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菲律宾缉毒署的报告显示全国有三百万名毒品成瘾者。那是两或三年前的事了。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统计的话，数字会增加到多少？”
这是2016年7月25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表的国情咨文。
今年2月，我存著对“反毒战争”血腥画面的惊惧不安再次到访菲律宾，然而离开机场后，才发现改变并不多；只有出租车里亲杜特尔特的广播提醒著我改朝换代的事实。教育 NGO 工作者 Clarrisa 提醒我，反毒战争发生在另一个“世界”，尽管可能和马尼拉中产阶级社区只有几步距离，处境却是天与地的差距。
如果说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是关于“反建制、反全球化”，那该年稍早的菲律宾选举就是场关于“恐惧”的剧码。透过媒体 24 小时不间断轮播菲律宾毒品、治安问题，主打“反毒”的杜特尔特得以跳出菲律宾南部的铁票仓，在马尼拉开出红盘。
尽管就任以后恶名昭彰的“反毒战争”负评不断，杜特尔特仍获菲律宾民调支持。严峻的毒品问题、困顿的治安处境，似乎真在铁腕下获得控制。菲律宾知名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SWS）去年12月所发布的民调更显示：有高达 85%的受访民众满意政府扫毒表现，更有 88%受访者认为杜特尔特上任后，所住区域的毒品问题获得改善。根据菲律宾警方资料，犯罪率也有显著下降。打著反毒口号上台的杜特尔特似乎信守他的承诺，正逆转著菲律宾人民长期受毒品泛滥所苦的生活。
然而，这场声势浩大、腥风血雨的反毒战争，其实是奠基在“假数据”制造的“假危机”上？
打造一场捏造的“毒品危机”
“毒品，是在选举期间才成为热门议题的……这样的选举操作，让他完全掳获中产阶级的心”马尼拉雅典奥大学历史系教授 Filmeno Aguilar Jr 告诉我，尽管毒品在菲律宾是不小的治安议题，但去年总统大选前，它从未获得如此关注。
在选举前后，杜特尔特提及：菲律宾毒品成瘾者在300万至400万间，然根据菲律宾危险毒品委员会（DDB） 2016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菲律宾全国毒品使用者约为 170 万左右，和杜特尔特宣称的数据相差约一倍，而事实上，仅约三分之一的毒品使用者在过去一年曾使用毒品。重要的是，全国仅不到一半的毒品使用者使用杜特尔特口中泛滥全国的类安非他命“沙雾(Shabu)”。而大多数毒品使用者，仅是惯用大麻。
先前杜特尔特的总统办公室曾宣称，全国 75％的严重犯罪和毒品相关。但菲律宾警察部门内，负责关注严重犯罪的调查与侦探管理委员会就表示，实际的数据约为 15％，更有危险毒品委员会官员表示没有相关数据。
据历史数据显示，菲律宾的毒品问题也并没有持续恶化的趋势；2004 年调查时，菲律宾毒品使用者达到 670 万的高峰，随后于 2008 年急遽下降至 170 万。尽管 2016 年的调查数据较 2012 年高约 30 万，但由于危险毒品委员会（DDB）仅是每 4 年调查一次，实难断定有一“持续恶化”趋势，更遑论杜特尔特“未来 4 到 6 年毒品会再污染 1000 万人”的惊悚预测。
然而在宣传中，杜特尔特透过极具渲染力的言词，凭一人之力重新定调整场选举，将关注焦点从传统的扶贫、就业问题，导引向中产阶级最关注的“治安”。
这场反毒战争，仍持续著，韩籍商人撕票丑闻挡不住，议员弹劾也无法撼动——中产阶级的矛盾态度，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
杜特尔特时代，菲律宾社群网路内战
全球化下，菲律宾中产阶级和下层群众关系日益疏离，而杜特尔特的选举操作，正是利用这“两个世界”若即若离的距离，将“毒品”打造为菲律宾动摇国本的毒瘤，透过“恐吓”来收编菲律宾中产阶级。在杜特尔特的夸大数据、耸动言语的推波助澜下，中产阶级将多年来对自由派民主的失望，转化为急切的愤怒、躁动的畏惧。
这样的愤怒与恐惧，让菲律宾中产阶级间多年的民主共识解体。
尽管过去三十年来民主化骨干EDSA 集团改革缓慢，丑闻频传，大多数中产阶级先前仍相信未完成的民主化也只有这条路、这群人能托付，但杜特尔特先透过毒品危机的创造，左批现任政府的软弱，右打高度相对的铁腕主张，突然让部分中产阶级看到一位能将菲律宾政治拉出泥淖的救世主（哪怕需要付出相应的血腥代价）。有些中产阶级则抵死不从，尽管对 EDSA 集团失望，也绝不赞同杜特尔特的高压处方——这样高张力的选战带来的中产分裂，持续至今且丝毫没有退烧的趋势。
“我失去了许多脸书好友”就读雅典奥大学法学院的 Mille 这样对我叹道。Mille 并非唯一有此感触的人。菲律宾拥有4100万脸书使用者。菲律宾历史学家、NGO资深工作者 Maribel Buenaobra 曾告诉我，此次选举是菲律宾有史以来社群媒体运用最“淋漓尽致”的一场选举，期间候选人运用假帐号、假新闻在网路攻守，而政治舆论的紧张对立，更是前所未有。整场选战的风向，在社群网路上完全被杜特尔特牵著走，因“他们除创造一个强人神话，更制造假新闻，创造关于毒品犯罪的假网站……”。
杜特尔特拉出的选战轴线有效，但也撕裂了菲律宾社会。
去年 6 月就职以来，杜特尔特的反毒战争已造成超过 7000 人死亡。杜特尔特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反毒战争的血腥与成效间争辩著，将社群媒体燃成战场——不少人则在舆论战火下选择因难以负荷人际关系紧张、感官刺激，而选择放逐追踪新闻、讨论政治。这带来菲律宾民主问责的隐忧。
数个月以来的舆论翻腾，让许多马尼拉中产阶级被问及杜特尔特相关事务时，拥有超乎寻常的防备心。不少杜特尔特支持者会再三强调“自己并非支持反毒战争，但我觉得……”，希望替杜特尔特的铁腕政策、脏话频出缓颊，或为新政府社会、政治改革方面的努力被漠视抱不平，但又不希望自己被标签为支持法外处决。
随著杜特尔特执政迈入一周年，国际媒体关注已经降低，而在国内新闻事件持续递嬗、多元迸发的现实下，如何继续争取中产阶级眼光是一难题——在无重大丑闻下，杜特尔特式政治渐渐稳固成“新常态”，这也让杜特尔特反对者忧虑。
民主化未竟，中产阶级反扑
杜特尔特现象，是个远比“反毒战争”更大的议题。许多人跟我说“我觉得大家都过度关注反毒战争了”，也有些反对杜特尔特的人有类似答复。
杜特尔特在菲律宾是个相当复杂、难以评价的角色，不单单只是人权侵害的面向，也扣连菲律宾政治、经济、社会改革议程，更和菲律宾人民对如何理解 1986“人民力量革命”的转型正义议题连动——有人恨他，也有人爱他，但更多的人在中间地带徬徨著，不知如何回应身处的国家变局。
上月“人民力量革命”31周年的马尼拉纪念活动，竟变成支持杜特尔特与反对杜特尔特者的隔空对抗，令人担忧菲律宾社会的民主共识正在走向崩毁；去年5月正副总统大选时，杜特尔特和前独裁者之子小马科斯在马尼拉绝大多数选区获胜，象征著曾守护自由派民主进驻菲律宾总统府、替代独裁者马科斯的马尼拉中产阶级，现在对菲律宾民主制度似乎有些迟疑，信心大幅动摇著。
中产阶级对前执政党自由党（LP）反感尤其强烈。和人民力量革命领导阶层、支持者关系密切的自由党，在过去6年被评为“离地”、“软弱”，治理能力被打上大大问号，就连许多反对杜特尔特的人，也不屑提及自由党。De la Salle 大学社会科学院长 Teehankee 教授说，民主化骨干集团在 1986 年执政后放弃社会运动路线，和许多草根改革者切割，选择和旧地主势力、政商集团合流，以收编独裁者马科斯倒台后的政治空间——这样的选择埋下深远的后果，导致 EDSA 集团与代言者自由党深陷在菲律宾政治泥淖中，难以推动全面政治、社会改革，更错失达成“真”民主的契机。尽管去年选举落败后自由党积极活动、举办工作坊，试图寻回和公民社会的关系连带、合作网络，外界仍不看好他们能赢回社运团体早已冰冷的心。
尽管前些年经济成长提升菲律宾中产阶级的数目与消费生活，但在劳动人口流出海外、政治腐败等经年问题持续困扰下，透过通讯、交通科技发展，全球化时代的菲律宾中产阶级更加拉升恨铁不成钢的急迫情绪，形成愿意支持强人政治的土壤。尽管马科斯威权记忆不远，尝著民主的菲律宾中产阶级此刻却犹豫在铁腕突围与自由民主的抉择前——民主赢得中产阶级的表里，却在现实摧折下未能深化入骨，最终酿成反扑。
菲律宾中产阶级，和全球共冷暖？
中产阶级的“杜特尔特情节”其实有迹可寻，也象征著民主在中产阶级优先顺序中的滑落。在 1986 年跨阶级、群体的人民力量革命后，中产阶级的和下层阶级的改革议程就持续碰撞、分裂；中产阶级先是透过第二次人民力量拉下丑闻缠身的贫民英雄埃斯特拉达总统，而埃斯特拉达的下层支持者，则发起第三次人民力量抗命。这样的对抗，是民主治理优先与援贫政策优先的对抗。中产阶级标签下层者的反抗为民粹，为侍从政治，然随著阿罗约, 阿基诺任内令人失望的‘民主政治’，中产阶级却倒向秩序的战场，背弃自由派民主的传统立场；和埃斯特拉达ㄧ线之差的杜特尔特，不被标签为民粹主义者，而是铁腕改革的提供者。这也显现对媒体风向影响至深的中产阶级群体，如何因应自身需求调整对各型政治人物的标签。
在政治秩序未稳的国家，弱体制政府与恩避侍从体制，常是中产阶级的痛楚来源；面对政治体制困境，中产阶级透过民主机制、社会运动交互施压政府，是一改革路径，美国 1890 到 1920 年的进步主义运动就是一案例。当时的中产阶级进步运动者，透过集体行动成功削弱腐败的政治集团与垄断企业，扭转纠缠 19 世纪美国政治的侍从主义。
然而菲律宾、印度等新兴民主国家的案例，则呈现中产阶级不耐国家改革进程缓慢，不满政治菁英自陷丑闻，决定孤注一掷于强势领导人，而泰国的案例，则辉映福山于《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关于“中产阶级社会”与“拥有中产阶级的社会”差异的讨论，即中产阶级若占总人口比例不够高，可能担心自身阶层下穷人的压力，反而倾向支持反民主的势力——北方泰国农民与南方曼谷中产阶级间关系紧张，形成红衫军与黄衫军的交互对冲，最终让选举民主中处于弱势的中产阶级倒向军事独裁，希冀制衡他信（塔克辛）一支代表的利农、民粹政治。
在中国模式崛起、同样施行威权政体的新加坡持续闪耀下，开发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对民主制度态度转向保留，更对选举民主能否协助本国政治、经济发展迎头赶上越趋怀疑——如果说欧美正掀起本土／国际主义的对决，那开发中国家仍徬徨在“怎样才能发展”的老问题，而民主正在流失关爱的眼神。
“先生，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快来帮帮我国家吧！”出租车司机 Jerry 在激动地分享完他对杜特尔特的感想后，突然蹦出这句话。出租车司机所代表的新兴中产阶级群体，是杜特尔特支持的一大来源。我们因塞车困在车阵中一小时半，只得不断听著他重复诉说对杜特尔特的支持，与对菲律宾现状的担忧、失望。我尴尬的转头望向窗外 EDSA 大道停滞的车阵——关于杜特尔特是“改革契机”，还是“威权转向”的争论，仍然持续著，我们还困在杜特尔特现象的万花筒里，寻索著实相与幻象的差异。
（江怀哲，政大外交系学生，东南亚研究青年平台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