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要掌握好使用殘暴手段的限度和範圍，即損害行為要一次做完。」菲律賓著名政治學者Julio C. Teehankee 在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杜特蒂）論文簡報的最後一頁，放著馬基維利《君王論》中的這句名言。
Teehankee確實情緒複雜，他曾在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EDSA Revolution）中站上街頭阻擋戰車，對於威權政治有著根深蒂固的反感。然而，獨裁者馬可斯（Ferdinand E. Marcos，馬可仕）垮台後民主轉型的挫折、社經發展困境的持續，讓屬於 EDSA 世代的他儘管不情願，也不得不承認杜特地的鐵腕，讓菲律賓諸多社會問題出現解決曙光——即便那光芒背後，很可能是無盡的漆黑深淵。
Teehankee 對深淵的恐懼是正常不過的，畢竟上段黑暗的落幕，足足花了菲律賓人民20年。
阿基諾夫人與 EDSA 集團
不過，那段噩夢的結束，並不代表光明終於降臨，馬可斯於1986年的倒台，象徵的更不是政治權力從少數家族手上還與人民，而是權力從舊菁英轉移到另一群新興的政經菁英手裡。菲律賓的政治仍被家族勢力與恩庇侍從（Patron-Client）體制綁架，而在威權的灰燼中崛起的菲律賓新總統阿基諾夫人（Corazon Aquino，艾奎諾夫人），自己也出身呂宋島中部丹轆（Tarlac）省的大地主家族，其近戚遠親更早已在菲律賓政治的大小舞台上閃耀。
這樣的背景，讓後威權時代的菲律賓，仍難全面跳脫傳統政治結構的制約；阿基諾夫人在家族政治潛流下，以「大企業、天主教教會、公民團體與軍方」組建起來的 「EDSA 改革集團」，就是改革理想與政治現實妥協後的產物。但這幾方勢力之間的議程分歧與利益糾葛，注定讓改革的幅度難以對接社會需求。而以馬尼拉金融區起名的「馬卡蒂黑手黨」（Makati Mafia）佔據新行政團隊金融與財政重要職位，更象徵馬尼拉商業與金融菁英，鉗制住未來任何社會資源大幅重新分配的可能性。
阿基諾夫人與 EDSA 集團在任期間，曾努力推倒馬可斯威權體制的殘餘勢力，並推動恢復戒嚴體制前的各項民主制度——如新聞自由、人權保障等等；他們並將諸多改革派主張，納入1987年菲律賓新憲法中。然而，以社會菁英與政治家族成員為主的國會，仍遲於回應土地改革、政治家族世襲等社會與平等議題，早早埋下 EDSA 集團後來統治正當性危機的第一顆種子──這顆種子，最終成為2016年菲律賓總統大選中杜特地崛起所仰仗的巨蔭。
拉莫斯打擊政商寡頭家族
1992年總統大選中，接起阿基諾夫人改革接力棒的，是在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前國防部長拉莫斯（Fidel Ramos，羅慕斯）。拉莫斯獲得阿基諾夫人背書，以及 EDSA 集團的支持下，將自己標籤為阿基諾夫人的正統繼承人，在7名候選人中拔得頭籌。
在 EDSA 集團的歷任總統中，拉莫斯仍是推動改革較為成功的一位——雖然，政商寡頭集團與地方、中央政治結構的困境始終未獲解決。這要歸因於他中產階級與軍方出身的背景，與舊有的家族統治集團較無牽連。
拉莫斯在「菲律賓2000」（Philippines 2000）發展計畫的大旗下積極推動自由化、私有化、去中央化，並有效打擊多項產業中，盤據多年的政商寡頭集團與家族勢力。不過 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重創了拉莫斯的經濟改革平台，並帶來 EDSA 集團的第一次大挫敗──前電影明星、自詡為「窮人朋友」的埃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艾斯特拉達）在1998年總統選舉的勝出。
「窮人朋友」艾斯特拉達
在菲律賓的後威權時代中，政商寡頭集團把持、社會改革不彰的政治現狀，逐漸引發菲律賓中下層階級的不滿。這樣的能量經歷阿基諾夫人與拉莫斯斯兩任總統任期的積蓄，最終在亞洲金融風暴後的1998年總統大選中，造就埃斯特拉達的當選。
菲律賓窮苦的中下階級，一直渴望總統府裡有位朋友替他們發聲，因此埃斯特拉達的競選口號“Erap Para sa Mahirap”（為了窮人的埃斯特拉達）對他們來說頗具吸引力。加上埃斯特拉達武打明星生涯中打擊貪腐權勢者的形象，與菲律賓大眾對於社會改革、改變傳統政治寡頭結構的渴求遙相呼應，最終讓他成功打敗 EDSA 集團背景的候選人維尼西亞（Jose de Venecia Jr.）。
埃斯特拉達任內，其實並未遠離前任總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但他仍在土地改革、政府債券等方面，做出一些有利窮苦階級的規劃。加上他「窮人朋友」形象，令他縱使後來貪腐傳聞纏身，其在中下階級的支持度仍維持不墜。
阿羅約時代停擺的改革
然而，以中上階級為主的 EDSA 集團不這麼想，他們在2001年初以反貪腐為名發動政變，將埃斯特拉達拉下馬，推舉副總統阿羅約（Gloria Macapagal-Arroyo，亞羅育）繼位。
這樣的舉動引發支持埃斯特拉達拉的貧苦群眾不滿，遂於2001年4月起在馬尼拉展開大規模抗爭，甚至嘗試衝進菲律賓總統府馬拉坎南宮（Malacañang Palace），迫使阿羅約宣告首都地區進入「叛亂狀態」，由軍警強勢清場，最終造成多名示威者重傷（註一）──血腥的 EDSA 大道，象徵 EDSA 集團與中下階級僅剩的微薄信任就此破滅。
剛從風雨中站穩腳步的新科總統阿羅約，帶來的並不是 EDSA 集團的重生，而是它新的致命危機。除了中下階級對馬尼拉統治集團益感疏離，中上階級對 EDSA 集團治理能力的信心，亦隨著阿羅約選舉舞弊與貪腐傳聞爆發而大幅下挫。
2000年代初菲律賓經濟緩步復甦，當時產生的新興中產階級，也對傳統政經結構不滿。在這情況下，阿羅約忙於透過傳統權力網絡鞏固政權，解決長期的統治正當性危機，卻幾乎停擺國內改革議程，讓 EDSA 集團的形象進一步探底。
阿基諾三世，高民望下的治理不彰
就在 EDSA 集團要隨著總統阿羅約的各項爭議陷入分裂時（註二），帶領民主化的阿基諾夫人驟逝，令菲律賓全境瀰漫悲傷懷舊的氣氛，讓身為「民主聖母」之子的阿基諾三世（Benigo “Noynoy” Aquino III，艾奎諾三世）成為重振 EDSA 集團的新共主。他在2010年總統大選中，以“Kung Walang Corrupt, Walang Mahirap” （如果沒有人貪腐，就不會有人貧窮）為反貪腐口號，於全民思變的背景下獲得跨階級支持，為 EDSA 集團拿下當時看似重返巔峰的一場勝選。
然而，EDSA 集團與菲律賓改革進程的根本性矛盾，並未隨著這場勝選獲得解決。阿基諾三世的執政聯盟含括大企業、天主教教會、社會運動人士、中產階級白領，前政變軍官、舊政治人物等各類議程衝突的群體。這也代表：阿基諾三世改善政府治理的口號，終究難逃跳票覆轍。
阿基諾三世任內，許多政治改革法案如《資訊自由法》、《政黨發展法》、《反世襲政治家族法案》持續停擺延宕，他更將大量的政治資本，耗費在打擊前總統阿羅約及其勢力上，讓民眾對政治改革的透明度疑慮加深。而2013年海燕颱風與2015年馬馬沙巴諾（Mamasapano）反恐行動等重大行政失職，加上內政部長羅哈斯任內的治安惡化，都進一步打擊中產階級對阿基諾三世治理能力的信心。
阿基諾三世在2016年卸任時，仍享相當高的支持度，但這支持度僅反映出他營造「清廉」個人形象的成功，並不象徵民眾對他政治治理的認同。阿基諾三世在任內，並未嚴肅處理 EDSA 集團與菲律賓改革進程的矛盾──如政商寡頭集團的持續掌權，非廣納性經濟成長的持續，傳統利益輸送網絡的利用，高道德形象但缺乏實際改革動作。加上新興中產階級，持續感覺被傳統政商寡頭漠視（註三）。阿基諾夫人在1986年率領 EDSA 集團奪下政權後，所種下的惡果，逐漸進入發芽的最後階段──這也造就了 2016 年總統大選杜特地的震撼勝利。
杜特地吸引新興中產階級
在EDSA 集團繼承人阿基諾三世過去6年的領導下，菲律賓平均經濟增長高達6.2%，沒想到菲律賓選民最在人民力量革命30周年的指標性時刻，選出象徵「鐵腕改變、反建制」的杜特地擔任新總統，跌破不少專家眼鏡。
不過與部分觀察家的評論有所出入的是：根據ABS-CBN新聞報導，杜特地並非靠下層階級的選票獲取勝利，而主要是靠家戶收入排行40%至80%的中產與中下階級勝選。杜特地是要到選舉的最終階段，才開始在最末20%的下層階級獲得較高支持。
這結論其實並不讓人意外：杜特地並未如過去埃斯特拉達、費爾南多‧波因（Fernando Poe Jr.）或他的競爭對手比奈（Jejomar Binay）一般，主打「與貧為友」的口號，而是力主恢復「法治與秩序」、承諾打擊貪腐與毒品犯罪、提振基礎建設──這些主張呼應著菲律賓快速成長的新興中產階級的需求，無怪杜特地在計程車司機、小商家、海外移工等群體中呼聲特別高。這些新興中產階級擔心，惡劣治安與貧弱治理，會危及得來不易的財富，更不滿被傳統政商寡頭摒除在國家決策外。
新舊集團間的血腥權力爭奪
在杜特地勝選後，叱吒風雲30年的民主化骨幹 EDSA 集團，也面臨重新整頓的命運。儘管反毒戰爭屢遭國際媒體圍剿，但杜特地有高達91% 的民調滿意度為其背書，仍維持強勢手腕，讓在野的 EDSA 集團勢力難攖其鋒。
前司法部長、現任參議員德利馬（Leila de Lima）算是少數仍維持戰力不墜的在野議員，她現率領參議院委員會，針對法外處決（Extrajudicial Killings）展開調查，正與杜特地展開艱苦的戰鬥。一位前菲律賓民兵9月14日在參議院會上證實，杜特地過去擔任達沃（Davao）市長期間，曾指派他及其他部隊成員，暴力襲擊罪犯和反對者，前後共釀上千死亡。
EDSA 集團的自由黨副總統萊妮（Leni Robredo）也是碩果僅存的少數戰力，縱然現階段言論仍算溫和，但她仍是杜特地未來陷入政治風暴時提出挑戰的最佳人選。近期杜特地指控自由黨暗藏政變計劃，無論是真是假，都突顯 EDSA 集團勢力雖敗未潰的事實。
然而，不是 EDSA 集團的所有成員都那麼僥倖──傳統上在菲律賓政治舉足輕重的天主教會，持續遭到杜特地邊緣化；杜特地帶來的南方政商菁英，也挑戰傳統上把持財金權力的馬卡蒂黑手黨；而杜特地則持續透過走訪軍營，攏絡軍方支持，防範在野勢力發動政變的可能性。
EDSA 集團要恢復挑戰杜特地的實力，恐怕需更全面的組織重整，也亟需「人權迫害」以外的口號，來把中產階級從杜特地的新威權主義（Neo-Authoritarianism）那邊重新爭取過來。
和過往不同的是，2016年這場選舉並非過去集團內的權力轉換，而是新舊集團間的權力衝突，故菲律賓黨派政績不彰、議員群起換黨的現象，不見得會在 EDSA 集團與杜特地勢力的對抗中大幅出現。光看杜特地的「涉毒政客名單」即可知道，這是場真槍實彈的血腥權力競奪。
（江懷哲，政大外交系學生，東南亞研究青年平台成員）
註一：後人將這起事件定名為“EDSA III”，把這次具濃厚階級衝突色彩的運動與第一（EDSA I）與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EDSA II）並列。
註二：例如軍方內部的多次政變計劃與失敗政變。
註三：馬尼拉都會區的塞車問題，及其反映出的治理失能，是新興中產階級憤怒的一大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