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7周年维多利亚公园（维园）烛光晚会，再次在一片争议声中落幕。虽然大会统计的人数是2009年以来最低，但是维园的烛海依然如昔，证明在香港人的记忆中，六四毕竟没有画上句号。然而，在本土派批评支联会晚会“行礼如仪”的背后，这个“仪式”对于参与者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在维园以外的纪念场合，参与者认为的六四意义，又有何不同？
自去年起，我和浸会大学郑炜博士在维园和香港大学（港大）的六四集会以问卷形式访问参与者，去年受访人数576人，今年119人。虽然今年的样本较少，难以代表整体参与者，但我们认为数据对于了解参与者的背景和看法，仍然具有一点参考价值。从这些数字，我们归纳了四点观察：
第一，六四集会依然做到了薪火相传。去年，有19%、以年轻人为主的受访者表示是第一次出席六四集会，今年的受访者中，也有近18%是首次参与，大部分也是年轻人。从两年的数据看来，参与者的“首次参与”几乎分布在不同的时期，虽然新增人数似乎已从2009至2014年的高峰回落，但仍显示六四集会持续出现代际更新，六四的记忆不但没有被抹去，反而有所承传。
第二，即使大学学生会和本土派团体另起炉灶，在不同地点以论坛、默哀取代烛光悼念，并强调与支联会的纲领和理念切割，但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出席不同场合所承载的意义和身份认同，是否如此不同？表二对比了这两年来维园和港大集会中，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以什么身份出席的比重，而表三则是受访者对出席六四集会不同原因重要性的看法。
维园港大参与者身份认同分别不大
数据显示，港大受访者更抗拒中国人身份、倾向不认为“平反八九民运”、“建设民主中国”是其参加的原因，可以看到他们比维园受访者较为“本土”（或较标榜其“本土”立场）。但综观其他指标，则可以看出两者的分别，其实并非想像中那么大。例如维园和港大的参与者，都同等地认为“彰显公义和道德价值”和“争取香港民主”，是他们参加集会的重要考虑。亦即是说，选择参与维园或港大的六四集会，很可能只是出于对集会形式和个别口号，如“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有不同看法。然而在集会的意义上，即使两者有所不同，也只是程度，而非本质上的分别。
六四集会与“本土政治”难分割
第三，如果仔细分析受访者的参与动机和身份认同，可以见到六四集会已经与“本土政治”（不同于“本土派政治”）难以分割。首先，我们可从表三中看到，“习惯年年都来”是最不重要的参与理由。这说明参与者出席六四集会的个人行为，并不是纯粹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或是所谓的“行礼如仪”，相反却具有切实的意义。
这个意义是什么？可以看到，不论是维园还是港大受访者，“彰显公义和道德价值”都是出席集会的最重要理由──即使是在维园，亦比“平反八九民运”来得更重要。由此可见，即使早些年悼念六四或多或少是出于“民族情感”，但到了今天，经过承传和提炼后，悼念六四对参与者来说已转化为一股彰显公义的道德力量。当我们细分数据后，更发现这道德意义是跨世代的，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或老年人，悼念六四的道德涵意同等重要。也就是说，参与六四集会，首先是普世价值的体现。
身份认同：先本土，后世界，中国居末
另外，“争取香港民主”亦相当重要。虽然六四集会不是一场争取普选的民主运动，但从参与者角度看来，集会已成为了香港民主运动的重要一环。事实上，正如何锦源指出，如果将焦点从大台移到台下，六四集会其实扮演了“公共领域”的角色，让不同团体讨论和推销政治观点，百花齐放。反之，作为支联会五大纲领之一，“建设民主中国”却并非出席者重要的参与理由──哪怕是在维园。这显示参与者并非无差别的对待支联会纲领，他们虽然坚持为逝者讨回公道，并借此转化为争取本地民主的道德资源，但并不一定认为出席集会是为了推动中国民主。今年港大民研对于六四事件的调查发现，虽然仍有超过六成香港人认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但数字却是历年来最低，而认为没有责任的受访者，则升至近三成。
如果上述数字显示六四集会已经有“本土化”趋势，那么参与者的身份认同就更直接地体现了“本土”。回到表二，不论是维园还是港大的受访者，都倾向以“香港人”身份参与六四。相反“中国人”身份的重要性则非常低──当然，港大出现负值是意料中事，但维园的数字也不见得有多高。有趣的是，维园和港大的参与者均认为在集会当晚，“世界公民”身份比“中国人”身份重要。换言之，即使在一个关乎中国的政治集会，参与者却有意识的淡化其“中国人”身份，反而强调本土和普世认同。
更重要的是，参与者的“本土”面貌并非只流于意识，更反映在政治行动上。在今年的样本中，有96%受访者曾参与雨伞运动，亦有81%曾参与七一游行、60%参与反国教科运动，与去年接近。当然，这不是说曾参与社会运动就必定会出席六四集会，但至少说明了六四集会是一场政治动员的演练。当社会缺乏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y）引发大型抗争时，这样的集会起码能让抗争者重新聚集在一起，酝酿一些新的可能。记得2010年六四的“民女事件”，为了抗议中文大学（中大）以“政治中立”为由拒绝摆放新民主女神像，近两千名参与者在集会结束后，自发从维园护送神像到中大校园。由此可见，六四集会不只是仪式，也是一种连结本土议题的动员机制。
对中国前途及改革没信心
第四，不论在港大还是维园，参与者均对中国前途普遍感到悲观。我们特意在今年的调查加入这一组问题，希望了解参与者对中国的看法如何影响了六四集会的意义。从表五可看到，超过一半受访者对于中国前途和民主改革的可能性，表示“没有信心”或“几乎没有信心”。其中，较为“本土派”的港大参与者，对于中国的前路更为悲观。另外，我们亦发现，越表示以香港人身份出席集会的参与者，则越倾向认为中国前途暗淡、民主改革难以实现。相反，如果比较看重中国人身份的参与者，则较为乐观。
某程度上，这个结果不但说明了为何“建设民主中国”已不是参与者来六四晚会的理由，同时印证了自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民意调查反映的“中国人”认同感一直呈现下降趋势。我们推测，不少香港人开始扬弃“中国人”的身份，与2008年后中国的负面消息──例如豆腐渣工程、毒奶粉事件、刘晓波案、李旺阳事件，甚至更为切身的铜锣湾书店事件等──不无关系。这些或远或近的事件，导致胡温年代前期曾经一度出现的改革期望，慢慢成了泡影。香港人对于中国民主前路，亦因而越来越感到悲观，甚至在情感上与中国渐行渐远。我们也可以从港大民研的定期调查看到这个趋势：港人对中国前途的信心净值在1997年回归后一直徘徊在70%以上的高位，2008年更一度攀升至84%，但之后便急转直下，跌至近期的26%。当香港人对中国改革的希望幻灭，并发现自己与北京宣扬的“中国梦”原来格格不入，“中国人”身份认同（即使是文化上的）也自然随之而褪色，取而代之是一种更为鲜明的香港人身份，与本土的命运互相扣连，并衍生出包括前途自决、独立等更广阔的政治光谱。无论有没有本土派的推波助澜，这是中港政治互动下一个必然的趋势。
从以上几点观察看来，六四集会已经深深植根在香港人的意识中，与本土政治紧扣在一起。不论是“悼念”六四，还是“纪念”六四；是坚持仪式，还是反对仪式，六四集会始终是香港人重要的道德启蒙，是民主运动、政治参与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本土意义和价值，难以篡改，也值得珍视。
本土政治共同体的起点
我能够理解，为何有些本土派要不惜代价，否定任何与“大中华意识”有关连的历史记忆──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必须切断与中国的感情纽带，才可以建立有真正民主、立足本土的政治共同体。问题是，即使切断了，区隔了，下一步该如何建立民主？如果下年六四维园不搞烛光晚会，本土派是否能够同样动员十数万人，干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本土派的盲点，是看不到自身的论述也有其不切实际的假设，天真地以为倒掉了“大中华意识”，就能推动民主长足前进。
他们或许也看不到，六四事件就是这个本土政治共同体的起点，每年悼念六四所召唤的记忆，正是粘合这个共同体的道德元素，而所谓“大中华意识”即使存在，也只是其折射出来的表象。这种道德价值的体现显然不是完美的，它不一定会关心世界上所有不公义的事情，不一定关注其他政权对民主的压迫──但它对于曾经见证的恶行，肯定不会视若无睹，更何况这种恶行正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我们左右，甚至步步进逼。如果本土派的目的是壮大民主运动，那么与其否定六四集会的意义，不如提出行动论述，转化它释放的政治能量。如果为了摈弃“大中华意识”而倒掉了价值，我们难以想像，香港的民主运动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袁玮熙，香港公开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院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