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大学学生会除了拒绝参与支联会的“六四”晚会外，近年也逐渐不再独自举办论坛或其他纪念的活动。根据各学生会代表的陈述，前一项决定的理由，是无法认同支联会的“建设民主中国”、“平反六四”等纲领；而后一项的决定，则建基于找不到“新议题”或“新出路”。大学学生会提出的理据，从逻辑到实证，都存在很可以商榷的问题。然而，我猜想，真正在支撑他们立场的力量，也许并不是理性分析，而是一种由复杂的情绪（包括绝望和虚无）编织而成的情感政治。
学生会的理据
大学学生会决定不再出席“六四”晚会，因为他们拒绝肩负“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的“责任”。根据《众新闻》的报导，中文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虽认同平反六四，但不会认为这是我国家的事，亦不认同需要平反六四，香港才能达到民主。平反六四就像帮遥远地方的人建设民主，但自己的地方却做不好”；而城市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则表示：“我们已没有一种大中华情意结。平反六四的责任不应在我们身上，应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类似的观点也见诸于理工大学学生会会长：“平反六四不是由香港人负责，香港人至少应先顾及香港，香港现在的民主进程也未完善。我们重视的不是中国，而是香港前景”，他认为六四意义在于揭示中共的残暴，“当知道了中共的残暴，便不用理会那边（内地），这里（香港）更重要”；教育大学学生会会长则表示：“若香港人继续在中共政权下争取民主，下场也会与六四一样。我们应考虑跳出中共框框下争取民主，例如自决、港独，但需要民间讨论。”
而学生会不再自行举办论坛或其他纪念活动，理由是“不想讨论相同的事”、“行礼如仪”，或“找不到一个新方向剖析六四这件事”，又或未能“团结整个学界”、“动员能力不高”。中大学生会会长概括地说：“我们在没有新出路之下，暂时搁置六四活动。”
这些说出来的理由，似乎都经不起严谨的推敲。例如，选择纪念“六四”与否，并非只是一项“责任”，更不必只剩下“建设民主中国”、“平反六四”的目的。事实上，纪念往往建基于朴素的情感，或敬重前人的贡献和牺牲。又例如，爱护“香港”，为何就不用理会“中国”，又或毋须“帮遥远地方的人建设民主”？是否能假设“香港”可完全隔绝于世界其他地方，独自建立“民主”？在全球各地连系日深的社会脉络下，如果世界其他地方变得愈来愈专制、“残暴”，“香港”真能独善其身吗？最后，“没有新出路”是不办论坛的因，还是缺乏认真讨论之果？然而，缺乏连贯的逻辑和实证支持，并不代表大学学生会所选择的立场，没有原因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