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機構Ipsos今年年中的民調顯示，有高達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擔心選後會發生暴力事件，而在民主黨支持者中這個數字更是突破八成，來到83%。
但是，選舉前不久，當我在北卡州東部的中型城市格林維爾（Greenville）和民主黨支持者互動，我發現在他們眼中，暴力根本不只是選後才可能發生的問題，而是這段時間以來一直在發生的事。
在這裏，他們親身經歷過來自某些特朗普支持者的騷擾，或至少曾聽聞類似事件的發生。而在許多人的心中，他們又將這些事件和特朗普所「煽動」的暴力連結起來。對這些民主黨的支持者而言，這些不是偶發事件，而是在證明，暴力已經成為這個國家嚴重的問題。
這反映了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一股紮根於此一理解的疑懼——我們已經活在特朗普支持者暴力的威脅之中。
格林維爾位於匹特郡（Pitt County），而這是全北卡州少數依然藍紅交錯的地方——如果一戶人家是民主黨支持者，他的鄰居仍很有可能是支持的是共和黨。在城鄉分歧逐漸擴大的美國，鄉村深紅、都市深藍已經成為常態。而在北卡，雖然在州的層級上屬於搖擺州，上次選舉勝負差距僅有7萬餘票，但這不是因為兩黨在很多郡縣實力接近，恰恰相反，這是因深紅地區和深藍地區互相抵銷的結果。
在這樣兩極化的趨勢中，匹特郡雖然已經轉藍，但相對於北卡中部的各大城市，仍是少數仍在中間的郡縣。在小布什時期，共和黨還能以54%的得票率贏下此郡，此後，奧巴馬、希拉里到拜登雖都贏得了此郡，得票率也都只是在52%至54%之間。匹特郡之所以逐漸傾向民主黨，主因是近二、三十年來，位於格林維爾的醫院和大學校園規模擴增，吸引許多高教育程度的外地人搬遷到當地就業，沖淡了周遭鄉村地區原有共和黨支持者的政治實力。然而，這些共和黨支持者、尤其是生活在周遭鄉村地區的白人選民也依然為數眾多。
對於類似這樣的郡縣，過去關於政黨、階級、種族等的研究中有兩種相反的猜測：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接觸可能使得衝突更容易發生，進而使人們對其他陣營的人有更多排斥。另一方面，大家的孩子都在同一所學校上學，下班後也會上同樣的餐館和酒吧，也有可能讓人們在日常互動中發現另一邊的人並不是毒蛇猛獸，更會感覺電視上的極端份子只是少數，因此對其他陣營並不會抱持這麼強的戒心。
而在格林維爾，以為接觸能夠帶來互信的第二種說法，顯然是太過樂觀了。
從自家的庭院，聯想到1月6日的國會暴動
在格林維爾的採訪過程中，有一個細節不斷出現：因為想要展示選舉文宣，於是會被特朗普支持者攻擊。
民主黨本郡郡黨部的辦公室是一間平房，門一推開可以看見兩張長桌，上頭放置著從總統到本區州議員再到學區委員的各種競選文宣，桌後也有幾個可以插在庭院草坪上的候選人告示牌，讓支持者免費領取。大約每五到十分鐘，就會有一組支持者進來索取宣傳品，同時也會和義工聊一下天。我才進來不到半小時，就先遇到一位進來拿宣傳品的中年女性說，只要告示牌，不要貼在車上的貼紙，因為她「怕被某些人刮車，甚至來破壞我的車」。不多時，又一位高齡的男性來到辦公室，咬牙切齒地說：「我得再來拿告示牌，我本來插在庭院的告示牌被人闖入破壞了，要不是我當時不在家，讓我知道是誰幹的，我真的！」他語帶忿恨。
在這些民主黨支持者心中，這些切身但相對小規模的侵擾，很快地就和全國版面上的議題連結在一起：特朗普和他支持者的暴力言行。
賀錦麗在10月中來到格林維爾，在下午舉行了造勢大會。格林維爾雖然只是一座中小型的城市，但仍有8萬票的實力。2020年時，拜登在匹特郡淨贏特朗普將近1萬票，而該次選舉整個北卡的勝負差距僅有7萬餘票，仍具一定的份量。
在造勢開始前，我在場外還遇到了一對白人中年夫妻。我們本來談的主題與暴力無關，但丈夫突然跟我說來到這裡他很高興，因為遇到許多立場相同的人，不然他們平常都不太敢表態：「我們這有很多人都不敢把告示牌插在自家庭院裡，周圍特朗普支持者太多了，他們會怕。而且上次選舉還有人的庭院被闖入，告示牌直接被偷走。」我追問，在他的感受中，他覺得這個現象在本地特別嚴重嗎？「Nah──」，他表示根本沒這件事，但又說，「在每個地方都看得到，你懂我意思嗎？」
我於是追問，他認為這是一小撮人所為，還是其實已經有不少特朗普支持者都已經這樣。但在吵雜的背景下，他似乎誤會了我的問題：「你不會聽到有民主黨人說可以再來一場內戰，你懂我意思嗎？我只在一邊看到這樣的行為。真的是瘋了，他們居然想要互相殘殺。」他立刻聯想到的不是在地怎樣的人可能滋事，而立刻連結到特朗普涉及的暴力言行，是最撕裂的、關於內戰和自相殘殺的語彙。
而確實，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有多次公開發言提及內戰，包含在2019年，特朗普就在推特上引述他人的話，警告民主黨如果透過彈劾程序解除他的職務，就會「導致內戰式的崩裂」（“cause a Civil War like fracture”）。在北卡本地，共和黨州長候選人、強力支持特朗普的Mark Robinson過去曾鼓勵支持者「砍掉敵人的頭」（“take the head of your enemy”），說「大夥們，戰爭的時候到了」（“Cause it’s time to go to war, folks!”），主張「有些人就是欠殺」（“Some Folks Need Killing!”）。就在賀錦麗這場造勢會後幾天，特朗普又在受訪時公開表示比起中國、比起美墨邊境，美國最大的威脅來自「內部的敵人」（enemy from within），並點名民主黨在國會的高層。而面對內部敵人的方法是什麼？「真正必要時，軍方可以輕鬆解決」，特朗普說。
之後，我和另外兩位中年女性聊起她們對賀錦麗的看法、她們在乎的議題。結束前，我想起上一位受訪者說的話，於是特別問她們：「這陣子有聽到一些民主黨支持者擔心自己可能會被騷擾、被暴力相向，有些人說連自家庭院內的告示牌也被偷，這符合你們的經驗嗎？」
話才說到「被騷擾」，兩人就頻頻點頭。「我想，在1月6號（按：特朗普支持者闖入國會，意圖阻擋確認當選人的程序，造成三名警員死亡）之後，是存在著一種恐懼……特朗普就不是個遵守規則的人，連基本的運動家精神都沒有，你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像他一樣。如果你輸了，你就跟對方握手，然後就該往下一步走了……」，她續說，「特朗普做不到這件事，還煽動了自己的追隨者動用暴力，以及各種不規矩的行為（misbehaviors）。所以這是我的顧慮。」
而有些人聯想到的問題，又比2021年1月的國會案來得更早。在造勢場外，我問她怎麼看這類的衝突場面，一位老先生對同一主題的反應是這樣的：「對！這就是特朗普帶進共和黨的人，一堆極端分子，你看看夏律第鎮（Charlottesville）就知道了，實在是。」
夏律第鎮是位於維吉尼亞州的城市，在北卡州的北邊。老先生指的是2017年發生於該地的極右翼暴力事件，新納粹、3K黨人、白人民族主義者、邦聯主義者等人集結，宣稱要「團結右翼」（Unite the Right），與相反立場的抗議者發生衝突。其中，一名自我標榜為白人至上主義者的男子刻意開車衝撞場外抗議者，造成1人死亡、35人受傷。事後，特朗普說出「兩邊都有非常好的人」、「很多不同邊的人都要對暴力負責」等等名句，更一度引發政治風暴，當時的多位共和黨資深政治人物都仍會對公開對特朗普的回應表達不滿。
市民們在自己社區內有告示牌被偷、被破壞，這是事實。而在全國版面上，夏律第鎮遊行、1月6日國會襲擊案確實都是暴力事件，而且特朗普的一些發言被很多人視為鼓勵甚至煽動了這些暴力，這也是事實。
但要把這兩件事情連結在一起，認為特朗普的發言足以解釋自己社區內這些騷擾事件，已經導致美國政治的日常充斥暴力，這就超越了單純的現象描述，而更顯現出這些民主黨選民對於特朗普支持者、對當前美國社會的理解，反映一個當前許多民主黨人所抱持的世界觀：想到特朗普支持者，就想到暴力威脅。
當人們厭惡彼此，而且政治又不再在地
更具體來說，這反映了當代美國政治兩個重要的趨勢。政治學者為這兩個趨向都取了名字：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和全國化（nationalization）。
簡要來說，情感極化的意思是人們厭惡對方陣營，認為對方不只是想法錯誤而已，而是人品、人格都有根本問題。
Pew研究中心2022年的一份民調顯示，此刻民主黨支持者已有將近3分之2認為共和黨支持者比起一般美國人更「不道德」，但在2016年、特朗普尚未就任總統前，還只有3分之1的民主黨人這麼認為，幾年間等於整整翻了一倍。而共和黨支持者在2016年本來就有將近半數的人認為民主黨人不道德，推測可能是因為文化右翼長期主張民主黨破壞家庭、性關係等方面的基本價值，但到了此刻，這個數字又已經逼近4分之3。不只如此，兩黨的支持者也都認為對手陣營的支持者不誠實、愚蠢以及封閉。
智庫More in Common在2024年的另一份民調顯示，兩黨支持者都有將近9成認為對方是被洗腦、被媒體帶風向，而且充滿仇恨。民主黨方面想像對面陣營支持者普遍抱持偏見、甚至會訴諸暴力。而在共和黨支持者方面，除了「極端左翼」，認為民主黨人不愛國、要用「性別意識形態」洗腦下一代之外，另一個常見的說法是認為民主黨支持者只是想要不勞而獲，票投民主黨只是為了維繫自己可以拿到的社會福利。
賓州大學的研究者在民調中請共和黨支持者嘗試同理民主黨人的投票選擇，發現在開放式的回答中，每6份就會有1份主動提到「免費」這個詞，比如一位回答者就說他認為民主黨人的動機是「我不想要工作，從搖籃到墳墓都想被幫助，換句話說：『媽咪！』」。在這樣的理解下，每4位共和黨支持者，只有1位認為大多數民主黨支持者是真心認為民主黨對國家比較好，多數都認為民主黨支持者普遍自私自利。
這種對手陣營非笨即壞的想像、這種厭惡或疑懼的情緒，已經深入兩黨支持者的心中。在討論情感極化時，分析者常用的一項指標是「對於對手政黨的評價分數」。長期調查顯示，四十年來，如果滿分是100分，兩黨支持者給自家政黨的平均分數大概都在70餘分，並沒有太大變化。然而，在小布什之前，兩黨支持者都還願意給對手政黨大約40幾分的成績，只大約低於平盤，還在「可接受」的範圍。但在奧巴馬和特朗普時期，這個分數卻急遽下滑。在特朗普上台前夕，民主黨支持者給共和黨的平均分數已經只有27分，到了他下台時更只有21分；共和黨方面也不遑多讓，給民主黨的平均分數也從25分降到了18分。
換言之，在這十餘年期間，兩黨支持者正在以相仿的速度開始鄙視對方、憎惡對方。
就此看來，從夏律第鎮到國會暴動，乃至特朗普各種涉及暴力的言行，很可能不只是讓民主黨支持者感受到特朗普本人的危險而已，更是回過頭來型塑了他們怎麼看待像是破壞告示牌這樣的事件：特朗普陣營的人已經不可理喻，從上到下都已經威脅著他們的安全，是一群壞人；夏律第鎮與國會暴動已經足以證明這一切，社區內的騷擾與破壞根本不令人意外。
在去匹特郡民主黨黨部採訪的路上，我與Uber司機聊天。司機是一位帶著牛仔帽、已經退休的高齡白人男性，開著客貨兩用車，他問我怎麼會來到這裡，我跟他說我來採訪選情，他立即就說：「你看外面，這邊庭院裡，特朗普的告示牌比賀錦麗的多很多，但其實這區超級支持民主黨，你知道為什麼他們都不把告示牌掛出來嗎？」
「因為他們怕被人攻擊，」他自己接話。我問他，這裡發生過怎樣的攻擊事件嗎？他說他不記得，但是「大家會看電視，知道特朗普的支持者有時候……那種帶著槍的，真的不能冒險。」
司機也一樣熟稔當地人在庭院裏不敢放支持賀錦麗的告示牌的故事。而且，對他來說，這種對特朗普支持者的恐懼並非來自在地的事件，而是來自「大家會看電視」──而這句話反應的不只是情感極化，又顯現出美國政治的「全國化」趨勢。
過去美國政治有一句名言：「所有政治都是在地的。」（All politics is local.）這句話的背景是，人們對於在地的議題、在地的爭議感受最為切身，所以會優先用身邊發生的事情來評判全國性的政治人物。或者，他們至少會將全國問題和在地問題分開，認為特朗普和本地的共和黨人是兩回事。
然而，美國的政治正逐漸全國化：不論立場，人們不但認為特朗普跟本地的共和黨人是同一回事，而且會以特朗普為起點，來理解本地的共和黨政治人物。同理，他們也會以全國版面上看到的特朗普支持者為起點，來理解本地的特朗普支持者。
美國政治史的研究指出，這樣的全國化趨勢背後有許多原因：隨著民主黨在南方的地位被共和黨取代，「共和黨等於保守派，民主黨等於自由派」的等式愈發穩固，各地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差異逐漸減小，全國尺度的意識形態陣營分立變得更加重要。同時，美國各地的產業不再像以前那樣有極大差距，使得各地政治人物需要顧及的選區利益不再有那麼強烈的分歧。而地方型的媒體逐漸式微，政治立場明確的全國性取而代之，這不但減少了在地議題的影響力，而且當各地的兩黨支持者各自收看相同的全國性頻道，人們對政治理解當然也更為統一、更為「全國化」。
這些全國性因素影響所及，許多統計分析都呈現相同的現象：在今日的美國，要預測一個地方州長選舉的結果，只要看上次總統選舉兩黨候選人的情形就已足夠，多數時候反而已經不需要考慮在地的條件。在今年10月甫出版的新書《Anatomy of a Purple State》中，專研北卡政治的西北卡大學政治學者Christopher Cooper就主張，當代北卡政治的關鍵詞就是極化和全國化，加上本來就有的高度競爭，使得州議會的每場表決都變得兩黨堅壁清野，一切法案都是政黨對決，委員會審查已經失去效能。
格林維爾民主黨支持者的這種世界觀，也反映了相同的趨勢。在評估自己遇到的暴力風險時，想的不是匹特郡、不是東部北卡州近期的情況。他們並未談及吸引我來匹特郡的主要原因：比如移入人口和原居人口的可能矛盾，或都市與鄉村的分歧，乃至兩黨支持者在日常生活中相處的經驗。相反地，在理解對面陣營時，他們馬上想起的就是特朗普，以及在夏律第鎮開車撞死不同意見者、但仍被特朗普肯定的新納粹份子，是在1月6號要為特朗普扭轉選舉結果、高喊「吊死彭斯」、最終造成警員殉職的暴動者。
在關於政治衝突的研究中，有些人認為互動會引來摩擦、帶來更深的敵意，另一些人則認為相處能帶來互信、可以促成互相理解。後者在今日格林維爾顯然不成立，但前者卻也不是主因：他們的疑懼不是來自日常互動中頻繁發生的摩擦，而是來自全國政治中那些強烈的、來自特朗普的訊號。
他們不是用身邊發生的事來理解特朗普，而是用特朗普理解身邊所發生的事。
政治暴力確實嚴重，過度警戒本身也將帶來問題
那麼，這樣有什麼問題嗎？
畢竟，這些民主黨支持者的憂慮並非只是庸人自擾，政治暴力確實是美國民主當前的重大問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機構SNF Agora Institute固定調查全球約百位政治暴力研究者對美國情況的評估，在2024年9月的最新報告中，已經有半數專家認為美國政治暴力對民主的威脅已經來到等級3或者更高，意味著至少已經「顯著侵蝕」了民主制度的運作。近來各種對選務人員人身安全的恐嚇，就是相當明顯的證明，何況1月6日事件是否可能重演，更是許多人關切的問題，甚至，前參謀聯席會議主席（美國最高軍職）的四星上將Mark Milley因為批評特朗普，特朗普回應這種人「過去會處死」，讓Milley至今仍頻繁收到死亡威脅。
而且，暴力的態度確實在特朗普陣營更為普遍。老牌研究機構PRRI的民調顯示，在2023年度，已經有高達3分之1的共和黨支持者認同「情況已經太脫離軌道，所以美國真正的愛國者可能需要動用暴力救國」，在獨立選民中約5分之1，民主黨支持者中則是8分之1──換言之，共和黨支持者認為「暴力救國」正當的比率是民主黨支持者的2.5倍。在2024年的調查中，同一機構更發現，「贊同特朗普的選民」和「基督教民族主義者」（認為美國是基督教國家，基督教應當回歸主導地位）認同政治暴力的比率又比一般共和黨支持者更高。格林維爾的民主黨支持者認為「對面陣營」有這樣的問題，似乎合情合理──何況，政治暴力和投票不一樣，只要有一兩個人真的付諸行動，就能夠造成極大的傷害。
然而，對不少關注美國民主的分析者而言，政治暴力當然會對民主帶來威脅，但在暴力之後，當人們看到敵對陣營便立刻想到一群危險而不可理喻的人時，又會再更進一步衝擊民主的運作。
首先，此刻暴力的問題在特朗普陣營格外猖獗，並不代表民主黨陣營永遠不會發生暴力問題。2023年PRRI民調顯示，有13%的民主黨人也認為可能需要動用暴力救國，與2021年的7%相比已經有明顯的成長。在2016年、特朗普上任前夕，國會警察一年調查了902起暴力案件；在2017年，這個數字暴增到3,939件，超過四倍之多。誠然，其中壓倒性多數都是新右翼與特朗普支持者所為，但民主黨支持者發起的也占了其中4分之1，包含眾議院共和黨黨鞭Steve Scalise就在該年度成為槍擊目標，一位民主黨支持者在籃球場開槍射擊，造成一名警員死亡。史丹佛大學社會系和西北大學政治系的研究者更發現，兩黨的支持者都比較願意支持「防衛性的政治暴力」，亦即，當他們認為是對方先動用暴力時，自己也認為需要還以顏色。
但問題在於，和共和黨支持者一樣，民主黨支持者也普遍大幅高估對方陣營中多願意動用暴力，所以才會覺得可能需要自我防衛。如果認為暴力完全有理的分數是100分，共和黨支持者平均分數其實跟民主黨相去不遠，都只有10分左右，只是共和黨內的極端分子比較多。然而，民主黨支持者卻認為共和黨陣營的平均分數高達4、50分，因此更有可能誤判局勢，認為敵方大舉壓境，必須挺身而出。這些研究者額外執行實驗，發現只要告訴民主黨支持者正確資訊，就能大幅降低他們認為需要用暴力反制的念頭。
正是建立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知名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專研民主與衝突的研究者Rachel Kleinfeld才警告，支持民主的人一方面必須正視共和黨中反民主政治人物的崛起，但另一方面也不該一味警示對手多麼危險，而沒有相應的正面訊息，以免讓支持者、特別是本來就對當前制度信任較低的支持者誤以為自己也必須訴諸暴力。
而就算如此極端的狀況尚未發生，許多研究者也都已經指出，這種認為對手陣營不可理喻、非笨即壞的情形，使得人們越來越少把對方支持者當成可以理解、可以嘗試說服的同胞，而是當成必須防範的敵人。在今年3月剛出版的新書《Respect and Loathing in American Democracy》中，兩位政治學者指出，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許多一般人都自己承認，他們認為尊重意見不同的人很重要，但又認為自己已經做不到了，而背後的原因正是因為高估了彼此態度的差距，而且認為這些差距代表的是道德問題。
比如，許多保守派誤以為自由派都認為國家不值得尊敬，許多自由派都誤以為保守派大多抱持種族歧視的觀點，而這些都涉及道德問題。當人們看到對手都想到最極端、最不堪的人時，人們會開始排斥一整個陣營：兩位研究者執行的團體訪談和問卷實驗都指出，抱持這種世界觀的人不只是不想和對手陣營的支持者相處而已，會連說明對手立場的文章都不想花時間看。
在這本書中，作者們研究的主要是關於社會正義和國家團結的價值立場，但可以想見，涉及「暴力份子」這樣的道德判斷和安全威脅時，這種拒絕理解、拒絕互動的情形只會更加嚴重──即使政治暴力的威脅確實存在。
尾聲
在跟民主黨志工出去拜票那一天，我就想起幾個月前讀的這本書。
我所跟隨的義工被分配到的掃街去處是格林維爾的第12子分區（precinct），位處這座城市西南側的最外緣。去程的路上，我從副駕駛座上看出窗外，發現我們已經駛過標示著「城市邊境」的綠色告示牌。在這條房屋疏落的街上，其中又只有四、五戶是民主黨義工的目標。郡黨部事先給了義工門牌號碼，這幾戶都住著民主黨登記的支持者，要提醒他們記得投票，衝高自家投票率，不然就是住著獨立選民，可以試著拉票。
其中一戶應門的是一位六十幾歲的白人女性，沒有穿鞋便踏出了門外。義工問她是否已經登記為選民，她說已經登記了。義工接著問：「那不好意思，這題可能有點個人，但你願意跟我分享你比較傾向支持哪一邊嗎？」她停頓了幾秒，看向天空吐了一口氣：「好吧我跟你說。要我把票投給特朗普，我還寧願從懸崖邊跳下去。」
民主黨的義工發現對方是自己人，比了一個讚的手勢，接著隨口說了一句：「不過，其實他們（指郡黨部）給我們的名單，上面也都是民主黨支持者或是獨立的選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用找看看共和黨的人。」
這次那位女士就接話接得很快：「他們應該是擔心你們遇到暴力吧，或是被攻擊之類的。」接著，她又補充了一句：「不過，我們這條街的人都還算好，即使支持共和黨也都還是會有禮貌。像是街口那一戶的老太太一輩子都是共和黨人，但她受不了特朗普，已經去登記為獨立選民了，唉，但我那天做錯事，說了一句嘲弄共和黨的話，她還是不太開心。」
「可是這條路再過去一些就不是這樣了」，她搖搖頭，「那邊住了一大堆rednecks，還是別去惹他們比較好。」而Redneck在美國是一個貶抑的詞，指的是南方鄉村地區的某種下層白人，給人的印象是低教育程度、缺乏基本知識，偏激、排外、易怒──危險，所以不去溝通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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