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半月前（2月12日），自2019年从香港大学独立出来运营的、具有学术研究背景的民意调查（简称民调）机构，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宣布即日起无限期搁置所有自费研究活动，包括自1992年开始的定期追踪调查，以至近几年开展的专题研究。其主席及行政总裁钟庭耀，在今年1月被警方国安处带走调查，新闻指调查或涉及钟庭耀的前同事钟剑华。
钟剑华出现在警方2024年底新一批涉及国安问题的通缉名单中。钟庭耀曾指，对钟剑华的指控与 PORI 无关，并指对方与 PORI 的合作及雇佣关系已于2022年4月合约期满结束，此后也无甚联系。
无论幕帘后的原因是什么，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民意调查机构关闭了，也停止了该机构长达三十年来持续进行的民意调查项目，包括市民对政府的满意度调查、对香港官员的民望调查、香港人身分研究、对六四事件的态度追踪等等。而若我们回望，可见香港80年代浮现“前途问题”时，就已经有了“民意调查”的踪影，这种方法可应用于学术、生产、商业的多个领域，而也无疑与香港的民主政治变迁关系密切。
香港目前仍然存在着其他有大学背景的民调机构，而 PORI 作为其中曝光度较高的一间，不仅记录著过去三十多年香港风云变化的民意与政治局势，也遭遇过来自政府、学校和民众的压力和怀疑，它的历史同样折射著“民调”与它的研究对象——外界——的种种关系。民调在理念上是“求鹿”的方法，却常常被质疑“梦渔”，它一定有自己的局限，但为何还是被认为如此重要？
就此，端传媒邀请三位多年来在政治及传播学领域专注民意研究的、正好10年一代的学者进行了一次文字对谈，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恒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邓键一，来谈谈对“民调”这种方法的理解，及它与香港三十多年来的历史。
以下为对谈全文。
黄金年代？
端：民意调查刚进入香港的8、90年代，三位学者中只有马岳教授经历过。先请教马教授，当时引入民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是怎样的？历经英殖政府和主权移交，不同政府对民调的态度如何？印象较深的是关于哪些社会议题的民调？
马岳：我相信是因为政制开放，民意在政府决策过程变得重要，于是用科学化的民调方法了解和测量民意变得重要，传媒也有兴趣报道和赞助。尤其是政府在八十年代是很常就政策作公众咨询，如果一有某些咨询期，不同民间团体就会援引民意作为支持动员的工具，传媒也会就公共政策问题和政制问题等作民意调查，作为影响公共决策的方法。
学界方面，随著本土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多了本地学者会就本地社会和政治情况作研究，他们有比较好的方法学训练，于是用民调方法亦是很正常现象。
最深印象的事件，当然是争取88直选时候，港府用民意调查扭曲支持88直选的民意，当年不少传媒做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有略多于五成人支持88直选，但政府赞助的民意调查却说没有清楚倾向，因而在88年不引入直选。这亦显示了独立和公正的民意调查的必要。
端：1985年港英政府就说要在立法局引入民主元素，1988年不欲引入直选是有什么原因？
马岳：一般相信是因为“本子风波”，1985年许家屯公开表明英方在八十年代搞政制改革是“偷步”，认为香港的政制发展不应超越《基本法》，而《基本法》到1990年才会定稿。于是港英政府大致同意拖慢民主步伐，不在88年在立法局引入直选，于是用“民意汇集处” manipulate 民意以作推搪。
有否直选和有否民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80年代民间就已经有很多民意调查。
端：根据《端》2020年对钟庭耀的采访报导，1991年香港第一次进行立法局地区直选，港大系因应选举情势展开民调。到了2000年，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对民调表现出抵触，并进行了施压，钟庭耀曾在报章撰文披露，结果港大证明钟的说法属实，相关人等被问责。香港民调的黄金年代大概是什么时候？有多长？
马岳：我相信2000年后一直都是，主因仍是公民社会活跃，不同的政策讨论，民意是否支持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考虑，也会影响政党和其他行动者的取态，而传媒也会努力报道。
李立峰：很难说甚么叫做黄金年代。有很多民调机构？营运民调机构可以赚钱？民众关注民调结果？我反而想从一个“理论”一点的角度看甚么是民调的黄金年代。首先要指出的是，民调表达的是民意，电台烽烟表达的是民意、网民讨论所表达的是民意、游行集会表达的也是民意。民调结果的基本特点，是个人意见的总和，就是就著同一个问题，每个人给出自己的答案，然后我们把每个人的答案结合起来，就成为“民意”。例如我们随机抽出1000名香港市民，问他们是否支持一项政策，每个人都给出自己的个人意见，然后我们发觉600人支持，那就是六成人赞成了。
若我们想想，这种“民意”其实可以有各种局限和问题的，是否每个回答的人都明白该项政策？是否每个人都直接受到该政策的影响？人们有没有思考和讨论过该政策？民调反映出来的是 informed and reasoned public opinion 吗？其实我读书的年代，是很熟悉很多社会理论家对民调的批评的，例如德国社会学大师哈伯马斯在他的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变中》，说民调的兴起反映了公共意见的社会心理学变卖﹙social psychological liquidation of public opinion﹚，大意是民调把理应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来产生，因而具备规范性力量的民意，简化为一个社会心理学的现象。法国社会学大师 Pierre Bourdieu 也写过一篇题为“public opinion does not exist”的文章，批评民调的基本假设。
但为甚么我们还是那么重视民调呢？那是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你可以说讨论很重要，甚至可以像哈伯马斯一样认为理性讨论才是民主的核心，但在现实中，讨论完后，还是要投票做决定的。而选举投票是甚么？那正正是把个人意见统合起来的过程。亦即是说，民调反映的就是投票结果，当我们就一个政策议题做民调，问大家是支持或反对时，其实就是在进行一次模拟投票。
从这角度看，民调的重要性，其实离不开投票制度的重要性。所以，一个民主社会有越多事情诉诸投票解决，“个人意见的总和”就越重要，民调也就越重要。相对而言，在一个非民主社会，民调结果仍然有参考价值的。但不能否认，它反映不了真正能影响政府的民众意见，因为在一个非民主社会中，民意的影响力相对有限，而就算某种形式的“民意”能对政府有影响，这个能影响政府的“民意”，大概不会是个人意见的总和。
说了这么一大串，我会说，如果香港的民调有所谓黄金时代，大概也就是2000至2019年间，选举制度的重要性比回归前高，同时社会仍普遍信任选举制度，人们对民主化仍然抱有憧憬的时候吧。
端：根据公开资料，中策组在2013-2016年也进行过秘密民意调查，恰恰是唐英年与梁振英竞选、梁振英未知是否连任的年份。这说明民调曾被视为具有何种功能？当时的政府为何需要民调？
马岳：我理解不同时期的中策组一直是有做民调的：不过只供内部参考。政府当然有需要了解民意，特别是政策还未推出前了解公众的可能反应，以决定政策是否推出如何推出等等。
李立峰：是的，那很自然，政府也要掌握民意，尝试预测民意。若政府真心想知道民意如何，那是好事。但这里又想起一本读书时代看的，对民意调查持批判立场的书，1986年 Benjamin Ginsberg 的 Control Revolution，里面就提到一个观点，指现代民调的发展其实在整体上是帮助了国家机关控制社会的，因为民调作为一种技术，使“民意”变成可以测量，可以监察的东西。扩阔一点说，在民主社会，不要说政府，政党也会做只作内部参考的民调，不只是为了知道民众在政策上的意见，也可能通过民调知道民众对一些政治符号和口号的反应，有时这些民调结果会直接影响他们如何建构选举工程。
独立而没有利益冲突的机构所做的科学而公开的调查，可以inform the public。但有些民调的确可以是为了control the public，甚至是 manipulate the public 而做的。
邓键一：我的理解跟马岳差不多，除了特首选举之外，中策组一直会就重要政策进行民调。而哪些民调结果会公布，哪些只供内部参考，又或者视乎情况。
不过，我想补充一点——虽然刚才一直说民调在典型的民主社会有其特别重要的角色，但这不代表民调对香港政府完全不重要。记得很多年前，人们会说曾荫权政府很重视民望变化，虽然这是难以验证的公众观感。但是回到香港的政治系统，过去立法会有一半议席是直选产生，加上超级区议会及部分个人票的功能组别议席，社会上如果有很大多数人明显支持或反对某个议题，这个数字上的民意，对那部分议员来说，还是有很实质意义的。如果就某个议题多数人意见很明显的话，尽管建制派和泛民的基本政治立场有分歧，在政策议题上，两者都不容易偏离民意太远。
换言之，在回归后一段很长时间，虽然民调不能似在民主地区，发挥彷如公投一般的影响力；但是透过立法会的选举办法，民意还是有很微妙的作用，令政府有实质需要透过民调，了解市民对一些议题的看法。
端：大家是否了解，中策组解散后，政府是否仍将民调视为其中一种观察民意的方法？
马岳：我不知道，也没有资料，纵使没有选举，政府应该也需要理解民意（它没有诱因故意去做一些违反民意的政策），但似乎民间公开发布的民意调查已经愈来愈少，那么究竟特区政府是自己做、委托人做、还是用其他方法，不得而知。
端：1991年钟庭耀在港大成立“民研计划”，2004年中大才成立了“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10年一代，是否反映社会和学术上对民调的需求的变化？运作一间民调机构有多“贵”？港大民研1999年开始自负盈亏，这种模式在香港或全球是如何实践的？
马岳：这里遗漏了“中大亚太研究所”曾经是很重要的民调机构，自1990年代的Social Indicators Survey 一直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和文献。例如身份认同研究，一直亚太所都有做。
李立峰：营运民调机构有几贵，很难一概而论。例如到了今天，不少全球性的网络调查机构，例如YouGov、Dynata等，都有自己的online panel，在全球范围运作，他们的营运成本自然超级贵，但他们也因此而有economy of scale，而有些研究也只能由他们去处理，例如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一年一度，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地区进行的数码新闻调查，就是YouGov执行的，我不知道实际收几多钱，但可以想像是非常高价吧。
大学部门建立一个调查机构或单位，成本就不会很高，但不等于容易做到自负盈亏，哪怕你只是请三个全职研究员，只计人工都超过一百万一年了，要做几多个调查研究才“回本”？这里就涉及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做一个严谨的电话调查有几贵？不便宜的，因为真正严谨的电话调查，可以涉及一些细节，会令成本上涨的，举一个例子，一个好的调查，回应率不能太低，但今时今日愿意回应民意调查的人越来越少，而为了尽量保持回应率在一个较好的水平，若访问员打了一次一个电话号码，而未有人接听，访问员是需要在隔一天后再打一次的，这叫做call back，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做法是call back三次，即是打了四次都未能接通才放弃那个电话号码。明显地，call back次数越多，成本越高，profit margin也自然越少。
其实香港很多大学的部门都有过做调查研究的单位，以前城大有过，理工就是钟剑华负责的那个单位，岭南有李彭广教授，教育大学也试过做，中大除了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亦有亚太研究所会做调查，但能持续运作的也所剩无几了吧。
“民研”的意义
端：民调遵循严谨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是否相差无几？
马岳：应该是的，当然不同的 wording 会有不同的答案。
李立峰：2015年时，伞运过后，立法会要就政改方案投票，那时候港大民研、中大传播与民意研究中心，以及理大应用社会科学部的民调单位就一起做政改方案的民调，三间大学的结果是有差异的，但不会很大。
当几个机构就同一个议题进行调查时，差异来源可以有好几个，第一自然是因抽样而出现的误差，大家都是随机抽样，我抽到的1000人跟你抽到的1000人不会完全一样，但只要大家都用了正规的抽样方法，这个误差是“有数计”的，有一个范围的，而只要样本数到了一定水平，误差就不会很大。第二和第三就难以评估了。第二个差异来源可以是不同机构用了稍为不同的问法，或题目用的字眼有细微但足以构成影响的分别，第三则是机构的公众形象，可能令愿意回答他们问题的市民有分别。虽然说有各种差异来源，但一般情况下，这些不同来源做成的差异不会很多，而且往往是cancel out each other的。
端：民研成立得早，施政满意度调查、香港人身分认同调查、六四调查、学术自由调查等都是率先进行。这些民调给同行或研究者有过怎样的启发？
马岳：我相信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都是 longitudinal 的（包括官员民望、政党支持等都是），是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问法在不同时段重复地问，于是对研究者来说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它可以清楚的显示民意随时日或政治事件带来的变化。相关的数据也可以供其他研究者作进一步分析。
李立峰：在处理一些相关议题时，民研的调查数据往往是很重要的背景资料。
邓键一：这里有两方面。首先，不论是否PORI进行的民调，民调数字本身，就是公众了解议题的重要出发点。一个议题无论很多人还是很少人支持或反对，我们都可以问“为什么”，然后探讨各方就该议题的想法。
至于长期调查，正如马岳所讲，这对我们了解社会不同方面的趋势和变化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长期调查也是我们回顾历史的立足点。
例如回到回归初期，大家的记忆中，董建华似乎很多方面的施政都会引起公众批评。但是今日再看当初的民调，原来董建华的民望还算不错。从这个出发点，我们又可以再问，董建华政府的施政风格跟其他特首有何不同，还是不同时期、不同世代的香港市民对特首的期望不一样？这些提问，如果没有过去的民调数字为基础，可能会很空泛。
端：PORI 2019年7月1日自港大脱离，独立运作后，和港大民研有怎样的区别？它结束运营，对香港有什么影响？
马岳：我不觉得运作上有很大不同，只是随著政治变迁，发布民意调查的压力大了，而民间会付款资助民调的团体会少了，营运会比前更加困难。
我觉得最重要是有一些长期的民调，本来可以参考时间带来的转变，但可能从此中断，之后就没有数据了。PORI 的资料公开，大家都可以用来分析，其他机构或学者纵使可能会做相关研究，但很可能不会长期做同一套问题，而资料也未必会公开给人参用。
其实香港近年公开的民调已经减少，传媒、团体和各类公开民调都减少很多，对我们观察社会现象和民情来说都有颇大影响。
李立峰：其实在过去几年，在大环境转变下，传媒对民调的报道都少了很多。以民调形式所表达的民意难以对当下的政策讨论产生影响，但当 PORI 持续对民意进行记录时，这些数据对我们理解社会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在少了长期对民意的记录吧。
端：社运期间，PORI 民调一度因为和抗争者设想不同而被视为“鬼”，如何看待民调与民意的距离？更不要说前面提到的来自政府的批评。民调三十年来，都不乏“民调不公”“民调被操作”的指控，如何看待民调作为方法的局限和优势？
马岳：不同因素当然可能影响民调的结果，包括研究方法、问句、时间背景等等，研究者也往往有自己的假设，于是不一定完全测量到民意的真象。
这里当然假设了有一个民意的“真象”，实际上可能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民意全貌是怎样。民意调查往往是拿了一个角度一个切面去了解民意而已。但在政治上，政府、政党、民间及其他行动者，都可能利用“民意”或“民意调查”作为其推动议程或利益的工具，于是本身民意是 contested 的，有时各取所需，本身就是很政治性的。
在这个时代下，尤其在社会分化和回音壁效应下，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是对的，于是如果民调的结果和他想像的不同，便可能以为其造假或出错。不同政治行动者都可能“操作”民调以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但有时有些人或者政治力量看到不合自己想像、利益或者设定议程的民调结果时，纵使这个民调是科学或者方法上没有问题：都可能加以指摘。
其实如果要反驳，有效的方法就是自己或者再做一个了，看看是不是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果市面上有不同的民调机构做类似的民调，其资料便可以比较。
李立峰：民调结果往往和大家以为的民意之间是有距离的。每人对“民意”的认知都受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圈子，而物以类聚，同声同气的人走在一起本属正常，社交媒体的回音廊效应把这趋向再放大一些。所以，人们容易高估自己的想法的普及程度。
2014年伞运期间，我们也做民调，结果是百分之三十几的人支持运动，百分之三十几的人反对运动，然后支持和反对运动的人都说我们的结果有问题，跟他们的认知有很大落差，那时候我的同事兼老师李少南教授就笑说，“咁咪证明我哋专业同客观啰”。到了2019年，10月左右，我们的民调显示，仍然有7成左右的市民支持反修例运动，支持运动的人固然不批评了，反对运动的也不怎么批评民调，但就是不相信，觉得反对运动的人不回答民调而已，结果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就说明了当时的民情趋向。
要补充说，我们不能预期民调很精准，上面提到，民调会有不同类型的误差。美国大选民调结果和选举结果就有差异，但那差异其实也就是几个百分点。香港政治研究过往的“常识”是，民调会低估建制支持度几个百分点，因为建制支持者平均年龄大，教育程度低一点，较少回应民调，但就是几个百分点而已。
邓键一：如果从较宏观的角度看，并非只在香港，而是一般而言，当社会有人倡议一些大多数人未必太关注的议题时，民调反映出大多数人的想法，与倡议团体想倡议的想法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落差，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倡议工作。
所以在理论层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民意反映的大多数人想法，不是一些很 activate的民意，不会透过非制度参与去表达出来，反而很多时候倡议组织比较 activate的民意，在公共领域里面是会容易接触得到的。然而，后者的声音，在民调结果作为众多个人意见的总和之下会少一些，所以给人感觉它们之间有个落差。
李立峰：有趣的是，当一个人不相信民调结果，自然可以找很多理由来批评。回到2014年，建制支持者对我们的民调的其中一个批评，就是说我们把民调被访者的年龄下限降至15岁，是刻意制造更有利社会运动的结果。那时候，还有一位跟我住得很近的资深传媒人，特登找我出来喝咖啡谈这个问题。
实情是，民调本来就不是一定要访问18岁或以上的人，选举民调这样做，是因为18岁才有投票权，其他民调这样做，只是约定俗成而已。但当时的社会运动，年轻参与者本来就多，学民思潮那批中学生甚至是运动领袖。既然运动本身已有很多15至17岁的年轻人参与，民调把他们排除，说不过去吧。何况，我们是很小心和透明的，在发表结果时，其实有把“15岁或以上”的结果及“18岁或以上”的结果同时公开，而两者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微小的。
举另一个例子，当年有人批评钟庭耀的特首评分民调，在公布一位特首的分数时，因整体平均分低于50，就说特首评分不及格，实情是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都给了及格分数，只是有部分给极低分的被访者把整体平均分拉低而已。这个批评合理吗？用技术语言讲，这只是一个如何把“及格”操作化的问题，若把50分定义为及格，那么应该是看整体平均分是否高于50，抑或是看大部分人是否给予高于50的分数？这本来就没有必然对错。
在这种情况下，看一个研究者或民调机构是否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他是否前后一致地使用同一方法。港大民研以至PORI一直都很 consistent 的，而且也很公开透明。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操作化，然后提出自己的诠释，但不能说他们刻意扭曲或隐暪。
如何保持批判？
端：那么以全球的视野看，民调这种方法现在面临的挑战和革新是什么？
马岳：应该很多的，其一是公众对自己私隐的敏感度提高了，而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讲真话都会有多点顾虑，这对回应率、民调是否能测知真相、和样本是否可靠都会有影响。
应该有更多新的技术可以做民调，例如网上（或其他方法）会渐渐为人接受，很多东西的成本会下降，因而资料搜集有时会容易了。
李立峰：回应率下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例如美国的Pew Research Center的电话民调，在2018年时回应率已跌到6%，很低的。我们现在香港的电话民调，若用同一条公式计算，通常仍在30%以上，相较下已不错，但当然其实也低。
端：近5年香港变化很大，香港以外，有人认为香港民调已经不可信了。实际操作上会遇到哪些以前没有的困难？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马岳：所有社会中，被访者都可能有各种的原因不讲真话，像美国很可能不少人对公开支持川普或者某些政治不正确的立场有保留，实际上可能是有各种bias. 但是有 data 好过无data，现实上我们正研究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测试 self-censorship 等问题。
李立峰：我听过的质疑包括人口转变和自我审查。人口转变是指不少对政府持批判态度的市民离开了香港。当然，这其实不算民调有甚么问题，如果很多人离开了香港，人口组成变了，民意因而变了，那民调仍只是记录事实而已。不过，其实就算30至40万人离开了香港，仍不足5%，而且也不是百分之一百某政治立场才会离开的，所以影响是有，但是不是那么大呢？
至于自我审查，可以分为 selective non-participation 和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前者是持特定立场的人不再参与，后者是不说真话。以前在城市大学教书的日籍学者小林哲郎两年前发表过一个研究，他在2020年国安法立法前后刚好做了一个panel survey，即同一批被访者，国安法立法前问过一次，国安法立法后再问一次。他们发现，在第二次接触时，民主派的支持更可能不愿意接受访问，这说明了selective non-participation是存在的。然后，在两次都有接受访问的人中，有些人在第一次调查中说自己有参与2019年的社会运动，但在第二次调查中就说自己没有参加，而民主派的支持者更有可能出现这个“推翻自己”的情况，这就显示了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不过，问题很严重吗？看来也不是。刚才也说过，民调不精准是现实，2019前的民调也会因selective non-participation低估建制的支持度几个百分点，但那时没有人会说民调完全无用，习惯看民调的人自然会知道如果调整和诠释。现在的民调可能会稍为低估具批判性的民意，但也可能就是几个百分点而已。在不高估民调的精确度的前提下，调查结果是有参考意义的，而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调查研究固然仍然重要。
邓键一：任何地方做的民调，都一定有属于不同文化背景的social desirability bias（期望偏误，指受访者因希望为自己塑造正面形象，而在调查中给出符合社会期望的答案），例如在西方社会，种族议题可能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人们或者倾向不会在电话上说反对某些少数族裔权益。而在其他政治环境的地区，人们可能会避免在调查中表达批判的意见。
从这个角度看，“有人认为香港民调不可信”是个很笼统的说法。正如刚才所说，任何地方都有它的社会规范、政治状况，都有可能令一些题目出现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但是不是代表民调不可信？这涉及两方面，第一是民调的结果是否能够以我们所知的社会状况演绎得到。任何时候，研究者演绎民调结果时都要参考当时的社会环境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社会状况的转变，意味著研究者从结果演绎民意的时候，要多花一重功夫，分析环境变化会怎样影响受访者可能表达的意见，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能否合理地用环境变化去了解他们表达意见的转变。举例说，过去几年的调查显示，认同自己是民主派的人减少，更多人选择认同自己是中间派。
我们当然不需要否定，有人可能会因为社会环境，避免表达自己真实的政治取向。但同时间，也有市民觉得投票是实践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如果他们难以透过选票支持自己认同的候选人，是失去了政治认同的基础，所以改称自己为中间派。上述两种（或更多）可能性是可以同时出现的。而研究者的工作，就是为结果提出各种合乎普遍认知社会状况的阅读，多于马上跳到是否民调已经不可信的结论。
端：调查（Survey）是社会科学的基础课，这些变化会否影响课程或引起学生顾虑？
李立峰：这点问题不大的，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它应用面本来就很广，marketing survey 也是 survey。那套方法本身没有敏感不敏感的。
邓键一：承刚才Francis所说，“调查”本身作为一种获得答案的方法，包涵面很广泛的，不一定是关于时事。作为研究方法来说，在某个调查题目下，无论研究对象是作为广大市民、某行业的客户、某行业的从业员，还是了解毕业生状况，在技术层面都是大同小异。所以这些课程本身，并不会涉及敏感的内容。
端：在民调无法顺利开展或式微的地区，人们转而多依赖社交媒体观察与情民意，这种方法可能有什么优势和局限？
李立峰：正如一开始所说，民意有不同表达方式，正如过往政府部门会密切留意电台烽烟节目，但那并不取代民调或其他渠道。社交媒体的民情本身有其值得关注的地方，一个社会中民调能否顺利开展，很多组织都有理由和需要去关注网络舆论的，因为网络舆论既在一定程度表达了某种民意，同时也可以影响社会和民众。
但值得指出的是，某些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影响民调准确度的因素，同样适用于社交媒体数据分析，例如上面提到的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如果人们不愿意对著民调访问员讲真话，不见得人们一定会愿意在更公开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讲真话。除此之外，一开始时提到，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认为，民调其实有利政府监察民情，多于有利民情监察政府。如果民调如是，那么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可能更是如此。始终，做到质素高和准确的“大数据”分析，是需要知识和资源的。
邓键一：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因为民调无法顺利展开或式微，而是社交媒介本身就是一个额外平台去反映和观察民意。从民意观察的角度，多一个工具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而这个工具有一些特点能补充传统民调做不到的事情，例如传统民调预设了研究者很清楚自己要知道什么，然后就自己想知道的事情来设计问题。在设计问题的过程中，又会有方法学上的考虑，确保来自不同背景的受访者对题目理解一致，也会避免设一些情绪上有引导性的问题。
但是，这种由上而下的研究设定，会令到某些民意和情绪可能观察不到；又或者当社会发生一些突发事情，民调根本不能在事前预计到，这些都要回到社交媒介去看某些论述和情绪是怎样酝酿出来的。因此社交媒介本身对于观察民意有其重要性，而不一定是因一个地方民调式微，所以才依赖社交媒介来观察民意，而是它能够补充传统民调一些局限。
至于从社交媒体看民意的的局限，第一个是取样。传统民调之所以成本昂贵，其中一个原因是取样上的要求，而这些在社交平台取样便很难执行。甚至乎，很多时所谓的“网络民意”，其实很难说得准到底是来自哪些人的“民意”。
第二个局限来自平台设计本身，会影响我们能够观察什么，例如社交媒介兴起之后，有学者会研究社交媒介的帖文反映甚么情绪，而Twitter是特别适合进行这种研究，因为Twitter不容许每个tweet写得太长，所以当中表达的情绪很直接，容易分析；反观facebook容许用家写长文，那些情绪就可能很复杂，变成较难观察。到底在社交媒体上能观察到怎样的民意，亦会受限于平台设计本身。
马岳：用其他方法观测当然可以，但也要知道这并不是全貌，例如社交媒体使用的人有不同背景，以及社交媒体上的表达相对简单，有时比较复杂的民意未必观测到，以及观察的时候要作很多假设。没有单一的方法可以完全理解“民情”，没有了有系统的科学的民调，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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