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女权之声”，端传媒获授权编辑转载。
当2017年结尾，回望这一年间中国女权遭遇的种种，令人充满忧虑，甚至有难言的恐惧。感谢罗茜茜，陌生的女生带来示范和鼓舞，显示此刻女人仍能找到她们的力量。
这里不想讨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小武性骚扰事件（注一）应该如何走向，而是想就这一事件，探究女人如何在已经深度中毒并且随时可能被扼锁的社交媒体上发声甚至制造波澜，以及反性骚扰议题倡议的未来机会，虽然罗茜茜开宗明义提出“MeToo”运动令她深受启发，这却是我最后才会谈到的对比。
2017年5-6月的“北电侯亮平事件”（注二），不是第一次让大众见识到网络封杀的蛮横决绝，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女毕业生对教师集体霸凌的凄厉控诉，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痕迹。
然而，当时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从这一事件中所感到的，更多却不是悲愤，而是惊喜。那段时间，打开各种不相干的热门微博，总能目睹“水军”的奋斗——网友们躲在评论里，一条又一条地坚持复制粘贴着“北电侯亮平”“不要忘记”“让更多人看到”等等。
这不仅是抗争着封杀，也抗争着遗忘——封杀使遗忘变得太容易，互联网的记忆已经像金鱼一样短了；而“北电侯亮平”这几个字的生命却异乎寻常地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是的，人永远不会放弃抵抗，没有人会真的甘于被奴役：这就是我目睹这场消耗战时领悟的，这是一些身在中国互联网之外的幸运的地球村民们，总是猜测中国人是否已经麻木的那些人，所不能理解的。
但当时我并不理解，在怪现状比比皆是的社会里，为什么那些教师的所作所为，一旦被揭发就导致那么广泛、强烈、持续的愤慨。到现在我才有所体会，那是因为，高等教育体制内的父权式霸凌，早已在许多青年心中种下愤慨，只待站出来的女生“阿廖沙”呼唤大家的感同身受。
走过忍耐的临界点
问题不在高校里还有多少好的管理者和教师，而在于这个体制已经无数次被证实与其不好的成员相互配合，用官僚主义——学校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和指导——包装和庇护暴力并拒绝纠正。
当然，被听见的控告绝对不是无数次，相反只是极少数，但每一则被说出来的证言，都有无数人因亲身经历而相信和共鸣。所以今天回看“北电侯亮平”事件，那像是划出了一个人们终于走过的临界点：不再忍耐，也不再抱幻想。
这里说的“人们”，是在迭经清洗后成为社交媒体用户主力的年轻人，从“围观改变中国”时代的昔日标准看，他们日常可能是相当“不关心政治”的。但他们却大有将尚未被无脑八卦、奉旨爱国与买买买完全麻醉的生活政治化的能力和自觉。
当他们意识到即使是针对一个学校一个系几个教师的声讨都会被维稳的时候，他们清醒而顽强地做出了投身于人肉网络战的决定，没有犬儒气息，抱着绝望中的希望，而仅将希望寄于其他网民——太感人了有没有。我为从未转发过“北电侯亮平”这个标签而后悔。
北电事件，就这样做了功。我视北航事件的发酵在一定程度上为北电事件中的民意再起，即青年人对高等教育中权力败坏包括性骚扰的愤慨的再一次泛滥。这不是说揭发者们被北电事件直接影响，而是说，北电事件再一次为后来的揭发者积蓄和训练了舆论基础。女生能在网上说话，是因为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网络不再时刻眈眈猎捕戕戮“坏女人”。
回到女权的维度，或许当中国高校女生达到50%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今天的战争。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大学，和相当多的教师，始终没有做到坦然接受女生的进步。从教育部以下，录取政策中有种种门槛来控制女生的人数。
教育系统公然阻击女生的进步
微博上有一个标签叫“#性别歧视的教授今天又说了啥#”，其中收集的言论有直露的，有假做父爱的，但宣扬的其实都是女生不配平等，不配优秀。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师何光顺说女生应该化好粧再去上课以愉悦男生，已经是一种含有性骚扰意味的歧视言论，而浙江大学教授冯钢惯于叫男生女生一起吃饭喝酒高谈阔论自诩名士的风格，则是教师直接享用学生的仰慕与服从的权力实践，与性骚扰妥妥同构。
我的意思是，当教育系统体制化地、公开和集体地坚持着阻击女生的进步，贬低女生的价值，这已经等于是变相为性骚扰铺温床，再化合以教师与学生之间宰制与依附的畸形且不受制约的父权式关系，性骚扰没办法不成公害。然而相反的一面却是一代女生的成长。历史似乎总是这样的节奏，新女性对旧时代，矛盾从从体制内突破到体制外，社会震荡而才有可能革新。
所以大家都看到，这些女生的初衷是借互联网赋权，来解决她们的个案，但其效应又绝不限于某个个案。在中国女权议题的版图上，性骚扰早就存在，并不陌生新鲜，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女性怨声载道，男权社会置若罔闻。
像其他所谓“妇女问题”一样，性骚扰也被归于“妇女的问题”，是妇女不自重、不反抗，以及投机诬告的问题。骚扰者不受惩罚，而受害者无论做何选择，都会沦陷愈深于凌虐，不是被骚扰者，就是被谴责受害者的文化。
当今性骚扰问题的关键，不是女权主义式的“提高意识”，如“MeToo”运动最早的发起人所说，女性并不需要就性骚扰被教育，因为她们从来都知道。骚扰者们也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只是他们不在乎。
关键在于，要像所有的人权侵犯，所有的性别暴力议题的取向一样，终结有罪不罚（impunity），以及对受害者的迫害。制度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所要的制度不是条文程序的官僚主义，也不是像信访那样消耗与折磨的迷宫。
让权力多感受一下压力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终结有罪不罚的目标倒推回来的可行的路径设计。制度不可能乌托邦式地运作，你无法想像在一个充斥父权霸凌的体制内，设一个“性骚扰投诉邮箱”有何用处。
例如，北航确实启动了调查，接受了举报者提供的陈小武的录音，却设了“陈可能推托是练习表演独白”的脑回路，多么体贴陈缺乏说辞的困境，却要带着所有人脱离常理。
这样没有诚意的调查之公然，是再次基于男权个体和男权机制的权力的复合，一起拒绝责任，这种所谓调查或“制度”其实是性骚扰的庇护所，将性骚扰合法化的最后一站及迫害受害者的新起点。
这不是说要求权力者负起责任，或者做制度性的诉求没有意义，而是说，不能小瞧更广泛的抗争与监督的意义，让权力多感受一下压力，对收拢于体制内解决的急迫保持警惕，以及坚持质询，都十分重要。
还有文化改造的意义：不改造文化，对受害者的迫害就不会停止。所以，让子弹再飞一会，让辩论更长久公开地持续和扩散一阵，不但非常珍贵，而且意义重大。
最后说到“MeToo”。M运动的成功，首先在于一个发声角度的重大改变，从最初的“幸存者分享经历”变成“实名指认骚扰者”，由此才反转性骚扰的权力关系，并且造成全民追究性骚扰的轰动和震慑。
“MeToo”不是广泛的在线自发响应，而是有组织有目的的倡导性活动，没有具体的政策性诉求，这是基于美国已有反性骚扰制度存在的社会条件，同时也是对长期存在的制度——体制内处置系统并未能有效消除性骚扰的反映和对应，即通过强有力的集体造势和公开对质，更有效和非建制性地解决个案，并广泛教育全社会。
这一运动的其他社会条件包括：自由互联网、相对透明的治理、数十年来积累的相当程度的反性骚扰共识，包括信任和支持受害者及责任性的共识。这样对比中国，似乎几个条件都仍相当不利？因此将北航事件打“中国版MeToo”的标签似乎不确，虽然其基于互联网的自发性类似。
然而，微博上的“MeToo”标签已经有450万阅读，“MeToo”运动的信息传播强化了性骚扰议题在中国的合法性和关注度，也让中国年轻人更有信心。
只是，我们的基础十分有限。但正因如此，中国女性的智慧和勇气更值得赞叹。在此阶段，加分项是青年一代成为抗争主体，前途就在于他们。
注一：留美女博士罗茜茜今年1月1日在微博及微信公众号ATSH（Anti-Sexual Harassment）中实名发布文章，指自己12年前曾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小武性骚扰，且目前已知的受害者包括她在内共7人，其中一名女学生甚至曾怀孕并被给予高额封口费。
罗茜茜随后又向北航纪委发信，表示希望可以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和利益，并求证“北航副校长候选人”的信息，北航纪委回信否认该消息，并承诺保证举报者利益。而陈小武则在1月1日罗茜茜的文章引爆热点后，对《北京青年报》称“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
注二：2017年5月10日，微博帐号“宋泽尘Leslie_AM”发布署名“阿廖沙”的长文，称在2011年就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期间，吴姓大学老师介绍她与一位摄影前辈认识，她其后遭到前辈性侵，该名前辈是“阿廖沙”大学班主任朱炯的父亲朱正明。
6月5日，自称是“阿廖沙”学弟的“北电侯亮平”微博发文，表示能证实“阿廖沙”的指控，并实名举报北电摄影学院教授宋靖、吴毅“长期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性骚扰学生。
其后，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代表宋靖发表声明，表示爆料人的指控均属杜撰，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北京电影学院微博则发布公告，表示学生已经责成纪检等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