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被稱劊子手,戒嚴部隊軍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李曉明是六四戒嚴部隊之中一人,離開中國後,長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醫生。槍響30年後,他說:「雖我沒開槍、沒殺人,但身為當時戒嚴部隊的20萬戒嚴部隊的一員,當時我在部隊服役,我覺得也是一種恥辱,有一種內疚情感。軍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恥的角色吧。」
李曉明是六四戒嚴部隊之中一人,離開中國後,長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醫生。槍響30年後,他說:「雖我沒開槍、沒殺人,但身為當時戒嚴部隊的20萬戒嚴部隊的一員,當時我在部隊服役,我覺得也是一種恥辱,有一種內疚情感。軍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恥的角色吧。」
「以台灣轉型正義的前階段來說,也許要推進到目標需要一百步,現在只能推進兩步,但這兩步都得用盡力氣、都有意義。就像小孩學走路,他非常奮力站起來、用力邁開腳,走兩步就跌倒,我們不會恥笑他說:『為什麼這麼不會走?』」
他是當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廣場糾察總長;是語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師門下的高足;是被三個孩子弄得手忙腳亂的父親,也是無法床前盡孝的孩子。
對於六四運動的深入理解,需要我們同時跳出這兩種敘事:既告別「知識分子中心論」、重視工人和市民的參與,同時承認「民主」的確是工人和市民參與運動的核心訴求。最關鍵的是,工人與市民所理解的「民主」,和學生、知識分子所擁抱的民主觀念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