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特朗普當選對美國、對整個世界都是一個衝擊，今年他重新當選更是如此，以至於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特朗普可能開啓了美國政治的新紀元，拜登任期才是一個異常。正如很多人都已經指出的那樣，特朗普所掀起的MAGA運動帶有比較強的MAKE AMERICA WHITE AGAIN（使美國再白起來）的意味。有些人很驚異，認為這種白人民族主義同美國精神是相違背的，何以引發如此多的美國人的支持。
過去有種很常見的說法是，美國並沒有典型意義上的那種民族主義思想，因為美國的立國基礎是人們對一系列政治價值觀的認同，而不是共同血緣、人種和語言。這是一塊新大陸，得天獨厚，不沾染舊世界的因果恩怨。美國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說，「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命運不是擁有意識形態，而是成為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即「美國信念」（American Creed）。對美國信念，學者、政治家與社會大衆給出的定義都差不多，認為它是一系列政治原則的綜合，這包括個人權利、自由、平等、法治、個人主義等。很多人認為，美國是一個普世國家，誰來到美國並認同這些政治原則，誰就有權成為美國人。
不過，美國著名的保守主義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誰是美國人》這本書裏犀利地指出，以美國信念作為唯一美國特性其實是相當晚近的事情，美國並不是胎裏就去民族主義化的，在兩百年裏，美國人從多個角度界定過自己的特性，這包括文化和意識形態，也包括民族與人種，只不過隨着時間的過去，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後，人種與民族屬性從美國人的定義中大體消失了，使得現在的美國人才主要從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來定義自己。換句話說，美國這個「新世界」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新。
那「新世界」究竟是新還是舊呢？答案恐怕是：都是。
一方面，美國立國是一場內戰的結果，內戰的雙方都是英國人。一方是不列顛群島的英國人，另一方則是北美大陸上的英國人。一直到1776年《獨立宣言》發布之前，北美大陸會議的口號都是「恢復我們作為英國人的自由」。許多日後的革命者口口聲聲宣告自己的愛國之心與英國認同。比如弗朗西斯·霍普金森，他是獨立宣言的簽署者之一，也是美國國旗的設計者。他在1766年說道：「難道我們不屬於同一國家同一民族嗎？身在美洲的我們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是英格蘭人，儘管我們被大西洋的波濤重重隔開，但我們的忠誠依舊。」約翰·亞當斯，美國的第二任總統，在給妻子阿比蓋爾寫私信的時候驕傲地說，新英格蘭不僅要比美洲其他殖民地優越，也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出一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這裏的居民都是純粹的英國血統。
假如說上面這些人都是政客，可能言不由衷，那麼1776年6月21日馬薩諸塞的一個小鎮託普斯菲爾德（Topsfield）的居民在一份要求北美獨立的決議中聲稱：「那時（幾年之前）我們還把自己看作是大不列顛國王的快樂子民，那是我們父輩的國土，也是我們的母國。我們曾認為，捍衛大不列顛王室的尊嚴既是我們的職責，也是我們的利益所在。我們總是出於自願這麼做的，既用我們的生命，也付出我們的財富。」這種言論在彼時的小鎮決議上所在皆是。所以當北美的革命者與英國交惡的時候，他們沒有辦法進行民族主義動員，只能依賴政治原則作為革命和立國的理由。他們沒有什麼民族主義口號，那界定美國的就是一系列普世性的政治原則，不受民族、宗教、種族與文化的限制，使得美國身份帶有極強的開放性。
但另一方面，那個時候的美國建國者恐怕並不都認為，既然這些革命原則是普世的，那美國人資格就應該是普世的。一群人該怎麼治理，跟這群人該怎麼構成是兩碼事。比如美國國父之一約翰•傑伊曾說：「感謝上帝，給了我們國家如此團結一致的人民，他們有共同的祖先，講同樣的語言，信仰同一宗教，遵從同樣的治理原則，習俗風尚非常相近。」另一位國父本傑明•富蘭克林也說道：「我偏愛我國家的膚色，因為人類天生就有這種偏愛」。事實上，早期的美國建國者跟那個時代的其他思想家並無不同，都認為有一個同質化的社會是民主治理的福音。
而且，不管這些國父怎麼想，從那個時代到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人幾乎都認為，美國是一個白人國家。這個信念是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至於美國人在很大程度上拒絕了其建國者在一開始的願景——傑斐遜曾經在1786年給麥迪遜寫信的時候，曾經希望美國的統治能夠到達整個南北美洲。他之後在當總統的時候也有相似的表達。但是美國人在隨後的一個世紀多時間裏拒絕實現他的願望。美國可以擴張，但只要地不要人。
過去我們講十九世紀的美國，總是強調它的擴張主義性格，「昭昭天命」嘛。美國的版土從大西洋東進橫跨東西海岸，似乎也確實能證明這一點。但實際上，美國的擴張有一個顯著的限制條件，用美國史學家艾瑞克（Eric T. L. Love）的話來說，「蓄意、系統性地把非白人排斥在外，是整個19世紀美國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1846年至1848年美墨戰爭爆發，當時有些美國人認為應該佔領整個墨西哥。參議員卡爾霍恩是那個時代著名的政治家，主張吞併德克薩斯（因為那裏根本就沒有多少墨西哥人），但反對吞併整個墨西哥。卡爾霍恩認為，征服墨西哥是「對我們的自由和民主體制的破壞」，因為美國「從未將白種人以外的任何種族納入聯邦」，「墨西哥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純正的印第安人，剩下人口又有很大比例是混血兒」。讓他們加入，無異於將腐敗或某種可怕的傳染病引入美國。另外一名參議員則宣稱，美國不希望與墨西哥人民有任何「令人遺憾的合併」，「我們想要的只是他們名義上擁有的一部分領土，這部分領土一般無人居住，即使有人居住，也是人煙稀少，而且人口很快就會減少，或向我們看齊。」他們這些看法導致最終美國只割佔了德克薩斯和新墨西哥，放棄了佔領墨西哥全境的計劃。
1869年，格蘭特政府打算購買整個多米尼加共和國（以便獲得合適的海軍基地，格蘭特還私下裏打算把所有的國內黑人都遷徙到這個島上去），根據政府代表與多米尼加政府簽訂的條約，多米尼加公民會成為美國公民，共和國也會成為美國的一個邦。但是條約在提交國會審核的時候被駁回了，一位參議員說道：「收購和佔有這些熱帶國家,並接納難以同化的居民,將嚴重違揹我們共和政體的本質，這將大大加劇我們原本就不得不面對的種族問題。由於氣候條件,這些熱帶島嶼永遠不可能成為日耳曼血統人民的定居地。這個聯邦共和國不能在不損害其原則的情況下，以武力統治這些島嶼，而居住在這些島嶼上的人口也不值得信任，不能讓他們參與管理我們的國家」。他重點指出，吞併多米尼加，只會加劇國家現有的種族問題，並揭開舊傷疤。即使格蘭特自己的國務卿私下裏的意見也是「儘管美國可能吞併由盎格魯撒克遜人居住並習慣自治的國家,但拉丁人種加入美國……只會是多年衝突和無政府狀態的開端。」
一名參議員告誡他的同僚：「（想象一下）您吞併了西印度群島的其餘部分，越來越多，不是幾十萬，而是幾百萬。你不能消滅他們全部，你必須嘗試將他們納入我們的政治體系。你必須承認他們為州，與你們所代表的州享有平等地位；你必須承認他們為州，不僅能夠自治，還能參與共和國共同事務的管理。你想過這意味着什麼嗎? 想象一下，如果』天定命運』讓我們吞併了墨西哥，那麼一旦踏上斜坡，就將無法停止。再想象一下，在我們已經擁有的南部各州之外，又增加了十個或十二個熱帶州。這些拉丁裔人民混合了印第安和非洲血統，他們與我們語言不通，沒有共同的傳統、習俗、政治體制和道德規範；想象一下，一、二千萬熱帶人民的參議員和衆議員，坐在國會大廳裏，將他們的智慧、道德、政治觀念和習慣、偏見和激情，投入到這個共和國的命運天平上……想象一下這一切，然後告訴我，你的想象力難道不會從這幅圖景中退縮嗎？」
墨西哥和多米尼加並不是美國擴張史的個案，在整個十九世紀，美國人用同樣的言辭和邏輯，一次又一次的擊敗了帝國主義者的擴張計劃。當然，1898年帝國主義者仍然成功的吞併了夏威夷。不過，這不是因為美國人被說服、壓倒了，而是因為有人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報告，指出夏威夷本地土著人口少（1896年只有近四萬人），外來人口中增長最快的則是葡萄牙移民及其子女，國會認為他們是白人，可以接受，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裏夏威夷將會被「白化」。
在1898年美國佔領菲律賓的時候，種族主義再次顯示出它是美國擴張的障礙。麥金萊總統希望能夠吞併菲律賓，因為它的戰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是這遭到了國會民主黨人的狙擊。當時一位參議員說道:「談論把8000英里外的熱帶國家美國化是無稽之談。我們的人民永遠不會同意這片遙遠土地上的人民在我們國家的事務中有發言權。」一位前副總統則指出，過去美國獲取的領土都「適合我們自己種族的人居住」、「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統治下」，而菲律賓人不懂法治、墮落，「完全不適合自治」，因此不適合加入美國。
美國當時的決策者不得不絞盡腦汁，將種族主義與吞併政策割裂開來。比方說，美國人想過只吞併海軍基地，這樣美國就可以免除對菲律賓居民的任何責任。當這一計劃被認為不可行時，決策者又考慮只佔領呂宋島，把其他島交給其他歐洲列強共治，還想過把菲律賓交還給西班牙。在1898年，麥金萊發出了一項對菲律賓前途的聲明——「我夜復一夜地走在白宮的地板上，直到午夜，先生們，我毫不羞愧地告訴你們，我跪下來，不止一個晚上，我向全能的上帝祈禱，祈求光明和指引。」很難想象一位古代帝王在獲得一塊新領土之後會有麥金萊這樣的苦惱。而且，這種言語似乎並不是麥金萊的虛僞掩飾。日後他私下裏也對旁人說道：「如果老杜威（美國海軍艦隊司令）在消滅西班牙艦隊後就揚長而去，那將給我們省去多少麻煩啊。」
我們能看到，美國人在美西戰爭之後基本上就放棄了帝國主義擴張計劃，這使得美國成為一個有史以來最短命的「帝國」——如果帝國的定義是對異族它鄉的統治，那麼美西戰爭並不是美帝國的開端，而是美帝國的結尾。導致其發生的原由，可以說是種族主義，但如果我們去除其中的歧視含義，也可以說彼時的美國對社會同質性有相當愛好，這也許用十九世紀末的大工業家安德魯•卡內基的一句話可以概述——卡內基有一次在一篇反對美國擴張的文章中說道：「共和國是要保持一個同一的整體、一個團結的民族，還是要成為一個由相距甚遠的異族組成的分散而不連貫的集合體？」這句話既駁斥了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的說法（帝國主義是壟斷資本主義所推動的），也說明了美國這個獨特的政治體和社會在遭遇全球化（不管這個全球化以什麼形式表達出來）的時候，確實有內斂、退縮的傾向（以前我們把美國稱之為「大熔爐」，但是從歷史上看，這個「大熔爐」面向的對象基本上是歐洲白人移民）。
二
讓我們總結一下以上的觀點：從歷史看，美國同時具有開放與封閉兩重性。在一個帝國主義時代「潔身自好」，固然可以說是道德高尚，但也可以說明彼時美國人對自身同質性的偏好之深。
正如亨廷頓所提到的，隨着時間的過去，民族和種族屬性開始從「美國人」的屬性中消失。前者是由於波蘭人、意大利人、猶太人和愛爾蘭人等傳統弱勢群體逐漸被美國主流社會接納，後者則是由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所導致的。
過去我們講民權運動，總強調它的抗爭性質與它引發的社會變遷的劇烈性。但說老實話，民權運動是在相對友好和平穩的社會環境中發生的。這主要指的是二戰之後美國處於不斷的經濟增長中，社會財富分配也更平等，中產階級規模持續擴大，且外國移民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降到新低（使得社會相對同質化），而且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這四個指標都基本上保持在同一平穩曲線上，這使得美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承受民權運動帶來的社會變革。
其情形如下圖：
圖像向我們展示了，上個世紀中葉以後的美國處於一個相當特殊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國際環境要求美國內部保持團結、信心與一致，使得美國人有了改革的動力，同時，持久的經濟繁榮帶來更廣泛的社會變革需求，也使政府更容易支持民權立法。在彼時，社會更平等，中產階級人數比例更大，也使得更多的人更從容，更願意做出妥協。
正是在這種條件下，美國社會進行了一場自我革命，從美國人身份中剔除掉了種族成分，這包括了授予黑人平等地位，也包括在1965年更改移民法，取消了國家配額制度，這不僅在總量上推高了移民人數，並最終使其達到了總人口的14%，也使得美國移民來源更加多樣化，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的移民人數顯著增加。如下圖：
問題在於，促成美國社會變革的有利趨勢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就消失了。在這之後，美國人的民族整合似乎就遇到了困難。1991年，美國自由派歷史學家小阿瑟•M. 施萊辛格就在《美國的分裂》一書中憂心忡忡的指出，美利堅民族的經典形象「大熔爐」正在被差異觀念所取代，多元文化/種族意識正在美利堅民族內部造就新的民族。到了2004年，亨廷頓在《誰是美國人?》一書中也指出，移民的大規模遷入、多元文化政策的實踐與全球化在一起共同解構美國認同，美國出現了許多亞民族/文化群體。兩個人都呼籲要加強美國認同，不能只靠美國信念來聚攏人心。
亨廷頓在他的書裏提到這樣一種可能——如果美國認同沒有得到重整，那麼就可能興起排外的社會政治運動，即「白人本土文化保護主義」。他強調「白人本土文化保護主義並不意味着它的成員會一律是白人而沒有別的種族的人，也不意味着它的目標會完全集中於種族問題。它只是意味着它的成員絕大多數會是白人，以保存或恢復他們心目中的白人美國作為中心目標之一。」這種白人本土文化保護主義跟「新白人民族主義」有很多重疊之處，同老式的種族主義並不相似，其成員並不是社會邊緣人士，而是社會中堅人士。他們不是鼓吹白人至上，而是認為「美國正迅速變成由非白人統治的國家」，因此需要自我保護。亨廷頓猜測，這一運動將如一個全國性特殊利益集團那樣組織起來，它將得到「千百萬非精英白人」的支持，後者有相對剝奪感與受害感。
比亨廷頓略早（2002年），美國政治學家卡羅爾•斯溫在其著作《新白人民族主義》中也給出了近似的預測——「我認為，我們美國正日益面臨着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種族衝突的風險，這種衝突是由一系列強大的社會力量同時匯聚而成的，其中包括人口結構上的變化、種族優惠政策的繼續實施、少數種族期望值的上升、政府繼續實行寬鬆的移民政策，人們日益擔心全球化帶來失業，有些人要求奉行多文化主義。因特網讓見解相似的人更易於彼此認同，形成共同的意見和謀略，來對政治系統施加影響。」這些因素只會有利於「養成白人種族意識和白人民族主義，這將是美國的身份政治的下一個合乎邏輯的階段」。
也就是在同一段時間前後，保守主義評論家帕特•布坎南（一般公認是他在1992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演講吹響了美國文化戰爭的號角）宣稱，「西方文明的危機包括三個迫在眉睫的致命危險：人口減少、文化瓦解和未被抵抗的入侵。」他認為不停到來的移民是一次入侵。他宣布，「如果我們不控制住邊境，到2050年，歐洲裔美國人將成為他們祖先創建和建設的國家的少數民族。沒有一個國家經歷過如此徹底的人口結構轉型並倖存下來。」他呼籲白人進行抵抗。
很顯然，時代在推動某種白人政治運動的發明。
三
2022年5月，YouGov組織在美國進行了一場民調。結果顯示，61%的特朗普支持者贊同「大替代」（great replacement）理論。該理論認為，全球主義者（globalist）或者自由派精英為了一己私利，正在故意推行政策，讓外來移民從文化上和人口上取代本土白人人群的主導地位。同一時期，南方貧困法律中心也做了相同民調，結果是接近一致的（67%的共和黨人支持該理論）。過了兩年，馬薩諸塞州立大學艾莫斯特分校在2024年10月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贊同這一理論的特朗普支持者上升到了72%。
芝加哥安全與威脅項目（Chicago Project on Security and Threats）對因2021年1月6日襲擊美國國會大廈而被逮捕或起訴的716人進行的分析顯示，這些人並不是社會邊緣人士（教育水平、收入與就業情況與大衆無異），他們往往來自白人人口比例下降最快的縣。
以上都可以看成是某種白人情緒的表露。那這種情緒的訴求是什麼呢？是亨廷頓所說的「白人文化保護主義」還是斯溫所說的「白人民族主義」？前者更開放，後者更封閉。前者以文化訴求為中心，後者則維護特定族群（白人）的利益。
就目前而言，願意自稱白人民族主義者的MAGA運動參與者還是很少的，他們中有許多人更願意稱呼自己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一項研究估計，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約佔美國總人口的29%與民主黨人中的15%，但佔共和黨人的54%）——這種主義認為美國是一個由基督徒建立並應倡導基督教價值觀的國家，政府應該為基督教服務。這使得他們看起來像是文化保守主義者，旨在維護某種宗教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在排外。
不過，兩位美國社會學家佩裏和戈爾斯基在《旗幟與十字架》一書中指出，儘管「基督教民族主義」看起來像是一個文化政治運動，但它仍然帶有極強的族群識別功能。他們設計了一個基督教民族主義的量表（讀數越大認同越深），再用這個量表來調查各個群體在不同問題上的看法。
數據顯示，基督教民族主義同白人之間的「受害感」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儘管在基督教民族主義的量表中並沒有出現任何族群因素。還有其他數據顯示，一個美國人信奉基督教民族主義的程度越深，他/她對美國內戰的起因（是否為了廢除奴隸制而戰）、對是否應該移除邦聯旗幟和雕像就越持否定態度，而這些都是典型的南方白人的歷史觀。
佩裏和戈爾斯基還指出，在基督教民族主義的白人信奉者中，基督教本身其實更多的指代的是某種文化傳統（而非宗教信條），比方說一般而言，越虔誠信奉基督教的人，應該對社會公平和平等（保護弱勢群體）問題越在意才對，但是基督教民族主義的白人信奉者恰恰是相反的。數據顯示白人對基督教民族主義的信仰與反社會福利的態度成正比關係。
因此，兩位社會學家認為，「白人基督教民族主義中的基督教一詞往往更像是向受屈部落發出的狗哨，而不是對個人信仰內容的描述」。它更多是一種群體標示的符號。2017年一項對2009年茶黨運動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發現，有許多茶黨的參加者本身並不是虔信基督教的人士（他們上教堂的次數較少或沒有），但與宗教團體人士相比，他們中有更高比例的人相信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而這種態度又主要是由對移民的擔憂產生的。該研究的結論是，這種基督教美國的言辭是一種劃定邊界的微妙手段——「白人基督徒（包括那些名義上的基督徒）將基督教與民族身份結合起來，作為排擠種族和宗教他者的一種手段」。
簡而言之，以上的研究認為，基督教民族主義並非只是一個宗教文化運動，至少有一些人聽到「基督教美國」的時候，想的是「白人美國」。如果是這樣，那麼就出現了下面這個問題：為什麼白人運動會以基督教民族主義的面目出現呢？
首先正如上述研究所示，兩者確有重疊之處。基督教民族主義常強調美國是一個以基督教為核心文化的國家，認為基督教信仰是美國國家認同的基礎。白人民族主義則傾向於將白人文化視為美國文化的核心，而基督教是白人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兩個主義在維護某種傳統或文化純粹性的目標上相互重疊。兩者也都傾向於排斥「他者」，儘管基督教民族主義可能基於宗教而白人民族主義基於種族，但這些「他者」經常是相同的群體，如穆斯林、移民、非白人群體等。
其次，這也許是因為許多白人政治運動的參與者仍然羞於承認自己是「白人民族主義者」（由於美國歷史，這個詞現在仍帶有一定的種族主義意味），所有他們選擇使用一個實踐上文化/民族意味兼具的身份。
最後，我個人認為，這可能跟這種白人政治運動所處的階段有關。當前的美國仍然處在某種早期政治/社會分裂階段，有持普世意識形態的政黨，各族群之間仍然存在相當的交叉聯繫。在這種情況下，各人群還處在摸索可彼此識別的邊界符號的過程中。
台灣歷史人類學家王明珂在研究族群構建過程的時候，觀察道，「即使在體質上毫無差別的人群間，如果主觀上的族群界限存在，則體質上的差異甚至可以被創造出來。人們經常以刺青、拔牙、拉大耳垂來改變身體本身，或者以衣服、飾物來作為身體的延伸。以此，一群人擴大本族與他族『體質外貌』上的差別，從而強化族群邊界。」換句話說，在社會競爭中，有些人群會刻意發明/尋找差異性來突出「他/我」的分別。體質如此，其實文化特徵也是一樣的。我們可以說，當前的白人民族主義仍處在某種「民族發明」階段，其參與者正在尋找各種可勾勒群體邊界的文化符號。
總結
如上所述，我們今天看到的白人民族主義（相對於漫長的歷史週期來說）還處於某種起步/發明階段，但從美國歷史長期而言，卻是某種回潮（現在，「孤立主義」與「美國例外論」這些十九世紀的舊觀念又重新回到了我們的視野，似乎可以看成是歷史回潮的某種顯現）。在美國的成型階段（十九世紀），它體現為某種對對外擴張的抵制，在美國已經多元化的現今，它則體現為對內收縮。
我一直認為，對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最危險的事情不是少數人群鬧獨立、分裂或要求特權，而是多數人群失去平衡心態。奧匈帝國前鑑在前，歷史會重複自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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