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二胎的消息出来后，我朋友告诉我，他妻子的姐姐正怀着第二胎，正巧，赶上了。“赶上了”意味着，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她的父母不需要再交罚款了。我为他感到高兴，但很快意识到，原来国家掌控民众的生育权之久，已经让我们视之为恒常，有少少放宽就能够这样子开心起来了。我回忆起我20多年的短短人生中，关于计划生育的一切，包括我自己的家庭。我也想起了冯建梅，那个怀孕七个多月，却被地方官员强制引产（Labor induction）的女人。
中国开放二胎，不少人在网上说，没想到我们竟成了中国唯一的一代独生子女。这说法当然可以更严谨些，而且开放二胎并不像开闸放水，一声令下，人人都走进卧室，多生一个。不过，“独生子女”这个词，至少对我来说，从中国人失去自主生育权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概念了。
我是被迫成为“独生子女”的。我不清楚我父母当时是否交得起二胎罚款，但限制他们的不只是这笔钱而已。我的家人在体制内工作，计划生育是国策，违背国策就会失去公职。当然，这限制也许只适用于基层的小官。在上小学之前，我从没有觉得自己没有兄弟姐妹有什么奇怪，因为我遇见的同龄人绝大多数都是如此。直到我发现，班上一个小男孩有一个亲生的姐姐，他们的鼻子和嘴巴长得都特别像。我在我的表亲中是最小的，一直很想做姐姐，好羡慕。于是我问妈妈，我会不会有个小妹妹？我妈说：不行的，如果再生一个，爸爸就没有工作啦。
不能吃国家的饭却砸国家的锅
我明白了。我不可以有亲生的、长得和我很像的弟妹，这就和我们小学的校规一样，是不可以违背的。长大以后我回想，只觉得这一招真狠，在这个拥有庞大公务员体系的国家，只要以这稳定的“铁饭碗”为要挟，就能一下子让这么多人乖乖听话。这就像在提醒你，是国家给你饭吃，所以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孩子的时候，你就要以身作则牺牲一下，不能吃着国家的饭却砸国家的锅。对我父母这一辈来说，他们从祖辈和父辈身上承袭了自战乱、土改、反右、文革、八九六四以来的，对政权的敬畏与恐慌，所以最重要的是现世安慰，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平安安。好不容易找到铁饭碗，背靠的是国家这棵大树，国家说只能生一个，那就生一个吧。
这些年来我从没有问过我妈，想不想要第二个孩子。问来做什么呢？也生不了。可是就在几年前，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就是第二个孩子。那年我在大学，放暑假回去看外婆，外婆突然放低了声音说：你和你妈妈做得母女，是缘分。原来当年我妈妈怀孕却浑然不觉，吃了不少感冒药和其他西药，发现怀孕的时候已经三个多月了。医生说，吃的药对孩子健康有风险，让她考虑清楚，因为计划生育，只能生一个，只有一次机会，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有问题，也不能再生。我试过去想像，妈妈决定把孩子打掉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一睁眼，隆起的小腹又再平复下去，国策的大门再次打开──恭喜你，可以再怀一个孩子了。
那个孩子没了，很快，妈妈有了我。在春天，新生的季节，我是长在旧枝的疤痕上健康的新叶子，以“独生子女”之名，侥幸地得以出生。我享受着妈妈对两个孩子的愧疚和疼爱，这样长大了。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妈妈也许会生下那位不知是我哥哥还是姐姐的亲人，我也就错过了被孕育的时机。一想到这里，就觉得我生而为人，真是对不起那孩子。即使我如同一个寻常孩子般长大，看起来一家都生活得幸福美满，但原来许多隐痛，是国家早就在我家种下的。
尽管如此，和许许多多家庭相比，计划生育给我家带来的伤害，其实仍是很小很小的。和我妈妈的抉择相比，还有更多怀二胎的女人根本没得选，由计生委或是后来的卫计委来决定孩子的去留。
我第一次了解计生委的手段，是从我中学同学的口中得知。但她不是受害的一方，她父亲是计生委的官员。和很多公务员子女一样，她放假的时候会跑去父母工作单位玩。在那里她见到哭天抢地的女人，挺着大肚子被捉进房间。她穿过一条走廊，两侧的房间里有好多阴道扩张器。有一天他们家突然被大力拍门，闯进来的人追打她的父亲和母亲，大喊着：“你们这些人也不怕伤阴鸷！”她父亲给人追着逃出了门外，拖鞋都掉了一只。我的这位同学告诉我，她和她母亲都看不起她父亲的工作。但实际上，作为体制内的单位，计生委待遇不错，是很多年轻人想要进去的地方。不过几年后，她父亲靠努力应酬获得的机会，调去了其他单位。这些政策的底层执行者，手里掌握着乡亲和同胞们下一代的生杀大权，在震撼人心的传媒揭露下，他们面目可憎。有人会说那只是一份工作，他们执行任务而已；但也有人说，他们是在体制内主动作恶，为了达到指标不择手段。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站在，或是被摆放在许多更底层民众的对立面，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渗入中国每个家庭的触角。
万能的“中国国情”背后的集体主义
为计划生育政策辩护的说辞中，常出现的有万能的“中国国情”。把这国情加诸到每一个人身上，背后又有一种集体主义的逻辑。国情如此，你们身为中国人，要懂得顾全大局，为国家着想。你们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可惜的是，我实在难以领悟这样的精神。
现在，二胎是全面放开了，不过第三个孩子，照样是不准有的。中国人生几个孩子，依然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国家需要劳动力的时候，民众就要多生；人口负担过重了，就要少生；老龄化严重了，再鼓励你多生。于是你要么被迫拥有一大群兄弟姐妹，要么被迫成为独生子女，要么被迫拥有一个仅有的兄弟姐妹。我们这一代互相作伴的独生子女，都没有尝过和亲兄弟、亲姐妹一起长大的滋味；选择工作的时候，如果离父母远了，不免要狠一狠心；当父母老去，没有亲人和我们分担父母的养老。国策变更，一个时代结束了吗？独生子女的时代也许结束了，生育权的管制却不过在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开始，只不过二孩难养，这一次的“批量生产”，也未必能再使共和国如愿了。
（叶藏，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硕士，来自中国南方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