的理念差异，怎样的处理才是合适的？我们之中谁又有权力去裁定“有意”和“无意”二者之间模糊的界限？
毕竟，在羞于谈论性议题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教师，未必能时刻地、事无巨细地对自己言语、行动之中的“问题”有所察觉；而在同一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也可能无法在每一个情境中都及时地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达自己的不适，给老师传递“不”的信号。如果不加分辨地一味批判与指责教师，那未免会滑入一种道德上的独裁。也因此，我们在每一篇给学院、给学校、给公众的文字中力求“面面俱到”地传达我们对于性骚扰这一问题之复杂性的理解。
对于女权行动派推动反性骚扰建制的做法，也一直有声音“指控”其过于亲近国家、拥护权力，存在强化公权力对私人生活领域的管控的危险，认为这是太过幼稚和天真的做法。然而，对于实实在在生活在国家之中的我们而言，国家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存在。并且，国家也从来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自在自为”的主体，反而是我们不断引申、不断杯葛、不断改造的所在。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踏出这一步，我们甚至连行动的第一步也无法踏出。
当然，势单力薄的我们无法脱离“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批判性论述的提出、实证研究的参与、与行动者的自反性，也都十分必要。但不论如何，行动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行动”，只有直面“国家”甚至有技巧地参与“国家”，才能让更多结构上的受压迫者看到同盟，才能串联起更多自发的行动者，才能借助现有的条件开辟新的社会空间，拉出新的阵地（正如女权行动派们所一直努力的一样）。这一种真诚面对当下“权力运作”和“社会现实”的“权力观”，一点都不幼稚。
中大#MeToo未竟之处
中大#MeToo的行动或许有阶段节点上的“胜利”，但那些支撑我们开展此次行动的理念却还没有得到广泛理解。
然而，正如一位当事人所说的：“这不是结果，只是一个开始。”两个月以来的中大#MeToo 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离我们期待达成的目标仍有不少的距离。
最重要的，在于防范性骚扰机制的建立仍是一片空白。在中大发布的《情况通报》中仅有对张鹏个人的处理结果，通报将性骚扰归咎于个体师德的缺失，对机制建立的事宜却只字未提。从行动最初开始，我们最大的共识便在于建立机制的必要性，这一机制应包括性别平等、反性骚扰的师生教育与性骚扰发生后的申诉处理机制两个部分。
之所以以机制建立为共识，在于我们认为，性骚扰的发生绝不仅仅是个体道德问题，而植根于性别与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之中。倘若只关注对个人的处理，不但容易滑向对个体、对特定性别的道德审判，高校性骚扰问题亦难以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并且，性骚扰事件不仅仅存在于师生之间，也不一定只是教师对学生的单向行为，如果仅将此纳入“师风师德”的范畴，等于无视其他情况的可能。归根结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长期机制，优化校园环境，营造良好的氛围，才是治本之策。
另外，从更长远的角度而言，反性骚扰的目的不仅仅在反性骚扰，更在于真正意义地改变社会上关于“性”的文化——这一点，包括中大在内的国内高校#MeToo行动仍在艰难跋涉中。目前，中大与其他各高校事件所促成的，仅仅是让性骚扰变得更加可见。
我们希望，长远可让公众更加愿意认可：性骚扰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一种切实的问题，也让“性”逐渐成为可以被言说、被正视和讨论的存在。公众不再扭扭捏捏地以“毛手毛脚”、“行为不检点”、“咸猪手”、“揩油”的说法来避讳，而是大方地说“这是性骚扰”，知道原来这是可以“say no”的事情；公众越来越多地了解“性骚扰”的内涵，知道它不仅局限于传统认知意义上的肢体层面；公众舆论也不再单一地“荡妇羞辱”，而是越来越多地矫正视线，不断重新审视“性骚扰”行为的责任主体和文化背景。
可是，注意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避免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仍未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意识；“性骚扰”诉讼的立案难、取证难、赔偿难的问题，参与“围观”的公众也未充分体会。即使是部分参与声援、积极“调查”其他施害嫌疑人的热心人士，也并未能时刻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权衡诸如简单举报能否为当事人寻回公正、未经沟通引起的舆论波澜是否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多压力等问题。而纠缠于性别、科层、权力、法律、人情的性骚扰问题，注定盘根错节，无法简单诉诸未就性骚扰问题展开充分讨论的现行法律。
权力机构在处理性骚扰事件时，也仍多将性骚扰视为男性对女性的、强者对弱者的伤害，因而在面对该问题时心痛于“女学生受害”，未能跳出“保护主义”的窠臼。为了简单、快速地解决涉及多类关系的性骚扰问题，权力机构仍然将对性骚扰的想像限定于教师对学生单一方向的侵扰，在处理与预防上简单地强调“男女有别”、“师生隔离”。且由于谈论性的环境仍未被完全打开，校方仍然遮遮掩掩地以“师风师德建设”之名处理涉事教师，不予“反性骚扰”以正名。
这些都说明，反性骚扰与性别平等之路仍然任重道远。换言之，中大#MeToo的行动或许有阶段节点上的“胜利”，但那些支撑我们开展此次行动的理念却还没有得到广泛理解。
我们希望用实践推动对性／别平权的讨论
形势固然复杂，但与其被种种负面信息拖入无力的内耗深渊，还不如凭着“良心”和“冲劲”，切切实实地做点事情。
张鹏事件暂告一段落，中大#MeToo却有更长的路要走。回望过去两个多月，阶段性的“胜利”还是值得庆贺。毕竟，我们这群“天真的人类学学生”所思考的、纠结的、实践的，还是在轰轰烈烈的高校反性骚扰洪流中留下了些许痕迹，以自身之努力实践社会科学之批判与实践精神，延续中山大学性／别平权脉络。
一路走来，有不少对我们的行动过于温和或过于激进的质疑与批评，有不少对此事所勾连的权力系统内部斗争的“吃瓜式”分析，更有不少认为区区学生难以撬动权力的消极之声。形势固然复杂，但在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学生看来，与其被种种负面信息拖入无力的内耗深渊，还不如凭着“良心”和“冲劲”，切切实实地做点事情。毕竟，不去尝试，改变如何可能？
此外，这段时间以来，当事人们的坚毅，一直是我们行动的最大动力。如果不是TA们勇敢地决意站出来，赤裸裸地向权力机关和公众剖开自己的伤痛，坚毅地面对各种不可控的舆论质疑与巨大的体制压力，现有的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怀着对TA们的感激与敬意，我也真诚地期待TA们的勇敢姿态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期待性别平等教育与防范性骚扰机制早日出台和落实，让遭遇性骚扰的当事人们不必再借由“媒体审判”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来寻求公平、公正的处理。
（Lion，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校友）
【作者按】：此外，可以进一步反思的是，在事件传播过程中，#Metoo议题本身的“政治正确”是否引入了某种程度上的民意挟持？在行政和司法系统对张鹏作出裁定之前，公众是否已经对张鹏预先地进行了带罪审判？这些似乎是#Metoo 浪潮中的每个子运动都会面临的问题（或者说困惑），但我认为这不是困境，更不是悖论。
首先，“媒体审判”是将社会运动事件化、新闻化的过程中与新闻议程设置的固有缺陷相遇的一个表现，不分情况地套用这个已经部分“污名化”了的概念，会阻挡我们看待符合程序的操作和合理诉求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对于弱势群体在社会运动中的“赋权”是否必然或实然地导致“新的特权”的生成，这种“舆论支援”作为一种“补偿”是否正可以说明某个群体处于实质的弱势地位？对这些个问题的回答不应沦为一个纯学理推断或者语言游戏。那些认为被“遮蔽”了、被裹挟了、被边缘化了的的声音，必须放到现实中检验其在文化和权力秩序中的实际位置——有趣的是，这也正是弱势群体最初站出来争取话语表达的起点。
我想，我们不需要害怕提出问题，我们的目的是共同解决问题——尽管我们首先要将它“问题化”。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正在不断提出，我们的行动也一直试图邀请社会各界共同回应这些问题，而不是自问自答、自己挖坑自己填。毕竟，从来没有一步到位的事情，不同的力量仍然在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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