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歐盟因難民潮與恐攻威脅，陷入極端主義（extremism）興起與內部分歧等嚴重危機。人們普遍認為，歐盟若要走出困境，就必須深化區域合作，共謀政治經濟的對策。然而在諸多危機的背後，歐洲議會議長馬汀‧舒爾茲（Martin Schulz）卻看到了一個更深層的面向。
就在去年巴黎發生恐攻後，舒爾茲連續投書德國《法蘭克福匯報》與《時代週報》，高調呼籲歐盟各國亟需合作共同制訂一部《網際網絡基本權利憲章》（Grundrechte-Charta für das Internet）。這是他繼2014年9月之後，針對歐洲自由民主之政治秩序所遭遇的重重挑戰，再次重申的同一記處方。
舒爾茲認為，在區域合作與政經對策之外，捍衛「公民參與」和「多元意見」才是對抗極端主義、繼續穩定歐盟的基石。然而這兩項基石，如今正受到數位化浪潮的強勁威脅，並且連帶讓極端主義的發展一發不可收拾。
如此的見解乍看之下或許令人錯愕。因為數位網絡的發展，常被人們寄以希望，認為它將促進資訊傳遞、實現直接民主、並有助於公共溝通。但舒爾茲的觀點卻幾乎與此相對。
對此，人們會疑惑：一、數位化的效應怎麼會無力化公民參與、阻礙多元意見的形塑？二、數位化浪潮與極端主義間，有什麼關連？三、即使前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這是具體的現在式、還是模糊的未來式？
讓我們從第一個問題開始依序梳理。
數位化導致規範失靈與崩解
當人們將生活中越來越多層面連接上數位網絡，成為「大數據」的樣本，並訴諸演算法與人工智慧來做決定時，首先浮現的是「個人意志受到侵犯」的問題。至今，我們已不可能有足夠心力，針對每個細節來決定是否同意資料儲存，是否接受演算法與人工智慧的遊戲規則。
這意味著，數位化作為一種新工具，實質上已在人類專注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外，全面衝擊個人自主的防線。其所瓦解的，正是西方過去150年來，歷經教訓與努力所保障的基本自由權。在理論的意義上，數位化的效應，應視為開放社會既有規範的失靈與崩解。
在現實中，隨著科技持續創新，倫理問題也將大量浮現枱面。例如：汽車智慧駕駛系統，可否被允許在遭遇意外狀況時進行緊急迴避？演算法可否被允許運用在企業徵才或學校招生，可否被用來為求職者篩選工作，並決定其生涯發展的可能性？是否能以提供預防性照護與有效調配急救資源的理由，要求心臟病患配戴智慧型監控裝置？乃至於，人類社會是否將從智慧型手機、智慧型家庭、智慧型城市、無可逆轉地一路滑向以國家為主角所運作的全面性「數位極權」或「智慧型獨裁」？
至今人們還是常用「個資保護」與「隱私權」等概念，來概括理解數位化對自由社會既有規範的挑戰。嚴格來說，這是不充分的；其也顯示人們仍欠缺相應概念，來理解上述問題。而相較於歐洲社會的高度敏感，亞洲社會對「個資」與「隱私」問題，往往更缺乏關注。或許這能解釋，對於歐洲將該議題提升到如此的政治高度，我們為何會感到些許陌生。
催生反射衝動形成的人格
數位化的威脅，不只是在注意力範圍之外「偷走」我們的隱私、限制我們做決定的能力，乃至於取代我們的工作位置。它對人的「自由」的瓦解，恐怕將更加徹底。理由是：數據之海所捕捉到的形象，將遠超出我們對自己的認知，因為那涵蓋了許多出於下意識的反射衝動行為。當數據儲存得越全面，對反射衝動捕捉得越細緻，情況就會越弔詭：隨著演算法對我們的預測越加精準，越能夠導引我們的行動和決定，我們卻越遠離我們原先所認識的自己。
這種由各種行為數據聚合起來，而非出於原生社會脈絡的陌生自我，可被稱為我們的「數位孿生姊妹／兄弟」（der digitale Zwilling）。演算法根據我們的「數位孿生」形象，在人類意識能力的範圍之外全面篩選資訊，既引導人的行為，又重塑人的性格，這才是所謂「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的真正狡獪之處——它並非只是單純創造「迴音效應」，讓人們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在這個過程中，它還將誘導人們，逐漸把人們推往由反射衝動所形成的倒影人格，讓我們在自滿自足的封閉想像裡，逐漸自我異化。在那裡是如此地舒適，甚至連個人對自己的想像都被代勞了。
「過濾泡泡」與其說是製造「迴音」的機制，不如說是根據「消費邏輯」去刺激反射衝動的機制。它的功能在於逐漸剝削人的自我想像中，來自教養與社會化的成分，然後重新透過刺激反射的衝動來形塑，作為供應流量、推動消費的燃料。隨著「去教養、去社會化」的趨勢，「公民」身份與「意見」的多元性，都會逐漸失去立基點。
演算法所「期待」的，是一群視野越來越自我，但反應模式卻越來越直覺──因而也越加趨同的數據來源。無論數位化創造了多少新的可能性，當它與消費邏輯結合，就必然產生反公共與反多元的傾向。這是自由社會必須面對的第一項挑戰。
越趨倚賴直覺詮釋與標籤化判斷
接著回答第二個問題：數位化將如何為極端主義推波助瀾？
數位化潮流在結合刺激消費引擎的現況下，反映出表裏極端不對稱的結構：表面上，網際網絡的特徵是去中心、去層級、點對點、並且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其內裏，權力則高度集中在如 Google、Amazon、Facebook 等少數巨頭手上，表現為「贏家通吃」的樣貌。
總體來看，這個不對稱結構，是一套集中權力與獲利的永動機制。當掌握大數據的權力越集中，它就越有能力滿足人們對資訊的全方位需求，也動搖了原有的社會共識／世界觀，並將人群的集體意識，帶向「去中心、去層級、點對點連結」的狀態。當人們越是處於這種狀態，就越順從直覺反應，成為生產數據的動力來源，推動網絡權力的擴張與壟斷。
為了更具體地闡述上述過程，我們把鏡頭拉近到個人層級來看：網際網絡作為平等地對所有人開放近用（Open Access）的新媒介，其首要效應，就是強迫消解知識專家和傳統媒體對資訊的結構性壟斷。這樣帶來的好處是，個人自此可從原有權威解放，更有機會「獨立思考」；但壞處則是，個人也因此「被迫」進行各種獨立思考──在失去了原有知識權威與世界觀，直接暴露於巨量而缺乏脈絡的資訊流，並且處於點對點之超量人際互動的情況下（上述這些都只要打開臉書或推特即可體驗），人的本能傾向自選一套方便易懂的世界觀，並仰賴這套世界觀，讓自己成為知識偵探與詮釋主宰。「過濾泡泡」的陷阱如此精巧地而理直氣壯地向個人招手。
於是，「讀者已死，作者滿街跑」的大腦補時代正式揭幕。當時局越不確定、時事資訊越趨複雜矛盾，個人傾向選擇的世界觀就會越單純；解釋越包山包海，人們越渴望簡潔有力的答案。對於演算法而言，個人越是依賴自身權威，他的思考與行為也就越容易被預測。面對各種資訊，既彈性疲乏又過度亢奮，是在「過濾泡泡」中獨立思考者的基調。
如此特質的個體，將跳脫複雜的原生社會脈絡，在數位世界裡片面擷取資訊和意見，黨同伐異，形成政治意義上的虛擬社群。這些數位社交活動如此巨量、簡短而快速，遠超過個人的社交承載力與情緒負荷量，使人更加重倚賴直覺詮釋與標籤化的判斷，以便有效率地篩選連結與隔離的對象。
同溫不同層的數位政治社群
於是，需要長期培養的共識，不再作為維繫社群的必要條件。維繫數位社群所需要的，是可立即辨認的「異類」。對異類的高度敏感，不只針對社群外，同時也發生在社群內。由於缺乏理解與共識的基礎，社群內的其他成員都是潛在的異類，個人始終要持續觀察其他成員的立場，必要時還要推敲其弦外之音、進行政治正確審查，確保彼此仍是同志。
人們可以因為一句話、一個讚而成為臉書好友，同樣也可以因為一句話、一個讚而刪好友。如此表面「同溫」但並不真正「同層」的數位政治社群，會產生一種弔詭現象：對特定政治信念與世界觀的構思、主張與辯論，將在「政治社群」的社交中逐漸退位，並被標籤化判斷與直覺反射式的回應所取代。也就是說，數位政治社群在結構上，即蘊含了去政治化、去社群化的傾向，它將與「過濾泡泡」上映照出來的個人倒影難分難解。
「數位獨裁」來臨速度驚人
所謂「極端主義」，若單純從形式上來看，不考慮其具體內容，它就是一套對事態極度簡化的政治信念，主張貫徹純粹的原則，能立即激發個人直覺反應，並展現極高的排他性與行動能量。由此看來，數位政治社群彷彿是為各種極端主義量身打造的溫室——一個在封閉環境中培養「殘酷的單純」（brutal simplicity）的溫室。
或許這樣的溫室，就是當「數位利維坦」（Digitaler Leviathan，利維坦原為《希伯來聖經》的一種怪物，在Thomas Hobbes的同名著作中，被用於比喻集權政體）完全掌握人類社會後，其治下所呈現的標準地景。但是，「數位利維坦」君臨的那一刻，究竟會來得多快？
今年1月，九位來自不同領域的著名專家在德國《科學光譜月刊》（Spektrum der Wissenschaft）聯名發表長篇聲明，警告即將來臨的「數位獨裁」，並提出如何實現「數位民主」的建議，大致呼應了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茲的政治呼籲。這些專家們的警告基於一項事實：人類社會全面數位化的速度，超過一般人的想像。
該篇聲明指出，光是2015一年產生的資訊量，就超過人類有史以來到2014年之資訊量的總和。其預測在10年內，全球會有1500億個彼此互聯的數據測量裝置，遍佈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大小物品中；屆時每12小時數據量就會翻倍一次。10到20年內，工業國家現有的工作崗位將有一半被演算法取代；全球前500大企業將在10年內消失40%。而人類在幾乎所有領域中的智識能力，被人工智慧所超越的時間點，預計最快就在2020年，最遲則不晚於2060年。
如同舒爾茲，這九位專家也把上述對未來的預測，具體連繫回歐洲當前極端主義的興起。據此，我們可把後者視為數位化潮流撕裂原生社會、召喚「數位利維坦」的初期症狀——當前歐洲所面臨的政治危機，事實上正是一場翻天覆地之巨變的冰山一角。本文的最後部分，便以他們的投書與聲明所呼籲的對象——德國社會為實例，藉由梳理上述「初期症狀」的具體發生脈絡，來回答本文開頭提出的第三個問題。
主流媒體失勢，壯大極端勢力
近來德國極端主義的興起背景，可回溯至2003年開始的勞力市場開放與社會福利緊縮，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及社會不安。連帶地，越來越多民眾失去對體制的信任。隨即接踵而至的歐債危機與難民潮，讓民眾找到了反對體制的契機，質疑現行體制的政治規則與社會共識。風暴的核心，就落在對主流媒體的批判。
今年5月初出爐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已有超過六成的德國民眾失去對主流新聞媒體的信任，認為其受到體制的操縱、排擠特定意見，並且只片面呈現事實。媒體研究者對此的解讀指出，自去年難民政策引爆爭議後，主流媒體為了防堵反伊斯蘭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延燒，以壁壘分明的二分法來定調：「你是要歡迎難民，還是要站在邪惡的一方？」結果適得其反，摧毀了民眾對媒體的信任。
以往德國媒體在凝聚社會共識上表現良好，80到90年代之間，都還有7成以上民眾認為媒體能為其喉舌。但在近年來的變局下，德媒已喪失這種能力，讓不少反對難民政策的民眾轉而透過社群網絡串連。於是，數位政治社群的遊戲規則接手，使越來越多的網民被「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與「德國替代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簡稱AfD）等極端政治勢力吸納。
Pegida與AfD皆是以社群網絡傳播為主力的新型政治勢力，兩者也都在極短時間內迅速壯大。簡單地對照主要政黨的最新民調支持率與臉書專頁追蹤人數：傳統的兩大黨基民盟（CDU）與社民黨（SPD）的支持率分別有33%跟21%，兩者臉書專頁都有10萬人追蹤；AfD支持率僅13%，但追蹤人數卻高達27萬。
當這種新型的政治社群指控主流媒體時，他們也失去了一切客觀可靠的消息來源。為了支持其「正確」的世界觀，他們硬是建立了一個「過濾泡泡」裡的平行世界：一方面，他們擁有為其世界觀喉舌的整套資訊體制，包括網路新聞媒體 Metropolico、反伊斯蘭部落格 Political Incorrect、政論雜誌 Compact、專門出版聳動陰謀論書籍的出版社 Kopp等；另一方面，其支持者也大量片面擷取部分主流媒體的資訊──例如偏保守者的《世界報》（Die Welt）或報導風格聳動的《焦點週刊》（Focus），再混入符合其世界觀的詮釋，製造出客觀的表象。
透過這樣不斷自我證實的方式，這類極端政治社群將各類反菁英、反帝國主義、反美國、反伊斯蘭的論述斷章取義，形成一套鋪天蓋地的陰謀論：在美國帝國主義與親美政治菁英的操控下，歐盟一方面與俄羅斯對立，另一方面試圖利用難民潮將歐洲伊斯蘭化、摧毀歐洲原有的文化脈絡與社會反抗，藉此完成極權控制的目的。
假消息滲透真實世界
當然，並不是每個支持群眾都會相信這麼牽強的陰謀論。但當它作為一群核心意見媒體的信念或暗示時，必然帶動周遭群眾反公共、反多元、排除他者的效應，使得群眾的政治信念透過網絡傳播的「迴音效應」，在「過濾泡泡」中不斷自我增強。
甚至，人們也被鼓勵以成見為基礎，開始於生活中實踐「創造性詮釋」——想像出一系列的假消息，例如：「拜仁邦社會局發放性服務兌換券給難民」、「兒童嘉年華因擔心恐攻而停辦」、「某小鎮的連鎖超商Lidl因難民偷竊頻傳而被迫關門」等等。過濾泡泡裡的世界，開始滲透現實世界、消解了真實與虛構的邊界。
此一發展，讓過濾泡泡中的「真理先知們」，自信地跨越德國戰後社會禁忌的束縛，露骨地發表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言論，並大膽起用過去納粹使用的污名化標籤，如「謊言媒體」、「民族叛徒」（Volksverräter）等，最後讓社群網絡充斥著出於直覺反射的仇恨言論。
面對社群網絡上越滾越多的仇恨言論與網絡霸凌，自去年下半開始，德國政治人物如聯邦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台譯梅克爾）、聯邦司法部部長馬斯（Heiko Maas）等，紛紛要求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嚴格規範，乃至於24小時內刪除仇恨言論。作為「過濾泡泡」營運者的Facebook，第一時間僅標舉「公民勇氣」（civil courage）的大纛，鼓勵對仇恨和霸凌進行「言論反制」（counter speech）。這不但被批評為將社會責任外部化，同時也反映了Facebook 奉行的數位世界運作法則：利用對立衝突來刺激流量。（註一）
誰也無法擺脫的排除他者遊戲規則
然而在社群網絡的世界裡，其實從來不缺言論反制。這一點，只要去看綠黨（Die Grünen）與AfD的支持者在對方專頁上的言論混戰，就能略見一二。在這些論戰中，綠黨支持者不但無法真正「反制」AfD的極端世界觀，其本身甚至也不得不藉助標籤化（或所謂「簡潔有力」、「易於傳播」、「本日最中肯」、「一句話打臉」）的方式來批判對手。
例如綠黨「臉書小編」在5月1日的這一則貼文，就引發下方留言區的長串混戰。該則貼圖標題為：「AFD：來自另一個時代的政治」。貼文意為：「回歸核電、退出歐盟、女性該在廚房、同性戀該戴枷示眾、必要時可監禁兒童......，AfD的政策是對我們現代社會的宣戰。若你不願倒退回黑暗的過去，請起身行動並分享此圖。」
在此我們看到：在體制之內堅持捍衛開放社會民主自由價值的綠黨陣營，即便對AfD批評有據，但在社群網路的宣傳上，同樣無法擺脫以「標籤化」與「刺激直覺反射」等方式來擴大影響、凝聚政治力量。開放社會與公共價值的捍衛者，亦助長了「過濾泡泡」的遊戲規則，進而可能落入另一種反公共的陷阱。
瓦解共識與共同價值的危機
最後，讓我們卸下「數位利維坦」、「智慧型獨裁」、「數位孿生」、「過濾泡泡」這些為了方便解說而使用的花俏譬喻，回歸樸實的結語：
網際網絡只是工具。但就像其他所有工具一樣，網路這種工具，也包含特定的內在邏輯。使用者無論自覺或不自覺，都會被這個工具邏輯所影響，改變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據此，本文的意圖，並非在強調某種帶著陰謀論色彩的工具邏輯，主宰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性，而是試圖釐清網際網絡這個工具本身的內在邏輯，以及其所帶來的效應。
分析德國案例，也並非暗示讀者將這個案例普遍化，甚至拿台灣或香港的現象來對號入座。因為，數位化普遍的內在趨勢，遭遇不同的社會歷史脈絡，第一時間將各自呈現不同面貌。例如，數位化在德國為保守極端主義的興起推波助瀾，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與美國的杜林普（Donald Trump，台譯川普）現象互相對照；但是 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 2014 年台灣的 318 運動，卻是相反地，透過數位政治社群集結追求進步與開放，衝撞了保守、封閉而壟斷的體制。
然而在種種差異背後，我們仍能看到一個普遍而共同的趨勢。當今世界危機層出不窮，使越來越多人從原生社會脈絡解離，並被排擠到體制外，轉而藉助看似「平等開放」、「促進直接民主」的數位網絡來聚集社群力量。在另一方面，體制內的人們，也無可避免透過數位網絡來集結，來回應體制外的衝撞。體制內外的人，均不免下意識地服從於數位網絡的工具邏輯。最後，這個發展形塑出的社群性格，將有可能出乎意料地瓦解，人們所欲捍衛的共識與價值，甚至使人不再自由。
為了明確掌握此一趨勢，並使之能進入公共討論的視野，我們不能繼續訴諸現有的概念框架如「個資保護」、「隱私權」、「網絡倫理」、「極端主義」等，將問題化整為零分別處理。我們需要的是全局視野，把數位化、全球化、經濟危機、難民潮，乃至於氣候變遷等，放在系統性的脈絡下來考察。如果我們無法察覺、不去回應，無力將數位網絡這套工具「人性化」，那麼，陰謀論般的工具邏輯，就會在不遠的將來主宰人類命運。
（黃哲翰，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
註一：直到今年4月，由於聯邦司法部部長馬斯的持續施壓，Facebook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訪德時才坦承Facebook面對仇恨言論的問題過於顢頇，並與聯邦司法部達成24小時內處置仇恨言論的共識。6月初，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平台更與歐盟達成共識，未來將會在24小時內處置仇恨言論與恐怖主義宣傳；儘管如此，馬斯仍不滿Facebook至今的表現，其並非總是能在承諾的時限內刪除仇恨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