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自去年起结束长达36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全面二孩”（即所有夫妻都可合法生育两个孩子）以来，这一旨在提高生育率、缓解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举措并未取得当局预想中的效果。中国日报英文版2月28日报导称，中国政府正在研究鼓励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财政措施。
该报导指出，许多家庭基于经济压力等考量，并不愿意过多生育。文章还引述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称，在近日的社会福利会议上已探讨生育激励措施的可行性，包括采取奖励及补贴等手段。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也指出，一些地方政府正在计划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湖南省统计局报告就呼吁，政府应该考虑提供二孩生育者补助，增加陪产假和产假以及孩子生病的照顾假。
除了奖励外，各地的“催生”措施还包括推行计划生育时期的“传统”手段。去年9月，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网站发出一封题为《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致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宣传生育一个孩子的“风险”和生育两个孩子的“好处”，呼吁“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要“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第二个子女”。1980年，中共中央也曾面向全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发出公开信，宣导“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1979年，中国大陆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应对人口增长问题。在人口学家多年来不断对出生率低和人口老龄化发出警告后，中国当局于2015年末决定放弃独生子女政策，转而提倡夫妇生育两个孩子。2016年，中国大陆新生儿升至1780万人，比前一年增加了130万，也是20年来出生率最高的一年。
但这一增长并不均衡，据金融时报报导，广西、甘肃等地2016年粗出生率较前一年甚至略有下降。在经济较为落后的一些西部省份，原本就不受独生子女政策限制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有不少比例，这些群体也逐渐开始生较少的孩子。（编者注：粗出生率可理解为每年每1000人中有多少新生儿）
此外，部分省份的出生率增幅远小于官方预期，比如江西省的出生率从2015年的13.2‰仅增加到2016年的13.4‰，陕西省从10.1‰上升为10.6‰。金融时报分析指，育龄妇女总数已经下降，意味着放宽生育政策的潜在影响有限。
舆论普遍认为，生育率低于预期的最重要原因是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太大，特别是在城市。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近日播出专题片，走访北京、上海等地的二孩家庭，计算生育二孩的经济成本。
片中一位在北京从事美容养生业的中年妇女，与医生丈夫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他们计算了产前检查、营养品、剖腹产、请月嫂、奶粉、尿不湿、儿童玩具及衣服、高额保险等费用，表示孩子在3岁前每年需要花费约36万元人民币；而3岁以后的幼儿园、育儿嫂、儿童用品、保健备用药、游乐场所、保险费等费用，估计每年花销也在37万元左右。
如此算下来，从怀孕到孩子7岁上小学，这对夫妇预计需要付出的费用大约是260万元，而且这是在住房、车辆都已提前解决的情况下。
声音
如今‘一胎化’不再，但计划如故，这样的意识形态与计划作为未来将伊于胡底（意为不堪设想），香港作家陈冠中在小说《盛世》中做出了惊人的揣想，当局终于采取最后手段，在人民的饮水中加入一种让人快乐的药品，于是所有人都忘却了悲伤，跳过了某些时日的记忆，都傻乎乎地快乐了起来。
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之基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