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郊野公园作为一种空间政治

2015年初，有大学教授提议香港应发展郊野公园，缓解高房价压力；11月，前特首董建华成立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推出首份报告，提出开发郊野公园，特首梁振英亦开腔指出郊野公园与发展用地两者不可兼得，惹来不少反对声音。这一年，香港政府显示出对造地发展的急切关注。

2014年争议不断的“新界东北发展计划”2015年继续发酵。4月，城规会不理超过九成反对意见，通过了两份新界东北发展大纲图；6月，行政会议核准了该两份报告；9月，反新界东北发展冲击立法会案件开审，12月法庭裁定示威者有罪。

当知识界普遍关注城市发展与原有社区生态的关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时，建制力量则强调发展对香港整体经济的贡献，这些讨论背后的政治意涵，其实是香港城市规划的方向辩论。

战后香港的新市镇发展，主要依靠公共房屋作为政策工具，及以工业化配合城市发展。公共房屋对比当时市民普遍恶劣的居住环境来说非常吸引，新市镇发展模式促进了劳动人口的兴盛，配合工业发展，提升区内经济。而1980年代至今，香港建造业北移大陆，香港的经济结构转以第三产业为主导，新市镇发展模式带来的城市问题也慢慢浮现。

在政府急切造地，社会为经济增长焦虑的大环境下，究竟一座城市的规划与生长怎样才是健康的？如何发展？为谁发展？香港旧有的规划发展模式是否健康？这些问题并未及深入反思和讨论。近年来，楼价高企与中国因素刺激着有关香港空间政治越来越多的讨论。政府与民间有关土地的角力、城市规划的问题，似乎也是接下来一年的争辩主题。

台湾：从金权城市到空间维权

2012 年在抗争中仍被铲平的士林王家，以及2013年先后自杀的苗栗大埔案拆迁户张森文、桃园航空城征收户吕阿云，用血与泪，刻下台湾居住人权发展史上，最让人心痛的几页。相形之下，2015 显得平静，只有汀洲街“龙脑户”罗家拆迁的小小波澜。

但也正是在相对平静的这年，桃园爆出副县长叶世文的合宜住宅收贿案，北市则接连烧出大巨蛋、美河市、三创园区、台北文创、双子星五大争议。不论起诉与否，这些案子都一再提醒，土地规划与重大建设背后可能存在的，牺牲公共利益、回避监督的政商共谋；呼应着20年前《金权城市》一书批判的主题。

重大建设影响深远，但其涉及的法律争议离公众毕竟较远。这年，反而是从“公园”这个寻常生活场域，冒出一股有活力的空间维权运动。8月，桃园亲子共学团的一群妈妈，注意到某些公园原有的石造溜滑梯或木造设施被拆除，换上千篇一律、幼龄化的塑胶制游乐设施。环境骤变的错愕让她们反思：谁有权决定公共空间的样貌？何以居民感受未被征询？11月，这股“公共空间使用者”的权利意识扩散到台北与台中，转化成“拒绝游具罐头化”联署等行动。最后，其竟也让两地政府收回成命，留下公园的老记忆。

年终前夕的12月18日，在立院纠缠23年的《国土计划法》三读通过，波澜不惊；但看在长年关注的朋友眼中，这是让人百感交集的一刻。该法首度为全台土地的整体规划提供法源，也关上过去地方政府变更地目、侵蚀农业用地的巧门；其更明定公民诉讼程序，让受害居民即便面对不作为的地方政府，也能有明确的救济途径。

未来，希望不会再有张森文。

中国：城市病了

进入12月的北京，雾霾严重到让外交官不肯就任、居民宣布逃离，政府设立了红色预警机制，却丝毫改变不了人们生活在毒气中的现状。

8月，天津住宅小区600米外的危险品仓库大爆炸，12月，深圳的违规建筑渣土倾塌吞没整个工业园，2015年，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灾难画面都震惊了世界，其背后暴露的城市管理的疏漏与落后，权力的无所制约，更加令人心惊。但除此之外，在中国高速扩张的城市中，那些无声无息地毁掉居民健康乃至生命的日常灾难，每一天都在发生。

“世界工厂”是此前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几乎摧毁了这片土地环境生态的根基，留下了几代人都无法偿还的环境负债。在人口红利、环境红利都几近耗尽的情况下，当经济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增长路径，2008年开始，中国将“城镇化”定为国策，提出30年时间让八亿农民进城，乡土中国完全转型为城镇中国的目标。

这一大跃进式的目标，带来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各地地景的迅速变化。大城市像“摊大饼”一样无限扩张，北京常住人口已经到达2000多万，更不论庞大数量的流动人口，一场暴雨就可以令整座城市瘫痪，加上雾霾、拥堵，从规划到管理的落后埋下无数灾难祸端。二三线中小城市，则满是无人居住的高层建筑，GDP空转的“鬼城”随处可见。

12月底，北京召开了37年来第一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城市绿色发展。与此同时，有学者预言，雾霾如果能在2030年得到缓解，就已经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