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多月的法国政局变幻，用“鸡飞狗跳”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先是前总理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为了给其2026年预算案争取支持，9月8日主动在国民议会发起政府信任案投票，卻失败并黯然下野；前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被马克龙总统任命为总理，但他刚于10月5日晚公布新一届内阁名单，次日便在左翼社会党和右翼共和党的群起攻击下宣告辞职。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勒科尔尼随后又在马克龙的极力挽留下“二进宫”，再度被委任组建政府。10月14日，勒科尔尼在国民议会发表政策演说，宣布向社会党做出多项重要让步：暂停执行2023年养老金改革直到下一届总统选举后；承诺将在2026年预算案中增加对富裕阶层尤其是家族资产管理公司（holdings patrimoniales）、大企业利润和高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的稅收。他还着意强调新政府的非党派性和与议会合作的态度，承诺不会动用宪法第49条第3款强行通过法案，任何草案都将在议会得到充分的审议、辩论与修改，且所有内阁成员都必须放下个人政治野心，不得参加下一届总统大选。
这些姿态换来了暂时的政治稳定。10月16日，激进左翼政党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 LFI）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在议会中发起的不信任动议由于缺少社会党支持而被否决，新政府暂时“过关”，短期内不至立刻垮台。但政府削减170亿欧元开支、增加140亿欧元收入的计划能在2026年预算案中会保留下来多少，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一团乱麻面前，要求马克龙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甚至是要求他本人下野的呼声日益高涨。且与此前不同的是，连执政党阵营内的重量级人物也开始公开反叛：早在去年就提前“抢跑”宣布参选的前总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呼吁马克龙辞职提前大选；另一位跃跃欲试的前总理、马克龙创立的复兴党（Renaissance）现主席阿塔尔（Gabriel Attal）也批评他去年6月一意孤行解散议会的失败“豪赌”，与他拉开距离。即使在“自己人”当中，总统的影响力也日益分崩离析，越发沦为孤家寡人。
提前大选未必实现政治“破局”
不过，除了「不屈法国」和「国民联盟」两个天然受益于社会分裂和政治冲突的极端政党外，提前选举在短期内并不符合多数法国政治势力的利益。对议会主流政党而言，为了预算案作出的任何妥协都可能在未来成为对手攻击的弹药；但坚持过于强硬的不合作立场导致通不过预算案，加剧政治混乱，伤害到经济和民众日常生活，又可能损害其力图塑造的“负责任执政党”的形象和信誉，在大选中更难以服众。
具体而言，传统上代表左翼执政力量的社会党想要在接下来的预算案之争中，要求尽可能多的让步，以向左翼选民证明其斩获实质成果的能力，从而削弱「不屈法国」及其领袖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地位。2017年以来面临马克龙派和极右翼两面夹击的共和党也出于同样的计算，意图将政府政策推向相反的方向。但两党在坚持以反对党自居的同时，并无意倒阁和加速选举。
实际上，认为提前大选就能“破局”仍为时过早。现实是，无论2024年的议会选举造成了如何糟糕的政治和财政困境，它的确在单选区二轮决胜制的选举制度下，意外选出了通常只有比例代表制选举才有的结果。各家民调至今一以贯之显示，法国选民在左翼、中间派、右派、极右翼几大阵营间的分布，与议会“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相应。
即使重新选举，各派席位也不太可能显著改变，任何势力都拿不到过半席位，甚至很难组建一个相对稳定的少数派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总统选举固然可以产生一个毫无争议享有多数选民授权的行政权力中心，但其党派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仍很可能达不到过半多数，这位新总统刚上台就会陷入“跛脚鸭”的尴尬境地。
换句话说，无论现状在朝野上下激起了如何广泛的沮丧和不满，本届议会都确实充分代表了法国选民。
法国社会意见的分裂和碎片化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无论右翼的民粹主义者如何宣称，也无论左翼的知识文化精英如何想象，当下的法国并不存在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或同质化的“人民”可以被说服和动员起来支持任何党派单独执政。而与其他议会制欧洲国家不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向来缺少跨党派联合执政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本能，这就令僵局几乎无可避免。而如果现代大众政治的历史能给我们任何教益，那便是这种政局碎片化与施政停滞的致命组合，正是有助极端势力夺取政权的优良土壤。
总之，至少在短期内，诉诸选票箱并不能扭转法国的命运，只不过是把做决定的责任暂时推卸到选民手中。这个国家能否从泥潭中挣脱出来，归根结底依然取决于权力精英能否承担起直面和直击困境根源的责任，有无作出重大实质妥协的勇气，和说服选民接受困难改革阵痛的技艺。而无论未来谁掌舵法国的国家之舟，与财政纪律背道而驰的政策都会遭到市场恐慌的惩罚。
僅是看看這些數字：2024年，法国公共开支相对GDP的比例达57.1%，财政收入占比达51.4%，总体政府财政赤字（general government deficit）达GDP的5.8%（欧盟均值的近2倍），单是用于偿还债务本息的开支就增长到了2021年的3倍，公共债务规模高达GDP的113%（较欧元区均值高出25个百分点）。一年以来，法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稳步上扬，已到了差于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程度。欧盟从未如此接近又一场主权债务危机，而这次危机若在其第二大经济体爆发，整个欧洲的经济都会受到重创，在当前凶险的地缘政治和国际经贸环境中后果不堪设想。
“法国病”的财政根源
为了看清危机的出路，我们首先要回到法国财政问题的根源。尽管从纯粹的财务会计角度讲，任何增税和减支都可以在短期内削减赤字，但从经济角度看，赤字和债务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由于其相对经济总量GDP的比例过高且不断升高，削弱了国债市场的信心。而一旦市场信心崩塌，政府“借债还债”的无限循环游戏就会突然中断，触发主权债务违约和广泛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因此，改善财政健康最理想的路径，是避免增税和减支的措施损害到长期经济增长，并伴以有利提高生产率的结构性改革。
然而，法国几十年来的政策走向恰与上述原则背道而驰。笔者在今年初的文章中曾详尽论述，与流行的说法不同，法国经济的要害问题并非收入不平等，而是三个紧密关联的现象：主要体现为财富不平等的阶层流动性不足亦即“阶层固化”，“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与中青年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代际分配不公，以及经济增长停滞。而作为经合组织（OECD）中政府规模最庞大、国家干预经济和渗透社会最无孔不入的国家，法国的这三个现象在相当程度上都源自其不合理的财政结构。
在财政收入一端，针对劳动和生产性资本的税收项目（个人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社保缴纳金等）负担过重，而对非生产性资本（如房产税、遗产继承税等不动产税）的税负很轻，偏袒已持有房产等累积财富的中老年人，却严重限制劳动者和企业家通过工作、创业、置业和投资致富的机会。在支出一端，在缺乏任何资本化基金参与的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 system / système par répartition）体系下，加之以相当高的支付金额，养老金已占到公共开支接近三成，成为压低劳动者收入最大的重担；按照某些估算，与前后世代相比，“婴儿潮一代”仅仅是在养老金上获得的额外转移支付总额，就相当于当今法国公共债务总规模的60%；老年护理和与老年慢性疾病相关的医疗开支不断加速上涨；国防、交通、基建、住房、教育、科研开支因此受到挤兑，与同类国家比较明显偏低，但恰恰是这些项目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青年人群的利益和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
总之，法国国家机器深度介入经济的实际效果，是以牺牲劳动者和未来世代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老年人的优厚待遇。这种代际不公的惊人程度，最显著体现为经济福祉的“倒挂”现象：统计数据显示，法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老年人（65岁及以上）人均收入高于劳动年龄人口（18-64岁）的国家；1970年以来，考虑通胀后的实际购买力，法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中位数翻了一番，而老年人这一数字暴涨了170%以上；老年人贫困率在同类国家中垫底，而20%的未成年人和16%的18-29岁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路径依赖仍无人打破
公平而论，经济模式偏向老年人是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现象，但在法国最为极端。这并非任何阶级阴谋所致，而仅仅出自一个简单到平庸却难以撼动的政治现实：任何能扭转局面的政策——如限制养老金增长、提高不动产税和遗产税——都广受选民痛恨。在老龄化的背景下，老年选民的比重越来越高，且他们投票率最高，政治分量与日俱增；但即便中青年选民也普遍对此缺乏认知。在法国，这就造成一个吊诡的局面，即有意改革的中间派和右派政党因其选民基本盘中老年人较多，而不敢触动其既得利益，但中青年选民居多的左翼和极右翼政党却完全不承认现行体制需要任何的结构性改革。
2017年以来马克龙政府的一系列改革并未改变前述格局。对企业和生产性资本的税负虽有减轻，但房产税也被降低了。2023年的养老金改革仅仅机械地推迟了退休年龄、延长了养老保险缴纳年限，但完全没有触及缺乏资本化、公私部门差异和养老金支付水平过高等结构性问题。
马克龙上任之初政府开支的自律，很快就在“黄马甲”运动、新冠疫情和通货膨胀三轮危机的冲击下被“不惜一切代价”（quoi qu’il en coûte）的口号取代，剧增的巨额救济和名目繁多的新增补助对当下状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旗帜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politique de l’offre）仅在改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推广“学徒制”职业教育等方面有所建树，但在科技产业监管、土地利用和住房建设、生态转型等领域的一系列新增立法对生产供给施加了与日俱增的限制——与数年前相比，今天的法国住房市场更为恶化，更深陷“成本病社会主义”（cost disease socialism）的泥沼；欧洲的产业转型更为艰难，在与中美的“世纪竞赛”中日益落伍。
但近期的政策辩论亦没有脱出这个轨道。社会党力推的“祖克曼税”（taxe Zucman）意图不分青红皂白对所有资产总额超过1亿欧元的家庭征收2%的财富税，全然不顾其征税对象包括公司股份的市值或估值等生产性资本，会沉重打击法国企业的创业、创新和扩张前景。中间派和右派对社保福利、能源和生态转型、政府公务开支提出一系列不痛不痒的小修小补，却普遍反对勒科尔尼政府冻结养老金上涨和降低养老金免税额度的主张——前两任总理巴尼耶（Michel Barnier）和贝鲁也提出过类似政策，但都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8月底，行将倒台的总理贝鲁眼看时日无多，在电视专访中表现出政坛上昙花一现的清醒和诚实，哀叹“婴儿潮世代的舒适”（le confort des boomers）伤害了年轻人的未来。纷纷扰扰之中，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颁给法国人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因其延续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的传统对科技突破、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就更像是个残酷而讽刺的玩笑。
如今，多数法国主流政党都承认事态严重，但彼此之间难以就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可就连这些充满激烈情绪的分歧也仅仅是表面的：政治光谱上的每一个主要政党面对这场危机的反应，都仅仅是在同样的路径依赖之中，出于选举考量和同样僵化的不同意识形态视角，回避代际不公这只惹不起的“房间里的大象”，试图把已然十分畸形的财政结构推往更加畸形的地步。
法国的政治和财政危机要迎来双重“破局”，仍有待一支全新的力量出现，提供一个迄今为止仍显另类，但真正打破现状、面向未来的选择。否则，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和未来世代将为此付出越来越沉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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