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徐賁:專制國家的告密與舉報——從中國憲法學教材的「思想性錯誤」說起
如果大多數中國人都能明白民主國家為何有舉報但無告密,那麼他們也就能知道,只有法治才能消除告密和舉報的膽寒效應,也才能迎接一個免於恐懼的正常生活。
如果大多數中國人都能明白民主國家為何有舉報但無告密,那麼他們也就能知道,只有法治才能消除告密和舉報的膽寒效應,也才能迎接一個免於恐懼的正常生活。
Catherine Harry 是柬埔寨知名的性別議題 Vlogger,每逢週五她就會在網路上放出影片,大談禁忌問題,也在學習如何處理排山倒海的負面回應。
令人失望的是當局現時着眼點在教科書中不利「大一統」政權的遣詞用字,又寧願把縮減課程得來的課時以展示中華文化光榮面的文化史充塞,疊床架屋地安插零碎的香港史,卻未能有效回應前線中史教育的困境。
可以這樣說,高度參與雨傘運動的年輕人在傘運後因為各種原因,都比以前更積極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但其實他們並不指望政治參與可以對現時的政治制度產生實質影響,也對政治人物不抱很大信任或期望。
我們須意識到,我們每一個人雖然看似是雞蛋,有時也會成為高牆的一部分。人心中的高牆,可能在生活中不自覺但卻極其粗暴地碾壓其他雞蛋。
右派書局與南來文人,成就了香港中史教育的經典,這說的是1960年代人人書局出版的《中國歷史》,作者是史學家孫國棟,校訂者則是國學大師錢穆⋯⋯
對一個普通的中學生來說,為甚麼世界歷史課和中國歷史課都教中國近代史,卻是完全不同的教法?為甚麼香港史竟然是在世界歷史而非中國歷史的課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