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月前（2月12日），自2019年從香港大學獨立出來運營的、具有學術研究背景的民意調查（簡稱民調）機構，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宣布即日起無限期擱置所有自費研究活動，包括自1992年開始的定期追蹤調查，以至近幾年開展的專題研究。其主席及行政總裁鍾庭耀，在今年1月被警方國安處帶走調查，新聞指調查或涉及鍾庭耀的前同事鍾劍華。

鍾劍華出現在警方2024年底新一批涉及國安問題的通緝名單中。鍾庭耀曾指，對鍾劍華的指控與 PORI 無關，並指對方與 PORI 的合作及僱傭關係已於2022年4月合約期滿結束，此後也無甚聯繫。

無論幕簾後的原因是什麼，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民意調查機構關閉了，也停止了該機構長達三十年來持續進行的民意調查項目，包括市民對政府的滿意度調查、對香港官員的民望調查、香港人身分研究、對六四事件的態度追蹤等等。而若我們回望，可見香港80年代浮現「前途問題」時，就已經有了「民意調查」的蹤影，這種方法可應用於學術、生產、商業的多個領域，而也無疑與香港的民主政治變遷關係密切。

香港目前仍然存在着其他有大學背景的民調機構，而 PORI 作為其中曝光度較高的一間，不僅記錄著過去三十多年香港風雲變化的民意與政治局勢，也遭遇過來自政府、學校和民眾的壓力和懷疑，它的歷史同樣折射著「民調」與它的研究對象——外界——的種種關係。民調在理念上是「求鹿」的方法，有時卻被質疑「夢漁」；它一定有自己的侷限，但為何還是被認為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