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頂鮮紅色的頭盔安靜地躺在透明展櫃，紅漆已大量剝落，仔細往裏看，頭盔後側破了一個小洞。頭盔的主人名叫王楠，死於1989年6月4日凌晨三時，天安門廣場外的南長街，時年19歲。

離世前，王楠是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那天晚上想趕往天安門廣場拍攝，快抵達廣場時，一顆子彈射入他的左前額，從頭盔後側射出。2013年5月，王楠的媽媽張先玲託人從北京，經保密渠道，把這頂自己收藏了25年的頭盔輾轉送到香港。

如今，這頂頭盔成了香港六四紀念館的重要展品，捐出頭盔後，張先玲特別囑咐紀念館，「一定要展出，希望歷史的真相可以透過紀念館，讓全世界看到」。

2014年4月26日在香港尖沙咀一座商業大廈中開幕的六四紀念館，面積不足800平方呎，卻收藏了王楠等遇難學生、遇難工人等一百多件見證六四事件的遺物。開幕當天，中外媒體將這個小小博物館擠得水泄不通，有評論稱之為「世界上面積最小、但影響力最大的博物館」。

然而，兩年後的今天，六四紀念館卻在內外交困中，幾乎無路可走。

一邊是涉建制背景的大廈法團，以雄厚律師費把六四紀念館告上法庭，說他們違規運營，官司至今未能了結；而另一邊，香港本土意識迅速崛起，六四的意義在不少年輕人眼中窄化為中國的一部分，在他們急於擺脱中國的自主路上顯得不合時宜，而紀念館的主辦方香港支聯會，更因為其「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的定位，以及在這條路上的寸功未進，招致很多年輕人的嘲諷。

說起紀念館的前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有些底氣不足：「不管怎樣，我們一定會做到今年六四之後。」。但「今年六四之後」的之後，又如何？誰也不敢保證。王楠的頭盔還能夠「讓全世界看到」嗎？

上天對這段歷史竟然還留有一份禮物

尖沙咀柯士甸路是韓國美食街，一天到晚人流不絕，白天是上班白領，晚上是泡酒吧的年輕人。沿著這條路一路向前，數著門牌號碼，找到5號，一轉身，拐入一幢毫不起眼的大廈，六四紀念館就藏在這裏的5樓。這是一座商業大廈，名叫「富好大廈」，門前沒有掛紀念館的招牌，一不小心就走過了。

展館的志願工作者張哲梅介紹說，2014年剛開館時，慕名來客絡繹不絕。其中一半是內地遊客，另一半，有外國遊客，也有香港本地人。年紀稍長的，想來確認這段1989年的記憶是否依然存在；年紀輕的，來看看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和道聽途說的是否一致。

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六四成為中國當代史裏最新鮮、最敏感的黑洞，見證者閉口不談，後輩面對禁忌，或茫然無知，或一邊好奇追問，一邊小心躲閃。

張哲梅看到，在紀念館參觀的內地人，有人拉著行李箱走進展館，看幾眼就生氣地走了；有人憤怒地問館員——「為什麼把學生說得這麼好？為什麼不說他們是暴徒？」；有人看完不斷歎息，「感謝香港，還繼續講這段歷史」；在場館裏忍不住大罵共產黨、與館員分享自己文革經歷的也大有人在。偶爾，這裏還會迎來當年的親歷者，比如自稱6月4日凌晨在廣場執行任務的軍人。

1989年，張哲梅也只有6歲，在香港讀小學一年級，但母親天天哭著看香港新聞的畫面對她影響至深。她這樣解釋自己在這裏做義工的理由：「在香港，至少我們還有小小自由，集合世界各地對這段歷史的陳述和證據，就好像是，上天還為這段歷史留有一份禮物。」

六四紀念館放映關於八九民運「六四」事件的影片。
羅國輝/端傳媒

但留下這份「歷史禮物」並不容易。

1989年5月21日，時任國家總理李鵬宣布北京戒嚴令的翌日，香港爆發百萬人大遊行，聲援民運學生，「香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就在這浩浩蕩蕩的人群中宣布成立，後來簡稱「支聯會」，其成員多為泛民主派人士，創會主席是司徒華。

1989年年末，支聯會曾租用油麻地一幢唐樓單位，成立「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存放八九民運的剪報、相片，定期向市民免費開放。但數年後，由於被迫搬遷，資料中心停止運營。此後，支聯會的主要工作是籌辦維園六四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人士，從1990年至今，儘管運營經費和人手有限，但集會每年進行，從不間斷。

根據大會統計，1990年參與集會的市民數量約為15萬，此後人數逐漸回落，長期徘徊在數萬人的水平，但到了2009年，六四事件20週年，香港人的六四記憶突然被重新喚醒，全社會熱烈討論六四。那一年，出席六四晚會的人數再次接近15萬人，根據香港三位學者陳韜文、鍾庭耀和李立峰的研究，其中一半是年輕人。三位學者當時預料，六四記憶已從上一代傳到下一代，在香港做到「薪火相傳」。

在這氛圍的激勵下，蔡耀昌說，支聯會內部當時更意識到要加強傳承工作，開始醖釀籌備六四紀念館：「六四是我們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經歷的，下一代對六四沒有記憶很正常，這是我們這一代人要負責守住的事情。」

不過，時任主席的司徒華卻對成立紀念館相當猶豫。「我們搞紀念館，不能靠租，只能靠買，不然隨時被打壓，被趕被逼遷。但這樣一來，開支就會很大，司徒華擔心無以為繼。」蔡耀昌回憶說，當時，支聯會的受薪全職職員只有兩名，大量工作靠義工完成。籌備一場燭光集會需要數十萬元，租用單位做展覽需要幾萬元，這些都還能透過籌款完成，但買一個不足千呎的單位，按2009年的市價需要接近一千萬元，這對於常年靠捐款維持的支聯會來說是天價。

2011年1月，司徒華因病去世，李卓人接棒成為支聯會主席，再次醖釀籌辦六四紀念館。翌年4月，趁著六四紀念前夕，支聯會租用了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位於深水埗一個約1000平方呎的唐樓單位，試辦六四展覽，本想試試水温，不料大獲成功。

展覽一個半月，參觀者高達兩萬餘人，最高峰的一天，來了2000人，擠不進展館的人們順著狹長的唐樓樓梯往下排隊，在展館樓下的街道繞成了人龍。籌款成績也相當不錯，一個內地市民專門帶來20萬人民幣現金，當場立即捐款。

乘著這股熱情，支聯會決心在香港籌備「永久六四紀念館」。2012年12月，透過兩年多以來做展覽、搞燭光集會、擺年宵攤位的現場籌款以及個人捐款，支聯會籌足整整650萬港元，最終以借貸方式，買下富好大廈市值900多萬、800平方呎的單位。

支聯會眾人都以為，1989年那一段消失的歷史記憶，終於在香港這片自由的土地上找到一個永久的落腳點。

百般刁難，「永久紀念館」被逼遷移

蔡耀昌還記得，憧憬着「永久六四紀念館」，那幾年很多人將自己珍藏的紀念品捐獻給支聯會。

2012年，深水埗六四展覽期間，劉鋭紹捐出當年香港市民自制的、寫有「痛心疾首」的袖章——1989年5月，香港《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刊出「痛心疾首」4 字，批評中國共產黨部署鎮壓學生；而曾去北京報導八九學運的香港記者謝志峰，也從家裏拿出自己珍藏的一件土黃色軍大衣——1989年春夏之交，他在天安門廣場採訪，靜坐的學生將自己身上用以保暖的大衣送給了謝志峰。

到了2013年5月，王楠的頭盔也被送到了香港，同時運來的，還有當時北京市公安局和衞生局開出的王楠死亡報告單，以及他出事時戴著的黑框眼鏡，只有一邊鏡片完整，另一邊，當年已經碎在天安門南長街。

一年之後，2014年10月，恰逢香港雨傘運動時期，支聯會收到一份更加沉甸甸的廣場遺物。一位名叫徐玨的母親託人從北京輾轉捎來一個黑色行李箱，裏面裝滿了兒子吳向東的遺物——寫於89年5月21日的遺書、日記本、海鷗相機和最後一卷拍攝天安門學運現場的膠捲...... 據徐玨透露，吳向東是北京東風電視機廠職工，因支援學運，6月3日深夜在北京木樨地中槍身亡，時年21歲。

點擊相片查看吳向東當年紀錄的歷史時刻

吳向東身後遺下一部海鷗相機，內藏他拍攝北京八九學運的最後一卷膠卷，點擊相片可查看吳向東當年紀錄的歷史時刻。
Anthony Kwan/端傳媒

如今，這些物品部分存放在六四紀念館的展櫃中，但更多的，因為展館空間有限，支聯會也缺乏人手整理，還長期封存在倉庫以及借用的教協辦公室兩處地方。

蔡耀昌坦承，支聯會至今沒有為六四紀念館聘請專門的館長或策展人員，展品欠缺良好的鑑定、存檔和保管。而過去兩年時間裏，光是為了紀念館打官司，支聯會已經付出不少人力、金錢。

早在六四紀念館開館前一個月，官司就來了。

2014年3月，富好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給支聯會發出律師信，指其利用富好大廈單位作展覽，是違反大廈公契──據大廈公契規定，該商業大廈的單位「應用作辦公室及相關用途」。蔡耀昌辯解，公契定義模糊，而香港傳媒亦查證，此前亦有人在富好大廈中經營酒吧，當時法團並無反對。但法團此後沒有直接接觸支聯會，而是在一個月後，正式向法院入稟起訴支聯會。支聯會應訴，聘請了大律師沈士文。

但對方聘請了更加厲害的資深大律師，曾經做律政專員的馮華健。馮華健律師費不菲，特別的是，這筆費用不是由法團支付，而是全數由法團主席一個人墊支。」蔡耀昌說。富好大廈法團主席巢國超也承認了這一點。

對此，香港多家傳媒持續追蹤，查明巢國超是富好大廈1樓維雅製衣廠的董事，維雅在內地番禺設廠；而巢國超的弟弟巢國明是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副會長，同時也是廣西來賓市的政協委員。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
Anthony Kwan/端傳媒

這場官司曠日持久，而且我們越來越發現對方有龐大資源，很難有把握一定會贏，就算勝訴了，對方也可能上訴，官司不知道要打到哪一天。」蔡耀昌無奈地說。

不僅上法庭起訴，日常管理中，法團也對紀念館百般刁難。自2015年開始，法團指令其管理公司，規定進入紀念館的參觀者，一次不能超過20位，另外還要求登記每位來訪者的身份證——在香港商業大廈中，這並不是常規操作。

新規定帶來衝突不斷。蔡耀昌指出，不少內地旅客聽說要登記身份證才能進入六四紀念館，都疑慮重重，有人甚至和大廈管理員發生爭執；也有香港老師帶着一班學生想參觀展館，卻被管理員阻止。2015年4月，巢國超更突然衝至六四紀念館，指進入展館的訪客不能超過20人，要阻止其他訪客進入，館員與其發生爭執。

2015年12月，支聯會常務會議通過決議，考慮來自法團的持續阻力，以及展館本身的空間限制，支聯會決定出售目前的尖沙咀館址，為六四紀念館再覓新址。

這意味著，僅僅落地兩年的「永久六四紀念館」，又要從零開始。

時勢驟變，搬遷後，一切如舊？

為購置新館址，支聯會算了一筆數：賣掉目前館址，可收回約600多萬港元；購置比目前大一倍、約1400平方呎的新館址，則需要支付至少約900萬港元作為按揭首期。和幾年前一樣，這300萬的缺口，支聯會打算面向公眾籌款。

2016年4月15日，支聯會宣布六四紀念館的「擴館眾籌」計劃，目標希望向公眾籌款300萬。但時移世易，計劃公布一個多月以來，香港輿論反應冷淡。在六四紀念館的臉書專頁上，截至發稿時，僅有149人「like」了擴館眾籌的計劃。蔡耀昌拒絕透露目前具體的籌款數字，僅表示「大約數萬元」。

過去兩年，當六四紀念館遭受法團阻力之時，香港時勢已經風雲驟變。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自1993年起每年進行六四民意調查，對於「你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數據顯示自2013年5月起，支持人數持續下跌，2013至2015三年間，支持率分別為62.8%、56.1%和52.5%。而對於「你覺得應不應該解散支聯會？」，支持率則從2011年不斷上升，四年間從15.9%上升到25.6%。

過去數年，香港本地的政改討論和真普選運動熱烈，年輕一代關注本土民主議題，越來越多人認為支聯會抱持守舊的大中華思想，只會拖累香港民主進程。

而紀念館開幕後5個月，於2014年9月爆發的雨傘運動更帶來重要的轉折點：雨傘運動取代了六四，成為新一代香港人對民主運動的重要情感寄託，而運動的失敗也加強了人們的無力感，年輕人對和平抗爭路線失望，也對北京感到絕望。2016年5月，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孫曉嵐公開發問：「悼念六四是不是要有一個完結？」隨後，香港11個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發表《聯校六四宣言》，稱六四事件的重要啟示是「建設民主中國之夢想實難於登天」。

另一方面，自2015年夏天開始，到香港自由行的大陸游客人數不斷下滑。

種種因素疊加，六四紀念館的參觀人數近年急遽下跌：2014年4至12月，參觀人數約為15000；2015年全年，人數為5160，而到了今年，人數僅約為1000（其中二月和三月閉館整修）。

對紀念館的未來，蔡耀昌表示，目前的主要目標是大力籌款和尋求新館址，盡力在2017年的六四紀念日之前，讓「永久六四紀念館」重新開幕。但針對新展館的內容，支聯會還未具體討論。

環境藝術策展人林漢堅曾義務為第一個「永久六四紀念館」策展，對於正在籌備的新「永久紀念館」，他表示並不樂觀。「在現在香港的政治環境裏，要真的找到一個新地方，沒有現在的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而且六四紀念館如果再不調整方向，我懷疑，即使搬遷了，也可能會衰落了。」

中學生由老師帶同參觀紀念館。
吳煒豪/端傳媒

林漢堅曾組織大學裏學習藝術的學生去參觀目前的六四紀念館，但學生看完，通常的反應是——「這和我有什麼關係？」「他們會說，知道這些就好像知道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很慘，但和我有什麼關係？」林漢堅說。

當初策展時，受支聯會要求，林漢堅在展館門口設置了一個投影儀，投射「平反六四」四個大字，代表展覽宗旨，每位參觀者進展館前，「平反六四」四字都會投映到其身上。但現在，林漢堅擔憂，正是這種「離地感很強」的設計，阻礙了年輕一代對這段記憶的接受：「將來的展館主題是否可以不是這麼直接地說『平反六四』，而是更廣闊地講社會運動或學生運動？例如加入雨傘運動的元素？」

對於新展館，出生於六十年代的林漢堅說不再想參與策展，他轉而建議：「不如全部交給現在學藝術的年輕人去構思，去策劃。」

失去重量的記憶

天安門事件過去27年，今天仍至少有120位遇難學生的母親生活在中國，她們大多是「天安門母親」的成員，手中收藏重要的證物、遺物。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說，早些年，「天安門母親」一直有一個心願，希望有一天能在中國內地辦一座六四紀念館；直到20多年過去了，希望渺茫，她們年事已高，才開始將物品捐獻出來，轉移出中國內地。

因此兩年多以前，2014年年初，六四紀念館籌備之時，守著一箱箱來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子彈、遺書等物品，支聯會曾經非常緊張，擔心政府會不會想各種方法來打壓，也擔心開館時有人來偷竊，令這些重要證物在香港失落。工作人員甚至想過，在800平方呎的展館裏安裝30多部攝像機來監控。

沒有人想到的是，逃脱了牢籠的記憶，這麼快，就在嶄新的土地上，失去了重量。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張哲梅為化名。端傳媒實習記者何郁慧對本文亦有貢獻。）

2016年5月5日晚上，香港「六四舞台」在簡陋教室裏，採排舞台劇《讓黃雀飛》。
Anthony Kwan/端傳媒

兩塊白布搭在架子上當作布景，射燈上切換紅黃綠的玻璃紙來營造舞台效果，演員快速換衣服，四人分飾民運學生、香港商人、中國公安等七個不同角色。

這是2016年5月5日晚上，香港「六四舞台」的監製、導演和演員統統擠在不足600平方呎的簡陋教室裏，採排舞台劇《讓黃雀飛》。自2009年起，「六四舞台」在劇場裏重現一幕幕六四記憶，每年六四前夕，到劇場和中學裏演出。

然而，走到第8個年頭，今年採排的氣氛格外傷感——無論是公演票房還是學校巡演的場數，均告新低。5月20至22日，「六四舞台」在兆基創意書院連演四場，票房僅有約33%。一方面是沒有人看，另一方面，是沒有空間演。今年，願意向六四舞台敞開大門的學校，從往年的40多家跌至28家。

看着數字急跌，《讓黃雀飛》的學校巡迴導演陳敏斌倍感唏噓，採排前他甚至和一群演員討論：今天我們為什麼還要重現六四記憶？我們又還會演多久？

「

歷史事件始終是由人去演繹，重要性是由人去定價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覺得六四不值得再提，那麼堅持只有留在自己心中。」陳敏斌對端傳媒記者說。

《讓黃雀飛》導演陳敏斌。
Anthony Kwan/端傳媒

「六四舞台」的監製韋少力。
Anthony Kwan/端傳媒

《17歲》、《小白花》導演李景昌。
盧翊銘/端傳媒

香港人才會知道真相，一定要將真相講出去

準確來說，「六四舞台」是一個志願組織，三位成員各有全職工作：韋少力做平面設計、列明慧是物理治療師，張家弘從事社工。下班後，三人才成為「六四舞台」的監製——籌錢、找導演、找演員、聯絡場地、應對媒體。

三人中兩人是香港70後，一人是80後，都因着大學裏的社會運動經歷和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開始參與政治，先後成為支聯會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義工。2008年，剛剛籌辦完19週年燭光晚會，幾個晚會義工聚在一起討論：有沒有更好的方式去紀念六四？

「

六四快過去20年了，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韋少力說，他們想到用戲劇的方式，在香港重現這一段被抹去的記憶。

大家於是找來劇作家滿道、導演李景昌、親歷六四的記者蔡淑芳等人，一起創作了第一個劇本《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小白花》），透過天安門遇難學生母親的視角回望過去。

2009年，六四20週年，李景昌導演的《小白花》在兆基創意書院連演三場。那是「六四舞台」第一次登台，宣傳不多，但票房已經接近九成。

到了第二年，一通神秘的電話更間接地為「六四舞台」打響名頭。

2010年3月，《小白花》正在採排期，後台一名工作人員突然收到電話，警告他「不要再做，不然藝術生命會有影響」。五名後台人員隨即全部退出，兩位演員隨後也決定退演。消息傳出，輿論嘩然，劇場界的熱心人迅速幫忙，填補了演員和後台工作人員的空缺。事件經媒體報導以後，義憤的香港觀眾反應強烈，一天之內，《小白花》五場演出、合共1500張戲票全部售罄。

不過，在劇場演出畢竟是被動的等待。2011年，六四舞台決定主動出擊，群發電郵給全港400多所中學，申請進學校演出《小白花》。最終，接近30家學校為他們打開了校門。

「當時還有更多學校叫我們去演，但我一個人應付不來，只好拒絕了。」導演李景昌回憶說。學校巡演時，他是導演，也是司機，一個人開着貨車，帶上三名演員、兩位後台和全部道具四處跑。他說，堅持做學校巡演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讓學生知道六四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導演陳敏斌看來，八九民運是滲進一代香港人骨子裏的記憶。1989年5月2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戒嚴令，當天晚上香港掛起八號風球，4萬港人冒着大風大雨遊行至當時位於灣仔的新華社。5月21日，又爆發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一百萬港人上街，支援北京學生。當時20歲的陳敏斌也在遊行隊伍之中。

1990年，陳敏斌還特意和幾個同學一起上北京看看。在全聚德吃烤鴨的時候，餐桌對面一對夫婦得知他們是香港人後，透露說兩人是醫生，就住在北京木樨地一帶，在6月4日凌晨曾經嘗試出去救學生。

陳敏斌記得，那位北京太太說得滿臉是淚，叮囑幾個香港年輕人：「香港人才會知道真相，一定要將真相講出去，讓外面的人知道。」

「

現在說血濃於水好像很大中華膠，但當時是很真實的，你會覺得與他們（北京學生）有關係，大家的焦點基本上是一致的，無分左中右都支持北京學生。」陳敏斌說。

22年之後的2012年，「六四舞台」邀請陳敏斌出演《讓黃雀飛》，他一口答應，後來又承擔了該劇的改編和學校巡演的導演工作，堅持至今。

「六四舞台」的三位成員均不受薪，他們透過籌款，支付李景昌、陳敏斌兩位導演、十多位演員以及後台工作人員的工資，還有場租、道具等費用；而學校巡演的費用，則獲得支聯會的和教協的部分資助。

報酬不多，加上政治風險，李景昌說，找演員一直存在困難，來參與甄選的演員總是「小貓三四隻」，但不計回報的演員倒也一直存在。2014年，繼《讓黃雀飛》之後，「六四舞台」推出了李景昌導演的《王丹》，十多位演員均為義務演出。而2015年，「六四舞台」又推出第四部作品《那年我的孩子17歲》。

2016年5月5日晚上，《讓黃雀飛》彩排現場，今年採排的氣氛格外傷感——無論是公演票房還是學校巡演的場數，均告新低。
Anthony Kwan/端傳媒

以前紀念六四是潮流，現在就是膠了

當「六四舞台」帶着更多劇目嘗試走進中學時，歡迎他們的學校卻越來越少了。自2011年開始學校巡演以來，參與學校數量長期維持在40多所，今年卻跌幅顯著，僅有28所，新參與的學校僅有三所。

有中學老師委婉地對韋少力表示，今年安排「六四舞台」進學校「有困難」，他會轉而建議學生自己去看公演。沒有人明言，「困難」究竟是什麼。

「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學校有政治壓力，還是現在的年輕人，對六四不感興趣了？以前紀念六四是潮流，現在就是膠了，不過其實我們很難知道真正原因，只是知道別人不睬我們了。」韋少力說。

在導演李景昌看來，學校老師「一定有壓力」。5月份進入一家學校巡演時，邀請他們的歷史科男老師對他表示，「身邊很多同事反對邀請『六四舞台』進學校，我一個人背著這支旗，很有壓力。」

不過，更讓李景昌感到無奈的，是社會風潮的改變。

他觀察，不同學校裏，校長對「六四舞台」的反應南轅縣北轍：有些學校的校長在演出過後，激動地跳上舞台，呼籲學生今年要去六四燭光晚會；也有校長黑臉，上台頒過錦旗後，拒絕和劇組合影，也拒絕交流。

但學生，絕大多數是沒什麼反應。

他們很安靜地看完演出，然後我上台講講我們為什麼做這套戲，聽完一般沒有學生提問，我好像是對着太空說話。」李景昌無奈地笑笑。偶爾有學生閉幕後找到他，鼓勵他們「堅持下去」，李景昌心裏一陣感動。

雨傘運動過後，本土情緒漸濃，年輕人愈發認為應該將精力、資源投放於香港本土的民主運動，而不再是建設1989年時人們所期待的「民主中國」。與此同時，雨傘運動過後的無力感，也讓許多年輕人感覺，「平反六四」是過於遙遠的幻想。

學校開始不歡迎，學生又不感興趣，「有朋友跟我說，現在還講六四，真的很無謂。」李景昌說。

2016年5月26日，李景昌又帶著劇組去一家中學巡演，演員謝幕後，李景昌正對台下學生演講：「香港現在越來越亂，我們如何分辨真理？我們的良心在哪裏？......」突然，一位男同學站起來大喊：「香港獨立，香港獨立！」

李景昌愣住了。

不能不改，再不改學生會覺得很老套

過去數年，六四舞台也嘗試調整方向，貼近香港當下現實，比如，《讓黃雀飛》的結尾，每一年都要改寫一次。

2013年4月，為學校巡演改編《讓黃雀飛》劇本時，陳敏斌在最後一幕寫入香港年輕人反國教運動的內容。2013年8月，親中組織「保衞香港運動」出現，聲稱六四事件是一個謊言。第二年，陳敏斌則在最後一幕裏加入了對「什麼是真實」的探討。到了今年，《讓黃雀飛》的尾聲，則是兩個香港學生在反國教現場想像雨傘運動，爭論社運的路徑和風險。

「

問心而言，不能不改，過了雨傘運動、年初一事件，整個大環境已經不同，今天的中四學生與2013年的中四學生對社會事件或政治事件的看法都不同了，再不改他們會覺得很老套。」陳敏斌這樣說。

在「六四舞台」合作的演員中，1986年出生的譚芷翎是香港的年輕一輩。2012年，她被甄選為《讓黃雀飛》的女主角，飾演從北京逃亡至香港的學運學生曉清。

「當時去甄選就是覺得那套戲與公義有關，幾有意思，但後來自己去研究，對六四認識深了，自己也有點被改變了。」譚芷翎說，八九學運的學生精神感染了她，她變得更關心社會時局。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她在金鐘紮營佔領，覺得眼前發生的一切，和自己在舞台上所演繹的畫面，彷彿隔着25年相互呼應。

也就是從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後，李景昌開始創作「六四舞台」第四部作品《那年我的孩子17歲》（《17歲》）—— 故事場景正是雨傘運動時期的香港，一位佔領學生的家中，突然來了一位內地姨婆，姨婆表面反對佔領，但其實她正是天安門母親，內心充滿學運帶來的創傷。

然而，當李景昌帶着屬於香港自己記憶的《17歲》走進校園時，新問題又來了：相比起六四事件，許多學校對雨傘運動更加敏感。

《讓黃雀飛》的女主角譚芷翎，飾演從北京逃亡至香港的學運學生曉青。
盧翊銘/端傳媒

許多老師提早打給我，好仔細問我套戲怎麼講雨傘運動。」李景昌說，得知《17歲》最後一幕，演員會撐起一把象徵抗爭運動的黃傘時，兩所學校的老師不約而同提出同一要求——「可不可以不舉黃傘？」

「當然不可以了，我們的戲就是在講雨傘運動。」李景昌哭笑不得。有學校老師對他說，那演完就好了，不要講話，馬上離開，李景昌和演員不明所以，只能照做。但更多時候，李景昌還是堅持閉幕後講幾句，說說演出的初衷。

5月17日，在一所中學演出後，他上台講話，鼓勵學生面對不公義的事情要勇敢發聲。隨後一名主任老師馬上上台，一臉嚴肅地補充：「發聲的時候也要想想爸爸媽媽，和我們這些關心你們的師長。」李景昌看出主任不悅，想和他交流想法，想想又怕對方太激動，最終還是沒有開口。

「現在進學校真的好像踩鋼絲，要小心翼翼。」李景昌說。在創作《17歲》期間，李景昌留下一個開放式的結尾，不明確鼓勵學生去佔領。他表示，這也是他為了讓該劇順利地走進學校而做的「5%的妥協」。

我們只是在說一個有關自己的故事

改變的不僅僅是大環境，在劇場內部，參與多年的人們也有了更複雜的想法。

近年來，一向自詡「大中華膠」的陳敏斌對香港人這個身份更加在意了。他依然堅持參與「六四舞台」，但關注六四的出發點，從「血脈相連的中國人」，變成了「中國香港人」。

「我現在更多是作為香港人去關心這件事，但不代表我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我只是將（香港人身份）擺重一點。」陳敏斌坦承，身分認同的轉變影響了他對六四意義的理解。

不過更年輕的譚芷翎就直言，「我是不是一個中國人，我現在還搞不清」，但她確定的是，她是一個香港人，心繫香港未來的發展和命運。

今年採排前，陳敏斌特意和譚芷翎等演員討論，今天大家為什麼還要演六四劇目，最終達成的共識是：「我們是香港人，我們面對的政權亦都是當年六四鎮壓學生的政權，本質上是同一政權。我們回顧六四發生的事，對今天香港人自處，未來可以如何做，提供了線索和思考。」

更實在地說，這個政權當年對學生做的，以後也可能在香港重現。我們只是在說一個有關自己的故事。」陳敏斌說。

不過，對另一位導演李景昌而言，「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並沒有那麼困擾他，他更傾向於認為，自己仍然在創作有關六四事件的作品，只是因為他「要把自己體驗過的事情分享出去」。

1989年，李景昌13歲，他清晰記得6月4日一大早，自己還在睡覺，爸爸慌張拍醒他說，「出事了，出事了！」他睡眼朦鬆，看見電視機上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群眾倉皇逃走，坦克進城。他說，自己一直不能忘記這個畫面。

（端傳媒實習記者何郁慧對本文亦有貢獻。）

1989年的夏天已經過去整整27載。1989年之後出生的他們，都已長大成年，走入社會。這27年來，內地與香港都變化急劇，天安門前的殘酷記憶，在內地始終難被提起，如今，在香港也有消散之勢。2016年5月25日，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孫曉嵐公開發問，「悼念六四是不是要有一個完結？」

昨日如夢，人們忘了嗎？人們還相信嗎？答案仍然在年輕人身上。今天，我們和六位生於內地和香港的新生代談談——「六四和我有什麼關係？」

胡楚穎（Charlene）向來熱衷參與公共事件，關心本地政治，曾參與圍堵沙宣道、聲援港大學生對抗校委會。現在她在浸會大學擔起學生會幹事一職。

但她沒有參加過維園燭光晚會。她始終認為六四與自己關係不大。中三時了解六四事件的來龍去脈後，Charlene覺得無法取得共鳴。她發現1989年牽涉的中共權力鬥爭及群眾示威比想像中複雜，亦頓時覺得人民能夠改變共產黨的機會很渺茫：「我覺得黨離自己很遠。」

「回歸之前，大家都會對中國有幻想，即使中共接管香港後也會繁榮安定，甚至有民主的一日，但是經歷過八九六四，大家對中國的幻想都幻滅了。」她認為上一代有很多人仍然抱有「大中華情意結」，但是對於現在年輕一輩而言，比如她，對這個政權已完全失去信心的時候，再糾纏於逼使中央政府承認六四，再追求「建設民主中國」，對於香港實在太過虛無縹緲。

「

有些人還是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但是當現在所有幻想都幻滅的時候，他們沒有宣洩的地方，感情上可能會有失衡。」

抱着這種立場，Charlene從來沒有參與燭光晚會，亦希望香港人從幻想中醒過來。Charlene認為與其回望歷史，倒不如聚焦香港，實在地關注土地問題、工商勾結及勞工議題，從而達致改變。她說，「六四事件只是提升大家政治關注程度的其中一件事件而已。」

各大學學生會目前仍在討論聯合一起，在中文大學籌備六四悼念活動，Charlene亦是籌委之一。她認為，這悼念只是給大家情感上作一個「緩衝」：「有些人還是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但是當現在所有幻想都幻滅的時候，他們沒有宣洩的地方，感情上可能會有失衡。」Charlene說，期望藉緩衝的機會，讓大家思索下一步該如何走。

黃子恩生於1994年，她從小聽父母提及六四，初中時期，爸爸播放了以前錄影的新聞片段，她第一次看見王維林孤身面向坦克的畫面，頓覺震撼，「很難以置信，很震驚及憤怒」。子恩說，她無法理解為何一個政府會這樣對待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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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並非每年去都會知道程序無變，不外乎舉燭光及唱歌。」

不過在當下香港，子恩找不到一個適合自己的表達渠道。大學一年級時，她去過一次維園燭光紀念集會，對於晚會的模式充滿疑問。她認為支聯會的悼念流於形式，「即使並非每年去都會知道程序無變，不外乎舉燭光及唱歌。」而晚會之後，大家脫離了情緒激昂的氛圍，「到了6月5號都會恢復正常」。她坦言，自己無法透過這些儀式產生共鳴。今年去不去維園燭光晚會？子恩很猶豫。

近年，身邊不少同齡人另起爐灶悼念六四，子恩也不認同他們，她不明白為何大家要分開行事。「在爭取平反六四這個目標上，集結力量是重要的。」 子恩也觀察到，現在不同的人都想藉着紀念六四，加入不同的政治議題，在這個政治形勢複雜的環境，她好像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場合表達聲音。對於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孫曉嵐的言論，子恩並不同意，她認為悼念六四始終有其意義，否則前人都不會堅持廿多年：「可能不會有即時效果，但是如果不回望歷史又怎能展望將來呢？六四始終是一件大事。」

凌韻邦（阿邦）生於深圳，在內地的學習環境，老師完全沒有向他提及過六四，阿邦記得以前讀書都是背誦國家改革開放有多好，直到阿邦13歲的時候，一家移民到香港，他才開始反思自己所學的歷史。

「內地的教育都是一面倒，我到中三的時候開始質疑以前學的是不是真的。」中四那年，阿邦在學校課堂真正認識六四，透過展覽、課堂播放的片段，填補以往空缺的記憶：「知道六四是怎樣一回事時，我有一種無奈、傷心的感覺。」17歲那年，他第一次主動去參與維園燭光集會。阿邦認為，集會的意義，就是提醒出席者不可忘記那段歷史。

在香港生活了十年之久，阿邦現正在荃灣浸信會牧愛中心做活動助理，探訪劏房戶和獨居老人，服務街坊。從讀書到工作，阿邦越來越喜歡這個城市，更認為自己已經成為真正的香港人。但他承認內心有不能言喻的矛盾感。「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確擁有中國文化，但是我不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權）。」雨傘運動期間，阿邦在金鐘靜坐佔領，他真切地認為「首先要守住香港」，在這個時代行動及反抗是無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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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支聯會的燭光晚會有短暫的激昂感覺，但是激昂過後如果沒有其他行動支持的話只會剩下無力感。」

阿邦希望，悼念六四不只停留於感性層面。「參與支聯會的燭光晚會有短暫的激昂感覺，但是激昂過後如果沒有其他行動支持的話只會剩下無力感。」他的父母都不熱衷談論政治，但他很想今年多了解社會上其他有關六四的集會活動，透過思考別人的觀點，刺激改變。對於同輩人孫曉嵐問及「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結？」阿邦認為，始終絕大部份人對於國家都有情意結，未必可以那麼輕易放棄悼念，他反問說：「有什麼方法比悼念更好？始終這是一個渠道去提醒大家六四這件事。」

穿梭中環一帶商業區，陳海溢穿了一身行政套裝匆匆走來，他是一名保險經紀，每天都要面對不同類型的客戶。他的外表讓人以為他縱橫商界多年，經驗豐富，但其實他大學剛剛畢業一年，學生的氣質沒了，倒是添了幾分成熟及穩重感。「我選擇insurance（保險）這一行，是因為我認為自己的career（事業）最重要的是能反映成績來。」海溢自信地說，一邊說一邊回覆工作短訊。

「

其實我們可以有個人立場，但是敏感的原因在於生意上的交涉。」

談及六四或政治，在保險這一行似乎是鮮有的事，「其實我們可以有個人立場，但是敏感的原因在於生意上的交涉。」海溢認為，脫離學生身分及從商以後，談及政治要更客觀，不能像學生時代般，有意見就說，想做一件事就去做。他大學時修讀電影，雨傘運動時他去金鐘參與靜坐，但出來工作後，他考慮的事情不同。

「學生的時候自由度很大，出來工作就要背負責任。我的個人立場可能會牽連到很廣闊的層面，後果可能不能控制。」海溢解釋，他現在很小心自己的言行舉止，因為每一個小動作、言論，甚至臉書上每一個讚好或分享也有可能影響身邊的人對他的觀感。海溢作為保險經紀，每天面對不同的人，自然要謹言慎行。「出來工作要對社會有貢獻，這也是生存，所以凡事都要多想幾步，小心求證。」

海溢強調，自己不是政治冷感，以往也曾參與維園燭光晚會，只是現在出來工作了，背負的責任好多。「我個人是覺得六四是負面的。」他不認同保險業限制了他的表達自由，但是一切取決於他有的時間。今年能不能夠抽時間去燭光晚會，都要視乎六四當日忙不忙，海溢坦言自己在工作崗位上，付出了他九成的精力及時間：「你份糧（薪水）就是你的effort（努力）。」

「學生時代是學習知識及building network（建立人際網絡），現在我是building career（發展事業）。」海溢坦言他想在保險這一行紮根，不知道他將來會有多少閒暇關心時事，重拾他以往學生的模樣。

受爸爸影響，鄧卓儒（Heyson）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已經認識六四事件，爸爸更會主動播放一些關於六四的歌曲、電影，以及紀錄片，比如《「六四」是怎樣的一回事》。Heyson說他的家庭很崇尚民主自由，他比一般小朋友更早認識獨裁的概念，更早了解到六四事件，「爸爸經常提及，作為中國人不可以忘記六四。」

「

中共嚇我們，我們也可以嚇它，如果大家坐在這，舉燭光，中共就會知道仍然有很多人記得六四。」

Heyson希望將六四這個記憶傳承下去，從中四開始，每一年都有參與支聯會的燭光晚會。「記憶是對抗極權的唯一方法，而遺忘是最不要得的事情。」Heyson認為，參與燭光晚會的意義一直以來都沒有改變，就是希望做到世代傳承，成為「大陸看得見的幌子」。他笑言：「其實大家都是靠嚇，中共嚇我們，我們也可以嚇它，如果大家坐在這，舉燭光，中共就會知道仍然有很多人記得六四。」

為了守着這個記憶，Heyson曾經嘗試過不同的方法。在中六的時候，Heyson參與燭光晚會時接到支聯會支青組的單張，他想了解社會及中港民主情況，所以毅然加入了支青組，希望增加見識。Heyson記得以往擺街站的經歷，「我希望別人關注現時中國維權人士的狀況，就算六四過了，有很多支持六四、傘運的人士在中國被捕，但是其實很少香港人關注，所以想帶出這些事情讓更多人知道。」

然而，參與了六年燭光晚會的Heyson觀察到近年參與人數有下滑趨勢，所以他曾在支青組主張文娛化的紀念活動，希望將六四這個議題軟化，讓更多人知道。「其實燭光晚會可以不搞，如果民意覺得燭光晚會過時，倒不如搞一些能夠入屋、新鮮的活動，甚至之後取代燭光晚會。」他認為分享會、放映會、音樂會、讀書會可以是一些新模式，引發大眾關注。讀電影的他在任支青組期間曾舉辦許鞍華的《千言萬語》、張婉婷的《玻璃之城》放映會，成功吸引參與者討論。對昨日孫曉嵐的言論，Heyson也有留意，他不認同人們停止悼念六四：「即使本土派也有悼念六四，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而已。」

林月明出生於天津，曾在北京媒體公司擔任編輯一職，去年8月來到香港修讀碩士課程，今年7月就會返回內地。在香港匆匆走過一年，月明了解到香港人實在與內地人不同，在她眼中，香港人敢說一些內地人絕對不敢說的話，敢做一些內地人想也沒想過做的事情。而對於六四，月明是抱着迴避的態度。

月明的父母經歷過文革，兩人屬於「逍遙派」，即是遠離政治中心，「過好日子，不談政治」，月明就是在這樣的家庭成長，自小從來不參與政治，不談，也不問。關於六四，月明在內地生活的時候只有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當年很黑暗，學生在爭取一些普世價值，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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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有點過去了，若說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它其實已經是closed file（結案封存）的狀態。我覺得不值得去爭取。」

然而，她在25歲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傅高義的《鄧小平傳》，一讀之下開始了解歷史的真相，拼湊了零碎的認知，看見一幅較完整的圖畫。「我看到事情如何發酵，就像看電影、讀故事一樣，我能夠體會他們的感情，但是還是有莫大的距離感。」在香港讀書的期間，月明接觸多了香港的政治議題，相比中國的黑暗面，她反而對香港更有興趣。

「六四有點過去了，若說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它其實已經是closed file（結案封存）的狀態。我覺得不值得去爭取。」月明淡淡地說。她解釋說真正了解民主的人不多，有些人只是見到它的光環，但其實每一個制度都有其好與壞，她實在無法想像如果中國推行民主，情況會怎樣。其實，月明在香港的時候會與老師及同學討論時事，「因為在香港有安全感，回到內地要慢慢改掉這個習慣，要很謹慎，很謹慎。」被問及對於孫曉嵐的言論有何看法，月明認為現在停止悼念六四，對於香港而言是言之過早，同時她也觀察認為，絕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會這樣想。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陳海溢及林月明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