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端传媒刊发了评论《数位利维坦君临的前夕》，从社交媒体上极端思潮的崛起看数位利维坦的涌现。的确，从阿拉伯之春的折翼，到欧美各路极端思潮的发轫，从极权国家新媒体策略的日臻成熟，到民主社会中算法控制的无所不在，互联网的革命性意涵，已经渐渐被反乌托邦的黑暗论述所取代。本文希望借此机会，澄清和延展出一些尚未解决的数字政治谜题，并勾勒出目前数字政治发展和论述的内在矛盾。
首先，在基础现象层面，数字媒体与极端思潮间的因果机制缺乏探讨。作为算法社会核心的过滤泡泡（Filter Bubble）现象，其概念是 Eli Pariser 2011年提出的，但类似现象，比如“网络的巴尔干化”，已经存在至少十年以上。在分析2004年美国大选博客链接关系时，学者 Lada Adamic 就已经发现了博客按照政治光谱集聚，观点难以跨意识形态传播的现象。然而，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出现了极端主义的兴盛？前者是否真的助长了后者？其次，极端政治的线上与线下行为存在怎样的联系？如何估测网络边缘社群的实际影响力？
再者，从数字政治环境角度，数字平台的过滤泡泡，是否是互联网中心权力垄断的结果？网络不同层面的去中心和再中心趋势如何互动？
最后，从分析视角来看，我们对互联网的感知，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事后反馈？对于互联网话语的元分析，如何揭示技术政治的内在矛盾？
数字媒体与过滤泡泡
数字媒体发展与极端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来都不是全新的议题。互联网刚刚起步时，学界就早有类似争论。传统传播理论认为：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人际沟通的交易成本，各种边缘群体（fringe groups）也有更多空间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但另一方面，在逐步饱和的“注意力经济”下，边缘群体又很难冲破既有的网络结构，招募到足够多的支持者。
正是在这样势均力敌的争论之下，过滤泡泡的提出，扭转了话语的天平。人们开始更多相信网络平台鼓励人们抱团取暖，党同伐异，从而强化了极端观点。但有意思的是，尽管欧美的网络分析家们不断警告人们过滤泡泡的潜在危害，大部分实证研究却并未能证明这一点。
相反，南卡信息学院的 Jang 在实验中发现，在多线程工作的环境下，人们几乎不存在选择性接受极化信息的问题。他在另一项在线行为跟踪调查中发现，如果不是存在既有的宗教观念和太多的先验信息，人们会倾向于查看挑战自己立场的科学信息。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面对超量的信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陷入依赖直觉的反应模式。面对多线程，超体量的信息环境，个体完全可以超越简单的站队。另一方面，就算是极端政治的追随者，也不见得是井底之蛙。学者 Dvir-Gvirsman 的深度访谈发现，极端政治的信奉者并非不了解对立观点的存在，然而即使暴露在对立观点下，也未改变他们对极端政治的信仰。
另一方面，相比传统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并没有在结构上提供更多的党派极化意见。早在 2010 年，也就是过滤泡泡提出之前，克拉克奖得主 Gentzkow 与 Shapiro 就在研究中指出，没有证据表明网络在鼓励极化意见。2014年公布的一项联合研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显著促进受众极化的媒体，是电视和广播，而非社交媒体。
如今，政治传播教科书也不得不承认，互联网使用者相对传统媒体受众，更能意识到对立观点的存在。传统媒体是沉浸式的结构，个体可以选择只看一家之言。数字媒体的特质则在于漫游，哪怕整个算法再精密，都不可能完全过滤掉反对意见。
极端政治的线上表现
数字政治的讨论常常出现概念的偷换，互联网极端政治也不例外。评论者常常忽视区分两个层面的现象：极端思潮的出现，不代表这种思潮的流行。算法社会给了极端思潮登场的空间，但极端思潮的流行，绝对不能都归罪于数字媒体。
将这两者区别开来的，是一个“可见性”的问题。自网际网络诞生开始，极端暴力和反社会的互联网亚社群，一直潜伏在各个犄角旮旯（角落）。这两年逐渐为人所知的“暗网空间”也一直都存在，只是普通人通过正常手段搜索不到罢了。因此，比起讨论极端政治是否在互联网上有容身之地，更重要的是极端话语如何能突破既有的传播结构限制，被主流社会所听到，进而招募到更多的追随者，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政治。
极端思潮的线上招募，永远都不能脱离线下的网络进行单独分析。目前，极端思潮在线上的流行，与线下动员的关系不甚明晰。这也是数字社会网络分析一直要面对的问题：线上的连接究竟是线下动员的原因，还是线下动员的结果？线上的流行度也很难转化为准确的指标。极端政党在网上收获了更多的粉丝，是否意味着其具备更高的动员力？一个极端政党的脸书关注数目大大超越了其支持度，究竟其实际支持度是被低估了，还是被高估了？
举例来说，因为卷入刺杀女议员事件而再次闻名的英国极右政党“英国人优先”（Britain First），在脸书专页上得到了140多万个赞，是其他政党的两三倍。但是据一个卧底参与其大会的年轻人叙述，他们去年末的政党大会只有30到40人参加，缺乏系统的议程，只是重复一些既有的论调。
然而，相反的证据也依然存在。最近 Science 杂志对 ISIS 线上招募的研究发现，真正的 ISIS 支持者谈论的话题和普通的交流闲谈（mundane chatter）很不一样──他们的讨论集中在行动细节，如何获得资金，解决技术问题等等。在多方抵制面前，他们的网络具备超强的韧性，即使审查后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死灰复燃”。
因此，极端政治的网络关注度，并不是测量其真正实力的指标。网络政治社群的动员结构才是关键。有些极端思潮雷声大雨点小，有些则具备发酵成实体政治的潜力。
去中心，再中心与数位利维坦
《数位利维坦》一文认为，脸书和谷歌等互联网巨头，作为垄断的中心权力，在积极规范一种去中心，点对点的秩序，间接为极端政治推波助澜。这是一个大胆又不乏深刻的论断，不过，我们还需要在两个方面加以澄清。
首先， 表面分散、内里集中的主流网络空间，不一定是极端政治主要的温床。由于主流商业公司的自我审查和志愿者的伏击，极端思潮在欧美主流社交媒体上的存活期很短。相比之下，俄罗斯的 VKontakte，各类匿名社交网站，加密聊天工具成为了极端政治最主要的集结场。ISIS 熟练运用 Telegram，Wickr，Signal 和 Diaspora 等进行线上沟通。关于如何制作武器，实施网络攻击的教程，基本都是通过Telegram传送，很多更机密的文件，则存储在不联网的 CD 和 USB 中，通过快递和旅行者进行传递。由于数据存储的分布，监管者没有办法清除这些动员机制。和当年将信息藏在加密色情视频中（Steganography）的基地组织一样，ISIS 比监管者更清楚监控社会的运行规则。
另一个例子是基于地理位置的匿名社交网站 Yik Yak。自2013年由两位毕业生创办到现在，Yik Yak 一直都是校园仇恨言论的大本营。从密苏里大学到西华盛顿大学，匿名发布的种族仇恨言论屡禁不绝。除了日常的校园生活吐槽，性别歧视和网络霸凌也是一贯的主题。有意思的是，Yik Yak并不拥有良好的用户体验，它的流行仅仅限于高校学生，网络流量只能勉强挤进美国社交网络前三十。
这也带出了第二个问题，即全球互联网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集中化。从用户实际使用的角度看，不同的网络社群经常占据不同的赛博空间（cyber space），而文化和语言因素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技术宅男们常混迹于 Reddit 版块，法国人使用 Viadeo 超过 LinkedIn。俄罗斯人爱好 Yandex，前苏联国家都用 VKontakte。当然，这样的去中心趋势正受到巨头们的挑战。南非的 Mxit 曾经是非洲最大的移动社交网络，然而随着脸书和微信的进入，Mxit 终于于去年宣告停运。
很多极端政党，比如希腊的“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仍然主要依靠 YouTube 和脸书进行宣传。然而越是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极端思潮运用另类网络空间的能力似乎就越强。在赛博空间变得进一步扁平化之前，极端主义永远可以利用另类网络进行动员。所以，与其说极端政治是在反对传统媒体的不作为，不如说它在反对整个西方主导的信息系统，包括逐步走向垄断的互联网架构。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全世界社运人士的斗争策略产生了奇妙的共鸣：利用互联网中尚存的非主流力量，去推动己方的事业。
互联网分析与元分析
研究互联网，不仅需要研究其内在结构与历史变迁，还需要各种更高层次的“元分析”（meta analysis，或称后设分析）的介入，需要理解在不同的历史关口，人们如何感知媒介环境，如何解释互联网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如何理解各种主流和边缘话语本身，又如何形塑了数字政治的走向。
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所有关于数字政治的讨论议程，在十五年前都已经出现。与硅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网络时评中，人们提出各种抓人眼球却过于简单的术语，传媒加以推广，很多概念新瓶装旧酒，就又进入了大众的流通领域。Langdon Winner 三十多年前的问句“技术物有政治性吗”，如今成了无数概念的祖师爷，然而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了。
越是离受众遥远的事件，人们越是倾向于用网路新媒体的框架去讨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互联网对大家来说更有直观体验，比讨论其他因素，如历史遗产与实体政治，要来得方便。可是，数字政治看似容易观察，却多义与繁杂，结论相反的论证层出不穷：网络促进了参与，也消解了抵抗，推动了多元，又制造了极化。有些机制已经被证伪，而更多的判断只适用于很小的场域。于是，相关讨论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力场：社会左转，技术论调革命化，世界右转，技术话语悲观化。事后归因的谬误（post hoc fallacy），成为了技术争论中最常见的逻辑陷阱。
当然，谬误本身又是有意义的。对社交媒体与极端主义因果联系的思考，尽管不成熟，却促使人们获得了对他者的洞察。在被遮蔽了多年之后，我们终于冲破算法与超链接的迷雾，目睹了世界的四分五裂。
（夕岸，互联网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