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余偉建：在歷史長河中定格那個decisive moment

余偉建 Vincent 前一陣特別想去北京，去捕捉十九大氣氛下的中國心臟。「不一定要進會場，就在那個城市中到處走，去捕捉那種空氣，那種人的狀態，當然，最後可能什麼都沒有。」他剃一個光頭，架一副太空感的白色塑膠眼鏡，渾厚的鏡片遮不住直勾勾的銳利眼神。

在新聞攝影的行當行走超過三十載，現供職美聯社，曾獲得世界新聞攝影大獎，53歲的Vincent說，他總是在等待一個又一個的decisive moment（決定性瞬間）。有攝影師說，他像殺手，「拿著把刀一進去就插你，很精準地插向你，然後就走」。他不置可否。假若說年輕時，他捕獵的範圍是一個個新聞事件，現在的他有了一個更加廣闊的獵場。「一個事件有decisive moment，整個歷史都有它的decisive moment」，十九大就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關鍵瞬間，他恨不得馬上飛去北京。

但香港一個展覽拖住了他。今年是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Vincent籌備了個人展覽，展出自己鏡頭下橫跨20年的香港影像。十九大10月18日開幕，展覽21日開幕，他本來訂了機票，想溜去北京三晚四日，眼看布展工作一團亂麻，還是不得不取消行程，留在香港。

我覺得香港最美好的時候，會逐漸改變，可能將會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裏。

「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18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大會開幕式上說。Vincent很在意「牢牢」二字。在香港土生土長，拍攝過的香港橫跨兩個政權，但直到最近一兩年，他才尤其感覺，香港在快速拐彎，奔著一個讓他憂慮的方向。他不想具體描述這數年來的政經大事，而選擇將憂慮融入展覽——展廳的門簾上，兩隻大眼睛盯著每一個穿梭而過的觀眾，眼睛裏倒映著冰冷的坦克，一盞大紅色射燈，狠狠打在大眼睛上。

這是Vincent 1992年的作品，拍攝於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按快門的那一刻，他預感“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25年過去，他感覺預言正變成現實。「我覺得香港最美好的時候，會逐漸改變，可能將會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裏——歷史中，十年、二十年可能都不是很長，而我希望紀錄這個過程，」他少有的放慢語氣，緩緩說：「我想我要開始認真紀錄香港，相對上更加認真的。」

獲得一個瞬間，獲得一個影像

Vincent 天生是個急性子，說話快，動作快。他生於六十年代，尚未騰飛的香港，小時候頑皮，注意力不集中，不受老師待見。約莫到了中五，不得不思考一下前程了，但除了喜歡畫畫，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一次，一個師兄帶了一部相機回學校，在那個相機並不普及的年代，Vincen頭次發現，世界上有一部機器，可以讓人瞬間留下眼前的畫面。

「我能獲得一個影像，這是多麼美好，這是我能掌握的，這件事是從我而來的......」而且這種「獲得」僅需一瞬間，最適合他這種急性子，Vincent當下決定，以後就幹攝影了。

中學畢業後，他考入觀塘職業培訓學校，這是當時香港唯一提供全日制攝影課程的學校，有「香港攝影師搖籃」之稱。學校畢業之後，他走上新聞攝影之路，先在《晶報》的黑房沖菲林三個月，後來跳去英文報紙《虎報》（The Standard）做攝影記者，1989年，被美聯社招攬。

一個老前輩對他說，「要想拍出好照片，就要最早一個去，最晚一個走。」Vincent真的這麼做。「虎報的時候，我是奉Bresson（著名法國紀實攝影師布列松，1908-2004）做神，每一個assignment（拍攝任務），都是懷著『決定性時刻』的態度去處理，如果我影不到，只是我自己太差，是有的。」Vincent回憶說。不過一個決定性瞬間的背後，往往是漫長的等待和積累。

1998年，香港啟德機場即將搬遷，他拿著相機在機場附近等待著。市民三五成群，抬頭仰望，看著一架架飛機起飛降落。「他們似乎在，悼念什麼，」Vincent說，一兩個小時過去了，起起落落的都是新式型號的飛機，突然，一架國泰747舊款飛機起飛了，Vincent馬上按下快門，他感覺，這瞬間裏有一個舊時代。

2009年，中國建國50週年，北京一片紅，在三里屯剛剛開業一年的Apple Store附近，Vincent足足守候了兩天，「等事件出現」。第二天下午，一面大型螢幕上突然出現電影《建國大業》的紅色廣告，瞬間出現了，他隱約覺得，這個紅色的畫面和來自美國的Apple Store交叉混合，暗含了一切。

怎樣抓住一個決定性瞬間？Vincent說，取決於每個人對「事物核心」的理解。「不單是技術構圖的，你要找到事件的核心，要不斷思考核心在哪裡，你就要對社會、對新聞事件愈來愈了解，而且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即使沒有拍攝任務，他也喜歡去新聞發佈會現場，特別是有大人物的現場，無分光譜的，什麼人的講話都聽聽，「梁振英的，彭定康的，何君堯的也很有趣啊」。

2010年，北韓勞動黨舉辦建黨65週年大型閱兵式，據說金正恩將在儀式上第一次露面——此前外界只見過一張金正恩七歲時的黑白照片，美聯社派Vincent到北韓。這已是他第五次到北韓拍攝。經驗有時候並不是好事，第一次相遇，才有新鮮感。現場，大批攝影師都去圍觀大型閱兵式，Vincent不感興趣，轉而走到了另一個角落，那是觀察典禮大台的好角度，他冥冥覺得，這是金正恩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公開露面，將是一個歷史時刻。他靜靜等待，直到金正恩走出台前，坐在金正日旁邊，兩人之間隔著一兩米的距離，都雙眼直視前方，沒有交談，但一瞬間，金正日望向了兒子，隱約露出狐疑的、憂慮的眼神，Vincent 按下了快門。

這一個封閉國度中的曖昧瞬間，讓Vincent 奪得2011年世界新聞攝影大獎人物組第三名，也成為唯一一個曾入圍這個頂級大獎前三甲的香港攝影師。

攝影師的岔路和回歸

入行30多年來，Vincent身臨無數重要現場，香港雨傘運動、旺角騷亂、泰國紅衫軍衝突，還有阪神大地震、汶川地震、福島核洩漏等災難現場。能否抓住一個重要瞬間，就看你在當下選擇去哪兒，走哪條路，在一個位置上決定等待多久，累了的時候，你會選擇離開還是堅持？會堅持等多久？

這像人生的隱喻。如果攝影是Vincent本能的熱情，那麼攝影記者不過是其中一條路，多年來他曾躍躍欲試，有沒有其他更好的岔路？1985年，Vincent剛入行時，「攝影記者」在香港還是一個稀罕的工種，全港只有少數報紙聘用專業的攝影記者，其他媒體，攝影全由記者兼顧。直到八九天安門事件，業界才猛然意識到影像的重要性，同時，伴隨著香港紙質媒體在九十年代的百家爭鳴，蓬勃發展，攝影記者的崗位也突發猛進地增長。

不過在媒體之外，紀實攝影的生存空間始終不大。90年代初，Vincent 選擇離開美聯社，一邊在一個機構做圖片編輯，一邊嘗試走獨立紀實攝影師的路。但一直不太順利，1997年回歸前夕，他又返回美聯社。

「我當時想，快回歸了，如果我要紀錄，回AP可能會更好，也可能是藉口......」

2010年，他作了一個更大膽的嘗試——在香港，開一家商業攝影畫廊。他想看看，有沒有可能讓攝影師靠賣自己的作品而生存。「很自私地說，我希望透過Gallery賣自己的相片，以及他人的相片，令我自己和其他攝影師，可以透過賣相去生存，」Vincent說。他當時在上環開設Upper Station Gallery，畫廊維持兩年之後，終因不斷虧損而忍痛關閉。

今天回頭看，他認為Upper Station的嘗試在攝影推廣方面是成功的，但在商業上是失敗的，一大原因，是他這個攝影師不懂生意，另一原因，是香港的攝影的收藏和買賣市場不成熟。「攝影是一個repetitive（重複性）的東西，在這麼多藝術品的媒介上，它佔的位置是相對低的。」他坦承。今天，香港僅有極少的進行商業買賣的攝影畫廊，能憑「賣相」維生的攝影師，寥寥可數。

我當你是Robert Capa，Ansel Adams，所有以前的master，如果現在進入Instagram，力量都會被削弱。以前是一張，放在牆上，你會覺得，『哇』，現在呢？

而另一邊，新聞攝影的行業生態已在短短二三十年間，經歷了顛覆性的改變，形成相悖矛盾的現狀——攝影技術的門檻不斷降低，越來越多人懷著熱情投入這個行業，但伴隨著大眾媒體的衰落，新聞攝影的崗位不斷減少，許多媒體因為預算緊促，減少聘請全職攝影記者，轉而選擇和freelancer合作。

今天，攝影的路是更窄了還是更寬了？Vincent覺得，難以一概而論。「你看Instagram，不斷有image看，太多了。我當你是Robert Capa，Ansel Adams，所有以前的master，如果現在進入Instagram，力量都會被削弱。以前是一張，放在牆上，你會覺得，『哇』，現在呢？有上千上萬張，不斷去衝擊你。」Vincent 說，他長期「鄙視」使用Facebo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體，但一年多以前，想著讓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他還是開始使用，還很快上癮，但最近，他又越發懷疑這事了。「Instagram上的人，他like你可能只是他想你like回他，畢竟他會花多少時間去看你的相片呢？一張相會看多久呢？這有點反智。」

放下對器材和經驗的執著

不過Vincent肯定的是，他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再去探索各條岔路了，現在他只有一個目標——繼續攝影。

他最理想的攝影狀態，是專心直接地投入一個事件，單純的心無旁騖。2011年，日本福島發生核洩漏災難，Vincent代表美聯社去當地拍攝，無意中他使用了手中的iphone手機去拍攝。「我發現用iphone令我很直接和感覺某件事時，可以立即拍攝那個感覺，用一般相機是沒有那麼直接那麼快⋯⋯整個過程，我拍了很多，我懷疑有六千張，」數十年來長期習慣使用專業相機的他，那次放下對器材和經驗的執著，「在這個過程，我愈來愈有passion⋯那個器材是變得很低⋯就很專心，很『原點』。」

後來，他再去日本廣島拍攝，出門工作時，身上只有一本書、一部用來看資料的ipad，和一部手機。完全沈浸在一個陌生的世界，捕捉一個個決定性的瞬間，是Vincent最熱愛的，也是他冥冥中感覺的一種使命。

28年前，Vincent曾錯過了一個讓他至今遺憾的決定性瞬間。1989年3月，他被美聯社聘用，三個月後，他在公司收到一封電報，通知坦克即將出動去天安門。他向上司請纓去北京，激動地說，“Thi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上司冷冷回了一句：“This is important to everybody.” 到了6月5日，Vincent才有機會去北京，任務是去送100桶膠卷給同事。他還記得，那天剛到北京，他的同事、攝影師Jeff Widener就向他展示一張自己當天早上拍的照片：天安門廣場上，一個男人拿著兩個塑料袋，孤零零地站在四輛坦克面前。

「我當時什麼都不懂，但我知道我錯過了一個重要的時刻。」Vincent 說，他從此希望人生不要有第二次同樣的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