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特朗普当选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冲击，今年他重新当选更是如此，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特朗普可能开启了美国政治的新纪元，拜登任期才是一个异常。正如很多人都已经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所掀起的MAGA运动带有比较强的MAKE AMERICA WHITE AGAIN（使美国再白起来）的意味。有些人很惊异，认为这种白人民族主义同美国精神是相违背的，何以引发如此多的美国人的支持。
过去有种很常见的说法是，美国并没有典型意义上的那种民族主义思想，因为美国的立国基础是人们对一系列政治价值观的认同，而不是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这是一块新大陆，得天独厚，不沾染旧世界的因果恩怨。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说，“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命运不是拥有意识形态，而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即“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对美国信念，学者、政治家与社会大众给出的定义都差不多，认为它是一系列政治原则的综合，这包括个人权利、自由、平等、法治、个人主义等。很多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普世国家，谁来到美国并认同这些政治原则，谁就有权成为美国人。
不过，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这本书里犀利地指出，以美国信念作为唯一美国特性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美国并不是胎里就去民族主义化的，在两百年里，美国人从多个角度界定过自己的特性，这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也包括民族与人种，只不过随着时间的过去，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人种与民族属性从美国人的定义中大体消失了，使得现在的美国人才主要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来定义自己。换句话说，美国这个“新世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新。
那“新世界”究竟是新还是旧呢？答案恐怕是：都是。
一方面，美国立国是一场内战的结果，内战的双方都是英国人。一方是不列颠群岛的英国人，另一方则是北美大陆上的英国人。一直到1776年《独立宣言》发布之前，北美大陆会议的口号都是“恢复我们作为英国人的自由”。许多日后的革命者口口声声宣告自己的爱国之心与英国认同。比如弗朗西斯·霍普金森，他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也是美国国旗的设计者。他在1766年说道：“难道我们不属于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吗？身在美洲的我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英格兰人，尽管我们被大西洋的波涛重重隔开，但我们的忠诚依旧。”约翰·亚当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在给妻子阿比盖尔写私信的时候骄傲地说，新英格兰不仅要比美洲其他殖民地优越，也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出一筹。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纯粹的英国血统。
假如说上面这些人都是政客，可能言不由衷，那么1776年6月21日马萨诸塞的一个小镇托普斯菲尔德（Topsfield）的居民在一份要求北美独立的决议中声称：“那时（几年之前）我们还把自己看作是大不列颠国王的快乐子民，那是我们父辈的国土，也是我们的母国。我们曾认为，捍卫大不列颠王室的尊严既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总是出于自愿这么做的，既用我们的生命，也付出我们的财富。”这种言论在彼时的小镇决议上所在皆是。所以当北美的革命者与英国交恶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民族主义动员，只能依赖政治原则作为革命和立国的理由。他们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口号，那界定美国的就是一系列普世性的政治原则，不受民族、宗教、种族与文化的限制，使得美国身份带有极强的开放性。
但另一方面，那个时候的美国建国者恐怕并不都认为，既然这些革命原则是普世的，那美国人资格就应该是普世的。一群人该怎么治理，跟这群人该怎么构成是两码事。比如美国国父之一约翰•杰伊曾说：“感谢上帝，给了我们国家如此团结一致的人民，他们有共同的祖先，讲同样的语言，信仰同一宗教，遵从同样的治理原则，习俗风尚非常相近。”另一位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也说道：“我偏爱我国家的肤色，因为人类天生就有这种偏爱”。事实上，早期的美国建国者跟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并无不同，都认为有一个同质化的社会是民主治理的福音。
而且，不管这些国父怎么想，从那个时代到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几乎都认为，美国是一个白人国家。这个信念是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至于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其建国者在一开始的愿景——杰斐逊曾经在1786年给麦迪逊写信的时候，曾经希望美国的统治能够到达整个南北美洲。他之后在当总统的时候也有相似的表达。但是美国人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多时间里拒绝实现他的愿望。美国可以扩张，但只要地不要人。
过去我们讲十九世纪的美国，总是强调它的扩张主义性格，“昭昭天命”嘛。美国的版土从大西洋东进横跨东西海岸，似乎也确实能证明这一点。但实际上，美国的扩张有一个显著的限制条件，用美国史学家艾瑞克（Eric T. L. Love）的话来说，“蓄意、系统性地把非白人排斥在外，是整个19世纪美国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846年至1848年美墨战争爆发，当时有些美国人认为应该占领整个墨西哥。参议员卡尔霍恩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主张吞并德克萨斯（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多少墨西哥人），但反对吞并整个墨西哥。卡尔霍恩认为，征服墨西哥是“对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体制的破坏”，因为美国“从未将白种人以外的任何种族纳入联邦”，“墨西哥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纯正的印第安人，剩下人口又有很大比例是混血儿”。让他们加入，无异于将腐败或某种可怕的传染病引入美国。另外一名参议员则宣称，美国不希望与墨西哥人民有任何“令人遗憾的合并”，“我们想要的只是他们名义上拥有的一部分领土，这部分领土一般无人居住，即使有人居住，也是人烟稀少，而且人口很快就会减少，或向我们看齐。”他们这些看法导致最终美国只割占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放弃了占领墨西哥全境的计划。
1869年，格兰特政府打算购买整个多米尼加共和国（以便获得合适的海军基地，格兰特还私下里打算把所有的国内黑人都迁徙到这个岛上去），根据政府代表与多米尼加政府签订的条约，多米尼加公民会成为美国公民，共和国也会成为美国的一个邦。但是条约在提交国会审核的时候被驳回了，一位参议员说道：“收购和占有这些热带国家,并接纳难以同化的居民,将严重违背我们共和政体的本质，这将大大加剧我们原本就不得不面对的种族问题。由于气候条件,这些热带岛屿永远不可能成为日耳曼血统人民的定居地。这个联邦共和国不能在不损害其原则的情况下，以武力统治这些岛屿，而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人口也不值得信任，不能让他们参与管理我们的国家”。他重点指出，吞并多米尼加，只会加剧国家现有的种族问题，并揭开旧伤疤。即使格兰特自己的国务卿私下里的意见也是“尽管美国可能吞并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并习惯自治的国家,但拉丁人种加入美国……只会是多年冲突和无政府状态的开端。”
一名参议员告诫他的同僚：“（想象一下）您吞并了西印度群岛的其余部分，越来越多，不是几十万，而是几百万。你不能消灭他们全部，你必须尝试将他们纳入我们的政治体系。你必须承认他们为州，与你们所代表的州享有平等地位；你必须承认他们为州，不仅能够自治，还能参与共和国共同事务的管理。你想过这意味着什么吗? 想象一下，如果’天定命运’让我们吞并了墨西哥，那么一旦踏上斜坡，就将无法停止。再想象一下，在我们已经拥有的南部各州之外，又增加了十个或十二个热带州。这些拉丁裔人民混合了印第安和非洲血统，他们与我们语言不通，没有共同的传统、习俗、政治体制和道德规范；想象一下，一、二千万热带人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坐在国会大厅里，将他们的智慧、道德、政治观念和习惯、偏见和激情，投入到这个共和国的命运天平上……想象一下这一切，然后告诉我，你的想象力难道不会从这幅图景中退缩吗？”
墨西哥和多米尼加并不是美国扩张史的个案，在整个十九世纪，美国人用同样的言辞和逻辑，一次又一次的击败了帝国主义者的扩张计划。当然，1898年帝国主义者仍然成功的吞并了夏威夷。不过，这不是因为美国人被说服、压倒了，而是因为有人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夏威夷本地土著人口少（1896年只有近四万人），外来人口中增长最快的则是葡萄牙移民及其子女，国会认为他们是白人，可以接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夏威夷将会被“白化”。
在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的时候，种族主义再次显示出它是美国扩张的障碍。麦金莱总统希望能够吞并菲律宾，因为它的战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是这遭到了国会民主党人的狙击。当时一位参议员说道:“谈论把8000英里外的热带国家美国化是无稽之谈。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同意这片遥远土地上的人民在我们国家的事务中有发言权。”一位前副总统则指出，过去美国获取的领土都“适合我们自己种族的人居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下”，而菲律宾人不懂法治、堕落，“完全不适合自治”，因此不适合加入美国。
美国当时的决策者不得不绞尽脑汁，将种族主义与吞并政策割裂开来。比方说，美国人想过只吞并海军基地，这样美国就可以免除对菲律宾居民的任何责任。当这一计划被认为不可行时，决策者又考虑只占领吕宋岛，把其他岛交给其他欧洲列强共治，还想过把菲律宾交还给西班牙。在1898年，麦金莱发出了一项对菲律宾前途的声明——“我夜复一夜地走在白宫的地板上，直到午夜，先生们，我毫不羞愧地告诉你们，我跪下来，不止一个晚上，我向全能的上帝祈祷，祈求光明和指引。”很难想象一位古代帝王在获得一块新领土之后会有麦金莱这样的苦恼。而且，这种言语似乎并不是麦金莱的虚伪掩饰。日后他私下里也对旁人说道：“如果老杜威（美国海军舰队司令）在消灭西班牙舰队后就扬长而去，那将给我们省去多少麻烦啊。”
我们能看到，美国人在美西战争之后基本上就放弃了帝国主义扩张计划，这使得美国成为一个有史以来最短命的“帝国”——如果帝国的定义是对异族它乡的统治，那么美西战争并不是美帝国的开端，而是美帝国的结尾。导致其发生的原由，可以说是种族主义，但如果我们去除其中的歧视含义，也可以说彼时的美国对社会同质性有相当爱好，这也许用十九世纪末的大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的一句话可以概述——卡内基有一次在一篇反对美国扩张的文章中说道：“共和国是要保持一个同一的整体、一个团结的民族，还是要成为一个由相距甚远的异族组成的分散而不连贯的集合体？”这句话既驳斥了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说法（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所推动的），也说明了美国这个独特的政治体和社会在遭遇全球化（不管这个全球化以什么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确实有内敛、退缩的倾向（以前我们把美国称之为“大熔炉”，但是从历史上看，这个“大熔炉”面向的对象基本上是欧洲白人移民）。
二
让我们总结一下以上的观点：从历史看，美国同时具有开放与封闭两重性。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洁身自好”，固然可以说是道德高尚，但也可以说明彼时美国人对自身同质性的偏好之深。
正如亨廷顿所提到的，随着时间的过去，民族和种族属性开始从“美国人”的属性中消失。前者是由于波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等传统弱势群体逐渐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后者则是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所导致的。
过去我们讲民权运动，总强调它的抗争性质与它引发的社会变迁的剧烈性。但说老实话，民权运动是在相对友好和平稳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这主要指的是二战之后美国处于不断的经济增长中，社会财富分配也更平等，中产阶级规模持续扩大，且外国移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降到新低（使得社会相对同质化），而且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四个指标都基本上保持在同一平稳曲线上，这使得美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承受民权运动带来的社会变革。
其情形如下图：
这些图像向我们展示了，上个世纪中叶以后的美国处于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国际环境要求美国内部保持团结、信心与一致，使得美国人有了改革的动力，同时，持久的经济繁荣带来更广泛的社会变革需求，也使政府更容易支持民权立法。在彼时，社会更平等，中产阶级人数比例更大，也使得更多的人更从容，更愿意做出妥协。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美国社会进行了一场自我革命，从美国人身份中剔除掉了种族成分，这包括了授予黑人平等地位，也包括在1965年更改移民法，取消了国家配额制度，这不仅在总量上推高了移民人数，并最终使其达到了总人口的14%，也使得美国移民来源更加多样化，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人数显著增加。如下图：
问题在于，促成美国社会变革的有利趋势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就消失了。在这之后，美国人的民族整合似乎就遇到了困难。1991年，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小阿瑟•M. 施莱辛格就在《美国的分裂》一书中忧心忡忡的指出，美利坚民族的经典形象“大熔炉”正在被差异观念所取代，多元文化/种族意识正在美利坚民族内部造就新的民族。到了2004年，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一书中也指出，移民的大规模迁入、多元文化政策的实践与全球化在一起共同解构美国认同，美国出现了许多亚民族/文化群体。两个人都呼吁要加强美国认同，不能只靠美国信念来聚拢人心。
亨廷顿在他的书里提到这样一种可能——如果美国认同没有得到重整，那么就可能兴起排外的社会政治运动，即“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他强调“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并不意味着它的成员会一律是白人而没有别的种族的人，也不意味着它的目标会完全集中于种族问题。它只是意味着它的成员绝大多数会是白人，以保存或恢复他们心目中的白人美国作为中心目标之一。”这种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跟“新白人民族主义”有很多重叠之处，同老式的种族主义并不相似，其成员并不是社会边缘人士，而是社会中坚人士。他们不是鼓吹白人至上，而是认为“美国正迅速变成由非白人统治的国家”，因此需要自我保护。亨廷顿猜测，这一运动将如一个全国性特殊利益集团那样组织起来，它将得到“千百万非精英白人”的支持，后者有相对剥夺感与受害感。
比亨廷顿略早（2002年），美国政治学家卡罗尔•斯温在其著作《新白人民族主义》中也给出了近似的预测——“我认为，我们美国正日益面临着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种族冲突的风险，这种冲突是由一系列强大的社会力量同时汇聚而成的，其中包括人口结构上的变化、种族优惠政策的继续实施、少数种族期望值的上升、政府继续实行宽松的移民政策，人们日益担心全球化带来失业，有些人要求奉行多文化主义。因特网让见解相似的人更易于彼此认同，形成共同的意见和谋略，来对政治系统施加影响。”这些因素只会有利于“养成白人种族意识和白人民族主义，这将是美国的身份政治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阶段”。
也就是在同一段时间前后，保守主义评论家帕特•布坎南（一般公认是他在199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演讲吹响了美国文化战争的号角）宣称，“西方文明的危机包括三个迫在眉睫的致命危险：人口减少、文化瓦解和未被抵抗的入侵。”他认为不停到来的移民是一次入侵。他宣布，“如果我们不控制住边境，到2050年，欧洲裔美国人将成为他们祖先创建和建设的国家的少数民族。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如此彻底的人口结构转型并幸存下来。”他呼吁白人进行抵抗。
很显然，时代在推动某种白人政治运动的发明。
三
2022年5月，YouGov组织在美国进行了一场民调。结果显示，61%的特朗普支持者赞同“大替代”（great replacement）理论。该理论认为，全球主义者（globalist）或者自由派精英为了一己私利，正在故意推行政策，让外来移民从文化上和人口上取代本土白人人群的主导地位。同一时期，南方贫困法律中心也做了相同民调，结果是接近一致的（67%的共和党人支持该理论）。过了两年，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艾莫斯特分校在2024年10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赞同这一理论的特朗普支持者上升到了72%。
芝加哥安全与威胁项目（Chicago Project on Security and Threats）对因2021年1月6日袭击美国国会大厦而被逮捕或起诉的716人进行的分析显示，这些人并不是社会边缘人士（教育水平、收入与就业情况与大众无异），他们往往来自白人人口比例下降最快的县。
以上都可以看成是某种白人情绪的表露。那这种情绪的诉求是什么呢？是亨廷顿所说的“白人文化保护主义”还是斯温所说的“白人民族主义”？前者更开放，后者更封闭。前者以文化诉求为中心，后者则维护特定族群（白人）的利益。
就目前而言，愿意自称白人民族主义者的MAGA运动参与者还是很少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更愿意称呼自己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一项研究估计，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9%与民主党人中的15%，但占共和党人的54%）——这种主义认为美国是一个由基督徒建立并应倡导基督教价值观的国家，政府应该为基督教服务。这使得他们看起来像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旨在维护某种宗教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在排外。
不过，两位美国社会学家佩里和戈尔斯基在《旗帜与十字架》一书中指出，尽管“基督教民族主义”看起来像是一个文化政治运动，但它仍然带有极强的族群识别功能。他们设计了一个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量表（读数越大认同越深），再用这个量表来调查各个群体在不同问题上的看法。
数据显示，基督教民族主义同白人之间的“受害感”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尽管在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量表中并没有出现任何族群因素。还有其他数据显示，一个美国人信奉基督教民族主义的程度越深，他/她对美国内战的起因（是否为了废除奴隶制而战）、对是否应该移除邦联旗帜和雕像就越持否定态度，而这些都是典型的南方白人的历史观。
佩里和戈尔斯基还指出，在基督教民族主义的白人信奉者中，基督教本身其实更多的指代的是某种文化传统（而非宗教信条），比方说一般而言，越虔诚信奉基督教的人，应该对社会公平和平等（保护弱势群体）问题越在意才对，但是基督教民族主义的白人信奉者恰恰是相反的。数据显示白人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信仰与反社会福利的态度成正比关系。
因此，两位社会学家认为，“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中的基督教一词往往更像是向受屈部落发出的狗哨，而不是对个人信仰内容的描述”。它更多是一种群体标示的符号。2017年一项对2009年茶党运动的研究也有相似的发现，有许多茶党的参加者本身并不是虔信基督教的人士（他们上教堂的次数较少或没有），但与宗教团体人士相比，他们中有更高比例的人相信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这种态度又主要是由对移民的担忧产生的。该研究的结论是，这种基督教美国的言辞是一种划定边界的微妙手段——“白人基督徒（包括那些名义上的基督徒）将基督教与民族身份结合起来，作为排挤种族和宗教他者的一种手段”。
简而言之，以上的研究认为，基督教民族主义并非只是一个宗教文化运动，至少有一些人听到“基督教美国”的时候，想的是“白人美国”。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出现了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白人运动会以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呢？
首先正如上述研究所示，两者确有重叠之处。基督教民族主义常强调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核心文化的国家，认为基督教信仰是美国国家认同的基础。白人民族主义则倾向于将白人文化视为美国文化的核心，而基督教是白人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主义在维护某种传统或文化纯粹性的目标上相互重叠。两者也都倾向于排斥“他者”，尽管基督教民族主义可能基于宗教而白人民族主义基于种族，但这些“他者”经常是相同的群体，如穆斯林、移民、非白人群体等。
其次，这也许是因为许多白人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仍然羞于承认自己是“白人民族主义者”（由于美国历史，这个词现在仍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意味），所有他们选择使用一个实践上文化/民族意味兼具的身份。
最后，我个人认为，这可能跟这种白人政治运动所处的阶段有关。当前的美国仍然处在某种早期政治/社会分裂阶段，有持普世意识形态的政党，各族群之间仍然存在相当的交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各人群还处在摸索可彼此识别的边界符号的过程中。
台湾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在研究族群构建过程的时候，观察道，“即使在体质上毫无差别的人群间，如果主观上的族群界限存在，则体质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被创造出来。人们经常以刺青、拔牙、拉大耳垂来改变身体本身，或者以衣服、饰物来作为身体的延伸。以此，一群人扩大本族与他族‘体质外貌’上的差别，从而强化族群边界。”换句话说，在社会竞争中，有些人群会刻意发明/寻找差异性来突出“他/我”的分别。体质如此，其实文化特征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当前的白人民族主义仍处在某种“民族发明”阶段，其参与者正在寻找各种可勾勒群体边界的文化符号。
总结
如上所述，我们今天看到的白人民族主义（相对于漫长的历史周期来说）还处于某种起步/发明阶段，但从美国历史长期而言，却是某种回潮（现在，“孤立主义”与“美国例外论”这些十九世纪的旧观念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似乎可以看成是历史回潮的某种显现）。在美国的成型阶段（十九世纪），它体现为某种对对外扩张的抵制，在美国已经多元化的现今，它则体现为对内收缩。
我一直认为，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最危险的事情不是少数人群闹独立、分裂或要求特权，而是多数人群失去平衡心态。奥匈帝国前鉴在前，历史会重复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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