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7年周年晚会结束，根据大会公布，参加人数125000，警方数字是两万多。人数比往年少，是意料中事，就算撇除晚会前的论争，集会人数在一些如20或25周年等“整数年份”较高，在其他年份较低，正常不过。
在之前的论争中，烛光晚会被批评为“行礼如仪”。但批评别人僵化的人，自己的行为往往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僵化，如果每次人家搞集会活动，你就去冲上台，抢咪、喊几句，然后被抬走，再在场外继续喊，喊完走人，那算不算行礼如仪？
不过，把以上行为称为行礼如仪，实在是抬举了。礼仪有自身的目的、意义，和想达致的效果。行礼如仪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充满各种各样的礼仪，教会的、学校的、家庭的、族群的、整个社会的。礼仪跟确认及重构个人身份及价值观有莫大关系，也对维持社群的团结很重要。
六四晚会的确就是一种召唤记忆、巩固理念，和传播价值的政治礼仪。六年前，马杰伟和我跟朱顺慈发表过一篇题为《毋忘六四，无忘人文中大──兼论作为价值礼仪的悼念活动》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六四烛光晚会，台上台下共同演绎剧本，“台上喊口号、唱歌曲、祭英烈、烧名册，台下安静合作、礼让有道、不留垃圾、坚持而庄重”，六四集会有“圣诗”、有精神领袖、有受难者作见证、有民运符号、有普世性的象征（烛光）。这些“宗教”元素强化信念，燃点希望。礼仪结束，世事依然，只是人心得到了新的动力。
港独也好，自决也好，若真的要发展起来，凝聚“信众”，都需要建立自己的“礼仪”。从这角度看，大学学生会和一些本土派组织口头上批评六四晚会仪式化，实际上最不满的，不是仪式化本身，不满的，应该还是仪式所代表和强化的身份和价值观。
六四晚会代表的身份和价值
问题是，六四晚会代表的身份和价值是什么？是本土派组织眼中的那些吗？是支联会的五大纲领？如果我们集中在晚会参加者身上，他们想的是什么？中国人身份对晚会参加者来说有多重要？六四晚会已经举办了27年，晚会参加者的想法有什么改变？两年前的雨伞运动，对晚会参加者的态度和构成有什么影响？
支联会
从2004年开始，我跟陈韬文教授及港大民意研究计划钟庭耀博士合作，进行过几次晚会现场调查。我们在2014和2015年，亦即是雨伞运动前后，也有进行调查。虽然是去年和前年的数据，不能完全代表今年晚会参加者的态度。但回顾过去的一些调查结果，可以为了解当下情况提供一些基础（注）。
我们可以先看近年晚会参加者的目的。表一显示了2014及2015年的结果。首先，在晚会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保存记忆”本身已经成为对晚会参加者而言最重要的目的，其次才是“平反六四”和“悼念死难者”。
另外，跟当下的争议关系更大的，是认为“争取中国民主化”非常重要的比例，和认为“争取香港民主化”非常重要的比例，在2014仍然是非常接近。但在雨伞运动之后的2015年，认为“争取中国民主化”非常重要的比例明显下降，认为“争取香港民主化”非常重要的比例则上升。此消彼长之下，“争取香港民主化”已经成为比“争取中国民主化”明显地重要得多的目标。
换句话说，雨伞运动之后，晚会参加者的想法在整体上，比以前更强调和关注香港的利益和立场。
表二显示，回到2004年，接近或超过六成晚会参加者非常赞同“六四事件使自己更珍惜自由和支持民主”。认为事件使自己“更关心中国”的比例其实较低，回答“非常赞成”的不足五成。另外，只得两成人非常认同六四事件使自己“更害怕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晚会参加者最强调的，一直都是六四如何使自己更重视某些普世价值。
比较2004和2014年，非常赞成表二中几个叙述的比例均下跌。这大概是因为晚会在10年间持续吸纳青年人参加。到了2014年的晚会，参加者中没有亲身经历过六四的比例，应该比2004年时高得多。可以理解，这些年轻人不大会觉得六四事件对自己有深刻影响。年轻人就算再关心六四，他们受的震憾，难以比拟亲身经历那几个月的，如今的成年人。
不过，相比之下，在2004和2014年之间，非常赞成六四令自己“更珍惜自由和更支持民主”的比例，下降了大约只是15个百分点左右；但非常赞成六四令自己“更关心中国”的比例则下降了25个百分点，到2014年只剩下两成。
雨伞运动过后，非常赞成六四事件使自己“更关心中国”的参加者并没有减少，也没有显著增加。同时，更多晚会参加者同意，六四事件使自己“更珍惜自由和更支持民主”。结果是，普世价值远比中国的未来本身重要。2004年时，非常赞成六四使自己“更支持民主”的比例，只比“更关心中国”的比例高出12个百分点；到2015年却已高出30个百分点。
这结果亦显示，近一两年的晚会参加者，整体上其实并不一定如本土派想像中那么“大中华胶”（认同大中华概念）。我们亦可以从晚会参加者对香港和中国的归属感中，看到类似的趋势和结果。
表三显示，在一个零至十分的量表上，晚会参加者对“今天香港”的归属感，由2004年的7.3稍为上升至2014年的7.55，然后一年之间再上升至7.99。相反，晚会参加者对“今天中国”的归属感，由2004年的5.45下降至2014年低于量表中间点的4.57，然后再于雨伞运动后跌至4.26。我和陈韬文教授在2005年曾发表一篇文章，其中指六四晚会参加者，多为“同时认同自己为香港人以及中国人”的市民──这个说法在今天可能不再成立。
最后，回到雨伞运动对晚会的影响。在2015年初，已经有大专学生组织决定不再出席烛光晚会。所以去年的现场调查特地加入了一些相关题目。
表四显示，接近七成晚会参加者同意“香港人始终是中国人，所以六四是香港人应关心的事；不同意这观点的则超过一成。不过，其他关心六四的理由赢得更多参加者认同──包括中国在现实上对香港有很大影响，六四代表着一些普世价值，以及六四代表的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换句话说，关心六四是基于“中国人身份”的，在几个理由中同意的比例最少。
所以，虽然也有接近七成的参加者认为，本土主义与民族主义可以并存兼容，但当问到自己是否无论如何都不会跟中国切割时，同意的只剩下仅仅超过四成，不同意的也占了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每四名晚会参加者，就有一人认为自己“有可能”跟中国切割。相对于六四的性质和支联会的纲领而言，这是个颇高的比例。
抽象中国与今天中国
补充一点，晚会参加者当中也有世代差异。在50岁或以上的2015年晚会参加者中，超过一半认为自己如何都不会跟中国切割，但在19岁或以下的晚会参加者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如此认为。但有趣的是，年长的参加者，不一定比年轻的参加者对“今天中国”有更高的归属感：50岁或以上的2015年晚会参加者，和19岁或以下的晚会参加者，对“今天中国”的归属感的平均分都是4.5左右，只是20至29岁的被访者的平均分低一些（3.98）。
亦即是说，不同年龄的晚会参加者对“今天中国”有同等程度的厌恶，但年长的晚会参加者的确较少倾向完全跟中国切割。
我的诠释是，这反映了老一辈的晚会参加者，在抗拒共产党统治的“今天中国”之余，仍然有一个较抽象的中国概念，而他们觉得切割不了的，是这个较抽象的中国。我也回想，在1970年代出生的自己，成长于殖民地非政治化的教育体制以及跟大陆直接交往不多的社会之中，反而吊诡地获取了一个非政治化的和抽象的中国概念。但在9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眼中和经历中，“中国”和现时的中国政府分不开。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了解“国家”和“政府”在理论上的分别，而是他们不觉得国家和政府的分别，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和过去十几年的中港格局中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所以他们既然非常抗拒“今天中国”，自然亦愿意跟中国切割。
晚会参加者的“本土化”趋势
总括来说，六四晚会参加者从来都是较多从自身或是本地社会的经历和立场，去理解和悼念六四的；同时大家强调，悼念六四所带出的普世价值。早年参与六四晚会，也许跟中国人身份认同还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随着中港在意识形态上越走越远，再加上年轻一代逐渐加入，晚会参加者已有一定程度的“本土化”。他们对“今天中国”的归属感下降，对香港的归属感上升，越来越少人认为六四使自己更关心中国。而雨伞运动，在某种意义下只是强化和加速了一直存在的趋势。
当然，晚会参加者人数众多，每位参加者对六四的认知和情感，有或多或少的分别。晚会参加者的想法在整体上有“本土化”的趋势，但参加者中肯定也不乏传统一点，心怀祖国的上一代，也包括不少因喜欢自由的环境和气氛而来港读书，然后留下来工作，同时非常渴望国家转变的青年人。任何大型集体行动，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参与者，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问题是一场运动参与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从调查结果看，到去年为止，六四烛光晚会的最大公约数是：香港能否实现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
如果我们在今年晚会问相同的问题，结果会否不一样？也许吧，因为本土意识较重的一些参加者可能离开了维园，同时可能多了一些关心中国的市民，因受不了学生组织的言论而决定要出席晚会（我身边就有几个家人和朋友明言因学生组织的言论而要出席）。但我认为，就算在一年半载之中有些“反弹”，表二和表三展示的那种跨越十年的趋势，是会继续的。事实上，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在晚会前一天发表的民调，就显示了类似的趋势也存在于广大市民当中：认同香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的，虽然仍有六成，但算是历史新低；不过，支持平反六四的比例较过去两年高，认为不应解散支联会的比例也比过往三年高。亦即是说，整体上，香港人仍然坚持纪念六四，但纪念六四这行为，跟推动中国民主化有倾向脱钩的现象。
参与晚会与本土没必然冲突
晚会参加者的意识形态本土化，越来越少关心中国，这是否一件好事，视乎价值判断。但在现实层面，面对着以上的结果，本土派和支联会是否都有些搞错？对很多晚会参加者来说，参与晚会跟本土没有必然冲突，甚至跟“和中国切割”没有必然冲突。如果将参与晚会说成是“被绑在建设民主中国之上”，根本不符参与者的想法。
学生会和本土派组织对晚会的攻击，把晚会参加者视为被支联会操控愚弄的一群市民，这跟建制派动不动就说参与示威抗争的年轻人“受政党操控”如出一辙。晚会参加者的悲伤，不是给什么组织操弄出来的。三年前进行过一轮晚会参加者深度访谈。八九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还是有两三位被访者在访问过程中落泪。陈韬文教授和我在几年前的一篇论文就写过，香港人对六四的集体回忆，首先源于事件对人们造成强烈的情感烙印。
较常参与香港社会的集体行动的市民都应该知道，在各种大型示威中，台上的人喊口号，台下有多少人会跟着喊？星期六的晚会中，参与者最齐心回应台上，就只是支持港独人士抢咪之后的那一刻了。台上主持说，无论台上发生什么事，相信大家都会继续以烛光悼念，这倒说出了某种实况。不少人同意，如果有团体不喜欢维园烛光晚会的形式，另起炉灶，以不同的方式纪念六四，并无不妥。站在参与者行动自由的原则上，我也同意这说法，只是我相信很多香港人还是会坚持去维园的，不是因为支联会，只是因为大家知道，只有在维园，才有27年的传承，才有十万志同道合的市民一起参与。社会运动研究的宗师级人物Charles Tilly说，社会运动就是通过集体行动展现人们的价值（worthiness）、团结（unity）、数量（number），和承担（commitment）。到目前为止，只有在维园，才能找到这些东西。
支联会需重思六四论述
不过，以上的调查结果和讨论，也代表着支联会的确有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六四论述，和那差不多完全面向中国的五大纲领，会否越来越不切合晚会参加者以至香港市民的想法。从晚会的内容看，支联会当然明白到回应社会趋势和本土意识的需要，但长远而言，回应本土，不是主持人发言时调整几句，再搞个青年人发言环节就可以的。绝不是批评那环节，只是说，既然是个“礼仪”，到最后涉及的，还是礼仪的基本要素，例如有多少市民，能衷心地唱出那句，“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最后，简单地在“世代”问题上说几句。多得蔡子强在台上邀青年人起立，大家以目测评估，青年人似乎也占了晚会参加者三四成左右。前一天港大民调结果也显示，支持平反六四的，在18至29岁市民中比例最高。这很容易理解：青年人中没有多少建制派支持者。所以，青年人整体上不支持纪念和平反六四这种说法，没有客观基础。不过，这不等于没有世代差异。中大和港大的活动，也的确有很多人参加。就算是维园参加者当中，年轻一辈对六四情感较单薄、较倾向用本土视觉看问题、较缺乏一个现政权以外的中国概念等，也是事实的一部分。纪念六四的活动，要正视世代差异，但不要堕进世代冲突的圈套中。
（李立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注：为简单起见，文章只用上2004、2014及2015年六四晚会现场调查的数据。三次调查均由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执行，受访人数分别为522、626及87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