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選前倒數8天，特朗普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舉行了一場極具爭議性的大型造勢。當日其中一位受邀前來的脫口秀演員所講了一則「笑話」：他說外面有一座「漂浮的垃圾島（floating island of garbage）──就叫做波多黎各」。
現場其他發言者也有許多出格言論：說賀錦麗和她的「皮條客」會毀掉美國，如果她當選總統會是坐上大位的「第一個薩摩亞還是馬來西亞背景的、低IQ的檢察官」，泰勒絲男友、橄欖球明星Travis Kelce會成為「下一個OJ Simpson」（意指會謀殺自己的女友），或是說自己愛和黑人一起「切西瓜」（第一代被解放的黑奴有許多人種植西瓜爭取自立，白人之間常見的醜化漫畫因此常描繪黑人對著西瓜傻笑）。
這場造勢大會讓全國譁然：不止因為這些言論本來就極具冒犯性，也因為波多黎各島民雖然無法參與總統選舉，但在賓夕凡尼亞州，卻有50萬波多黎各人，在關鍵搖擺州是一個不容得罪的選民群體。而那名脫口秀演員得罪的不止波多黎各人，還有整個拉丁裔人口：他說拉丁裔「最愛生孩子」，他們喜歡「come inside」，就像他們喜歡「come inside our country」。
但在這個可能改變拉丁裔投票意向的造勢大會前，特朗普在這個群體中的支持度比賀錦麗只落後13個百分點，而他在2016年跟希拉里在同一群體的差距是39個百分點。很多人不能理解，特朗普如此強硬反移民，在拉丁裔之間的民調怎麼仍會有將近四成？許多人都記得，特朗普在第一次競選時是這樣說墨西哥移民的：「墨西哥送人來的時候，送來的可不是最好的人……他們送來的是一群有很多問題的人，而這些人就帶著那些問題到我們這邊。他們帶來毒品，他們帶來犯罪，他們是強暴犯，還有一些，我猜有些是好人。」美國拉丁裔中有過半具墨西哥背景，這樣的候選人，怎麼還能在拉丁裔之間取得四成支持率？不管在其他議題上怎麼想，拉丁裔選民為何「敢」投給特朗普？
在今次大選的7個搖擺州當中，拉丁裔選民佔比最高的是亞利桑那州，每四位合格選民就有一位是拉丁裔。在任何選舉當中，在選民中佔25%的群體都不容忽視，何況上次拜登在亞利桑那州僅僅以0.3%的差距勝出，相較之下拉丁裔的影響力更是非常巨大。在選前最後一週，《端傳媒》受邀參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拉丁裔研究中心的小型發表會。而在發表會上，研究計畫的共同主持人Stella Rouse教授這樣解釋移民議題和拉丁裔的關係：「人們常把移民當成拉丁裔選民最在乎的問題，這並不正確。什麼時候移民議題會對拉丁裔選民非常重要？是當他們會受到威脅的時候。」
「威脅」才是其中的關鍵詞。Rouse指出，拉丁裔選民不是一天到晚想著移民議題，而是跟其他所有選民一樣在乎薪資、在乎工作機會，平均而言也比其他選民更在乎環境保護。但在很多場選舉中，許多拉丁裔選民之所以會格外重視移民議題，進而遠離共和黨，是因為在當時的背景下，他們認為共和黨已經對自己造成切身威脅。而隨著更多拉丁裔完全融入美國社會，脫離拉丁裔教會，他們離「移民」的傳統議題，也就愈來愈遠。
移民政策與我何干？世代與家庭背景的差異
這也就是為什麼必須細看拉丁裔選民內部差異；世代是最明顯的切入點。
移民第一代自己才剛經歷過遷移、取得身分的艱辛過程，家庭內也最有可能還有成員尚未取得確定的身分，也因此最有可能受到移民法規變動影響。相對地，到了第三、第四代，不僅自己的公民身分相當安穩，就連身邊可能也都不再有近親面臨遣返等等的危機，就更可能不會把移民政策當成自己最在乎的事，自然也不會因此必然排斥共和黨。
按照亞利桑那大學研究團隊提供的民調資料，亞利桑那州全體拉丁裔受訪者當中，約有三分之一願意支持特朗普；然而，在慣用西班牙語的回答者（通常是第一代拉丁裔移民）當中則只有不到五分之一，間接佐證了這樣的世代差異。Rouse教授也指出，拉丁裔選民不再感到受威脅，最單純的原因就是現在有很多拉丁裔選民是在美國本土出生。
「回到十幾二十年前，對於外國出生的拉丁裔選民來說，風險永遠在哪裡，包含遣返、包含更鐵腕的執法政策都會直接衝擊他們的家庭。十幾二十年後，我並不是說這個因素不重要了，此刻的第一代移民都還是會有這樣的恐懼，但隨著移民的子女出生、長大成人，在拉丁裔選民當中，第一代移民的佔比就是變低了，而新一代的移民不會用同樣的方式理解移民政策的意義。」
而事實上，依照Pew的分析，在2022年的選舉中，拉丁裔選民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是在其他國家出生，壓倒性多數出生於美國，一出生就有美國公民權。而且因為老一輩當中有許多人沒有投票權，所以拉丁裔合格選民中的中老年人比率比較低，18-29歲的年輕人佔了全體的31%，明顯高於全美平均的20%。
何況，即使年齡相近，不同家庭的移民經驗也有很大的差異，一些家庭根本已經沒有遷移的記憶，但另一些家庭的第二、第三代卻仍深受移民法規影響。
另一位專家、研究專長是德州、亞利桑那州等地的邊境政治與遣返政策的亞利桑那大學跨邊境研究中心主任Irasema Coronado教授也向我指出，家庭背景多樣性，將是了解拉丁裔選民投票意向的關鍵。
「你必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這裡變成美國一部分之前，像是亞利桑那、德州、新墨西哥、南加州這些地方就已經有墨西哥人了，他們已經在這裡待了好幾代，可能從來都沒去過墨西哥，只是文化上是墨西哥人，但從來沒有遷移的經驗，跟『母國』並沒有真正的聯繫。也有一波人是1910年墨西哥革命時遷移來的，他們以為這是暫時的，革命結束就能回去，這群人也在美國好幾代了。」這一群人的後裔遷移的家族記憶非常薄弱、甚至可能不存在，也都早已有公民身分，都不需要直接面對移民法規變動可能帶來的威脅。
相對地，戰後農工的後代就非常不一樣。「接著你要看1942年到1965年這個時期，當時美國需要農業勞工，於是跟墨西哥簽訂協議，很多人領到簽證來美國；但協議終止之後，農人們的商業模式已經仰賴這群便宜的勞工，而墨西哥的經濟也沒有辦法吸納這麼多人回去工作。所以人們還持續來，季節性地來來去去，這些無證遷移非常頻繁。久而久之，一些人在美國結婚，生了小孩，有些人能拿到永居權、拿到公民身分，但有些人不能。所以全美國現居人口中有1100萬是無證移民，這群工人和他們子女的佔比很高，估計48%是墨西哥人。」
而後者就是遷移經驗最艱辛、甚至時至今日還在面對移民法規問題的家庭；有許多家庭內部每個成員的法律身分都不一樣，因此面對著高度不確定性。「這些家庭的狀態混雜，爸爸可能是無證移民，但媽媽已經有法定永久居留權，大兒子在墨西哥出生後被帶來，但小兒子則是在美國出生、擁有美國公民權，而這些家庭面對的壓力非常大，很恐懼家庭會被拆散。」Coronado教授說。在這樣的案例中，對於小兒子來說，即使他本人已經是第二代，確定擁有美國公民身分，甚至可能已經生下第三代，移民法規仍然會直接威脅他的家庭。
而法規不斷在變，他們不知道通往居留權、公民權的道路是否又會被封閉，甚至家庭成員會不會被遣返，移民政策對他們來說就尤其切身。Coronado教授舉例，奧巴馬推動的DACA讓從小就在美國長大的無證移民能有取得工作許可的機會，也暫緩遣返這群年輕人，但當時國會、特別是共和黨部分議員拒絕配合，奧巴馬才改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執行。另外，拜登政府在2024年也發布行政命令，如果無證移民是依親而來，已經和一位美國公民結婚，就可以留在美國申請綠卡，不必先被趕回墨西哥重新申請、並面臨可能長達十年的入境禁令，但南方多個共和黨州長提起訴訟，讓這個計畫目前無法實行，而特朗普也大力攻擊此一政策。
對於這些家庭內的拉丁裔公民來說，即使是在美國出生，共和黨、特朗普的政策都仍將為他們的家庭帶來最強大、最切身的威脅。相對地，對於很多其他同齡的拉丁裔選民，自己和家人都已經相當安穩，就沒有必要將移民當成最大議題。從這個觀點來說，特朗普此刻的民調，也正是受益於世代交替下的人口紅利，是因為直接感受到移民威脅的拉丁裔移民佔比逐漸降低。
當下一代不再參與教會，移民政策更顯得遙遠
拉丁裔選民的世代差異跟家庭經驗非常重要，因為這影響了緊縮的移民政策是否將直接對他造成威脅。但很多時候，人也不一定只對自己和家人身上發生的事有感覺──所謂的認同、所謂的共同意識，指的經常正是把群體內其他人面臨的困難當成自己切身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有些拉丁裔選民會把別人面對的風險，也當成對自己的威脅，有些人卻完全不會呢？尤其在年輕的世代中，差異會從何而來？
Rouse教授提出了另一個關鍵：教會。
年輕人離開傳統的教會之後，就不容易再共享上一代人理解事情的方式、共感第一代移民面對的困境。她解釋，「年輕人、特別是年輕的拉丁裔越來越多人並不屬於任何宗教組織，而教會傳統上就是聯繫各個世代的重要橋樑，共享文化和語言。但這樣的體制不再能扮演跟過去一樣的角色，無法讓這樣跨世代的聯繫延續下去。或許拉丁裔之間還能有其他帶來聯繫的組織，但教會不再是其中之一，這也使得拉丁裔年輕人跟上一輩之間的文化有很大的斷裂。」
拉丁裔傳統上多屬於天主教徒，但在移入美國之後，除了有些年輕人離開教會就不再回頭以外，也有一些家庭抽離了拉丁裔的社群，改為投入福音派（evangelicals）的懷抱。而美國的福音派教會在70年代之後已完全投入保守派政治的運動，尤其在反墮胎、反同志、反女性主義等議題上站在最前鋒。
舉例而言，許多人可能以為天主教選民普遍反墮胎，但到了2024年，其實有將近6成的天主教徒認為墮胎在全部或多數情況下應該合法，白人非福音派新教徒亦超過6成，黑人新教徒更高達7成，唯獨白人福音教徒只有25%，有超過7成認為在多數或全部情形下都不該合法。同理，天主教跟主流新教徒都已有超過6成支持同性婚姻，但福音派教徒卻仍不到3成。這群拉丁裔在離開天主教會時已經和拉丁裔社群斷裂過一次，如果又投入涉入共和黨政治最深、也最常由白人領導的福音教派，自然也更有可能接受較為右翼的世界觀，更會傾向把票投給共和黨、投給特朗普。
所以，除了無所屬宗教的拉丁裔以外，福音派新教拉丁裔更是值得關注。計畫共同主持人Francisco Pedraza也向我指出：在支持特朗普的拉丁裔當中，除了男性、低教育程度者居多，另一個重要的群體就是福音派新教徒。他們不但脫離了拉丁裔的社群，還加入了右翼白人為主的群體，也因此，當「特朗普將經濟、犯罪、移民等議題編織在一起，主張美國正在往錯誤的方向前進時」，這群人更會「感到共鳴」──「尤其因為他們不認為自己是被針對的那群人」，Pedraza說。
而當我去拜訪鳳凰城的百年教會聖三一大教堂（Trinity Cathedral）時，波多黎各裔的神父也跟我分享了類似的觀察：教會裡的年輕人會因為接觸社群內的第一代移民而關切相關議題，問題在於，把年輕人帶回教會卻並不那麼容易。
聖三一大教堂不屬天主教會，而屬於美國聖公會，但也有上百名拉丁裔信眾。神父向我解釋，此地的第一代移民原先在自己的教會聚會，但他們的教堂被移民署盯上，時不時會有執法人員在教堂外逮捕無證移民。被迫解散之際，聖公會的神父伸出援手，歡迎這群移民也來大教堂做禮拜。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大教堂現在成為雙語教會，而為了讓拉丁裔信眾也感到被接納、被尊重，在禮拜上也有許多彈性，融入許多來自天主教、來自拉丁美洲的習慣作法。
我問Omar神父：有些人說一些年輕拉丁裔已經對移民問題、對特朗普提出的移民政策無感，這符合他的觀察嗎？他回答，在教會裡的所有人都會對這個議題感受很深，因為這個社群內的第一代移民很多，而面臨家庭被拆散危機的人，很可能正是跟自己、跟自己的祖母一起做禮拜的那位長輩。神父回憶，有一次有一位教友要申請居留權，「她需要一兩封推薦信，結果全教會你寫、我寫、他也寫，說她如何認真付出、如何深受大家愛戴。這告訴我們的是：為了我們的社群，大家會想要把我們大家的祖母留下來，而在投票的時候，我們當然也會支持有助於這件事的人。」這種共享的感受，正佐證了Rouse教授所說的教會代間連繫功能。
但神父的說法在另一個地方也和Rouse教授所說的一致：他認為，很多年輕人不會來教會，所以不會有這樣的共感，這也是他們現在努力的方向。他指出，一些人小時候在教會可能遭到不好的對待，或者可能有一些同志接收到的訊息是上帝不愛他們；而聖三一大教堂是同志友善教會（affirming church），他本人另一位神職人員都是同志，會去同志遊行舉牌子說教會歡迎大家。
在此同時，也要降低年輕人回來的門檻。Omar神父認為，許多新一代的拉丁裔已經無法流利使用西班牙文就是一大問題。「你可以想像一些狀況下，祖父母跟孫子女是不能溝通的，這是在美國的現實」。他認為，這也是雙語教會的好處，「（教會）為這些子女、孫子女製造了一些空間，可以在英文跟西班牙文之間切換」。面對移民第三代都已經在英語的環境中長大，除了心理門檻之外，也得要先降低回到教會的語言文化門檻，才能談要怎麼進一步在教會當中打造不同代人之間的共同感受。
「其他拉丁裔跟我有什麼關係？」
可是，即使降低了語言等方面的阻礙，仍並不是所有人都想回到拉丁社群當中，都對社群有強力的認同。
有些年輕人是有拉丁裔認同的。根據神父的描述，他們所想吸引的正是願意回到拉丁文化社群，卻可能因為語言而有隔閡的年輕人。「這些人在美國出生，但他們會說自己和媽媽一樣是拉丁裔。所以建立起雙語的文化，是為這些在美國出生的世代打開門，讓他們可以進來」。
他分享了一個故事：「幾個月、快要一年前，我看到一對夫妻來，他們來參加10點的英語崇拜了一段時間，後來消失了一陣子，但他們之前也沒留什麼資料，我就想說，那我就禱告，看看會怎麼樣吧。過了幾個月，他們改來參加12點的西語崇拜，但誦讀經文是雙語的。我用西語講道的時候就看他們的臉，他們顯然不知道我講到哪裡了。我就想：『有趣了，到底怎麼回事？』。後來我散場時找機會問了那個男生，他說『我都聽不懂，但我很喜歡！』」
「他說，這是因為那天我們請了墨西哥傳統樂隊（Mariachi）和我們一起做禮拜，他說聽墨西哥傳統樂隊的禮拜音樂，就讓他想起了他的祖母。他們現在不時就會來，有時來10點的，有時來12點的。是這樣的事情告訴我，應該用這樣的方式把他們帶進來。」
但相反地，也有另一群人對於回歸社群毫無興趣，反而想躲得越遠越好。他們看到拉丁裔移民被威脅，但不認為自己屬於被威脅的對象。
Coronado教授指出，有一群人──「一群比較『同化』的人」──在心理上之所以不會對移民議題有所共感，不只是因為不直接被影響，更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想要掙脫拉丁裔的背景，在心理上想要拉開距離。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成功了、或者還沒成功但是成功在望，所以不會把自己跟「那些拉丁裔移民」想成同一群人，而且還非常抗拒這種想法。
「他們會說『那不是在講我』，因為我在這裡出生，因為我英文講很好，因為我有在工作，因為我是專業人士，所以覺得特朗普講的是『那些墨西哥人』，比如那些不會講英語的、教育程度不夠好的、不是中產階級的。」Coronado這樣解釋這群人的心理狀態。
「我要跟他們拉開距離，他們是他們，我是我。我已經融入了，他們跟我沒關係。」
這個心態也可以用特朗普的話來理解。他當年宣稱墨西哥人是強暴犯、帶來毒品和犯罪的名句，中間其實還夾著一句較少人注意的話。「墨西哥送人來的時候，送來的可不是最好的人──他們不是送你們這樣的人來，他們不是送你們這樣的人來」，特朗普說。而用這個方式來看：對一些拉丁裔，特別是新一代、已經取得一定成就的拉丁裔選民來說，他們相信自己已經不是特朗普口中「墨西哥送來的人」，而是他口中「你們這樣的人」，是那些比較優越的人。
造勢大會事件會影響拉丁裔投票意向嗎？
我問Rouse教授，應怎樣看待特朗普造勢大會的可能影響時？她指出，波多黎各的選民和其他拉丁裔不同，一出生就是美國公民，並不會直接受到移民法規變動的威脅。「一直以來他們感受到的威脅，是他們是否有被當成『真正的美國人』，還是又會被排除在外。」而這樣輕蔑的話語，正喚起了他們被排除、被拋棄的記憶。
而這件事情在選戰當中能否發酵，就取決於波多黎各裔的選民們會否感到自己的地位被集體威脅。賀錦麗陣營也立刻剪出了一支電視廣告，試圖強化這樣的威脅感，將脫口秀演員的發言連結到特朗普執政時期對波多黎各風災的輕忽，跳接的畫面是特朗普終於來到島上勘災，但在發放物資的行程中，卻只是把一捲捲餐巾紙隨手丟給災民，提醒波多黎各人對於2017年瑪莉亞颶風時被輕賤、被忽視、進而因此死傷慘重的過往。
對於這件事，Coronado教授甚至認為，其潛在的影響力可能不只限於波多黎各選民，還可能擴及到其他拉丁裔選民。他們可能不會直接受到移民政策衝擊，社群的認同也不特別強烈，但當他們在選前最後一刻聽到這樣的言論時，可能會認為特朗普對「我們這群人」的歧視一樣也會威脅到自己。這點可能本來不是他們投票的主要標準，但選前這樣的發展，可能會「提醒」一些人這很重要。
「那個說法真的能觸發很多人的回憶，因為特朗普對海地人也說過這些話、對墨西哥人也說過這些話。」關於海地，她指的是特朗普曾說海地是「屎坑國家」（shithole country）、不該讓海地人進到美國，此外，特朗普在辯論台上散布的「移民吃寵物貓狗」謠言，其醜化的對象亦是海地人。
「很多人本來就無法忘記這些話。我以前住在德州的El Paso，2019年那場沃爾瑪槍擊案，槍手說要殺入侵的墨西哥人（造成23死、22傷），就可以直接連結到特朗普在演講中的言論。而一些拉丁裔選民可能在這個時候就會再度記得：他對每個人都可以說這種話。」Coronado說。
在教會沒落之下，拉丁裔移民的世代交迭本該讓共和黨取得更多人口紅利，但特朗普陣營的言論，卻可能反倒成為阻緩更多拉丁裔移民流向共和黨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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