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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在巴黎多处地点发动袭击，造成大量伤亡。在此一对现代文明的杀戮发生后，邻国英国以及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不约而同以柔性态度表达支持法国的敌忾同仇：没有马上发兵不开一枪一弹，而是引吭高唱法国国歌《马赛曲》，在剧院，在球场，在音乐会，在电视台，都是如此。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临时加演西班牙男高音杜鸣高（Placido Domingo）指挥演奏《马赛曲》；费城交响乐团全体站立以慢板奏出这首二百二十四年历史的《La Marseillaise》；同一做法的还有美国陆军军校乐队、结他大师James Taylor。如果说，美国独立是借助法国之力，法国义军将领拉法叶（Marquis de La Fayette）1777年自组兵团到美国抗击英国殖民主义者，美法二百年交情应当如此，那末一海之隔的近邻英国则更有意思了：事发四天后，英法足球队在伦敦温布莱球场交锋，英国王位继承人威廉王子及首相卡梅伦出席，全场先唱《天佑女王》，之后球场亮起蓝白红法兰西国旗三色霓虹，《马赛曲》轰然而响，不分英法，同声讴歌。
国不同于美国，英国与法国是世仇，十四世纪英法有长达一百一十六年的“百年战争”，之后有特拉法加海战、滑铁卢之役；英法互相嘲笑的谑而虐笑话至今未见稍歇，英国人述说法国人矮小怯懦，法国人耻笑英国人食制马虎，类似内容在两国主流媒体时常读得到看得见。可是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晚的英法球赛，恩怨情仇脱欧公投中东政策暂放两厢，人类文明遭受戕害、人类生命面对杀戮，主义云乎国家云乎，皆比不上万丈渊边的人类尊严。
想起这些，是因为今年六四前夕的纷争。
今年六四意想不到是变成本土派与大中华派论争焦点，而不是中共同路人与拒绝遗忘六四的本格派火并。先不说大学生的“鸨母论”，单看网上交手比诸实体纸本文字来得拳拳到肉。对于争论我一向迟缓，不够口舌便给固然是主因，而是有些论点未能弄得清楚，比如“行礼如仪”的说法：参加烛光晚会但没有“行礼如仪”参加日间游行，应如何解说？烛光晚会参加者没有跟著喊口号，这些人是否入于“行礼如仪”一类？毋庸讳言这是相当有意思的抗争行为检视。曾经参加这些活动的或许知道，这是看似集体实是十几万人的各自单独个体行为，早到迟走迟到早走不必上报，不去一年两年之后再去毋须记录。至于是不是本土派与“大中华胶”水火难容，那天晚上人在维园但谁都知道银包里的是香港身分证。
于香港2003年五十万人示威以降的社会与政治发展而言，本土思潮在年轻世代无可争议是沛然莫之能御的大趋势；从皇后像广场喜帖街两役至于迄今打出自决旗帜，倘硬是不认同这一说法，那是选择性的弱视。走进其中，以1997年设为主权交还元年，那年出生的正红旗下一代，今天只差一岁便是弱冠之龄；时间往前推，六四当年出生的今年已是二十七。时空转换带来新思维，难得是绝大多数新香港人没有刻意盲目，对“天安门没死一人”那种看多了自会发笑。况且，也有人称讲这些话的今天若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标语赞扬解放军清场定必给国保轰走。因为当今中共领导层唯恐与六四拉上关系，遑论为二十七年前的血腥镇压解套。
讪笑之间，香港社会出现另一种声音，包括“鸨母论”。我一直同意自由社会的言论必须畅通无阻，二十七年来每年六四都去维园烛光晚会是自由，举起标语“没死一人”也是自由的一种，至于观感如何是另一回事。不过，这当中有一条不容糊模的清晰界线，那是良心。英国如今不满法国奥朗德政府的欧洲政策，昔年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竖起大破法西联合舰队纳尔逊将军铜像，纵是如此百代世雠，仍以深厚的同理心对法国恐袭表达关切，为著死伤的是无辜平民，是挑战人类文明的集体谋杀，与爱德华三世和拿破仑无关。英国今次的态度，令过往被形容是“睚眦必报”的小器观感一扫而空。
蔡英文宣誓就职那天，我看了一整上午的电视直播。简洁朴素，没有对岸三军武器尽出的扬威耀武，也没有美国满街人造嘉年华式的同欢，但就被三三两两在从前满见封建残余的“介寿路”改名而来的凯达格兰大道看台前走过的游行队伍吸引。简单来说，这是台湾史的表述。到“二二八”事件队伍出场，青灰色军装演员手持道具枪步步进逼升斗巿民，现场掌声特别响亮。那刻深有所感是台湾社会对这场六十九年前的屠杀永志不忘，从国民党部队犯下的罪行开始，历尽白色恐怖开放党禁撤消戒严还政于民，中间有国民党一党专政，党外初生代挑战独裁，美丽岛事件镇压，先后实现两次政党和平轮替，政见虽然迥异，“二二八”始终没有放下。我想起这些年间的台湾认知：1970年留学生黄文雄纽约行刺蒋经国未遂，80年代党外打进议会朱高正大闹立法院，90年代中共文攻武吓美国航母进台海；有独派，有温和派，有形统实独的李登辉，然而“二二八”事件以高于党派及统独之争的超然成为台湾人民共同印记，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消费屠杀后迎风而立的道德良心。
香港本土派大纛起于社会意识嬗变，有说源自多场保育抗争，有说是七十年代“后六七暴动”的家园坚守；无论如何，大路迤逦而来是珍惜吾土吾民的文本。这条路最终走向何方，此刻无人能知亦无法得知，只是在这条确认一己身分的迢迢长路，早年以维护权利为主要诉求的一些本土派朋友何以与悼念六四屠杀死难者扞格，论述未见完整解说，至为可惜。社会上更有人尝言六四是记念“中国人”的活动，称与本土主旨大相迳庭，若是如此则斯言差矣，六四记念的是身死四十吨坦克履带下的肉酱，是头盖遭子弹打成碗大血洞的青年，是手无寸铁争取民主的京城百姓，他们生前的崎岖民主路其实便是与本土派殊途同归。
“鸨母论”出现后众议纷纷，有说是世代不同之故，这是一种可能。当年轻一代对中共阻挠香港民主政制发展充满无力感，钟摆来到尽头自会晃回另一端。类似的社会发展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早有先例，60年代美国学运社运一炁化三清，当中包括力主武装斗争的黑豹党，多场火爆冲突后死的死坐牢的坐牢；日本学生变身震动世界的赤军，血洗特拉维夫机场死伤枕藉。走上极端主义歪路绝非一只手掌打得响，倘是一味指摘年轻人而缺乏深入肌理寻源究灶，更加偏激言行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必须指出，任何政治理念都有道德价值作为根本，政权残害追求宪法赋予的自由民主的学生与平民，无论如何即属违反人权；死伤者身分国籍仅是次要，谁来主持悼念更是微不足道，不喜者或恶之者大可不去与会。但是各人内心深处务须明白，言论轻重必须拿捏清楚，二十七年前北京的死伤、六十九年前台北的死伤与一年前巴黎的死伤一一俱是暴力下的受害者，他们是人类历史长河当中不应遭到遗忘的一群。
（安裕，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