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美國會走向內戰嗎？——「新白人意識」的興起，與民族國家的帝國轉向

鄭非，學術躺平主義者，任教於上海政法學院，對族群政治研究頗感興趣，著有《帝國的技藝》、《帝國的失敗》二書

1991年，美國自由派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美國的分裂》一書指出，美利堅民族的經典形象—— 「大熔爐」——正在被差異觀念所取代，多元文化/種族意識正在美利堅民族內部造就新的民族。二十年後（2010年），格倫•貝克（Glenn Beck），一個著名的美國右翼新聞主持人，在林肯紀念堂的台階上舉行大型集會，也說道：「我們是一個民族。但老實說，……我們正在分裂我們自己，這個國家的仇恨與日俱增」。又過了十二年（2022年），佐治亞州的共和黨衆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提出了一個「國家離婚」（National Divorce）的口號，這指的是將美國分成「紅州國」和「藍州國」。民調顯示，有近20%的美國民衆贊同格林的這一提議。

老實說，美國政治極化的形勢是如此的明顯，以至於誰都可以看得出來美國會有很多的內部矛盾。問題在於，這種內部矛盾會走到哪一步呢？

以下我們就將討論這個問題。

一、內戰的五個條件

有人認為美國將來會爆發內戰。

2021年由佐格比國際（John Zogby）做的全國調查顯示，有46%的美國人認為未來可能會爆發內戰。將近一年之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的一項研究顯示，50%的美國人仍然做如是想。而這並不只是老百姓在政治形勢下受驚嚇的反應，嚴肅的學者也在考慮這個可能。比如在美國政治學家芭芭拉•沃爾特（Barbara F. Walter）看來，美國距離第二次內戰確實並不太遙遠。而她確實是內戰研究領域的重要專家之一。

在其2022年出版的著作《內戰是如何開始的》（How Civil Wars Start）中，沃爾特給出了內戰爆發的五個關鍵指標：

1. 無支配體制（Anocracy）：這是民主制與專制政體中間的政體形態。在這種政體下，國家體制並不壟斷權力的合法性，而是山頭林立，不同的精英群體競逐權力。沃爾特指出，純粹的專制國家和純粹的民主國家通常都能控制國內政治暴力，但是「半民主國家」往往做不到這點，它們經歷政治暴力或內戰的可能性是專制國家的兩倍，民主國家的三部。

2. 派系的崛起：此派系爭鬥並非普通黨爭的代名詞，而指的是一國之內政治極化，社會並不是僅僅沿着意識形態界限發生分裂，而是根據不同的種族、族群或宗教認同糾合成對立的派系。當這種現象出現之後，政治不穩定就隨之而來。因為這些黨派、派別以身份認同為基礎，往往非常僵硬，不妥協。這些派系往往以某種怨恨集結在一起，其內部的政治文化鼓勵對領導人的忠誠，而非對政策問題的討論，其運作廣泛使用與身份認同相關的符號與言語。根據美國社會學家安德烈亞斯·威默（Andreas Wimmer）的大數據研究，一旦這些類型的派系在一個國家出現，那麼該國發生內戰的可能性就幾乎翻了一番。如果該國在當時正處於無支配體制下，那麼它發生政治動亂的可能性就要高出30倍。

   在這裏還要提到一種人——所謂「族群企業家」（ethnic entrepreneurs），就是從煽動種族、族群或宗教對立中獲利的人。他們從社會的分裂中看到機會，利用媒體或建立組織，努力向目標人群灌輸種族、族群或宗教上的「優越感」，以及他們正面臨來自外部群體的威脅，必須在企業家的領導下團結自存。不同派系的「企業家」可以相互合作，利用彼此的極端主義言辭來動員各自的基本群衆。他們的存在是派系主義的重要標誌。

3. 失去特權：沃爾特指出，如果人們曾經掌握了權力，卻眼睜睜地看着權力流失，那麼他們特別有可能去發動暴力抗爭。政治學家把這種現象稱為「降級」。「人們可能會忍受多年的貧困、失業和歧視。他們可能接受劣質的學校、差勁的醫院和被忽視的基礎設施。但有一件事是他們不能容忍的： 在一個他們認為是屬於自己的地方失去地位。在 21 世紀，最危險的派系是面臨衰落前景的主導集團。」 換句話說，當一個社會的人口結構發生或者將要發生大的變化，那麼「土地之子」就很可能以暴力回應之。

4. 失去希望：這指的是當人們對現有體制及未來的改善失去信心的時候，他們容易選擇暴力作為一種突破現狀的途徑。

5. 助燃劑因素：這主要指的是現代社交媒體平台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沃爾特給出了幾個數據——數據表明，在網絡傳媒上，每使用一個道德或情感詞彙就會導致消息轉發量增加 20%，表現出「憤怒異議」的帖子收到的讚和分享幾乎是其他內容類型的兩倍。現代社交媒體成了大型的情緒集中器。這就使得有心人可以利用這點發動虛假宣傳運動。沃爾特評論道，「社交媒體是每個族群企業家的夢想」、使得他們可以進行針對性的宣傳，籌集資金，組織人手。「最具侵略性和最厚顏無恥的聲音淹沒了其他所有人」。同時，社交媒體的算法也鼓勵形成大大小小的「信息繭房」，那些價值觀或觀點不同的人進行交互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這就導致了社會撕裂。

沃爾特認為，當前的美國滿足所有這五個指標的要求：① 「polity 5」數據集在2021年1月份將美國的得分從+ 7降到+ 5，這意味着美國的政治已經進入了某種無支配體制，並認為美國正處於政治不穩定的高風險區；②美國政治已經進入一個身份政治時代，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分歧不再只是意識形態上的，而且也是種族和文化上的。民主黨的組成雖然同美國的人口結構一致，但90%的共和黨員都是白人，且深受福音派基督徒的影響；③美國的人口結構即將發生大的變化。根據美國的人口普查數據，在過去的十年裏，拉美裔和亞裔人口增長了43% ，而白人人口只增長了6% 。到現在為止，非拉丁裔的白人佔全國總人口的61%。估計到2045年左右，白人不再將是多數族群，而且「美國白人現在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東北部、中西部和山區各州的農村地區，而非白人往往集中在城市地區、南部和沿海地區。」而且，白人對少數族群的怨恨處於明顯的增加過程中；④大量白人選民已經對政治過程失去了信念，最近的調查數據顯示，33% 的民主黨人和 36% 的共和黨人認為使用暴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合理的」。而在2017 年，兩黨中只有 8% 的人有同樣的感受；⑤ 「驕傲男孩」、「百分之三」和「誓言守護者」這樣的極端團體在網上浮現。

總之，沃爾特認為，美國已經具備了內戰的條件。

二、「新白人意識」的出現

當然，沃爾特這個判斷也有可能過激。有些批評家就指出，美國不太可能發生十九世紀那種南北戰爭式的內戰，因為當代美國並不存在明顯的地區分裂，相當多的州內部都存在城市和鄉村的差異（進步派主導着城市，而保守人士則居住在鄉村社區）。由於缺乏獨特/統一的地域劃分，就限制了敵對的幾方大規模組織人馬的能力。要衝突，也只會是地區內、片段化的衝突。而且，沃爾特的這五個指標都是從發生內戰的不發達國家中觀察而得的，這些國家往往法治不健全、公共服務匱乏、腐敗和貧窮，美國顯然不是這樣。

這些批評家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即使我們承認沃爾特的判斷過於誇張，美國很可能不會走到那種極端地步，那麼也無法迴避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有人在認真討論內戰的可能性的話，是不是本身就意味着美國的國家/民族分裂已經到一定份上了呢？

我個人認為，在沃爾特的五個指標中，至少有一個指標——派系的崛起——值得相當關注。這是因為在近二十年內來，影響最大、最引人注目的現象莫過於「白人民族主義」（White nationalism）的出現。對一個國家的統一來說，核心人群的自我封閉，比起邊緣人群的分離主義，是要危險的多的。

美國人自己，可能是身在廬山中的緣故，對「白人民族主義」的看法有些偏頗（或者說視角不同）。美國的自由派乾脆對「白人民族主義」這個詞彙嗤之以鼻，覺得更合適的概念是「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y）。換句話說，他們認為所謂白人民族主義只是種族主義者的僞裝。而在很多美國保守派看來，撕裂美國社會的是自由派提倡的多元文化主義，是批評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白人社會的反應是從意識形態層面做出的應激舉動。不管他們的分歧如何，雙方其實有一個共識，那就是不把「白人民族主義」當成一種民族主義運動來看。

出現這種認知當然是有理由的。考慮到白人過去在美國社會中的主導地位，考慮到他們占人口數量上的多數，使得白人就是「標準美國人」，在大多數情況下，白人從未需要像其他少數族群那樣需要調和族群身份和美國身份之間的衝突。所以在過去，白人確實不會發展出什麼白人民族政治認同。在20世紀90年代，根據學者研究，只有15%的美國白人表現出強烈的族群身份認同（其中，又只有5%的美國白人首先認為自己是白人，其次才是美國人）。

但是這種認知是一個已逝去時代的遺留。美國學者阿什利•賈迪納（Ashley Jardina）在2019年出版了《白人身份政治》（White Identity Politics）一書，在該書中她利用大量數據（主要是「美國國家選舉研究」數據庫，ANES），對白人身份及其集體政治行為進行了詳盡的分析。

她的第一個研究結論是，至少到了2016年，美國白人的族群認同大大增加，達到了其人口的30%到40%。

她的第二個研究結論是，這種新白人意識同老式的種族主義是有差別的。種族主義者的重心在於對其他種族的偏見或仇恨，而新白人意識則強調的是群體的自保，即隨着國家變得更加多樣化，這些人日益將白人看成是一個具有特定利益的獨特政治群體，而非單純的「主流」，他們要求國家政策向他們傾斜。

這種新白人意識同種族仇恨之間仍然存在微弱的相關性（相關係數在0.13-0.23之間）。但是，賈迪納通過數據分析發現，具有這種新白人意識的人所具有的政策偏好跟傳統種族主義者確實有一些不同。比方說，這些「新白人」並不反社會福利政策（而美國的白人種族主義者是反對的，將之視為對黑人的一種補貼），而是希望在社會福利中獲取對己有利的一份。再比方說，他們也不反對平權法案（肯定性行動）。「他們並不同意共和黨的傳統立場，即聯邦干預應該是稀缺的，支出應該是有限的。」他們的偏好在反對移民，反對自由貿易。所以，賈迪納得出結論——「白人身份不是由種族仇恨來定義的，而且認同自己種族群體的白人也不是簡單的偏執狂。」

此外，賈迪納發現，過去我們認為白人下層階級和南方白人具有最強的白人意識。但是數據顯示，一個地方的白人意識水平同該地方的失業率上升、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減少並無多少相關關係，這些年白人意識的上升也不侷限在美國南方，而是各地皆有幾乎相等幅度。這顯示美國白人意識的上升並不簡單是一個階級現象、地理現象，而是一個整體現象。賈迪納特意指出，「事實上，有許多具有高度種族意識的白人，他們在經濟上是安全的，並且處於白領工作的位置。」

那為什麼美國的白人意識會上升呢？賈迪納認為，這無法從具體白人的個人境遇上得到解釋，而是一個群體應激反應。「從移民開始，再加上人口結構變化和奧巴馬當選，都對白人的主導地位構成了強大的威脅。因此，白人身份現在被激活了，並且與政治相關」。

《白人身份政治》一書的開始，就引用了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一段話，如下：

「一個人的身份只有在受到威脅時才會受到質疑，當強者開始衰落，或當可憐的人開始崛起，或者當陌生人進入大門時（此後永遠不再成為陌生人）：陌生人的存在使你自己成為了陌生人。」

我覺得這段話可以用作賈迪納中心思想的總結。

三、歷史上的先例？——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民族

如上所述，賈迪納傾向於將新生的白人民族主義看成是白人族群的自保反應，而不只是老式的白人至上主義的復刻。有些批評者認為，這種區分並無意義，因為只要白人族群想要維護自己的特權與主導權，那就必然要維持白人至上，表現出種族歧視。

我個人覺得，這種區分還是有意義的。從很多情況上來看，白人至上主義者多志在原有社會中維護自己階級等級的優越性（如在老南方和舊南非），而白人民族主義的指向則可能是多向的。在一個多元國家裏面，當原有的主導族群的族群意識被喚醒之後，其戰略方向很可能是內斂的，而不是一切重歸舊章。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歷史上有過先例啊。這個先例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末年治下的奧匈帝國。

德意志人是哈布斯堡帝國中最大的單一人群（大概佔總人群的兩成以上）。在帝國中，德意志文化發揮着首要影響力。德語是宮廷、軍隊高級軍官和市鎮人民的語言，各地的商人、知識分子和貴族通常也會講德語。他們並沒有侷限在奧地利本土，而是廣泛分布在帝國不同地區，同其他族裔的人口混居在一起。

作為帝國的主導人群，在一開始，德意志人也沒有所謂的「德意志人意識」，他們有很強的王朝認同，將自己首先看成是王朝子民。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奧地利的「德意志人」基本上是文化定義的（而非血緣、種族），誰能講德語、熟悉德意志文化，就能歸化為德意志人。有學者的觀察是，在19世紀，德意志人是帝國所有民族中最缺乏民族主義傾向的。

在統治者一方，哈布斯堡的君主們也有相當的超民族自覺。其中一位王朝成員，阿爾伯特大公（弗蘭茨約瑟夫一世的堂兄），曾經說道：「在一個由許多種族和民族居住的多重帝國中，王朝絕不允許將自己專門分配給其中一個。就像一個好母親一樣，它必須對所有孩子表現出同等的愛，不去疏離任何一方。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 」。匈牙利學者雅西對此的評論是：「哈布斯堡家族以一種超民族的方式感受和思考，這是由他們極其複雜的血統混合、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以及其王朝極其多樣化的種族構成所造成的。」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奧地利的德意志人開始日益意識到自己的德意志身份了。這可能是因為隔壁德意志帝國的興起，讓他們有了模範和嚮往。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帝國皇帝約瑟夫一世一再對帝國內的少數民族妥協，從而既傷害了奧匈國家，也日益威脅到了德意志人的特權與既有主導地位。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897年，奧地利當時的首相巴德尼頒布法令，要求在未來的幾年裏，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公務員必須能夠同時使用德語和捷克語工作。這個命令釀成了帝國末期最嚴重的政治危機，引來了德意志人鋪天蓋地的反對（這是因為德意志人多半隻會德語，而有志於成為公務員的捷克人則多半是雙語使用者，這就等於把該地區的行政體系交給捷克人）。到最後，巴德尼只好辭職了事，該項法令也被廢除。

在1871年，德意志人還不希望「自稱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因為這樣一來，就會把他們放到和捷克民族主義者相等同的對立位置」。但是，從與捷克人的爭吵之中，「一種新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在波希米亞應運而生，它受到組織更優、經驗更豐富的捷克民族主義者影響，反過來又向他們學習。」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德意志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了一種現實。

這種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眼光是內斂的，要求保護其特權，為此不惜分裂國家。他們在議會上與捷克人爭吵，在大街上與捷克人鬥毆。當時有位外交官寫下報告，說：「德意志元素，始終是奧地利境內最強的膠黏物，如今卻已成為促成奧地利分解的最有力東西。」比方說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在1882年提出了所謂林茨計劃（Linz Program）。這個計劃的主要主張，是要再德意志化奧地利，以及與匈牙利「離婚」——將加利西亞等地讓給匈牙利，乾脆切斷與匈牙利的國家間制度聯繫。在宣言中，起草人說道：「我們抗議一切將奧地利變成斯拉夫國家的企圖。我們將繼續支持保留德語作為官方語言，並反對擴大聯邦制。」而這種德意志民族主義不可能不反過來刺激其他少數民族。

你看，在奧匈帝國這個案例上，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反應是向內撤退，將自己看作是一個特殊利益集團，尋求分裂。而當德意志人失去了對哈布斯堡國家的信心時，這個國家其實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從這個歷史先例看，瑪喬麗·格林的「國家離婚」說就很像是美國保守派的「林茨計劃」計劃。

四、美國精神的收縮

當然，格林也許是在譁衆取寵，而贊成國家離婚的美國人畢竟只是少數。但是，它確實隱隱約約的提出了一種歷史可能方向。這種方向就是隨着美國白人意識的進一步覺醒，那種開放性的美國精神進一步收縮，美國的其他族群在此帶動下也各自進行自己的民族建設，於是美國的政治進一步內卷。

到目前為止，美國的政治一直是奠基在個人主義原則之上的——政治的基礎是個人以及個人作出的選擇，而種族、宗教、階級、性別等等界定他（她）社會身份的東西，與其政治權利無關。不管它在現實層面是否完全落實，但在原則和理想上，它還是堅持住了的。

但這一個人主義原則正在美國社會中同時受到左右、少數與多數人群的威脅。在未來也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在地域上的，在制度中，應該在美國社會內部執行某種民族認定程序，國家政策的制定、財政與社會資源的分配應該考慮民族因素，以隔離各民族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

美國學者庫馬爾（Krishan Kumar）有一個精彩的說法，說盡管我們現在把民族國家看成是帝國的反面對照物，但究其根本，現在每一個民族國家在過去差不多都是一個帝國，其形成是成功的征服、殖民與國家建設的結果。但是庫馬爾沒有說出的是，帝國與民族國家之間很可能並不只是一個單向轉換的關係。如果帝國可以經國家建設轉為民族國家，那麼民族國家有沒有可能由於政治衰敗化為「帝國」呢？（實際上庫馬爾這句話也意味着，國家建設這回事，是成則民族國家，敗則帝國分裂。）

美國會不會染上哈布斯堡病，衰敗成一個「帝國」呢？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