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在1990年开始，每年6月4日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维园）举办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参与者均达数万人，是全球最大型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之一。
近数年，香港本土主义崛起，本土派支持者批评支联会将六四事件与“爱国爱民”、“建设民主中国”等运动纲领捆绑，主张六四与爱国思想切割，并于2013年开始另起炉灶，在尖沙咀同时举办六四集会。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是支联会创会成员之一，以往学联均会代表大专院校出席维园六四晚会，并上台发言。2015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决定不以学联名义参与维园晚会，在港大自行举办活动。今年，本土之火继续延烧，学联宣布退出支联会，各大专院校学生会亦将自行举办六四晚会，港大学生会会长孙晓岚甚至质疑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结”。
香港与六四应否切割？已成为今年无法躲避的焦点……
临近六四周年，香港舆论又再牵起对悼念活动的争议。近年来，悼念活动受到来自本土立场的批评，认为悼念活动和他们主张的政治议程不符，甚至有碍香港人追求自主。近日就有政治团体以“火场”和“废墟”来比喻中港关系，认为香港人身处火海经已自顾不暇，力劝香港人对中国不要枉费心思。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新的批评？答案归根究柢，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民主和香港的关系。然而因为这点指涉国族认同，争论很容易会被上纲上线，最后变成稻草人和稻草人之争。为免于落入隔空对骂，我希望可以提供一个不限于国族认同，从香港本土利益出发的回答。我认为就算我们不谈道义，只谈利己，舆论流传的不少说法仍有不少值得厘清之处。
香港人的中国认同无论在九七前后都是一条大难题，不容三言两语说清。然而在八九民运期间，香港人的全民参与和其自身对中国认同的探索紧紧相连，这点始终无从否认。八九民运的其中一个意义，正是香港人在九七面前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学做中国人，而这点又和八九至九七期间各种以扶贫、投资和开发为名的中国参与互相呼应。然而时间来到2016年，在中港关系大幅改写、本土思潮全面兴起的前提下，六四悼念活动的含义无可避免地会受到批战，最起码《中国梦》已不再是晚会的必唱曲。重新思考六四悼念活动是必须的，但这不代表我们只有原封不动或全盘否定的两极选择。
回顾舆论对六四悼念活动的批评，包含对中国民主和香港的关系的立场其实有三种：
一、中国的民主化和香港不相关；
二、中国的民主化对香港有害；
三、中国的民主化即使对香港有益，香港也无暇贡献。
这三种立场固然互相矛盾，但在日常议论中却又常常被挪移。有时持第一种立场的论者受到批评，便会立即跳去第二种立场，余此类推。我不是要批评这种跳跃式的议论，日常议论往往有其自相矛盾之处，特别是这种处于国族认同核心的议题。但在分析上我仍然要先指出三者之别，否则我们往下讨论不了。
也请让我再强调，这个讨论对国族认同不作任何前设。我要提出的问题，无论立场是捍卫一国两制、城邦自治、香港独立、归英还是联合国托管的，都同样必须处理。我也会尽可能以香港人的普遍利益作为推论的起点，避免太多的道德教诲。
中国政治与中港区隔
在议论中国的民主化和香港是否相关前，我想先退一步，问一问中国实行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结果会否和香港相关。毕竟政治体制不只民主一种，中国也可以走向独裁、民綷、帝制，甚至是无政府主义也有可能。而这条问题背后，自然是我们能否避免中国的公共政策影响到香港。假若能够避免的话，纯功利出发，香港人大可以懒理中国大陆发生的任何事情。
如果我们接受政治狂想，我们可以猜想有日香港忽然独立，然后封锁所有往来中港的口岸，把深圳河挖阔10倍，再在河中放养大量毒蛇和鳄鱼、在后海湾和东坪洲放生杀人鲸和大白鲨，以求全面“中港区隔”。然而就算我们疯狂得做尽上述各点，中国还是会影响到香港的。最起码，空气中的污染物还是会漂过来，酸雨还是会降在香港的土地上。这点现在的日本和南韩也要面对，不见得香港独立就可以解决问题。就算我们如黄子华的笑话所述，“兴建一个巨型避孕套把整个香港罩起来”，万一台山核电厂发生什么事故，香港人还是要面对辐射威胁。单是核电安全这一点，已注定香港人没有忽略中国的空间。
香港地处中国南端，这是个不能靠政治立场改变的物理现实。忽视中国虽然是不少香港人的主观愿望，客观上却不是一个选项。那些“就让他们自生自灭”的说法，先不谈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的角度，从现实利益出发也不符合香港本土利益，不可能真的成为香港政治运动的指导思想，只可能是意气说话。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能力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无论是环境、人口、经济还是社会），不用害怕带来的界外影响；又或担心中国经济危机会拖累全球，进而影响香港，所以就算对中国政府有诸多不满，还是会关心其政策，甚至希望引导其变革。上面两种相反的态度，都比忽视中国要来得现实。既然我们活在一个全球化年代，香港本身是一个面向全球的地方，单方面声称“中国和香港不相关”只是“空想本土主义”，是对香港本土利益不负责任。
从本土利益出发，我们要思考的是专制中国还是民主中国更有机会叫停不安全的核电项目，更有机会革新食物安全，好让大陆人不用跑来香港买奶粉，和更有可能通过自由媒体揭发沙士（SARS）爆发阻止疫症蔓延。正如民主俄罗斯对乌克兰会是一件好事，后面不是什么国族认同或普世价值的追求，而是鉴于现代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常见，纯粹出于自身安全考量也该鼓励。只要我们把思考回到日常生活当中，民主中国固然和香港相关。
中国民主化和香港民主化
近年来常常听到来自本土立场的观点否定中国民主化和香港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出自对所谓“民主回归”的烦厌。当中的争议，以不满“中国没有民主香港也不能有民主”这说法最为热烈。我对这些围绕决定论的争议不感兴趣。世事如棋，例如爱沙尼亚脱离苏联独立之后，成功走上稳定的多党民主政治，而俄罗斯今天仍受专制所限，爱沙尼亚可谓“民主回归”的反例。不过想深一层，爱沙尼亚独立前夕，无论是苏共下的爱沙尼亚或是俄罗斯都有大幅民主化，一些所谓“中国崩溃然后走向港独”的沙盘推演往往以前苏联为模范，却忽视了这一点。再者，如果我们真的要向东欧看齐的话，白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后走向独裁，说不定到了俄罗斯走向民主的一天，仍然会继续独裁。世史上独立从来不是民主的保证。我反对决定论，无论是哪一边的决定论。
相对于抽空的讨论，不如我们实际一点，先分析中国政治体制和香港民主化的基本关系。
香港的民主路今天好像是离开目标越来越远，原因出在何处，必然要结合到中国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分析。今天的中国政权和金权分不开，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权力结构上的不平等来牟利。香港是这个权力利益链的重要环节，香港政府本身就算没有掌握一定的内幕，最少在如金融政策上也可影响到其运作。如是者，确保香港政府对北京马首是瞻，对权力利益链的持续至关重要，这也是我眼中香港没有普选的最根本原因。反过来想，到了中国民主化的一天，这个权力利益链也就不存在，甚至会被清算，这个阻碍香港民主化的理由也自动消失。
第二个香港未能民主化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担心香港的民主化会使香港成为推翻他们的基地，也就是所谓的井水犯河水。他们不想被推翻、被清算，就要防微杜渐、就要维稳，而香港就是这个维稳结构的其中一环。到了中国民主化的一天，政权经民主选举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被“推翻”一次，同样也就不再有“推翻既得利益集团”这问题了。
我既不会说一定要中国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也不会说香港和中国“划清界线”之后便自然会有民主。但从当前的政治分析出发，民主中国可扫除香港民主化当前面对的根本障碍，这是事实。
中国民主化会否危害香港
然而恰恰相反，近年流行的说法并非民主中国对香港有利，而是有弊。这种说法有两种进路。第一种是认为中国“民智未开”，推行民主也只会是半桶水民主，会引发社会动荡并影响到香港稳定。第二种则认为中国民间信奉中央集权，国族主义横行，民主中国会变成民粹主义中国或军国主义中国，将会敌视香港的特殊政治经济地位，对香港不利，例如会取消对香港的移民限制，甚至把整个《基本法》废掉。
在网上，我们不难在中国大陆的网站找到攻击香港的留言，让香港人担心即使中国有民主，对港政策也不见得会更为公道。冷静下来想一想，基于网上言论去决定我们对民主中国的理解，恐怕有点儿戏，更遑论要把整个香港的未来押上去。事实上，我们同样不难在中国大陆的网站找到同情香港情况和羡慕香港制度的留言，单方论证没有多大意义。回到现实世界，却见中国大陆异见人士为了声援香港民主运动而被捕坐牢，代价比香港人声援他们要大得多。
除了论据问题，我还想再进一步从论证上探讨“中国民主有害论”，因为它的问题不止于对中国民情的片面理解，更在于三个基本盲点：第一，我们该站在怎样的参考点看待民主中国可能带来的问题；第二，这些问题本身从何而来；第三，民主中国不同形态的可能。
第一点很简单，就是当我们担心民主中国对香港可能不利的时候，别忘了专制中国对香港必然不利。我不会写包单说民主中国会有多美好，只想提醒想像中对民主中国的担忧，现实中的专制中国已经在对香港实行。专制中国比民主中国有更大诱因保护香港自主吗？我完全看不到。专制的定义就是控制，本质上就和自主相矛盾。民主中国最起码是一个可塑的未来，专制中国则正如上文所述，是一个无从区隔的现实。专制中国明明已经在撕毁《基本法》，却走去担心民主中国有可能不跟随《基本法》，未免离地。
第二点，如果我们担心中国国族主义高涨，则我们首要应分析中国国族主义从何而来。研究近代中国政治的学者对此已有相当充分的结论：现存的中国国族主义，是由八九民运后中共为了巩固政权所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所激化出来的。今天的愤青文化，在中国不是自有永有的。即使近至1980年代，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河殇》还在宣传中国应该变成“海洋文明”，拥抱普世价值。八九民运后，专制中国有意识地把社会不满转向国族主义。我们可以看到“打倒日本鬼子”的游行示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议题的游行示威都被禁止了，只有这个没有被禁，也就是所谓的“爱国无罪”。近年来中央媒体广泛抹黑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样是出于这种转移视线的策略。香港人担心中国国族主义会危害香港，便应首要正视中国国族主义和专制中国的共生关系。现实是当前的国族主义由专制催生，而国族主义和专制这个配搭已经在损害香港。如果我们不谈论和挑战这个问题，却反过来走去担心国族主义会有可能使未来的民主中国变质，同样未免离地。
顺带一提，如果看到一些中国国族主义的表象，便误以为中国人不想追求民主，则同样是受中共的信息审查所蒙蔽。中国大陆各种群众运动无日无之，从各省市大规模的反PX示威，到乡镇村落的收地纠纷，如果中国的普罗大众都乐于被中共管治，又何必每年花费千亿维稳？事实是爱国的言论不怕讲，反抗的言论被审查，出来的声音就是一言堂。外面的人如果不明所以，便会以为中国人都是不懂自省。香港人无论是要建设民主中国还是香港独立建国，都要有能力看穿这一点。
这儿也回到先前的核电厂实例。现在中国仍常听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但如果因此就假设民主中国都会保留危险的核电厂，是漠视了中国大陆的绿色团体如何受到打压，使得他们难以宣传理念。没错，专制国家或民主国家都可能发生核意外，但在苏联的切尔诺贝尔爆炸后，要到了两日后1000公里外的瑞典侦测到才获官方证实，影响要到苏联倒台后才得到客观的评估；相反，美国的三哩岛意外，却引发了一整代的环保浪潮，仅仅是意外后的五年就有51个核电厂的建设被取消，及后美国的核电容量停止增长了20年。如果真的要以三哩岛作为例子，我们学到的就是民主制度给予空间让公民社会改变民心，带动改革。城堡总是由内部打破的，我不知道民主中国何时实现，但别忘记我们联全球之力也未能阻止北韩发展军用的核设施，妄想未来香港独立后可以外交制裁来关闭中国的民用核设施，后者似乎更为天方夜谭。
第三点，现在流传的“中国民主有害论”都假设日后的民主中国将会是中央集权，却没有对此提供任何论证。然而如果民主中国实行各种形式的权力分散，这个忧虑即已大打折扣甚至不复存在。从历史去看，中国的中央集权都是来自专制巩固政权的需要，反而民初的割据时代还推崇过联省自治。从当代中国政治去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不见得如表面上的一面倒，分税、福利和户籍等的问题无日无之。愤青喊统一可以叫得很响亮，但说到异地高考则恐怕会立即变脸了。凡此种种，可见假设民主中国必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国，未免是对此问题想得太简单。
港人有否余力建设民主中国？
最后一种批评，本质上不排除民主中国对香港可能有正面意义，只是民主中国这个题目太宏大，认为香港人贡献不了，应集中精神于本土建设。这点在六四悼念活动中特别明显，批评者往往怪责悼念活动消耗了反对力量，所以认为六四悼念活动不单无益，更是有害。细心分析，这种批评其实要有三个前设才能成立：第一，反对力量有限而且不可能扩增；第二，行动消耗巨大；第三，行动没有成果。这三个前设缺一不可，因为只要反对力量不是如想像中有限，或行动消耗并不巨大，或行动并非没有成果，三者任择其一，就已不用再争执“有否余力”这个问题。
我们即管每一个前设分析一下。如果说反对力量有限，是如何有限呢？到维园出席晚会的身体上是否有一个计数器，每年只可以参加一个政治活动，所以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参与要有成本效益呢？然而就算是这样，那么即使没有维园晚会，他们还有可能参加其他批评者认为是不必要和没有成果的政治活动，“浪费”了他们的政治能量。如是者，批评者是否要走去逐个谴责这些活动的主办方？退一步想，这个逐一谴责的行动恐怕本身其实也甚无效率，若果我们真的要问成本效益，我们做的应该是调校一下这些人身上的计数器，让他们多参加几个活动。换言之，我们要“做大个饼”。
至于行动消耗巨大。维园晚会不过是一年一个晚上，这消耗怎可能算得上巨大呢？一年还有364个晚上可以贡献其他事情，晚会内容也从来都没有劝阻出席者好好利用其余的364个晚上，反而有不少团体会在晚会场外宣传他们在另外364个晚上做的事情，鼓励出席者关注和参与。相对消耗一说，我反而认为维园晚会有壮大反对力量之效。
也让我在这儿提一提，在维园晚会的“行礼如仪”以外，香港其实有很多人是身体力行的建设民主中国，例如有些朋友真的跑遍全国各地，组织基层环保团体。我们很少会听到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自己不会走出来大事宣传他们的工作，而原因也简单：他们不单止自己不想被抓，更不想连累在中国大陆共同努力的机构和战友。事实是每天都有异见者被问话和被带走，这些地下攻防一直都在发生。至于他们做的事情是有效还是无效？中国的问题何其复杂，谁有胆量定义什么是有效或无效，只不过是在显露其傲慢与无知。最起码他们在最前线做他们认为值得做的事，这已值得我们尊重了。一年花一个晚上跟他们说声“加油”，无论怎样算也说不上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这儿就涉及“有没有成果”的问题了。成果二字，在乎我们如何衡量，例如六四悼念活动当中虽然常常高喊“建设民主中国”的口号，但如果以这句口号有没有直接促使民主中国来评论成效，则未免捉错用神。这句说话的目的，在于鼓励那些在地建设民主中国的人，所以评论成效的准则应该是那些我们要鼓励的人是否感到鼓励才对。而在这点上，我们有太多太多证据证明有效。
再进一步，如果“中共害怕”是一个行动成败的标准的话，则中共最害怕的是什么？任何专制者的最后一个恶梦，就是被推翻和被清算，没有一个恶梦比这个更大。所以香港的民主运动甚至港独对中共来说都不是最可怕，而是这些思潮和行动传回中国大陆，激发中国大陆人民的觉醒，对中共才是最可怕。说到这点，维园晚会的力量就更不容忽视，因为它简单、纯粹，容易让中国大陆的人民感受得到。符号很重要，因为正如建设本土需要符号，民主中国同样需要符号。
我明白到有些朋友很介意香港人参与八九民运时大量的国族主义措词，就连支联会的全名也包含爱国二字。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觉得有必要杯葛支联会的所有活动，则未免太看不起维园晚会当中数以万计的参加者，以为他们一年参加一个晚会，唱几首歌，就会被洗脑爱国。事实上，过去多年来我都见到各式各样台上台下“骑劫”维园晚会的尝试，深化讨论，拉阔影响。活动的意义，永远由参与的人去赋予。
最后，请记住：香港有700万人。香港有700万人。香港有700万人。对，这句话太重要，说三遍也不足够，得再说一次：香港有700万人。我们的能力并不是这么有限，毋须在本土建设和民主中国之间二择其一。前文已经充分论证民主中国起码不见得比专制中国对香港自主更为糟糕，既然有香港人自己选择想去建设民主中国，便和想专注本土建设的各有各做好了。难道我们在解决香港的医疗问题之前，所有参与无国界医生的义工都该因为没有坚持本土优先而要受到谴责吗？
走向多层面的抗争
围绕六四悼念活动的争议，很多时候都被认定为世代之争。无疑，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拥有不同的抗争经历。早在2010年“五区公投”的时候，就有分析指出在年轻人的眼中，认为“变相公投”可以向中央说不，但对于那些1980年代开始一直也在各级选举投票的香港人，他们认为自己每一次投票都是向中央说不。新一代觉得旧的没用，上一代的却不认为新一代提出的有什么新意。
经验的沟通是重要的，但任何讨论如只囿于个人经验也是不足的。毕竟对六四悼念活动的批评并不限于经验的抒发，更是对过去抗争进路的批判，并声称要提出新的进路。既要破旧立新，那么的新的进路也该受到审视，最起码也应该符合它自己的标准。以本土利益出发的进路，最起码不应该带来违反本土利益的结果。这样，我们才能超越世代之争的框架，少摆一点立场，多讲一点道理。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让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也无论我们正视与否，中国的问题都会影响到香港，忽视中国不是一个选项，只是“空想本土主义”。
第二，在专制中国和民主中国之间，专制中国产生的问题是确切和当下的，抽空地抨击民主中国并阻挠别人寻求未来中国的不同可能，是脱离现实。
第三，本土建设和民主中国无论在纲领上和资源上都不是必然矛盾，相对于互相攻击，更应该“做大个饼”，鼓励更多香港人参与其中。
换句话说，相对于“专注本土，漠视中国”，我反而认为应该“因为本土，介入中国”，理由和国族情怀没有丝毫关系，纯粹是因为中国大而且近，其影响无从逃避。你有自由去推动港独，我没打算争议这一点，但也请不要因此漠视中国。
政治要思考本土立场，天公地道。但我们也得明白有些出于本土立场的观点被批评，并不一定因为批评者不认同本土立场，而是因为怀疑观点虽然出自本土立场，实际上却对本土利益有害。本土立场要成为主流，要在抗争中带来实效，就要受得起这些批评，自我完善。
香港人追求民主中国，不一定是因为爱国主义作祟，也可以是因为理解到专制中国是香港人受到各种压迫的重要一环。两制之下有社区，一国之上有全球，这样一算已经有四条不同的抗争进路。我们没有需要透过批评别人的进路来证明自己的正确。相反，我相信每一条进路都重要，而且互相扣连。全面的抗争，才是真正捍卫本土利益所必须。
（梁启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