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已经走到了这般地步：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它将被迫要么牺牲福利国家，要么牺牲生态环境，要么牺牲其和平与自由。”9月9日，发表在《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中，欧洲央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发出这样震耳欲聋的的警告。
同日，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在一众欧盟要员和媒体记者面前，德拉吉介绍了由他领导的团队题为《欧洲竞争力的未来》的报告。这份报告受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委托，经过长达一年的研究和撰写，被视为具有未来五年中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乃至全欧盟经济政策“纲领”的地位。
报告总结了欧洲经济长期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包括创新不足、技术落后，缺乏共同的减碳和经济竞争力策略，以及在经济安全和能源独立方面的极度脆弱——后者以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洲能源大幅上涨最为显眼。报告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从统一欧洲资本市场、协调和放松过度政府监管，到对科学研究、绿色产业、国防工业的集体投资，乃至潜在的欧洲共同财政政策，可谓无所不包。
如笔者在评论欧洲议会选举的文章中所述，刚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欧洲议会的政党版图已然预示，与上一个任期内产业监管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欧洲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占据了决策者绝大部分注意力不同，如何重建和强化欧洲经济竞争力的议程将登上欧盟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冯德莱恩刚刚公布的新一届欧委会委员提名名单上，我们也看到了“有益竞争力的转型”、“繁荣与产业战略”、“储蓄与投资联盟”等等最新热词出现在了一众提名委员的头衔中。
然而，正如德拉吉的警告所提示，经济问题受到更多关注，并不只是由欧洲内部政治力量对比而得出的简单推论。相反，欧洲的经济停滞，已然酿成了一场动摇其生存根基的危机（existential crisis）。如法国总统马克龙于今年4月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的欧洲政策演讲中所说：“我们的欧洲并非永生不灭：她可能会死亡。”
为什么在德拉吉和众多欧洲政治精英看来，我们再也不能仅仅把增长乏力视为一种欧洲特色的不便（inconvenience）来忍受，而必须把它当作一场灾难（calamity）来全力应对？在日益动荡不宁的今日世界，欧洲又应如何重振其经济？
世纪竞赛与生存危机
史家托尼·朱特在其巨著《战后欧洲史》的末章写道，后冷战时代世纪之交的欧洲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以至于难以辨认出一个清晰的集体经验之轮廓。然而，我们依然能够依稀描绘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欧洲”这个词在人们心中唤起的想象，是眼花缭乱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程度的富足、和平与安全，是高税收、高福利经济模式所保障的社会平等与政治稳定。欧洲是一个理念，它标示着繁荣、和平与人性至上的价值观，以及三者之间完美的平衡。
然而，正如历史上总是发生的那样，集体身份总是在面临外部威胁时最为清晰。如果说在托尼·朱特的年代，“何谓欧洲？”更多是一种愿景式的发问；那么在2024年的今天，当乌克兰战争的战火仍在艰难延烧，美国大选的前景依然纷乱不清，中国的经济困局和地缘野心发出不详的信号，在接踵而至的国际性灾变面前，“欧洲何以自保（self-preservation）？”则成了一个具有实感甚至痛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面前，欧洲在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竞赛中的落伍及其严重后果，才真正显现出来。
欧洲的增长迟缓众所周知，但其程度却往往被低估。实际上，从几乎每一个指标来看，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都令欧洲黯然失色。中国的经济腾飞和甚嚣尘上的“西方衰落”论调，常致使人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几十年来，美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例几乎丝毫未变，西方经济总量占比下降的现象主要源自欧洲和日本的衰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欧洲的人均收入水平已下降到比美国低约三分之一。美国的人均收入超过欧盟所有主要经济体，且未来数年内这一差距只会进一步扩大。如果专门考虑人均工资，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美国的人均年工资接近8万美元，德国只有约6万美元，英国和法国则不到5.5万美元。
增长并不是账面上的数字游戏。事实上，欧洲人收入水平的相对落后已直接反映在肉眼可见的实际生活水平上。按照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调查数据，美国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为19.3万美元，用于经常交易的银行支票/储蓄账户的余额中位数约为8000美元，54%的成年人声称拥有可支付3个月开支的现金储蓄；同样程度的财务余裕对于欧洲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是难以想象的。美国人平均将收入的6.7%用于购买日用食品，属全世界最低；即使把包含餐厅消费在内的所有食品支出都考虑进来，美国人的食品支出依然位列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低，仅占家庭收入的14.7%。在住房方面，住宅面积中位数最低的美国州份（纽约州，1490平方英尺）仍然高于最高的欧洲国家（丹麦，1475平方英尺）。
而就面对危机冲击的韧性而言，事实证明，美国经济的抵御能力更强，反弹速度更快。到今年第一季度，美国GDP比疫情前增长了8.7%，欧元区只增长了3.4%，英国增长了1.7%。欧洲民众的财务能力和消费行为从危机中恢复的程度也远为逊色：在欧元区，人们的储蓄仍占其收入的14%以上，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美国消费者却几乎花光了在疫情期间累积起来的多余储蓄，使他们的储蓄减少至不到收入5%的水平。
一种常见的反驳是，欧洲固然不如美国富裕，但却以牺牲增长为代价换取了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平等的财富分配和更高的“生活质量”。然而，这一说法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有效。以常常被引为证据的医疗与医保问题为例：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远低于欧洲，但这并非缘于其运转不良的医疗市场，而是由于枪支暴力、毒品滥用和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了过多中青年人士过早死亡。美国人高昂的医疗开支主要源自美国社会的富裕，而与此相称，美国人所获医疗服务的质量也更高：例如，尽管癌症筛查的普及度远高于法国，美国人的癌症存活率仍然更高。美国经济“臭名昭著”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也在近十年来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创历史纪录的低失业率而逐渐缩小，因为相比社会中其他群体，穷人和少数族裔的工资收入增幅更大，其开办新企业数量的增速也更高。
实际上，增长不足已经开始在根本上动摇欧洲式劳工保障与社会福利国家的根基。随着人口结构老化、人口总量停滞甚至下降，各国社保与福利体系的财政收入基础正在迅速侵蚀。马克龙政府2023年强行推动的养老金改革，或许是欧洲各国类似改革中引发政治反弹最为强烈的，但远远不是最激进的，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更严重的是，恶化的地缘政治形势面前，增长和竞争力不足已经威胁到欧洲的安全。欧洲有着全世界最开放的经济，贸易占GDP比例高达50%，对外国原材料、能源和制成品的依赖度也最高，其中对俄罗斯化石能源的依赖造成的经济后果最为显著。科技实力的孱弱，令“技术主权”无从谈起。欧盟为兑现应对气候变化承诺而大力推进的“欧洲绿色新政”，如果不伴以欧洲自己的低碳产业革命，只会加深对进口中国制成品的依赖。27个欧盟成员国中，只有10个国防开支占GDP比例达到了北约要求的2%——与俄罗斯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风险意味着这个数字也很快将不堪敷用。
一个停滞的欧洲，将既无法为焦虑不安的民众提供改善生活水平的希望，又无法承担福利国家的高昂成本，更无法在家门口的战争面前保卫其独立与自由。欧洲身份蕴含的所有理念，都可能在这场生存危机的重压之下轰然崩塌。
停滞的症结：“创造性破坏”缺位
把欧洲经济增长的乏力说成是为了福利而故意做出的权衡，而非最近宏观政策的失误，从而为其开脱，是一种肤浅而懒惰的论调。诚然，欧洲人可能的确有着更重视业余闲暇和生活稳定的文化偏好，这不可避免地压低了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和劳动时间。与欧洲相比，美国人口更年轻、增长更快、工作时间更长。但同样的理由，并不能解释为何美国每人每工作一小时的产出也更高。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欧洲增长不足的主要症结正是劳动生产率（labour productivity）的低迷。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欧元区和英国的两倍多。官方数据显示，美国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自2019年以来增长了6%以上，远远超过了同期增长约1%的欧元区和英国。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估算显示，如果欧洲最大的五个经济体——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1997年至2022年间的生产率增长率与美国相当，那么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GDP将比如今的实际水平高出近1.3万美元。反过来看，由于欧洲的人口几乎无法挽回地走向减少和老化，如果欧盟只是保持 2015 年以来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也仅够勉强做到在2050年左右保持GDP总量不变。
劳动生产率之外，其他解释认为，2008年以来欧洲国家相比美国采取了更严苛的财政紧缩（austerity）政策，而疫情期间欧洲国家的经济救济措施亦不如美国慷慨，这些都限制了欧洲经济在需求端得到的财政刺激，也导致公共投资不足。此外，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洲承受了更大程度的能源供给冲击（supply shock），而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享有令人艳羡的能源独立。
不过，疫情以来，欧元区财政纪律的缰绳已悄然松动。而如果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的趋势无可逆转，移民政治的烫手山芋意味着大规模引入移民几无可能，欧洲的收入水平也远不足以如美国一样吸引来自外国的年轻劳动力和高技术人才，人口趋势对中期增长的贡献可能微乎其微，这将使得欧洲经济更加依赖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欧洲必须缩小在技术革命与创业环境上与美国的鸿沟。
这一差距可谓惊人。根据巴伐利亚经济协会（Association of the Bavarian Economy）的统计，本世纪初至今，欧盟在先进数字技术领域的世界级专利数量仅有约1万份，而中国接近3万份，美国则近5万份。包括云计算和软件应用在内的数字技术并非没有在欧洲各国传播，但成功有效利用这些技术知识的的企业数量太少、规模太小，受到更严格的监管限制。 欧洲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互联网引领的数字革命及其带来的生产率提升。
从更广义的创业数据来看，2023年美国申请成立新公司的人数达到创历史纪录的550万人，月均申请量比疫情前十年的平均值高出80%，而在欧洲这一数字增幅仅为20%。欧盟最大的25家公司中80%成立于1950年前，创立年份的中位数是1913年，而美国的同样数字分别是是36%和1963年。欧洲急需重振被熊彼特称为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精神。
德拉吉的报告认同许多研究者的结论，认为造成欧美之间这一鸿沟的主要是两个原因：过度严苛的监管法规造成了沉重的行政与合规成本，风险厌恶、高度碎片化的资本市场限制了私人投资规模和企业融资能力。而二者在现实中常常是互相关联的：例如，法国将近一半企业的经营受到了过度政府监管即所谓“繁文缛节”（red tape）的制约，每年对法国GDP造成高达4%的损失，其中2.7%是由于严苛监管导致的企业投资不足。
悖论的是，旨在设定市场经营和竞争公平规则的政府监管，在现实中往往成为了伤害中小企业而非大公司的罪魁祸首。个中缘由在于，具有先发优势的大型企业在占据一定的市场地位后，往往有足够能力承担监管立法带来的合规成本，而创业者却遭遇了更高的市场准入门槛，既有大型企业的地位因而得到巩固。同样，在资本市场上，既有的成熟企业有资产抵押和收入还本付息，因此很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融资；而既无资产又无收入、前景不明朗的年轻企业则更依赖于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基金的支持，而后者在一个旨在以严苛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环境中很难壮大。
结果是，欧洲企业四分之三的融资来自银行，而在美国只有四分之一。根据毕马威（KPMG）的一项研究，2023年美国公司从风投基金得到的融资是欧洲公司的3倍，而过去三年，美国风投基金的融资额几乎是欧洲的5倍。在整体投资水平上，美国的投资自2019年底以来增长了8%以上，今年年初仍在强劲增长，而欧元区的投资仍然比2019年底的水平低4%。按照德拉吉报告的估计，投资占欧洲经济的比例必须增加约5个百分点，才能达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而1948年至1951年间马歇尔计划提供的额外投资每年约占GDP的1-2%。换言之，欧洲经济需要的额外投资不但必须媲美，而且必须超过马歇尔计划的规模。
欧洲的新自由主义“帝国时刻”？
与马歇尔计划的对照颇为引人遐想。如果说马歇尔时代的美国，其时凭借睥睨天下的工业、经济和人口力量，足以以一己之力引领战后西欧的经济重建，搭起战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支柱之一，如今的美国既不再有如此能力，也早已丧失独力保卫和重建欧洲的政治意志。相反，后冷战承平日久的年代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爆发走向终结，美国的向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却迫使着欧洲一步步承担起自卫的责任。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欧洲需要一部新的马歇尔计划，却毫无选择，不可能从外界得到，而只能“向内求”。
然而，今天的欧洲究竟还有能力从内部释放出如此巨大的经济潜力吗？在德拉吉、冯德莱恩和马克龙等欧洲一体化事业的坚定拥护者看来，答案正是在欧盟的理念之内：欧洲经济的潜力源自它的巨大规模，必须通过更深度的向上整合、跨国协调和联合投资来实现。欧洲经济的问题不是一体化太多，而是不够；欧洲需要重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对内以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实现深度统合，对外运用由此创造的工业、技术和军事实力，捍卫欧洲的独立和安全。
思想史学者 Quinn Slobodian 在他的精彩著作《全球主义者：帝国的终结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早期创想者多来自一战前后见证了奥匈帝国崩溃的德语知识界，而他们在两战之间和战后孜孜不倦推动欧洲联合事业的努力，相当程度上正是对这原初集体记忆的回应：重建一个和平的多民族帝国依然是可能的，它在疆界之内以法律和自由经济联合各国，而在疆界之外勇敢地保卫其利益与价值。这一版本的新自由主义并非如后来批评者所描绘的那样，抹杀政治国家的“内外之别”，以一种幼稚的普世主义架空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乃至牺牲掉国内的“社会纽带”、抛弃掉“全球化的输家”；相反，它的理想毋宁说是在全新的国际现实面前，努力把“政治”的场域上移到欧洲层级。
换言之，时代巨变之下，时代精神（Zeitgeist）也随之悄然改变。而德拉吉报告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转变：其中不乏真正的“好欧洲人”的主张，诸如建立统一的欧洲科研投资机构，也有大幅放松政府监管，推进欧洲资本市场一体化和“欧洲银行业联盟”（European banking union）等等政策建议。但与此同时，一种明显着眼于国际局势、几乎基于纯粹现实主义假设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k）视角也无处不在：报告背离欧洲内部市场竞争政策的传统基调，建议欧盟委员会允许更多的欧洲企业并购，以创造足以与中美龙头企业竞争的“欧洲冠军”（European champions）；欧盟需要有限地突破财政纪律和国际贸易规则的禁忌，拿出协调统一的“大规模产业政策”亦即巨额的公共资金补贴，用于支持新兴产业的投资和发展；成员国需要敢于放下国防工业领域跨国合作的忌惮，允许更多的跨国并购、推动更统一的军工产品标准化、签署更多的欧洲联合装备采购合同。其中的每一项政策，都意味着成员国需要向欧盟让渡更多主权，以求在整个大陆范围内降低交易成本，撬动规模经济的杠杆。
总之，欧洲经济的问题对策，早已不再是选择“左派”还是“右派”，而是——选择更多欧洲，还是更少欧洲？在德拉吉和他的支持者心中，后者无异于自杀。在报告发布会上所作的演讲中，德拉吉总结道：“欧洲（各国）面临着三种选择：要么陷入瘫痪，要么退出欧盟，要么走向整合。脱欧已经有人试过了，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在我们滑向与日俱增的焦虑与不安全之际，瘫痪状态也难以为继。更大程度的整合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在。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明白，当前的挑战远远超出了（任何单个）国家经济的范围。相对于所面临挑战的规模而言，我们这些国家的规模从未显得如此之小和不足。……欧洲再也不能仅仅为了维持共识而拖延行动了。”
然而，正如《经济学人》的评析所云：“德拉吉先生说得没错。现在，他面临着比分析这些问题更难的工作：他必须说服各国政府放弃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