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菲律賓緝毒署的報告顯示全國有三百萬名毒品成癮者。那是兩或三年前的事了。你想想看，如果我們現在統計的話，數字會增加到多少？”
這是2016年7月25日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發表的國情咨文。
今年2月，我存著對「反毒戰爭」血腥畫面的驚懼不安再次到訪菲律賓，然而離開機場後，才發現改變並不多；只有計程車裏親杜特蒂的廣播提醒著我改朝換代的事實。教育 NGO 工作者 Clarrisa 提醒我，反毒戰爭發生在另一個「世界」，儘管可能和馬尼拉中產階級社區只有幾步距離，處境卻是天與地的差距。
如果說美國2016年的總統大選是關於「反建制、反全球化」，那該年稍早的菲律賓選舉就是場關於「恐懼」的劇碼。透過媒體 24 小時不間斷輪播菲律賓毒品、治安問題，主打「反毒」的杜特蒂得以跳出菲律賓南部的鐵票倉，在馬尼拉開出紅盤。
儘管就任以後惡名昭彰的「反毒戰爭」負評不斷，杜特蒂仍獲菲律賓民調支持。嚴峻的毒品問題、困頓的治安處境，似乎真在鐵腕下獲得控制。菲律賓知名民調機構「社會氣象站」（SWS）去年12月所發布的民調更顯示：有高達 85%的受訪民眾滿意政府掃毒表現，更有 88%受訪者認為杜特蒂上任後，所住區域的毒品問題獲得改善。根據菲律賓警方資料，犯罪率也有顯著下降。打著反毒口號上台的杜特蒂似乎信守他的承諾，正逆轉著菲律賓人民長期受毒品氾濫所苦的生活。
然而，這場聲勢浩大、腥風血雨的反毒戰爭，其實是奠基在「假數據」製造的「假危機」上？
打造一場捏造的「毒品危機」
「毒品，是在選舉期間才成為熱門議題的……這樣的選舉操作，讓他完全擄獲中產階級的心」馬尼拉雅典奧大學歷史系教授 Filmeno Aguilar Jr 告訴我，儘管毒品在菲律賓是不小的治安議題，但去年總統大選前，它從未獲得如此關注。
在選舉前後，杜特蒂提及：菲律賓毒品成癮者在300萬至400萬間，然根據菲律賓危險毒品委員會（DDB） 2016年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目前菲律賓全國毒品使用者約為 170 萬左右，和杜特蒂宣稱的數據相差約一倍，而事實上，僅約三分之一的毒品使用者在過去一年曾使用毒品。重要的是，全國僅不到一半的毒品使用者使用杜特蒂口中氾濫全國的類安非他命「沙霧(Shabu)」。而大多數毒品使用者，僅是慣用大麻。
先前杜特蒂的總統辦公室曾宣稱，全國 75％的嚴重犯罪和毒品相關。但菲律賓警察部門內，負責關注嚴重犯罪的調查與偵探管理委員會就表示，實際的數據約為 15％，更有危險毒品委員會官員表示沒有相關數據。
據歷史數據顯示，菲律賓的毒品問題也並沒有持續惡化的趨勢；2004 年調查時，菲律賓毒品使用者達到 670 萬的高峰，隨後於 2008 年急遽下降至 170 萬。儘管 2016 年的調查數據較 2012 年高約 30 萬，但由於危險毒品委員會（DDB）僅是每 4 年調查一次，實難斷定有一「持續惡化」趨勢，更遑論杜特蒂「未來 4 到 6 年毒品會再污染 1000 萬人」的驚悚預測。
然而在宣傳中，杜特蒂透過極具渲染力的言詞，憑一人之力重新定調整場選舉，將關注焦點從傳統的扶貧、就業問題，導引向中產階級最關注的「治安」。
這場反毒戰爭，仍持續著，韓籍商人撕票醜聞擋不住，議員彈劾也無法撼動——中產階級的矛盾態度，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
杜特蒂時代，菲律賓社群網路內戰
全球化下，菲律賓中產階級和下層群眾關係日益疏離，而杜特蒂的選舉操作，正是利用這「兩個世界」若即若離的距離，將「毒品」打造為菲律賓動搖國本的毒瘤，透過「恐嚇」來收編菲律賓中產階級。在杜特蒂的誇大數據、聳動言語的推波助瀾下，中產階級將多年來對自由派民主的失望，轉化為急切的憤怒、躁動的畏懼。
這樣的憤怒與恐懼，讓菲律賓中產階級間多年的民主共識解體。
儘管過去三十年來民主化骨幹EDSA 集團改革緩慢，醜聞頻傳，大多數中產階級先前仍相信未完成的民主化也只有這條路、這群人能託付，但杜特蒂先透過毒品危機的創造，左批現任政府的軟弱，右打高度相對的鐵腕主張，突然讓部分中產階級看到一位能將菲律賓政治拉出泥淖的救世主（哪怕需要付出相應的血腥代價）。有些中產階級則抵死不從，儘管對 EDSA 集團失望，也絕不贊同杜特蒂的高壓處方——這樣高張力的選戰帶來的中產分裂，持續至今且絲毫沒有退燒的趨勢。
「我失去了許多臉書好友」就讀雅典奧大學法學院的 Mille 這樣對我嘆道。Mille 並非唯一有此感觸的人。菲律賓擁有4100萬臉書使用者。菲律賓歷史學家、NGO資深工作者 Maribel Buenaobra 曾告訴我，此次選舉是菲律賓有史以來社群媒體運用最「淋漓盡致」的一場選舉，期間候選人運用假帳號、假新聞在網路攻守，而政治輿論的緊張對立，更是前所未有。整場選戰的風向，在社群網路上完全被杜特蒂牽著走，因「他們除創造一個強人神話，更製造假新聞，創造關於毒品犯罪的假網站……」。
杜特蒂拉出的選戰軸線有效，但也撕裂了菲律賓社會。
去年 6 月就職以來，杜特蒂的反毒戰爭已造成超過 7000 人死亡。杜特蒂支持者與反對者在反毒戰爭的血腥與成效間爭辯著，將社群媒體燃成戰場——不少人則在輿論戰火下選擇因難以負荷人際關係緊張、感官刺激，而選擇放逐追蹤新聞、討論政治。這帶來菲律賓民主問責的隱憂。
數個月以來的輿論翻騰，讓許多馬尼拉中產階級被問及杜特蒂相關事務時，擁有超乎尋常的防備心。不少杜特蒂支持者會再三強調「自己並非支持反毒戰爭，但我覺得……」，希望替杜特蒂的鐵腕政策、髒話頻出緩頰，或為新政府社會、政治改革方面的努力被漠視抱不平，但又不希望自己被標籤為支持法外處決。
隨著杜特蒂執政邁入一周年，國際媒體關注已經降低，而在國內新聞事件持續遞嬗、多元迸發的現實下，如何繼續爭取中產階級眼光是一難題——在無重大醜聞下，杜特蒂式政治漸漸穩固成「新常態」，這也讓杜特蒂反對者憂慮。
民主化未竟，中產階級反撲
杜特蒂現象，是個遠比「反毒戰爭」更大的議題。許多人跟我說「我覺得大家都過度關注反毒戰爭了」，也有些反對杜特蒂的人有類似答覆。
杜特蒂在菲律賓是個相當複雜、難以評價的角色，不單單只是人權侵害的面向，也扣連菲律賓政治、經濟、社會改革議程，更和菲律賓人民對如何理解 1986「人民力量革命」的轉型正義議題連動——有人恨他，也有人愛他，但更多的人在中間地帶徬徨著，不知如何回應身處的國家變局。
上月「人民力量革命」31周年的馬尼拉紀念活動，竟變成支持杜特蒂與反對杜特蒂者的隔空對抗，令人擔憂菲律賓社會的民主共識正在走向崩毀；去年5月正副總統大選時，杜特蒂和前獨裁者之子小馬可仕在馬尼拉絕大多數選區獲勝，象徵著曾守護自由派民主進駐菲律賓總統府、替代獨裁者馬可仕的馬尼拉中產階級，現在對菲律賓民主制度似乎有些遲疑，信心大幅動搖著。
中產階級對前執政黨自由黨（LP）反感尤其強烈。和人民力量革命領導階層、支持者關係密切的自由黨，在過去6年被評為「離地」、「軟弱」，治理能力被打上大大問號，就連許多反對杜特蒂的人，也不屑提及自由黨。De la Salle 大學社會科學院長 Teehankee 教授說，民主化骨幹集團在 1986 年執政後放棄社會運動路線，和許多草根改革者切割，選擇和舊地主勢力、政商集團合流，以收編獨裁者馬可仕倒台後的政治空間——這樣的選擇埋下深遠的後果，導致 EDSA 集團與代言者自由黨深陷在菲律賓政治泥淖中，難以推動全面政治、社會改革，更錯失達成「真」民主的契機。儘管去年選舉落敗後自由黨積極活動、舉辦工作坊，試圖尋回和公民社會的關係連帶、合作網絡，外界仍不看好他們能贏回社運團體早已冰冷的心。
儘管前些年經濟成長提升菲律賓中產階級的數目與消費生活，但在勞動人口流出海外、政治腐敗等經年問題持續困擾下，透過通訊、交通科技發展，全球化時代的菲律賓中產階級更加拉升恨鐵不成鋼的急迫情緒，形成願意支持強人政治的土壤。儘管馬可仕威權記憶不遠，嚐著民主的菲律賓中產階級此刻卻猶豫在鐵腕突圍與自由民主的抉擇前——民主贏得中產階級的表裏，卻在現實摧折下未能深化入骨，最終釀成反撲。
菲律賓中產階級，和全球共冷暖？
中產階級的「杜特蒂情節」其實有跡可尋，也象徵著民主在中產階級優先順序中的滑落。在 1986 年跨階級、群體的人民力量革命後，中產階級的和下層階級的改革議程就持續碰撞、分裂；中產階級先是透過第二次人民力量拉下醜聞纏身的貧民英雄埃斯特拉達（Estrada）總統，而埃斯特拉達的下層支持者，則發起第三次人民力量抗命。這樣的對抗，是民主治理優先與援貧政策優先的對抗。中產階級標籤下層者的反抗為民粹，為侍從政治，然隨著亞羅育（阿羅約）, 阿基諾（艾奎諾）任內令人失望的『民主政治』，中產階級卻倒向秩序的戰場，背棄自由派民主的傳統立場；和埃斯特拉達ㄧ線之差的杜特蒂，不被標籤為民粹主義者，而是鐵腕改革的提供者。這也顯現對媒體風向影響至深的中產階級群體，如何因應自身需求調整對各型政治人物的標籤。
在政治秩序未穩的國家，弱體制政府與恩避侍從體制，常是中產階級的痛楚來源；面對政治體制困境，中產階級透過民主機制、社會運動交互施壓政府，是一改革路徑，美國 1890 到 1920 年的進步主義運動就是一案例。當時的中產階級進步運動者，透過集體行動成功削弱腐敗的政治集團與壟斷企業，扭轉糾纏 19 世紀美國政治的侍從主義。
然而菲律賓、印度等新興民主國家的案例，則呈現中產階級不耐國家改革進程緩慢，不滿政治菁英自陷醜聞，決定孤注一擲於強勢領導人，而泰國的案例，則輝映法蘭西斯·福山於《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關於「中產階級社會」與「擁有中產階級的社會」差異的討論，即中產階級若占總人口比例不夠高，可能擔心自身階層下窮人的壓力，反而傾向支持反民主的勢力——北方泰國農民與南方曼谷中產階級間關係緊張，形成紅衫軍與黃衫軍的交互對衝，最終讓選舉民主中處於弱勢的中產階級倒向軍事獨裁，希冀制衡他信（塔克辛）一支代表的利農、民粹政治。
在中國模式崛起、同樣施行威權政體的新加坡持續閃耀下，開發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對民主制度態度轉向保留，更對選舉民主能否協助本國政治、經濟發展迎頭趕上越趨懷疑——如果說歐美正掀起本土／國際主義的對決，那開發中國家仍徬徨在「怎樣才能發展」的老問題，而民主正在流失關愛的眼神。
「先生，如果你有能力的話，快來幫幫我國家吧！」計程車司機 Jerry 在激動地分享完他對杜特蒂的感想後，突然蹦出這句話。計程車司機所代表的新興中產階級群體，是杜特蒂支持的一大來源。我們因塞車困在車陣中一小時半，只得不斷聽著他重複訴說對杜特蒂的支持，與對菲律賓現狀的擔憂、失望。我尷尬的轉頭望向窗外 EDSA 大道停滯的車陣——關於杜特蒂是「改革契機」，還是「威權轉向」的爭論，仍然持續著，我們還困在杜特蒂現象的萬花筒裡，尋索著實相與幻象的差異。
（江懷哲，政大外交系學生，東南亞研究青年平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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