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小镇格里利（Greeley） 。晚间祈祷过后，当地一间教堂里 ，牧师把灯光调暗，播上一曲《宝贝，外面太冷了》（Baby it’s cold outside）。教堂里男女信众相依跳起舞来。
“（女声）我真的不能留下， （男声）宝贝，外面很冷； （女声）我真的要走了， （男声）宝贝，外面很冷⋯⋯”
歌词稍带无害的暧昧。
当时，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三年。世界从废墟中缓缓复原，仍需慰籍。这样的舞会在当地非常普遍，每每吸引大学生参加。
那一晚的情景，却令在场一名埃及留学生震惊、愤怒。
“勾在一起的脚和充满挑逗的腿，手臂环绕腰肢，嘴唇对嘴唇，胸贴胸，整个气氛充满欲望⋯⋯ ”这个名叫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 1906-1966）的留学生写道。在埃及，他自幼接受的教育是男女在社会上严格分离，直至结婚 。在他留学美国两年间，还有一次乘船遇到风浪，坐在对面一名金发、低胸装的女子一下子栽到他怀里，吓得他惊慌失措。
这个留学生日后被本·拉登称为“精神导师”，也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师之一。他写的《基石》一书，指导伊斯兰建国思想。而他在美国留学的见闻，被收录进《我所见到的美国》（The America I Have Seen）一书中。他把美国描绘成一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国度。这本书曾在基地组织成员中广为流传。
恐怕不能说一场舞会、一首美国歌曲掀起了地覆天翻的恐怖浪潮，但是库特布直面美式生活那个时刻的格格不入，可以看成两个世界尖锐对立的缩影。
库特布的世界，是一个恪守伊斯兰教义教规、生活方式力求接近宗教源头，或称之为“原教旨”的世界。他出生在埃及农村，母亲酷爱《古兰经》（Quran 《可兰经》），要求孩子们熟练背诵。父亲更是教导子女如何在日常中实践教义。
库特布42岁时游历美国和欧洲，确立了对西方的理解。他回到埃及之后，在1950年代初期加入穆斯林兄弟会；几乎同时，纳赛尔发动政变，终结封建王朝。面对民族前途的选择，纳赛尔主张“世俗与亲西方”，而库特布坚守“伊斯兰才是答案”。结局是后来成为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的库特布，在1966年被纳赛尔以“颠覆政府罪”绞死。
文化冲突，与伊斯兰信仰的外化性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以撼天动地的方式，惊醒人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西方的仇恨。十五年间，铺天盖地的分析，向我们解释“文明冲突”、“宗教对抗”，“原教旨主义对抗”。布莱尔和小布什给出的答案是“他们恨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民主”。整个二十世纪，古老文明都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西式生活方式在文明古国或多或少都遭遇抵制或反对，直至今日，但为什么在其他文明中，很少被拿出来当作攻击的主要目标？
或许有一个长期以来为人们忽视的角度：伊斯兰教并不是纯精神的宗教，相反，它是一套相当详尽的生活典范。它规定信徒穿什么、吃什么，每日礼拜多少次，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等等不一而足。在先知穆罕默德受到天启而传教的时代，伊斯兰教通过对个人生活的约束，来凝聚信徒、增强战斗力，最终实现社会革命。
与其他一神教相比，伊斯兰信仰的外化程度相当高。
举例来说，上帝授“十诫”于犹太人的先知摩西，而十条戒律的内容，主要都是“内化”的，需要内心来遵守，而与信徒的外部样貌无关。今天，尽管正统犹太教徒仍戴小圆帽，不剃须发，但在几个世纪的流散过程中，大部分犹太人的外表装束已经世俗化，与现代西式装束无异。而基督教由于历史成因，从一开始就没有非常明显的宗教标志，后来才发展出了十字型图案，可彰可隐。
反观今天穆斯林，虽说年轻一代大部分也是西式装束，但符合伊斯兰教规的装束和外表，仍被一些人解释为信仰是否纯正的标准之一。
全球化的今天，城市旅行已经鲜有惊奇。但如果你去阿拉伯半岛，一落机就能体验到扑面而来的不同：清真寺的线条，召唤礼拜的声音、男子白袍与女子黑色面纱⋯⋯不需要去到特定的旅游区，在日常生活中，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外表差异，可以非常明显。当法国颁布禁令，不准在公开场合佩戴宗教标识，很多人误以为是针对伊斯兰头巾和罩袍。 其实禁令涵盖了十字架、犹太小帽、佛珠等等，只是伊斯兰宗教装束更大更明显，所以首当其冲。
本·拉登把911袭击归于政治原因。因为美国在世界各地行不义。美国舞会震撼了库图布，海湾战争则令本·拉登大受刺激——异教徒的装甲坦克登上了圣地所在的阿拉伯半岛。但在《给美国的一封信中》，本·拉登指出，救赎美国人的方法，便是归顺伊斯兰的生活方式。而他自己，在组建、招募基地成员的过程中，也要借助生活方式的外衣：带头实行回归伊斯兰初期的简朴生活。
数个世纪之前，面对蒙古人铁蹄蹂躏，穆斯林信仰涣散，人们开始崇拜风、树等旁门左道，当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先驱就主张，在生活方式上回归祖先。他们相信，严苛的外化手段，能够涤荡心灵。
“911”发生15年后，我们惊讶地看到：正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外化特性，它很容易令伊斯兰国（ISIS）的追随者披上宗教的外衣。
网路年代，加剧生活方式的对抗
随著本·拉登死去“基地”式微，近年来冒起的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干脆抛弃了谁对谁错的政治主张，直接宣称他们与西方的生活方式，是意识形态对立。因此，必须决一死战。
调查指出，许多伊斯兰国战士根本没有读过《古兰经》。在奔赴叙利亚、伊拉克的路上，他们订购了《傻瓜书之古兰经》。即便如此，只要换上长袍，蓄起胡须，奴役女性，他们便立刻宣称自己在替神行道。比如，法国尼斯国庆惨案后，施袭者的邻居们反映，他从来不是一个严格的教徒──他喜爱喝酒、流连夜店。但伊斯兰国找上他这个没有案底的人之后，他竟可以“迅速激进化”，这显然有违伊斯兰教的本义。
本·拉登的目标始终是美国，伊斯兰国的战场却常在欧洲。这并不是因为伊斯兰国“放过”美国──不，伊斯兰国公开宣称，最终要引诱美国大兵前来决一死战。但从战术上来讲，美国令他们鞭长莫及。一来，“911”袭击之后，美国本土防范异常严密，驻外使馆的安全措施都成了“鸟飞不过”。二来，美国地理上为太平洋大西洋分隔，吸收中东穆斯林本来就少：全美穆斯林占比不到1%。
伊斯兰国招募、培训、策动的，常常是地缘上更加接近的欧洲。隔地中海相望，欧洲历来是中东穆斯林的第二故乡。
那些为伊斯兰国效力，不惜在曾经收容他们的法国、德国、 比利时发起袭击者，往往是社会上的失意人。一方面，穆斯林身分确实可能是他们的玻璃天花板，仅仅是一个穆斯林打扮装束，乃至名字，就可能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将自己的失意归结为穆斯林身分──尽管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比如上文提到的尼斯袭击者，他只是在响应伊斯兰国的号召时，找到了一种身分上的归属感。
从基地到伊斯兰国，期间互联网的发展，也加剧了不同生活方式间的对抗。
网络令不同阶层、不同地方的人们透明地相互看见。这种相互看见造成了2011年以来阿拉伯中产阶层要求更多政治权利、要求同西方中产一样享受民主的浪潮。而它同样令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更加透明地看见，来自网络上不需要政治正确、煽动仇恨的言论。
在比利时，他们生活在一个又一个泡沫（bubble）之中，与当地主流人群彼此看见，却不能触及。比利时穆斯林聚居的莫伦比克（Molenbeek）被称为现代“隔都”。同时，这种“泡沫”又保护他们之间的交流不为外人知。如巴黎恐袭中，施袭者通过网络游戏相互串连。更不用说 deep web （深网，或暗网）中传授的暴力手段。
今年德国一连串“独狼式”袭击，更让人看到传统媒体、社交媒体交互宣传之后，产生的模仿（copy cat）效应。欧洲一些媒体间，已达成协议，不再报导此类案件的细节、犯人名字，免得精神障碍或有报复社会倾向的人争上头条。
有人将伊斯兰世界所有的失落感，归结于承载这种文明的、最后一个实体帝国鄂图曼的崩溃。像印度、中国的古老文明虽然遭到西方冲击，但文化的承载仍在，在与西方融合的过程中，难免屈辱、对抗，但不至于走向激进。
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今天的土耳其更加令人惋惜：它本是伊斯兰世俗化最充分的先锋，在埃尔多安的操纵下日渐偏离凯末尔踏出的道路。生活方式之争，甚至引发了它自己国内的矛盾，导致2013 年，土耳其城市中产对埃尔多安不满的大爆发。东西之间举棋不定，也令土耳其削弱了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而伊斯兰世界缺乏真正的领袖，只会让激进势力一再抢夺话语权。
生活方式之争，看似细枝末节，对于原教旨主义而言，却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一种意识形态得以依附的全部。土耳其作为伊斯兰世俗化的范本无法确立，伊斯兰世界还将陷入长久的内部争斗。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预言，“到最后，不是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而是温和穆斯林与极端穆斯林之战。”
根据《古兰经》的说法，末日到来时，真正的信徒与非信徒将有一战。而穆斯林阵营也会分化，其中一派将帮助异教徒攻伐信徒。这与尼克松的预言，乃至当前世局的发展惊人吻合。
（周轶君，端传媒国际组内容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