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業大亨到電視名人，從當選到落選美國總統，這次特朗普（川普，Donald Trump）再度的當選，使他成為美國史上第二位任期不連續的美國總統，上一位是民主黨的第22、24任（1893-1897）總統克里夫蘭（Stephen Grover Cleveland），而相隔131年相似的劇本再次重演，原因也都與美國經濟狀況有關聯。更巧合的是，克里夫蘭的下一任總統共和黨籍的麥金里（William McKinley）正是以高關稅政策贏得大選，他跟特朗普都一致認為關稅能夠拯救美國經濟，並保護美國工業。而當時美國經濟也的確在麥金里執政時期快速增長，增添支持者對特朗普的期待。
向19世紀末的總統學習經濟智慧的特朗普，第三次競選總統更顯得駕輕就熟，掌握選舉議題關鍵，更擅長用簡單易懂的語言說服選民他才是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即便拜登（Joe Biden）於今年7月21日宣布退選，賀錦麗（Kamala Harris）出人意料的迅速集結反川、恐川力量，並且在第一次辯論後取得民調領先優勢。但是特朗普並沒有因此被打的節節敗退。反而時間一拉長，賀錦麗無法趁勝追擊，發言趨向保守而謹慎，讓選民感覺她只是在打安全牌，而沒有勇氣與魄力解決美國最深沉的困境。不論是美國製造業的流失，非法移民的濫用福利，還是物價不斷上漲的痛苦，都不見她提出深得人心的作法。
賀錦麗律師出身，一路擔任州檢察總長、當選參議員一屆就獲得奧巴馬（歐巴馬，Barack Obama）的推薦而當了拜登的副總統，這種看似人生勝利組的經歷，自然反應在她的形式風格上——保守而謹慎，既然民調已經領先，何以要大膽進擊？
而歷經落選、槍擊與民調翻轉的特朗普則不同，仍然一派自信，按照自己的節奏進行選戰，說服選民美國糟透了，而他是唯一能挽救大局的人。按照蓋洛普9月16至28日的民調列出本次選舉最受註冊選民關注的五大議題，依序是：經濟（90%）、美國民主（85%）、國家安全與恐怖主義、（83%）、高等法院法官人選（79%）以及移民（72%），即可知道何以特朗普要提出關稅救經濟的口號，除最吸睛外也最符合其形象設定。
物價、通膨、移民的過與失
選舉政見的關鍵，在於說服選民相信「可行」而轉化為選票，而非真的「有效」、或是否會造成災難。而沒有連任壓力的特朗普更是了然於胸，盡情地開出各式免稅的支票。美國學界對於關稅救經濟的論戰不休，這正好為特朗普拉抬聲勢，關稅的討論度愈高，對特朗普的支持度越是有正面的效果。顯然選民對特朗普又加碼「關稅換所得稅」相當買單。
雖然難以想像此政見如何落實——因為用關稅代替所得稅會嚴重打擊中低收入美國人，而不受物價影響的高收入者則省了巨額稅款——不過，對特朗普而言，選票比事實重要。過去建國之初美國並沒有個人所得稅的徵收，有了歷史的根據使得特朗普的減稅政策不僅受到市場的歡迎，一般大眾也認為能緩解當前美國通貨膨脹所帶來生活的痛苦。很顯然的，特朗普明確的勝出再次顯現，儘管拜登政府的經濟表現不論在 GDP 增長、降低通貨膨脹與增進就業人口都有好的成績，但是漂亮的經濟數據不能帶來一場選舉勝利，因為那未必是廣大選民的感受。
比較兩位總統候選人處理高物價問題的說法，特朗普直接給「結論」說他會讓物價下降，而賀錦麗則是給「做法」，禁止食品和雜貨的漲價行為。很明顯的，特朗普掌握選民的結果論，選民只想要好的結果，怎麼做、做了會有什麼後果，通通不在大部分選民的關心範圍。所以特朗普不需要提出任何降低價格的政策建議，他不在乎價格下跌必須透過大規模的經濟衰退才能實現，因為那都是當選之後才需由財政部長去傷腦筋的事。相對賀錦麗的提案雖然較為具體，卻也被檢驗是否做得到，因為禁止食品和雜貨的漲價，那麼成本的上升造成損失由誰來吸收？此種作法當然會扭曲市場的正常運作。兩人的對策一比較，特朗普顯然是選舉的老手，一樣都是做不到，不如拍胸脯保證沒問題。
支持民主黨與賀錦麗的選民相信，特朗普主政時錯誤的防疫政策使得國內生產毛額在2020年史無前例地暴跌28%。而且在拜登政府的努力之下，不僅勞工市場回復強勁， 整體經濟也已回到成長軌跡。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 2023年實際 GDP 成長2.5%，較2022年的1.9%再度加速，史無前例的達到2.24兆美元的規模。然而，這樣的事實卻讓基層選民更為憤怒並激起相對剝奪感，為什麼美國經濟數據如此亮眼，但是老百姓未能雨露均霑？複雜的通貨膨脹選民不想懂，只想能夠買得起架上的民生用品。
這樣的事實就讓經濟議題可以不斷發酵，為特朗普加分。其他二、三、四名的重要議題，比較兩黨認知差異不大，因此雙方攻防就會聚焦在第五項的「移民」。
美國原本是移民的天堂，現在反而成為非法移民橫行的國度，執政的民主黨難辭其咎。特朗普第一任期說要在美墨邊境蓋現代長城固然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卻也從而建立起他反非法移民的堅定形象。本次選舉，他不斷在此議題攻擊拜登政府而得分；的確，許多非法移民佔據美國政府福利資源，造成辛苦工作的本地人忿忿不平。
一個簡單的數據可清楚知道特朗普為何能在此議題得分。
根據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CBP）2020-2023年資料，從美墨邊境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總數，遠高於從美加邊境進來的人數約達20倍。而從美墨邊境湧入的非法移民總數，光是2022年就達237萬人，比21年的173萬人多了近36％，這樣的數字怎麼能夠不為特朗普增加支持度？無怪乎特朗普要刻意以種族主義的方式攻擊拜登政府讓美國成為垃圾場，而且是世界的垃圾桶。他宣稱要依照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總統模式，執行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內遞解行動——這樣美國英雄般解決非法移民的方式，無疑是相當聰明的競選策略，而不顧做得到與否的辯證。
輸掉自由主義，從保護主義贏回來
因此，認識特朗普的回歸，與其說搖擺州的選民決定美國的命運、世界的經濟，不如說此為美國獨立選民對於現實的認識。與其說美國在自由主義與保護主義之間擺盪，不如說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年代，全球化不論是死是活，都帶來國家之間激烈的經濟競爭。企業之間不僅競爭產品，價格，成本，還要追逐市場需求，這就把各國帶回19世紀的重商主義時代，各國莫不以補貼的方式幫助企業取得競爭力，因為這代表著國內的就業率，以及國家貿易競爭力。
由此觀察2024年末特朗普回歸之路可知，表面上兩黨殺的刀刀見骨，事實上兩黨建制派的政策其實在趨同，什麼政策符合美國利益且能解決困境，就會採取相似的政策加以解決。就如同拜登追隨特朗普的遏止中國政策與貿易保護政策，兩黨其實目標一致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自全球化以來，美國經濟逐步轉型成為以消費為驅動的經濟體，巨額貿易逆差並非一夕造成。中國廉價的商品一方面帶來溫和的通膨，也逐漸使美國失去電子、紡織和化學工業。失去製造的動能，也連帶影響企業創新的努力，許多項關鍵技術中，美國並未居於領先地位。至此，美國兩黨重新了解製造業的重要性，不能只是賺取知識財。蘋果公司將最尖端的總部大腦留在美國，而製造的低端交給亞洲國家的觀念，慢慢受到挑戰。但是，提高關稅能夠把製造業帶回美國？又重返白宮的特朗普能以19世紀的概念使美國重返榮耀？
疫情之前，特朗普已經提高過關稅，但通膨並沒有發生，反而是疫情爆發後為救民生而大灑幣才導致通膨。美國的通膨與中國的通縮形成了對照組，前者代表旺盛的需求，後者代表不敢消費的謹慎，那麼過去美中聯手推動自由貿易30年發生什麼事進而導致這個結果？美國的企業追求最低生產成本而將工廠遷離美國，企業賺的更多但是數以百萬計的勞工則失去工作。美國由於生產成本失去製造的比較優勢，經濟結構轉型為以金融和服務業為主，使得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情況加劇。這不只是在美國發生的狀況，幾乎參與全球化的國家都難以避免。當國家變得富裕而窮人不斷增加，這樣的民主國家必然產生民粹主義。
持平而言，此一自由貿易體系是美國打造出來的，自己卻成為最大的受害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國家間的力量發生轉變。當美國放棄製造業，等於放棄與其他國家貿易的主導權，並且拱手讓給中國。一個國家出口不足即是赤字的來源，也無法獲得「貿易利益」。比較優勢理論只存在教科書，描繪國家只生產市場力量認為它最擅長生產的東西。事實上，擅長製造的國家想要生產所有的商品並主宰市場，導致各國激烈競爭，將自由貿易全球化轉變成為一場生存遊戲。這些具有製造優勢的國家採取補貼產業政策以增加出口，不僅可以具有全球經濟貿易影響力，還能轉變成為貿易武器而成為政治工具，這也迫使各國重新以國家力量保護產業，並紛紛計算如何去貿易風險。
所以，美國必須改變這套自己設計並推動的遊戲規則，而特朗普正是最佳人選。他的形象、經驗、邏輯都是幫助美國從自由主義的輸家邁向保護主義贏家。美國想要用關稅扭轉財政赤字是可能的，要逼迫製造業在美國生產成本相對高價的產品，然後賣給外國則是難如登天，還要能賣到扭轉巨額貿易逆差，更是不可能的任務。誠然，不只是其他國家的產業政策，還有美國製造產業外移才是造成美國的貿易逆差的苦果。
在特朗普眼中，不僅自由貿易體系辜負美國，而且世界所有國家都欠美國，包括台灣。就任後的他可能會發出三隻箭：增加出口、徵收資本准入費與提高關稅來達成美國製造業回流，完成美國再次偉大的夢想。會不會成功言之尚早，但是借力使力，讓擅長製造的台灣協助美國恢復製造業，則是台灣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步驟。
期待特朗普愛台，不如增加國防經費
回顧2016年特朗普與希拉里（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激烈競爭，台灣其實普遍看好希拉蕊，並認為特朗普民粹而且危險。然而，特朗普出乎意料的接起前總統蔡英文恭賀的電話，並對中國展開貿易戰，又一改美國自1992年起不賣先進武器給台灣的政策，售予66架價值80億美元F-16V戰機，一舉反轉台灣對特朗普的看法。
而他2020年與拜登競選連任之際，台灣有不少輿論也擔心拜登會對中國採取懷柔政策而較為挺特朗普。事實證明，拜登不僅延續前朝關稅路線，甚至四次公開表示會出兵防衛台灣，並結合民主國家共同遏阻中國的擴張。拜登這麼做，事實上在於台海穩定與和平攸關美國的利益與安全，而非愛民主台灣。
是此，期待特朗普愛台灣是無知的，不如著手準備將國防經費逐步上升到 GDP 的5％。這麼做的後果則是對其他公共支出造成嚴重的排擠效應，如何應對引發民怨，以及如何提升整體經濟 GDP 的增長並重視財富分配，對台灣來說都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進一步而言，特朗普英雄式的回歸之後，他必然以關稅與保護費要求台灣，應該如何創造雙贏？了解美國外交政策的專家大致都同意，美國總統來來去去，卻很少能夠改變兩黨在國防外交建制派的決策。總統要做出什麼大轉彎的改變，總是會被幕僚千方百計帶回原本的軌道。特朗普第一任期想要改善與俄國與北韓的關係而不可得，說明美國國家利益勝過總統個人的喜惡。
而此，就如同美國在台協會（AIT）新任處長谷立言（Raymond Greene）在受訪時已提及，美國不會改變對台立場。相同的，美國也不會改變「一個中國」（One-China Policy）與戰略模糊政策。因此，台灣首先要搞清楚，特朗普的施政重點是美國經濟而不是外交政策，台灣應該將自身的產業優勢搭上美國追求製造業重返本土的努力，而不是激怒或是挑釁中國，或是不斷尋求加入聯合國系統：想要藉由參與聯合國證明自己的國家地位，在現階段恐怕是徒勞無功。比起民主黨，特朗普對戰爭更沒有興趣，他不會讓兩岸衝突成為他心煩的問題。
台灣半導體與 ICT 產業的誕生源自於與美國企業密切的合作，台積電投資美國是昂貴而正確的策略。將自身利益與美國綑綁是產業競爭力重要關鍵，美國高科技品牌與台灣中間財的合作，此產業策略如同輝達與台積電的共生關係一樣的邏輯。
雖然難以預測的特朗普回來了，但是美國仍然是擁有充滿活力的商業環境、一流的大學、和豐富的天然能源，值得台灣大力投資。 沒有一個國家是完美的，美國不是，台灣更不是，兩國在公共和私營部門中都存在官僚主義和低效率，政治極化的現象也都令人憂心忡忡。不過，疑美論容易而且廉價，對台灣一點幫助也沒有。民主政治也不是完美的，貪污時而可見，贏者全拿的現象也屢見不鮮。但是努力跟價值相同的夥伴一起打造民主韌性是必須的，否則，威權會假借民主之漏洞，重新席捲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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