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個多月的法國政局變幻，用「雞飛狗跳」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先是前總理弗朗索瓦·貝魯（François Bayrou）為了給其2026年預算案爭取支持，9月8日主動在國民議會發起政府信任案投票，卻失敗並黯然下野；前國防部長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Sébastien Lecornu）被馬克龍總統任命為總理，但他剛於10月5日晚公布新一屆內閣名單，次日便在左翼社會黨和右翼共和黨的群起攻擊下宣告辭職。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勒科爾尼隨後又在馬克龍的極力挽留下「二進宮」，再度被委任組建政府。10月14日，勒科爾尼在國民議會發表政策演說，宣布向社會黨做出多項重要讓步：暫停執行2023年養老金改革直到下一屆總統選舉後；承諾將在2026年預算案中增加對富裕階層尤其是家族資產管理公司（holdings patrimoniales）、大企業利潤和高收入人群個人所得的稅收。他還着意強調新政府的非黨派性和與議會合作的態度，承諾不會動用憲法第49條第3款強行通過法案，任何草案都將在議會得到充分的審議、辯論與修改，且所有內閣成員都必須放下個人政治野心，不得參加下一屆總統大選。
這些姿態換來了暫時的政治穩定。10月16日，激進左翼政黨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 LFI）和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在議會中發起的不信任動議由於缺少社會黨支持而被否決，新政府暫時「過關」，短期內不至立刻垮台。但政府削減170億歐元開支、增加140億歐元收入的計劃能在2026年預算案中會保留下來多少，仍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一團亂麻面前，要求馬克龍解散議會重新選舉，甚至是要求他本人下野的呼聲日益高漲。且與此前不同的是，連執政黨陣營內的重量級人物也開始公開反叛：早在去年就提前「搶跑」宣布參選的前總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呼籲馬克龍辭職提前大選；另一位躍躍欲試的前總理、馬克龍創立的復興黨（Renaissance）現主席阿塔爾（Gabriel Attal）也批評他去年6月一意孤行解散議會的失敗「豪賭」，與他拉開距離。即使在「自己人」當中，總統的影響力也日益分崩離析，越發淪為孤家寡人。
提前大選未必實現政治「破局」
不過，除了「不屈法國」和「國民聯盟」兩個天然受益於社會分裂和政治衝突的極端政黨外，提前選舉在短期內並不符合多數法國政治勢力的利益。對議會主流政黨而言，為了預算案作出的任何妥協都可能在未來成為對手攻擊的彈藥；但堅持過於強硬的不合作立場導致通不過預算案，加劇政治混亂，傷害到經濟和民衆日常生活，又可能損害其力圖塑造的「負責任執政黨」的形象和信譽，在大選中更難以服衆。
具體而言，傳統上代表左翼執政力量的社會黨想要在接下來的預算案之爭中，要求儘可能多的讓步，以向左翼選民證明其斬獲實質成果的能力，從而削弱「不屈法國」及其領袖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地位。2017年以來面臨馬克龍派和極右翼兩面夾擊的共和黨也出於同樣的計算，意圖將政府政策推向相反的方向。但兩黨在堅持以反對黨自居的同時，並無意倒閣和加速選舉。
實際上，認為提前大選就能「破局」仍為時過早。現實是，無論2024年的議會選舉造成了如何糟糕的政治和財政困境，它的確在單選區二輪決勝制的選舉制度下，意外選出了通常只有比例代表制選舉才有的結果。各家民調至今一以貫之顯示，法國選民在左翼、中間派、右派、極右翼幾大陣營間的分布，與議會「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相應。
即使重新選舉，各派席位也不太可能顯著改變，任何勢力都拿不到過半席位，甚至很難組建一個相對穩定的少數派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總統選舉固然可以產生一個毫無爭議享有多數選民授權的行政權力中心，但其黨派在隨後的議會選舉中仍很可能達不到過半多數，這位新總統剛上台就會陷入「跛腳鴨」的尷尬境地。
換句話說，無論現狀在朝野上下激起了如何廣泛的沮喪和不滿，本屆議會都確實充分代表了法國選民。
法國社會意見的分裂和碎片化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無論右翼的民粹主義者如何宣稱，也無論左翼的知識文化精英如何想象，當下的法國並不存在一個「沉默的大多數」或同質化的「人民」可以被說服和動員起來支持任何黨派單獨執政。而與其他議會制歐洲國家不同，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向來缺少跨黨派聯合執政的文化傳統和心理本能，這就令僵局幾乎無可避免。而如果現代大衆政治的歷史能給我們任何教益，那便是這種政局碎片化與施政停滯的致命組合，正是有助極端勢力奪取政權的優良土壤。
總之，至少在短期內，訴諸選票箱並不能扭轉法國的命運，只不過是把做決定的責任暫時推卸到選民手中。這個國家能否從泥潭中掙脫出來，歸根結底依然取決於權力精英能否承擔起直面和直擊困境根源的責任，有無作出重大實質妥協的勇氣，和說服選民接受困難改革陣痛的技藝。而無論未來誰掌舵法國的國家之舟，與財政紀律背道而馳的政策都會遭到市場恐慌的懲罰。
僅是看看這些數字：2024年，法國公共開支相對GDP的比例達57.1%，財政收入佔比達51.4%，總體政府財政赤字（general government deficit）達GDP的5.8%（歐盟均值的近2倍），單是用於償還債務本息的開支就增長到了2021年的3倍，公共債務規模高達GDP的113%（較歐元區均值高出25個百分點）。一年以來，法國長期國債收益率曲線穩步上揚，已到了差於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程度。歐盟從未如此接近又一場主權債務危機，而這次危機若在其第二大經濟體爆發，整個歐洲的經濟都會受到重創，在當前兇險的地緣政治和國際經貿環境中後果不堪設想。
「法國病」的財政根源
為了看清危機的出路，我們首先要回到法國財政問題的根源。儘管從純粹的財務會計角度講，任何增稅和減支都可以在短期內削減赤字，但從經濟角度看，赤字和債務之所以成為問題，是由於其相對經濟總量GDP的比例過高且不斷升高，削弱了國債市場的信心。而一旦市場信心崩塌，政府「借債還債」的無限循環遊戲就會突然中斷，觸發主權債務違約和廣泛的金融與經濟危機。因此，改善財政健康最理想的路徑，是避免增稅和減支的措施損害到長期經濟增長，並伴以有利提高生產率的結構性改革。
然而，法國幾十年來的政策走向恰與上述原則背道而馳。筆者在今年初的文章中曾詳盡論述，與流行的說法不同，法國經濟的要害問題並非收入不平等，而是三個緊密關聯的現象：主要體現為財富不平等的階層流動性不足亦即「階層固化」，「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與中青年勞動年齡人口之間的代際分配不公，以及經濟增長停滯。而作為經合組織（OECD）中政府規模最龐大、國家干預經濟和滲透社會最無孔不入的國家，法國的這三個現象在相當程度上都源自其不合理的財政結構。
在財政收入一端，針對勞動和生產性資本的稅收項目（個人與企業所得稅、資本利得稅、社保繳納金等）負擔過重，而對非生產性資本（如房產稅、遺產繼承稅等不動產稅）的稅負很輕，偏袒已持有房產等累積財富的中老年人，卻嚴重限制勞動者和企業家通過工作、創業、置業和投資致富的機會。在支出一端，在缺乏任何資本化基金參與的現收現付制（pay-as-you-go system / système par répartition）體系下，加之以相當高的支付金額，養老金已佔到公共開支接近三成，成為壓低勞動者收入最大的重擔；按照某些估算，與前後世代相比，「嬰兒潮一代」僅僅是在養老金上獲得的額外轉移支付總額，就相當於當今法國公共債務總規模的60%；老年護理和與老年慢性疾病相關的醫療開支不斷加速上漲；國防、交通、基建、住房、教育、科研開支因此受到擠兌，與同類國家比較明顯偏低，但恰恰是這些項目對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中青年人群的利益和國家的未來至關重要。
總之，法國國家機器深度介入經濟的實際效果，是以犧牲勞動者和未來世代的利益為代價來維持老年人的優厚待遇。這種代際不公的驚人程度，最顯著體現為經濟福祉的「倒掛」現象：統計數據顯示，法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老年人（65歲及以上）人均收入高於勞動年齡人口（18-64歲）的國家；1970年以來，考慮通脹後的實際購買力，法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收入中位數翻了一番，而老年人這一數字暴漲了170%以上；老年人貧困率在同類國家中墊底，而20%的未成年人和16%的18-29歲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路徑依賴仍無人打破
公平而論，經濟模式偏向老年人是發達經濟體的普遍現象，但在法國最為極端。這並非任何階級陰謀所致，而僅僅出自一個簡單到平庸卻難以撼動的政治現實：任何能扭轉局面的政策——如限制養老金增長、提高不動產稅和遺產稅——都廣受選民痛恨。
在老齡化的背景下，老年選民的比重越來越高，且他們投票率最高，政治分量與日俱增；但即便中青年選民也普遍對此缺乏認知。在法國，這就造成一個弔詭的局面，即有意改革的中間派和右派政黨因其選民基本盤中老年人較多，而不敢觸動其既得利益，但中青年選民居多的左翼和極右翼政黨卻完全不承認現行體制需要任何的結構性改革。
2017年以來馬克龍政府的一系列改革並未改變前述格局。對企業和生產性資本的稅負雖有減輕，但房產稅也被降低了。2023年的養老金改革僅僅機械地推遲了退休年齡、延長了養老保險繳納年限，但完全沒有觸及缺乏資本化、公私部門差異和養老金支付水平過高等結構性問題。
馬克龍上任之初政府開支的自律，很快就在「黃馬甲」運動、新冠疫情和通貨膨脹三輪危機的衝擊下被「不惜一切代價」（quoi qu'il en coûte）的口號取代，劇增的鉅額救濟和名目繁多的新增補助對當下狀況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旗幟性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politique de l'offre）僅在改善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和推廣「學徒制」職業教育等方面有所建樹，但在科技產業監管、土地利用和住房建設、生態轉型等領域的一系列新增立法對生產供給施加了與日俱增的限制——與數年前相比，今天的法國住房市場更為惡化，更深陷「成本病社會主義」（cost disease socialism）的泥沼；歐洲的產業轉型更為艱難，在與中美的「世紀競賽」中日益落伍。
但近期的政策辯論亦沒有脫出這個軌道。社會黨力推的「祖克曼稅」（taxe Zucman）意圖不分青紅皁白對所有資產總額超過1億歐元的家庭徵收2%的財富稅，全然不顧其徵稅對象包括公司股份的市值或估值等生產性資本，會沉重打擊法國企業的創業、創新和擴張前景。中間派和右派對社保福利、能源和生態轉型、政府公務開支提出一系列不痛不癢的小修小補，卻普遍反對勒科爾尼政府凍結養老金上漲和降低養老金免稅額度的主張——前兩任總理巴尼耶（Michel Barnier）和貝魯也提出過類似政策，但都成了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8月底，行將倒台的總理貝魯眼看時日無多，在電視專訪中表現出政壇上曇花一現的清醒和誠實，哀嘆「嬰兒潮世代的舒適」（le confort des boomers）傷害了年輕人的未來。紛紛擾擾之中，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被頒給法國人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因其延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的傳統對科技突破、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和經濟增長的研究，就更像是個殘酷而諷刺的玩笑。
如今，多數法國主流政黨都承認事態嚴重，但彼此之間難以就解決方案達成共識，可就連這些充滿激烈情緒的分歧也僅僅是表面的：政治光譜上的每一個主要政黨面對這場危機的反應，都僅僅是在同樣的路徑依賴之中，出於選舉考量和同樣僵化的不同意識形態視角，迴避代際不公這隻惹不起的「房間裏的大象」，試圖把已然十分畸形的財政結構推往更加畸形的地步。
法國的政治和財政危機要迎來雙重「破局」，仍有待一支全新的力量出現，提供一個迄今為止仍顯另類，但真正打破現狀、面向未來的選擇。否則，這個國家的年輕人和未來世代將為此付出越來越沉痛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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