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鍾庭耀：香港民意調查可能在經歷滅聲的過程

在香港，提起民意調查，一定會想起鍾庭耀。鍾庭耀自1991年主理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28年來把脈民意，來到2019年夏天，該民意研究計畫突然公布將脫離港大。作為港大民研的總監，鍾庭耀與10多名員工一起另起爐灶，設立獨立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從此不再有大學牌頭，需依賴眾籌而生。

輿論譁然，憂慮這是由於港大學術自由遭干預。

作為民意研究機構，港大民研曾多次捲入政治風眼：2000年，時任特首董建華透過助理直接向校方施壓，要求取消針對港府的民望調查；到了2011年，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研究被中聯辦時任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點名批評，指民調設計將「中國人」和「香港人」對立，是「不科學」和「不合邏輯」。

港大民研是香港第一批由大學主理的追蹤民意的長期調查計畫，問題多元，是掌握社會風向的指標，另設有選舉票站調查、遊行人數點算和民間投票等項目，數據至少獲300篇學術論文引用。脫離港大的消息在2019年4月公佈，官方說法是鍾庭耀在2018年達60歲退休之齡後，已延任一年，雙方商討後確定安排。

《端傳媒》記者與鍾庭耀三次見面訪談。首次在2019年6月下旬的傳媒茶聚，香港反修例運動剛剛爆發，他在辦公室門外象徵式掛上新招牌，全新的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當時前途未卜。民意調查需要大量人手和研究，以定期追蹤發佈的研究為例，操作一個問題需要資金12萬港元，一年經費約需600萬，其時脫離港大尚有兩日，鍾庭耀籌得2萬。

第二次見面在7月上旬，相隔兩周，他披露更多詳情：港大要求向公眾公佈消息前，鍾庭耀不可知會合作伙伴和員工，過渡期也由原來商討的一年半大幅縮減至幾個月。

事件是否與學術自由有關？「廣義來說，當然有。」「不會用『打壓』，只可以說是行政、財務角色檢討，牌面是這樣，從來沒有（提及）政治東西。」鍾庭耀耿直地說。辦公室門外，稍早的新招牌已遭撤掉，鍾庭耀說：「它有它的道理，我有我的世界。」

有無人聽，有無人用，我們還是照做。我們覺得在歷史擺了一個存案。

此話成真。19年年末，第三次訪問。半年來PORI 發佈逾20項調查數據，幾乎每周都會看到鍾庭耀開記者會，他日前帶來小結：逾46萬人次參閱其新機構網站，經費看似手到拿來，比目標多100萬元，但只夠應付未來半年開支。再遙遠的日子仍是一片未知，能否繼續營運，將再次交託市民以捐款作決定。自立門戶後，他更為直白，道出民調在香港的困境：學術研究遭滅聲，傳媒機構被收編，政府漠視調查結果，民眾則選擇性接收數據。

「有無人聽，有無人用，我們還是照做。我們覺得在歷史擺了一個存案。歷史資料，你不會知道什麼時候突然有人想拿回來用。『噢，2019年尾原來是這樣，比現在更差或更好。』現在不做，三五年後，想要回這個數據，就沒有了。」

不用擔心民調結果的時代

時局造就一切。

1987年，鍾庭耀以研究員身份，加入隸屬港大社會科學學院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1991年6月成立民意研究計劃。那年9月，香港第一次舉行立法局地區直選，有傳媒向港大查詢：「做不做選舉調查？」彼時，香港即將面臨主權移交，政界、傳媒和公眾均密切觀望民意。順應時勢，港大民研奠定基本方向：回應當下議題。

具體要向市民問什麼題目，由鍾庭耀及其團隊主理。他說，初時他們參照外國經驗，「領袖民望是一定做，不給錢都做，因為是監察政府，監察最高那個，不可能不做」，因此，中國領導人的評分也被納入問題之列。

起初，問題主要圍繞政府評分，市民對政經和民生是否滿意，後來又陸續加入這些議題：兩岸統一、台獨藏獨、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等。1997年回歸後，又加入了對本地人身份認同的追蹤研究：「你會稱自己為：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另外也有針對法治、自由等各類社會指標的評價。

「每個題目也有歷史因素，」鍾庭耀說。一路滾存至今，港大民研設有逾200條問題，會按照重要性決定查問的頻率，例如，對於政府及特首的民望每隔兩周公佈一次。

要準確反映民意，達至一個有透明度、公信力的調查，亦有一定守則。鍾庭耀說，如需要向公眾披露調查及委託機構名稱、受訪對象、樣本大小、調查方法，也要提供給予「不知道」或「拒答」的百分比等等。

那90年代的香港，如何看待民意調查？

鍾庭耀形容，港英政府重視民調。港督彭定康在1992至1997年執政期間推出政改方案，官員在議會亦會引述民調結果，再爭論下一步的處理方案。耳濡目染下，傳媒、公眾也明白其重要性，建立了在大學做民調的概念。鍾庭耀說，各大院校隨後爭相成立類似研究計劃或民調中心，可謂「成行成市」、「生意好」。傳媒亦會爭相委託調查，以了解民情，再以數據作題材，高峰時期，港大每周接受一個委託。

「當時政治上又開放些，不用驚（擔心）民調結果會讓誰開心不開心。」鍾庭耀說。

不過，2000年，港大民研便遭受首次沉重打擊。首任特首董建華上任後不久，爆發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經濟下滑，波及民生，民調反映民怨，董建華透過高級助理路祥安向港大施壓，要求鍾庭耀停止行政長官及政府民望的民意調查。當時，鍾庭耀在《南華早報》及《信報》撰文公開事件，引起社會嘩然，視為干預學術自由之舉。大學隨後展開公開聆訊，最後，替政府傳話的時任校長鄭耀宗及副校長黃紹倫雙雙辭職落幕。

「（當年事件）用負面角度來反證民意調查是重要的，否則政府怎麼會做這麼多事？」今天回看，鍾庭耀慨嘆。

民調價值沒有減退，鍾庭耀表示，2002年劉兆佳入主被視為官方智囊的中央政策組正是一例。劉原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及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擔任中策組首席顧問十年，他後來接受採訪時曾透露，其任內民調做得「相當全面」，以幫助政府評估政治形勢、判研施政的先後次序。鍾庭耀認為，「這是一個訊號，政府也用民意調查，民意調查這麼有用，不如自己在中策組做，用自己方法做。」

不過，這個做法撐不到至最新一屆政府，「後來林鄭特首上場，中策組也解散了。」

中央政策組

「如果大學界裏面沒了民意調查，就能六根清淨」

針對民意調查或明或暗的打壓，過去多年從未止息。

根據港大民研的數據，10分為滿分，學術研究自由的評分由1997年首次調查的8.02，到2019年5月跌至6.78，破紀錄新低。2018年中，香港理工大學理大政策研究中心因經費問題，停止民調工作。「你今天就可以看看，有哪些學校的民意調查繼續做？」鍾庭耀問。

曾經蔚然成風的學術民意調查，如今變得淡靜。反修例運動席捲香港，民意翻湧，至今只剩鍾庭耀主理的PORI、香港中文大學主力持續發表調查。「我們不是港大身份，港大也好像沒有，暫時這幾個月也看不到。」港大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夏偉立在公佈鍾庭耀離開港大時曾言，港大很難延續民研，又表示若社科院延續民研，將與PORI和前同事形成直接競爭，並不合理。

「在學院大學裏面做民意調查，可能真的在經歷一個滅聲的過程，」鍾庭耀說。

「是否一個歷史偶然呢？我親歷其境，我覺得不是。而是近年來的社會狀況，可能有一些保守人士覺得，如果大學界裏面沒了民意調查，就能六根清淨。」

轉捩點始於2014年佔領運動。

當時，鍾庭耀受「佔領中環」委託，在6月22日舉辦民間全民投票，有78萬人選出民間屬意的政改方案。計劃獲佔中發起之人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轉交80萬元匿名捐款予港大民研，以設置硬件設施。事件發酵成捐款風波，惹來建制派連番狙擊，港大校委會展開閉門聆訊，多名涉事者包括：鍾戴二人及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等遭懲處。綜合報道及消息，鍾庭耀被懲罰三年內無法升職，也不能收捐款，亦不可以向外透露罰則。

佔領中環

自此，民意調查開始變成「最好是一些不去觸碰的東西」，而社會政治氣候也開始轉變。鍾庭耀指，佔領之後，社會逐漸變得封閉保守，大學要聽話，管理層覺得，民調屬於高風險研究，「吃力不討好，會導致政治上被批評」。

傳媒，也是民調衰退的推手之一。港大民研自1999年轉為自負盈虧的方式營運，自主進行一些定期發佈的民調，同時也接收外來委託的收費項目，傳媒是其中一個客源。

「傳媒生態變了」，鍾庭耀說不出一個特定的事件或年份，但他形容媒體遭收編，財力大不如前，管理層方針變動，資源不再如昔日投放於民調。最終，受資源所限，壓力徒增，「慢慢令到做民意調查工作的學者會退下」。

民情民憤，如果沒有固定方法將其顯露出來，再處理它，突然爆起上來，你會發覺是一發不可收拾。

而在政府陣營看來，倘若不利管治的民調消失，喧鬧之聲靜下來，施政就能暢順。

「你嘗試令到學校裏面好多老師、學生不再發聲，或者用種種方法令到他們乖些，甚至有老師要判監。以為大學安靜了，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就覺得搞掂了」，鍾庭耀說，這樣的管治模式並不可行。

「民情民憤，如果沒有固定方法將其顯露出來，再處理它，突然爆起上來，你會發覺是一發不可收拾。」

在鍾庭耀看來，當下的問題不是香港將來有沒有民調，而是執政者還會否參考民調，來處理社會問題。

近來政府甚少引用民意調查，一來坊間數據減少，二來是長官心態。「經過佔領運動後，調查完又點？民意說不支持（政改），那你可以說，市民不明白，一國兩制始終一國行先，所以不應該退讓這一方面。」

回看當下演變得不可收拾的反修例運動，鍾庭耀說，政府原本可參照民意，剔除公眾不能接受的部份條例，但反修例逐漸變成反警暴、反政府的運動，在建制思維主導下，「跳到國家民族利益的問題」，一切不會再按民調來處理。

用完即棄的民調

站在另一邊看，社會運動參與者與民意研究之間，也是微妙的互動。

PORI於2019年7月1日正式營運，正是反修例示威越演激烈之時，鍾庭耀一度選擇停止募捐，讓路予運動。然而，若經費不足，持續多年的定期特首及政府民望調查也會無以為繼。在連登討論區，有用戶獲悉消息後，即發文製作懶人包，實行「捐款教學」，最後PORI成功籌得700萬經費，足以營運一年。

「市民若覺得我們需要存在，與運動有關係。他可能會想：運動一路發展，特首評分沒了，支持或反對逃犯條例（的數據）也沒了。空白的上街，會否有所缺失呢？」鍾庭耀承認，運動對於推動PORI的發展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不過，這種支持未必能轉化為對民調的理解及認知。

2019年11月底的一次研究結果，勾勒了民調在市民心中的尷尬地位。根據PORI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委託的民調數據顯示，市民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解散警隊及林鄭月娥下台的主要訴求皆全線下滑。網民對此隨即批評，民調是「鬼」、「不可信」。

有公共知識份子慨嘆，民調也成為了Condom（安全套）。「＿ ＿是Condom」是運動的新興術語，有用完即棄的意思，「＿ ＿」會在不同論述中，被填上不同名稱。

「用完即棄都是『用咗』，不過（現在）不要了。不同於一些可有可無，你不放他在眼內的東西」，鍾庭耀輕嘆，不論所屬立場，大眾目前對民調的認知和應用均非常情緒化。

當社會如此情緒化的時候，一把科學的尺，去到某些位置，大家都是不肯接受。

他舉例說，特首民望以100分為滿分，林鄭月娥近日跌至19.6分，「我們做了30年民調，跌到20分以下已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數字」，但坊間卻出現不可接受的情緒，有人向團隊查詢：「為何你用0到100分？為何沒有負分？你應該給予一個負100至正100的選擇，那她的分數就可以再負些。」

鍾庭耀明白對方的情緒，但按照科學解讀，只是比例問題：低過50分即是不合格、負數，20分就是負30。「我只可以說，當社會如此情緒化的時候，一把科學的尺，去到某些位置，大家都是不肯接受。」

再往下推，鍾庭耀要問的是：過去六個多月，大大小小的遊行到底有多少人？

他說，這陣子的情緒效應，並非社會運動的首發孤例。早於2003年的七一遊行，關於遊行人數的討論已經開始。當時主辦單位民陣報稱有50萬參與者，奠定歷史指標；港大民研亦有點算，人數接近。至翌年民陣宣稱人數達53萬，惟民研則只有18至20萬，往後多年，雙方差距越拉越遠，以倍數起計。

《端傳媒》翻查每年七一遊行人數，在2012年及2013年港大民研估算數字是約9萬至10萬，而民陣公佈的人數分別是40萬及43萬，是鍾庭耀團隊的4倍。2019年七一遊行，民陣公佈有55萬人，PORI亦與中學師生團隊合作，點算人數有23.1至28萬；另外，《明報》、《有線新聞》與港大和美國得州大學學者團隊合作，以人手及人工智能（AI）方式點算，人數介乎24萬至29萬，主辦單位公佈的數字，比後兩個團隊高近一倍。

「大家也不是太理會科學不科學，既然03年的心理關口是50萬：『今年好似跟那時差不多，那就叫回50（萬）囉』，這個感覺就一路累積落去」，鍾庭耀說，社運陋習至今未改，「每次我認為是好科學做出來的數字，都會讓人心理上覺得是低一截的」。

不過，其團隊資源緊拙，無法自費點算每一次的遊行、集會。「我發覺，社會上好似無什麼人會做，有點可惜，研究所不做，其他人應該做，但其他人又不做。」

自下而上的地區民主構想

回到民意研究本身，鍾庭耀現在更加關注是：我們有沒有利用民調，針對性地處理特定問題？

反修例運動暫且看不到休止的跡象，也需要思考未來方向。他說，特首林鄭月娥不時辯解，若回應示威者一個訴求，其餘一旦不從，事件會沒完沒了。鍾庭耀指出，政府的判斷是推測，還是有民意數據的支持？他快語連珠地發問：「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由民間列明職權，一定有人收貨、不收貨，收貨不收貨的比例是怎樣呢？不收貨的人，怎樣才收貨？死也不收貨的，他們會做什麼？會怎樣抗爭？」

運動無大台，商討意見難上加難，示威者習慣以連登或者Telegram的匿名方式來討論方向決策，情況尤如「面對一班空氣」，同時代表性有限，缺乏有效數據。鍾庭耀笑言，「若你說連登式表決，首先我未見到收不收貨的問題，問這個問題也是死罪。」

民意商討從來不能一蹴而就，鍾庭耀說，他未來有意著眼點區議會，希望能夠在連登和區議會這兩個平台呈現群眾對運動的取態。在剛過去的選舉，民主派一共取得388個議席，他指，議員可以選擇地區的議題，同時交由連登及選民商討。「可能元朗區就會講7.21問題（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乘客），去到油尖旺就講831問題（警方在太子站內擊打途人）。」

在這個框架之上，鍾庭耀幹勁十足，希望結合民調與民主實踐，帶來新嘗試。

新計劃名為「民主社區互助共融」 ，邀請各區區議員成為合作伙伴，不論對方的政治背景及聯繫。PORI會以非牟利形式，收取成本價為對方職員提供培訓，學習如何進行民調、電子公投的技術，以解決社區問題。

鍾庭耀的構想是這樣的：地區棘手議題眾多，例如大白象工程、棕地怎樣發展等問題，區議員可以先進行民意調查，再基於結果在社區展開理性商討，若無法解決，便再以投票表決。

單純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形式解決紛爭，會否造成「多數人暴政」的恒久問題？鍾庭耀的回答是：「民主發展不是這樣的，第一，你真的是有眾數的話，你要非常之尊重少數」，「你一方面是大眾，反過來你也是小眾；你變成大眾的時候，你不可以欺負小眾，因為當你是小眾的時候，人家就會欺負你。」

民調、商討、投票，這是鍾庭耀珍而重之的民主三部曲程序，過去苦無機會實踐：關乎政制改革的問題，需要由上而下、以政府領導形式帶動；而回到地區議題，區議會多年來由建制派把持，年青人對其運作也不聞不問。

我們做科學的人，有科學數據，無論好不好聽，都是對社會有幫助，所以支持民調發展。

不過，現屆區議會選舉投票率達72%，泛民主派大勝，帶來了新希望。在鍾庭耀看來，這意味居民不抗拒民主模式，可試行一種自下而上的民主實踐。

新計劃在未正式宣傳的情況下，暫有26名區議員表示有興趣；若獲得足夠贊助，鍾庭耀更希望以萬元月薪聘請年青人為「青年大使」協助區議員。「經過六個月的運動，年青人有點失落，他們的家庭關係也不是太開心，在這次運動也是受害者」，他希望為年青人提供平台，讓他們嘗試實踐基層民主。

香港已經踏入2020年，今年9月即將舉行立法會選舉，鍾庭耀估計社會對於民意數據會有新一輪的需求，事情一浪接一浪，當下他無法簡單總結民調的份量。

「有一邊人覺得民意調查是好得人驚（很令人害怕）的事情，真相是可怕的東西，那他們會用好多方法，所謂滅聲也好，將它邊緣化也好，減少資源令它不出現也好，會有一批人這樣想。」鍾庭耀說得平實，「我們做科學的人，有科學數據，無論好不好聽，都是對社會有幫助，所以支持民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