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月前（2月12日），自2019年從香港大學獨立出來運營的、具有學術研究背景的民意調查（簡稱民調）機構，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宣布即日起無限期擱置所有自費研究活動，包括自1992年開始的定期追蹤調查，以至近幾年開展的專題研究。其主席及行政總裁鍾庭耀，在今年1月被警方國安處帶走調查，新聞指調查或涉及鍾庭耀的前同事鍾劍華。
鍾劍華出現在警方2024年底新一批涉及國安問題的通緝名單中。鍾庭耀曾指，對鍾劍華的指控與 PORI 無關，並指對方與 PORI 的合作及僱傭關係已於2022年4月合約期滿結束，此後也無甚聯繫。
無論幕簾後的原因是什麼，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民意調查機構關閉了，也停止了該機構長達三十年來持續進行的民意調查項目，包括市民對政府的滿意度調查、對香港官員的民望調查、香港人身分研究、對六四事件的態度追蹤等等。而若我們回望，可見香港80年代浮現「前途問題」時，就已經有了「民意調查」的蹤影，這種方法可應用於學術、生產、商業的多個領域，而也無疑與香港的民主政治變遷關係密切。
香港目前仍然存在着其他有大學背景的民調機構，而 PORI 作為其中曝光度較高的一間，不僅記錄著過去三十多年香港風雲變化的民意與政治局勢，也遭遇過來自政府、學校和民眾的壓力和懷疑，它的歷史同樣折射著「民調」與它的研究對象——外界——的種種關係。民調在理念上是「求鹿」的方法，有時卻被質疑「夢漁」；它一定有自己的侷限，但為何還是被認為如此重要？
就此，端傳媒邀請三位多年來在政治及傳播學領域專注民意研究的、正好10年一代的學者進行了一次文字對談，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恆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鄧鍵一，來談談對「民調」這種方法的理解，及它與香港三十多年來的歷史。
以下為對談全文。
黃金年代？
端：民意調查剛進入香港的8、90年代，三位學者中只有馬嶽教授經歷過。先請教馬教授，當時引入民調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條件是怎樣的？歷經英殖政府和主權移交，不同政府對民調的態度如何？印象較深的是關於哪些社會議題的民調？
馬嶽：我相信是因為政制開放，民意在政府決策過程變得重要，於是用科學化的民調方法了解和測量民意變得重要，傳媒也有興趣報道和贊助。尤其是政府在八十年代是很常就政策作公眾諮詢，如果一有某些諮詢期，不同民間團體就會援引民意作為支持動員的工具，傳媒也會就公共政策問題和政制問題等作民意調查，作為影響公共決策的方法。
學界方面，隨著本土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多了本地學者會就本地社會和政治情況作研究，他們有比較好的方法學訓練，於是用民調方法亦是很正常現象。
最深印象的事件，當然是爭取88直選時候，港府用民意調查扭曲支持88直選的民意，當年不少傳媒做的民意調查都顯示有略多於五成人支持88直選，但政府贊助的民意調查卻說沒有清楚傾向，因而在88年不引入直選。這亦顯示了獨立和公正的民意調查的必要。
端：1985年港英政府就說要在立法局引入民主元素，1988年不欲引入直選是有什麼原因？
馬嶽：一般相信是因為「本子風波」，1985年許家屯公開表明英方在八十年代搞政制改革是「偷步」，認為香港的政制發展不應超越《基本法》，而《基本法》到1990年才會定稿。於是港英政府大致同意拖慢民主步伐，不在88年在立法局引入直選，於是用「民意匯集處」 manipulate 民意以作推搪。
有否直選和有否民調是沒有直接關係的，80年代民間就已經有很多民意調查。
端：根據《端》2020年對鍾庭耀的採訪報導，1991年香港第一次進行立法局地區直選，港大系因應選舉情勢展開民調。到了2000年，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對民調表現出抵觸，並進行了施壓，鍾庭耀曾在報章撰文披露，結果港大證明鍾的說法屬實，相關人等被問責。香港民調的黃金年代大概是什麼時候？有多長？
馬嶽：我相信2000年後一直都是，主因仍是公民社會活躍，不同的政策討論，民意是否支持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也會影響政黨和其他行動者的取態，而傳媒也會努力報道。
李立峯：很難說甚麼叫做黃金年代。有很多民調機構？營運民調機構可以賺錢？民眾關注民調結果？我反而想從一個「理論」一點的角度看甚麼是民調的黃金年代。首先要指出的是，民調表達的是民意，電台烽煙表達的是民意、網民討論所表達的是民意、遊行集會表達的也是民意。民調結果的基本特點，是個人意見的總和，就是就著同一個問題，每個人給出自己的答案，然後我們把每個人的答案結合起來，就成為「民意」。例如我們隨機抽出1000名香港市民，問他們是否支持一項政策，每個人都給出自己的個人意見，然後我們發覺600人支持，那就是六成人贊成了。
若我們想想，這種「民意」其實可以有各種局限和問題的，是否每個回答的人都明白該項政策？是否每個人都直接受到該政策的影響？人們有沒有思考和討論過該政策？民調反映出來的是 informed and reasoned public opinion 嗎？其實我讀書的年代，是很熟悉很多社會理論家對民調的批評的，例如德國社會學大師哈伯馬斯在他的名著《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轉變中》，說民調的興起反映了公共意見的社會心理學變賣﹙social psychological liquidation of public opinion﹚，大意是民調把理應通過理性的公共討論來產生，因而具備規範性力量的民意，簡化為一個社會心理學的現象。法國社會學大師 Pierre Bourdieu 也寫過一篇題為「public opinion does not exist」的文章，批評民調的基本假設。
但為甚麼我們還是那麼重視民調呢？那是因為在一個民主社會，你可以說討論很重要，甚至可以像哈伯馬斯一樣認為理性討論才是民主的核心，但在現實中，討論完後，還是要投票做決定的。而選舉投票是甚麼？那正正是把個人意見統合起來的過程。亦即是說，民調反映的就是投票結果，當我們就一個政策議題做民調，問大家是支持或反對時，其實就是在進行一次模擬投票。
從這角度看，民調的重要性，其實離不開投票制度的重要性。所以，一個民主社會有越多事情訴諸投票解決，「個人意見的總和」就越重要，民調也就越重要。相對而言，在一個非民主社會，民調結果仍然有參考價值的。但不能否認，它反映不了真正能影響政府的民眾意見，因為在一個非民主社會中，民意的影響力相對有限，而就算某種形式的「民意」能對政府有影響，這個能影響政府的「民意」，大概不會是個人意見的總和。
說了這麼一大串，我會說，如果香港的民調有所謂黃金時代，大概也就是2000至2019年間，選舉制度的重要性比回歸前高，同時社會仍普遍信任選舉制度，人們對民主化仍然抱有憧憬的時候吧。
端：根據公開資料，中策組在2013-2016年也進行過秘密民意調查，恰恰是唐英年與梁振英競選、梁振英未知是否連任的年份。這說明民調曾被視為具有何種功能？當時的政府為何需要民調？
馬嶽：我理解不同時期的中策組一直是有做民調的：不過只供內部參考。政府當然有需要了解民意，特別是政策還未推出前了解公眾的可能反應，以決定政策是否推出如何推出等等。
李立峯：是的，那很自然，政府也要掌握民意，嘗試預測民意。若政府真心想知道民意如何，那是好事。但這裏又想起一本讀書時代看的，對民意調查持批判立場的書，1986年 Benjamin Ginsberg 的 Control Revolution，裏面就提到一個觀點，指現代民調的發展其實在整體上是幫助了國家機關控制社會的，因為民調作為一種技術，使「民意」變成可以測量，可以監察的東西。擴闊一點說，在民主社會，不要說政府，政黨也會做只作內部參考的民調，不只是為了知道民眾在政策上的意見，也可能通過民調知道民眾對一些政治符號和口號的反應，有時這些民調結果會直接影響他們如何建構選舉工程。
獨立而沒有利益衝突的機構所做的科學而公開的調查，可以inform the public。但有些民調的確可以是為了control the public，甚至是 manipulate the public 而做的。
鄧鍵一：我的理解跟馬嶽差不多，除了特首選舉之外，中策組一直會就重要政策進行民調。而哪些民調結果會公佈，哪些只供內部參考，又或者視乎情況。
不過，我想補充一點——雖然剛才一直說民調在典型的民主社會有其特別重要的角色，但這不代表民調對香港政府完全不重要。記得很多年前，人們會說曾蔭權政府很重視民望變化，雖然這是難以驗證的公眾觀感。但是回到香港的政治系統，過去立法會有一半議席是直選產生，加上超級區議會及部分個人票的功能組別議席，社會上如果有很大多數人明顯支持或反對某個議題，這個數字上的民意，對那部分議員來說，還是有很實質意義的。如果就某個議題多數人意見很明顯的話，儘管建制派和泛民的基本政治立場有分歧，在政策議題上，兩者都不容易偏離民意太遠。
換言之，在回歸後一段很長時間，雖然民調不能似在民主地區，發揮彷如公投一般的影響力；但是透過立法會的選舉辦法，民意還是有很微妙的作用，令政府有實質需要透過民調，了解市民對一些議題的看法。
端：大家是否了解，中策組解散後，政府是否仍將民調視為其中一種觀察民意的方法？
馬嶽：我不知道，也沒有資料，縱使沒有選舉，政府應該也需要理解民意（它沒有誘因故意去做一些違反民意的政策），但似乎民間公開發布的民意調查已經愈來愈少，那麼究竟特區政府是自己做、委託人做、還是用其他方法，不得而知。
端：1991年鍾庭耀在港大成立「民研計劃」，2004年中大才成立了「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10年一代，是否反映社會和學術上對民調的需求的變化？運作一間民調機構有多「貴」？港大民研1999年開始自負盈虧，這種模式在香港或全球是如何實踐的？
馬嶽：這裏遺漏了「中大亞太研究所」曾經是很重要的民調機構，自1990年代的Social Indicators Survey 一直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資料和文獻。例如身份認同研究，一直亞太所都有做。
李立峯：營運民調機構有幾貴，很難一概而論。例如到了今天，不少全球性的網絡調查機構，例如YouGov、Dynata等，都有自己的online panel，在全球範圍運作，他們的營運成本自然超級貴，但他們也因此而有economy of scale，而有些研究也只能由他們去處理，例如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一年一度，在全球四十多個國家地區進行的數碼新聞調查，就是YouGov執行的，我不知道實際收幾多錢，但可以想像是非常高價吧。
大學部門建立一個調查機構或單位，成本就不會很高，但不等於容易做到自負盈虧，哪怕你只是請三個全職研究員，只計人工都超過一百萬一年了，要做幾多個調查研究才「回本」？這裏就涉及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就是做一個嚴謹的電話調查有幾貴？不便宜的，因為真正嚴謹的電話調查，可以涉及一些細節，會令成本上漲的，舉一個例子，一個好的調查，回應率不能太低，但今時今日願意回應民意調查的人越來越少，而為了盡量保持回應率在一個較好的水平，若訪問員打了一次一個電話號碼，而未有人接聽，訪問員是需要在隔一天後再打一次的，這叫做call back，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做法是call back三次，即是打了四次都未能接通才放棄那個電話號碼。明顯地，call back次數越多，成本越高，profit margin也自然越少。
其實香港很多大學的部門都有過做調查研究的單位，以前城大有過，理工就是鍾劍華負責的那個單位，嶺南有李彭廣教授，教育大學也試過做，中大除了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亦有亞太研究所會做調查，但能持續運作的也所剩無幾了吧。
「民研」的意義
端：民調遵循嚴謹的方法，得出的結果是否相差無幾？
馬嶽：應該是的，當然不同的 wording 會有不同的答案。
李立峯：2015年時，傘運過後，立法會要就政改方案投票，那時候港大民研、中大傳播與民意研究中心，以及理大應用社會科學部的民調單位就一起做政改方案的民調，三間大學的結果是有差異的，但不會很大。
當幾個機構就同一個議題進行調查時，差異來源可以有好幾個，第一自然是因抽樣而出現的誤差，大家都是隨機抽樣，我抽到的1000人跟你抽到的1000人不會完全一樣，但只要大家都用了正規的抽樣方法，這個誤差是「有數計」的，有一個範圍的，而只要樣本數到了一定水平，誤差就不會很大。第二和第三就難以評估了。第二個差異來源可以是不同機構用了稍為不同的問法，或題目用的字眼有細微但足以構成影響的分別，第三則是機構的公眾形象，可能令願意回答他們問題的市民有分別。雖然說有各種差異來源，但一般情況下，這些不同來源做成的差異不會很多，而且往往是cancel out each other的。
端：民研成立得早，施政滿意度調查、香港人身分認同調查、六四調查、學術自由調查等都是率先進行。這些民調給同行或研究者有過怎樣的啟發？
馬嶽：我相信最重要的是這些東西都是 longitudinal 的（包括官員民望、政黨支持等都是），是用同樣的方法同樣的問法在不同時段重覆地問，於是對研究者來說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因它可以清楚的顯示民意隨時日或政治事件帶來的變化。相關的數據也可以供其他研究者作進一步分析。
李立峯：在處理一些相關議題時，民研的調查數據往往是很重要的背景資料。
鄧鍵一：這裡有兩方面。首先，不論是否PORI進行的民調，民調數字本身，就是公眾了解議題的重要出發點。一個議題無論很多人還是很少人支持或反對，我們都可以問「為什麼」，然後探討各方就該議題的想法。
至於長期調查，正如馬嶽所講，這對我們了解社會不同方面的趨勢和變化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長期調查也是我們回顧歷史的立足點。
例如回到回歸初期，大家的記憶中，董建華似乎很多方面的施政都會引起公眾批評。但是今日再看當初的民調，原來董建華的民望還算不錯。從這個出發點，我們又可以再問，董建華政府的施政風格跟其他特首有何不同，還是不同時期、不同世代的香港市民對特首的期望不一樣？這些提問，如果沒有過去的民調數字為基礎，可能會很空泛。
端：PORI 2019年7月1日自港大脫離，獨立運作後，和港大民研有怎樣的區別？它結束運營，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馬嶽：我不覺得運作上有很大不同，只是隨著政治變遷，發布民意調查的壓力大了，而民間會付款資助民調的團體會少了，營運會比前更加困難。
我覺得最重要是有一些長期的民調，本來可以參考時間帶來的轉變，但可能從此中斷，之後就沒有數據了。PORI 的資料公開，大家都可以用來分析，其他機構或學者縱使可能會做相關研究，但很可能不會長期做同一套問題，而資料也未必會公開給人參用。
其實香港近年公開的民調已經減少，傳媒、團體和各類公開民調都減少很多，對我們觀察社會現象和民情來說都有頗大影響。
李立峯：其實在過去幾年，在大環境轉變下，傳媒對民調的報道都少了很多。以民調形式所表達的民意難以對當下的政策討論產生影響，但當 PORI 持續對民意進行記錄時，這些數據對我們理解社會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影響在少了長期對民意的記錄吧。
端：社運期間，PORI 民調一度因為和抗爭者設想不同而被視為「鬼」，如何看待民調與民意的距離？更不要說前面提到的來自政府的批評。民調三十年來，都不乏「民調不公」「民調被操作」的指控，如何看待民調作為方法的侷限和優勢？
馬嶽：不同因素當然可能影響民調的結果，包括研究方法、問句、時間背景等等，研究者也往往有自己的假設，於是不一定完全測量到民意的真象。
這裏當然假設了有一個民意的「真象」，實際上可能沒有人知道真正的民意全貌是怎樣。民意調查往往是拿了一個角度一個切面去了解民意而已。但在政治上，政府、政黨、民間及其他行動者，都可能利用「民意」或「民意調查」作為其推動議程或利益的工具，於是本身民意是 contested 的，有時各取所需，本身就是很政治性的。
在這個時代下，尤其在社會分化和回音壁效應下，很多人都以為自己是對的，於是如果民調的結果和他想像的不同，便可能以為其造假或出錯。不同政治行動者都可能「操作」民調以達到自己的某些目的，但有時有些人或者政治力量看到不合自己想像、利益或者設定議程的民調結果時，縱使這個民調是科學或者方法上沒有問題：都可能加以指摘。
其實如果要反駁，有效的方法就是自己或者再做一個了，看看是不是會得出不同的結果。如果市面上有不同的民調機構做類似的民調，其資料便可以比較。
李立峯：民調結果往往和大家以為的民意之間是有距離的。每人對「民意」的認知都受限於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社會圈子，而物以類聚，同聲同氣的人走在一起本屬正常，社交媒體的迴音廊效應把這趨向再放大一些。所以，人們容易高估自己的想法的普及程度。
2014年傘運期間，我們也做民調，結果是百分之三十幾的人支持運動，百分之三十幾的人反對運動，然後支持和反對運動的人都說我們的結果有問題，跟他們的認知有很大落差，那時候我的同事兼老師李少南教授就笑說，「咁咪證明我哋專業同客觀囉」。到了2019年，10月左右，我們的民調顯示，仍然有7成左右的市民支持反修例運動，支持運動的人固然不批評了，反對運動的也不怎麼批評民調，但就是不相信，覺得反對運動的人不回答民調而已，結果區議會選舉的結果就說明了當時的民情趨向。
要補充說，我們不能預期民調很精準，上面提到，民調會有不同類型的誤差。美國大選民調結果和選舉結果就有差異，但那差異其實也就是幾個百分點。香港政治研究過往的「常識」是，民調會低估建制支持度幾個百分點，因為建制支持者平均年齡大，教育程度低一點，較少回應民調，但就是幾個百分點而已。
鄧鍵一：如果從較宏觀的角度看，並非只在香港，而是一般而言，當社會有人倡議一些大多數人未必太關注的議題時，民調反映出大多數人的想法，與倡議團體想倡議的想法之間，一定存在某種落差，這也是為什麼會有倡議工作。
所以在理論層面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就是：民意反映的大多數人想法，不是一些很 activate的民意，不會透過非制度參與去表達出來，反而很多時候倡議組織比較 activate的民意，在公共領域裏面是會容易接觸得到的。然而，後者的聲音，在民調結果作為眾多個人意見的總和之下會少一些，所以給人感覺它們之間有個落差。
李立峯：有趣的是，當一個人不相信民調結果，自然可以找很多理由來批評。回到2014年，建制支持者對我們的民調的其中一個批評，就是說我們把民調被訪者的年齡下限降至15歲，是刻意製造更有利社會運動的結果。那時候，還有一位跟我住得很近的資深傳媒人，特登找我出來喝咖啡談這個問題。
實情是，民調本來就不是一定要訪問18歲或以上的人，選舉民調這樣做，是因為18歲才有投票權，其他民調這樣做，只是約定俗成而已。但當時的社會運動，年輕參與者本來就多，學民思潮那批中學生甚至是運動領袖。既然運動本身已有很多15至17歲的年輕人參與，民調把他們排除，說不過去吧。何況，我們是很小心和透明的，在發表結果時，其實有把「15歲或以上」的結果及「18歲或以上」的結果同時公開，而兩者之間的差異是非常微小的。
舉另一個例子，當年有人批評鍾庭耀的特首評分民調，在公佈一位特首的分數時，因整體平均分低於50，就說特首評分不及格，實情是超過半數的受訪者都給了及格分數，只是有部分給極低分的被訪者把整體平均分拉低而已。這個批評合理嗎？用技術語言講，這只是一個如何把「及格」操作化的問題，若把50分定義為及格，那麼應該是看整體平均分是否高於50，抑或是看大部分人是否給予高於50的分數？這本來就沒有必然對錯。
在這種情況下，看一個研究者或民調機構是否有問題，主要就是看他是否前後一致地使用同一方法。港大民研以至PORI一直都很 consistent 的，而且也很公開透明。你可以不同意他們的操作化，然後提出自己的詮釋，但不能說他們刻意扭曲或隱暪。
如何保持批判？
端：那麼以全球的視野看，民調這種方法現在面臨的挑戰和革新是什麼？
馬嶽：應該很多的，其一是公眾對自己私隱的敏感度提高了，而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講真話都會有多點顧慮，這對回應率、民調是否能測知真相、和樣本是否可靠都會有影響。
應該有更多新的技術可以做民調，例如網上（或其他方法）會漸漸為人接受，很多東西的成本會下降，因而資料蒐集有時會容易了。
李立峯：回應率下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例如美國的Pew Research Center的電話民調，在2018年時回應率已跌到6%，很低的。我們現在香港的電話民調，若用同一條公式計算，通常仍在30%以上，相較下已不錯，但當然其實也低。
端：近5年香港變化很大，香港以外，有人認為香港民調已經不可信了。實際操作上會遇到哪些以前沒有的困難？如何看待這種評價？
馬嶽：所有社會中，被訪者都可能有各種的原因不講真話，像美國很可能不少人對公開支持川普或者某些政治不正確的立場有保留，實際上可能是有各種bias. 但是有 data 好過無data，現實上我們正研究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測試 self-censorship 等問題。
李立峯：我聽過的質疑包括人口轉變和自我審查。人口轉變是指不少對政府持批判態度的市民離開了香港。當然，這其實不算民調有甚麼問題，如果很多人離開了香港，人口組成變了，民意因而變了，那民調仍只是記錄事實而已。不過，其實就算30至40萬人離開了香港，仍不足5%，而且也不是百分之一百某政治立場才會離開的，所以影響是有，但是不是那麼大呢？
至於自我審查，可以分為 selective non-participation 和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前者是持特定立場的人不再參與，後者是不說真話。以前在城市大學教書的日籍學者小林哲郎兩年前發表過一個研究，他在2020年國安法立法前後剛好做了一個panel survey，即同一批被訪者，國安法立法前問過一次，國安法立法後再問一次。他們發現，在第二次接觸時，民主派的支持更可能不願意接受訪問，這說明了selective non-participation是存在的。然後，在兩次都有接受訪問的人中，有些人在第一次調查中說自己有參與2019年的社會運動，但在第二次調查中就說自己沒有參加，而民主派的支持者更有可能出現這個「推翻自己」的情況，這就顯示了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不過，問題很嚴重嗎？看來也不是。剛才也說過，民調不精準是現實，2019前的民調也會因selective non-participation低估建制的支持度幾個百分點，但那時沒有人會說民調完全無用，習慣看民調的人自然會知道如果調整和詮釋。現在的民調可能會稍為低估具批判性的民意，但也可能就是幾個百分點而已。在不高估民調的精確度的前提下，調查結果是有參考意義的，而對於學術研究而言，調查研究固然仍然重要。
鄧鍵一：任何地方做的民調，都一定有屬於不同文化背景的social desirability bias（期望偏誤，指受訪者因希望為自己塑造正面形象，而在調查中給出符合社會期望的答案），例如在西方社會，種族議題可能是比較敏感的話題，人們或者傾向不會在電話上說反對某些少數族裔權益。而在其他政治環境的地區，人們可能會避免在調查中表達批判的意見。
從這個角度看，「有人認為香港民調不可信」是個很籠統的說法。正如剛才所說，任何地方都有它的社會規範、政治狀況，都有可能令一些題目出現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但是不是代表民調不可信？這涉及兩方面，第一是民調的結果是否能夠以我們所知的社會狀況演繹得到。任何時候，研究者演繹民調結果時都要參考當時的社會環境變化。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社會狀況的轉變，意味著研究者從結果演繹民意的時候，要多花一重功夫，分析環境變化會怎樣影響受訪者可能表達的意見，而我們的工作就是能否合理地用環境變化去了解他們表達意見的轉變。舉例說，過去幾年的調查顯示，認同自己是民主派的人減少，更多人選擇認同自己是中間派。
我們當然不需要否定，有人可能會因為社會環境，避免表達自己真實的政治取向。但同時間，也有市民覺得投票是實踐政治認同的重要途徑。如果他們難以透過選票支持自己認同的候選人，是失去了政治認同的基礎，所以改稱自己為中間派。上述兩種（或更多）可能性是可以同時出現的。而研究者的工作，就是為結果提出各種合乎普遍認知社會狀況的閱讀，多於馬上跳到是否民調已經不可信的結論。
端：調查（Survey）是社會科學的基礎課，這些變化會否影響課程或引起學生顧慮？
李立峯：這點問題不大的，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它應用面本來就很廣，marketing survey 也是 survey。那套方法本身沒有敏感不敏感的。
鄧鍵一：承剛才Francis所說，「調查」本身作為一種獲得答案的方法，包涵面很廣泛的，不一定是關於時事。作為研究方法來說，在某個調查題目下，無論研究對象是作為廣大市民、某行業的客戶、某行業的從業員，還是了解畢業生狀況，在技術層面都是大同小異。所以這些課程本身，並不會涉及敏感的內容。
端：在民調無法順利開展或式微的地區，人們轉而多依賴社交媒體觀察與情民意，這種方法可能有什麼優勢和侷限？
李立峯：正如一開始所說，民意有不同表達方式，正如過往政府部門會密切留意電台烽煙節目，但那並不取代民調或其他渠道。社交媒體的民情本身有其值得關注的地方，一個社會中民調能否順利開展，很多組織都有理由和需要去關注網絡輿論的，因為網絡輿論既在一定程度表達了某種民意，同時也可以影響社會和民眾。
但值得指出的是，某些在特定政治環境中影響民調準確度的因素，同樣適用於社交媒體數據分析，例如上面提到的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如果人們不願意對著民調訪問員講真話，不見得人們一定會願意在更公開的社交媒體平台上講真話。除此之外，一開始時提到，一些持批判態度的學者認為，民調其實有利政府監察民情，多於有利民情監察政府。如果民調如是，那麼社交媒體數據分析可能更是如此。始終，做到質素高和準確的「大數據」分析，是需要知識和資源的。
鄧鍵一：我覺得這不一定是因為民調無法順利展開或式微，而是社交媒介本身就是一個額外平台去反映和觀察民意。從民意觀察的角度，多一個工具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而這個工具有一些特點能補充傳統民調做不到的事情，例如傳統民調預設了研究者很清楚自己要知道什麼，然後就自己想知道的事情來設計問題。在設計問題的過程中，又會有方法學上的考慮，確保來自不同背景的受訪者對題目理解一致，也會避免設一些情緒上有引導性的問題。
但是，這種由上而下的研究設定，會令到某些民意和情緒可能觀察不到；又或者當社會發生一些突發事情，民調根本不能在事前預計到，這些都要回到社交媒介去看某些論述和情緒是怎樣醞釀出來的。因此社交媒介本身對於觀察民意有其重要性，而不一定是因一個地方民調式微，所以才依賴社交媒介來觀察民意，而是它能夠補充傳統民調一些侷限。
至於從社交媒體看民意的的侷限，第一個是取樣。傳統民調之所以成本昂貴，其中一個原因是取樣上的要求，而這些在社交平台取樣便很難執行。甚至乎，很多時所謂的「網絡民意」，其實很難說得準到底是來自哪些人的「民意」。
第二個侷限來自平台設計本身，會影響我們能夠觀察什麼，例如社交媒介興起之後，有學者會研究社交媒介的帖文反映甚麼情緒，而Twitter是特別適合進行這種研究，因為Twitter不容許每個tweet寫得太長，所以當中表達的情緒很直接，容易分析；反觀facebook容許用家寫長文，那些情緒就可能很複雜，變成較難觀察。到底在社交媒體上能觀察到怎樣的民意，亦會受限於平台設計本身。
馬嶽：用其他方法觀測當然可以，但也要知道這並不是全貌，例如社交媒體使用的人有不同背景，以及社交媒體上的表達相對簡單，有時比較複雜的民意未必觀測到，以及觀察的時候要作很多假設。沒有單一的方法可以完全理解「民情」，沒有了有系統的科學的民調，會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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