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全面接管加沙”：以色列残酷而笨拙的决策是如何形成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宣布以色列军方将“全面接管”加沙，并将大量国防军部队（IDF）调配到加沙地带。这不但标志着今年初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彻底崩溃，也意味着这轮持续一年半的冲突造成的人道灾难与经济损失将进一步加剧。

笔者在2023年以色列刚展开军事行动时就指出，内塔尼亚胡内阁除了定义模糊的“彻底胜利”之外，拒绝就加沙问题，乃至整个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做出任何承诺与设想，且极其排斥任何巴勒斯坦势力参与战后加沙的安全秩序。这种缺乏政治愿景，追求军事最大化目标的思路，必将导致以色列对加沙的重新占领成为最可能的结果。现在的局势发展大致印证了这一猜测。而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左右摇摆，模糊不清，也进一步凸显了在世界与中东政治局势剧烈变动的当下，以色列当局乃至整个犹太国家面临的内外困境。

以色列的政治结论

从纯粹的战略和军事角度来看，以军重新全面占领加沙是其缺乏战后整体安全图景与妥协意愿的自然结果。除了“消灭哈马斯”和“营救人质”这两个战术目标之外，对于实现和平之后的加沙应该有怎样的安全与治理结构，内塔尼亚胡政府从来含糊其辞。这一不顾“战争乃政治延续”原则的选择，导致IDF的军事行动，从实际意义上沦为不断为轰炸而轰炸，为毁灭而毁灭。尽管在加沙参与策划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的哈马斯领导层几乎已全部死亡，但哈马斯作为组织的实体并没有受到致命打击。

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年1月离任前说：哈马斯在战争开始后招募的新成员，几乎弥补了其遭受的损失。或许从外部视角来看，在给定的现实条件约束下，任何可设想的合理加沙战后秩序都需要巴勒斯坦人甚至哈马斯的参与。但在10月7日袭击事件前所未有的冲击之下，以色列社会的集群心态仍然没有走出“恐惧”和“报复”两种情绪。不论对于任何党派、政治家主导的以色列政府，以色列社会的当下的民意都对可能的政治选项施加了强有力的限制。当外部看来“合理”的选项对以色列内部来说不具有政治上的现实可能性，政府仅剩的选择就只有反复不断地武装清剿与军事占领。

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残酷又笨拙的处理，反应的是目前巴以问题的深层次困境。早在袭击之前，“两国方案”的理想与“一国现实”的差距就越来越无法弥合，而袭击事件又把这一矛盾抬到了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地方。与之相对的，势力日盛的极端宗教复国主义者的隔离主义“大以色列”计划现在不可能公开拿到台面上，只能在美国的纵容与内塔尼亚胡的默许下零敲碎打地推进——这其中就包括不断扩张西岸非法定居点以及剥夺巴勒斯坦人享受的法律保护。

顺此逻辑去看，以色列目前在加沙采纳的最大化“军事”方案，背后当然也有着未言明的“政治”结论。只不过这一立场背后的愿景，目前还不能公开拿到阳光下经受拷问。以色列财政部长Bezalel Smotrich最近放言：“整个加沙无非是一座巨大的恐怖主义城市。” （“Along the way, they [IDF] are destroying what is left of the Strip simply because everything there is one big city of terror.”）其剑锋所指，已经昭然若揭。内塔尼雅胡本人还不肯、或者不愿挑明将整个加沙乃至巴勒斯坦人口都视作以色列安全威胁这一结论所蕴含的政策推论，但他内阁中的极右翼成员对此并不讳言。

以色列的外交困境

另一方面，在以色列此次大规模重起干戈的时点，国际环境也逐渐走向对耶路撒冷不利的方向。特朗普备受关注的中东之行虽然“硕果累累”，他在这次高调出访中却并没有在以色列停留。此次华盛顿与海湾国家达成的多方合作意向与协同战略，亦没有以色列的积极参与和赞同。这都与过去五十年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传统惯例格格不入。

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在2024年末倒台后，以色列政府认为一个有能、稳固、统一的伊斯兰主义叙利亚国家不符合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并以保护德鲁兹社区为理由，积极采取削弱大马士革新政府的军事与政治活动，并越过戈兰高地，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了所谓“缓冲区”。这让以色列与叙利亚新政权背后的庇护者土耳其的关系愈发紧张，安卡拉近来针对以色列的辞藻也充满了火药味。特朗普此次中东访问不但与叙利亚新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利雅得会面握手，对后者口出赞扬之辞，美国政府亦准备移除对叙利亚的制裁。这一转向不但没有与以色列沟通协调，也和以色列针对叙利亚的战略安排直接冲突。

在至关重要的伊朗核问题谈判中，以色列对美国的影响力亦有衰弱之势。内塔尼亚胡今年4月的访美没有获得白宫对其“伊朗核问题利比亚方案”以及潜在军事行动的背书。白宫与德黑兰的谈判立场出乎意料的灵活，与传统共和党以及外交建制派中的“伊朗鹰派”大相径庭。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表露出的信息来看，特朗普政府似乎并没有排除与伊朗达成类似于奥巴马时期伊朗核协定（JCPOA）的可能性。考虑到伊朗核计划的进展与浓缩铀储备早已非2018年第一任川普政权退出协定时可比，美国的谈判立场会变得十分艰难。如果新的伊朗核协议最终得以签署，其条款很可能相比之前的版本对伊朗更加友好。这对于当年强烈反对奥巴马核协议的以色列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战略挫败。

换言之，在当下的外部环境中，内塔尼亚胡想要握紧手中的权力就更加需要收割与拉拢国内的政治支持。他目前身负数项腐败刑事调查，总理宝座大概是他与监狱之间最后的屏障。为了保住权力，内塔尼亚胡可谓不择手段。为了避免下台遭受审判的命运，已经做出很多充满争议、破坏以色列宪政惯例的行径。今年3月，内塔尼亚胡试图解雇辛贝特首长Ronen Bar——因为后者正在主持对内塔尼亚胡高级助理的腐败调查。在以色列建国以来的历从未有过如此先例。（以色列最高法院在5月21日裁决这一举措不合法且不合宜。）

以色列极右翼势力的影响

而最能代表内塔尼亚胡权力欲与政治手腕的，莫过于他与以色列极右翼势力的合流。随着人口构成的变化，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正统派占以色列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外加以色列世俗中左翼力量的瓦解与政治版图的碎片化，传统上代表中右的利库德集团得以通过与极右小党合作而长期维持执政党地位，进而确保内塔尼亚胡不会被赶下总理之职。但这反过来让极右翼政客从财政部长Bezalel Smotrich与国家安全部长Itamar Ben-Gvir之流发挥了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拿捏了总理的政治命脉，推动后者不断向前者的极端主义立场靠拢。

在2025年1月内塔尼亚胡签署与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后，Smotrich与Ben-Gvir就表达了强烈不满。Ben-Gvir更是与其它两位极右翼内阁部长退出政府。这虽然没有直接扳倒联合政府，却撼动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联盟。按照法律，以色列议会Knesset必须在3月结束前通过预算案，否则必须解散政府举行大选。考虑到内塔尼亚胡在国内不受欢迎的程度，新大选很可能会导致他失去执政多数从而丧失权力。为了重获Smotrich与Ben-Gvir所在党派的支持，他不惜指控哈马斯违反协议，并重启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这两位政客自然也投桃报李，顺利让预算通过议会，避免了内塔尼亚胡最恐惧的结局，Ben-Gvir更是在事后容光满面地重新加入政府。极右势力予取予求，内塔尼亚胡恋栈贪权，由此可见一斑。如今，以色列对加沙重燃全面攻势。政府试图绥靖、安抚、巩固极端势力的动机，亦占据了不小的分量。

对犹太国来说，大规模军事占领加沙的策略，无论内部还是外部，有形还是无形的成本都十分巨大。世界舆论早就对旷日持久、徒劳无功，甚至显得只是在无意义地制造残酷的加沙行动愈发缺乏耐心。法国，加拿大与英国对以色列表达了措辞严正的抗议，甚至威胁对其发动制裁。连犹太国最为重要和亲密的盟友美国，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尽管华盛顿似乎首肯了耶路撒冷最新的军事行动，但特朗普内阁显然对此兴趣缺缺。副总统万斯都因此取消了原定对以色列的访问，总统特朗普也表达了对加沙战事旷日持久的不满与厌倦。

与此同时，政府调动大量预备役军人参与军事占领加沙，让以色列本就有限的人力与物质资源更显捉襟见肘，国民经济大大承压。这些资源本可用在对伊朗作战的计划与准备，如今却花费在这个看不到尽头、甚至也很可能丧失意义的无底洞上。然而，在安全局势、国民心态、外部环境、政客私欲的共同作用下，以色列当下对加沙的谋划，又显得是如此水到渠成，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