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同情者》的跨種族敘事：雙面人，千人一面的亞裔與分身不斷的白人

今年四月，HBO 和獨立電影公司 A24 共同推出了一部從越南人的視角看越戰的反主流電視劇《同情者》。該劇根據越裔作家阮清越的普利策同名獲獎作品改編。雖然只有七集，卻用了三位不同國籍的知名導演——韓國導演朴贊郁，巴西導演​​​​費爾南多·梅里爾斯（Fernando Meirelles），和​​英國導演馬可·曼登（Marc Munden），大多數演員和工作人員為越南裔，超過半數的對話使用越南語。短短七集彙集了歷史、政治、戰爭、間諜、驚悚和黑色幽默等衆多元素，充滿了跨文化戲噱和跨種族諷刺。這樣強大的非主流陣容在過去的好萊塢是無法想象的。

據阮清越說，他從一開始就堅持，任何對《同情者》的影視改編必須以說越南話的越南人為中心，這一執念讓早期接洽改編項目的好萊塢製作人感到不安。然而，在川普（特朗普）時代發生的一系列政治動盪之後，特別是2020年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殺」以及六名亞特蘭大亞裔女性被白人男子「恨殺」後，美國的政治氛圍發生了鉅變，催生了更加普遍的WOKE文化。這種文化引發了人們對系統性社會不公、種族不平等和性別歧視等問題的廣泛關注，推動了好萊塢的自由主義者跟上時代的步伐，阮清越的願景也才最終變成現實。

也許，劇中一場關於好萊塢的重頭戲可以更清楚地解釋阮清越的堅守。在第四集，標題為「給我們幾句好台詞吧！」中，劇中一位象徵着好萊塢對越戰敘事控制權的知名導演尼科斯（The Auteur），要拍攝一部名為《村莊》的越戰電影。男主人公少尉——也是一位CIA和北越的雙面間諜——被聘為電影的越南顧問，職責是確保電影的真實性。但他與導演的第一次見面就不歡而散，起因是劇本中的越南人沒有一句台詞。到達位於北加州的拍攝地後，少尉在美術指導的帶領下參觀了極具還原性的熱帶叢林和越南村莊布景，劇組甚至花巨資從菲律賓進口了熱帶叢林的植被和村莊所需的牲畜。

然而，當一群荷槍實彈的美國特種兵進入村莊的場景開拍時，一位「越南老嫗」在緊張之餘，嘴裏竟然吐出了中國話——原來劇組僱傭的臨時演員沒有一個是越南人。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選角負責人問飾演老婦的演員能否把中國話說得像越南話時，老太太毫不客氣地反問，「你會說丹麥話嗎？」

這段插曲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阮清越對以越南人為中心的堅持。他在以往的多次訪談中，反覆談到早年觀看好萊塢越戰影片給他造成的困惑和傷害，這其中包括不少經典越戰片，諸如科波拉的《現代啓示錄》、庫布里克的《全金屬外殼》​​和奧利佛·斯通的《野戰排》。他曾在大學裏參加過對《現代啓示錄》的課堂討論，講述這部電影對他的創傷性影響。他在看這部電影之前，一直認為自己是美國人，認同參加越戰的美國士兵，直到看見《現代啓示錄》中美軍屠殺一船越南平民的場景：他的內心一下子被撕成了兩半，不確定自己是那個進行殺戮的美國人，還是那個被殺的越南人。

這種撕裂感讓他意識到，「我們越南人和亞洲人在美國人的想象中毫無地位，除了尖叫、哭泣、詛咒或乞求被拯救。」

千人一面的亞裔面孔

與「毫無地位」遙相呼應的，是《同情者》中千人一面的亞裔大衆男：一位有一定名氣的韓裔電視演員人設，「​​詹姆斯·尹」（James Yoon；約翰·趙 John Cho飾）。

在劇情中，美國觀衆或許能認出他的臉，卻記不住他的名字。他們會說，「噢，就是警匪片中的那個中國佬！」 或者「喜劇片中的那個日本園丁！」 但詹姆斯·尹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在無數影視中的花式死法。他曾經被奧斯卡獎得主羅伯特·米徹姆（Robert Mitchum）用指虎打死，被實力派演員歐內斯特·博格寧（Ernest Borgnine）用刀從後背戳死，被綽號「瘦皮猴」的音樂劇演員弗蘭克·西納特拉（Frank Sinatra）一槍爆頭，被動作片明星詹姆斯·柯本（James Coburn）用繩子吊死，還被許多無名群演推下摩天大樓、扔出飛艇的窗戶、沉入哈德遜河，甚至還被黑幫挖出內臟。

詹姆斯·尹雖然是阮清越虛構的一個人物，但他的經驗卻來自於許多亞裔演員在好萊塢的真實遭遇。實際上，早期的黑人演員也常常在影視中被快速「殺掉」。這種現象在好萊塢被稱為「黑人角色速亡」（Black character quick demise）。也許是為了讓詹姆斯·尹的遭遇顯得更加真實，殺死他的白人演員都是好萊塢真實的大牌名角。

「詹姆斯·尹」並不在意在屏幕上被殺死，而是每次「死得太快」，通常在片子裏只出現幾分鐘甚至幾秒鐘就完蛋了。而在《村莊》裏，他將作為美國特種兵被越共捕獲、受刑，最後咬舌自盡，時間遠不止幾分幾秒，而且也是「他」第一次扮演韓裔角色。因此在「詹姆斯·尹」看來，這個角色是個難得的露臉機會，為此他寧願赤身露體被綁在竹床上，不吃不喝一整天，反覆受各種「假」酷刑的折磨，連早上吃的水煮蛋都被折磨得吐了出來。

「詹姆斯·尹」的遭遇不過是亞裔演員在70年代好萊塢的一個縮影，早期亞裔演員為了一些跑龍套的小角色，都是這樣不顧死活地打拼。相較於過去而言，「詹姆斯·尹」的待遇甚至還可以說是進步了。扮演「詹姆斯·尹」的韓裔演員約翰·趙在今年5月接受《好萊塢記者》採訪時說，雖然今天好萊塢的氛圍跟電視劇表現的70年代有了很大的改變，但他完全理解這個角色的遭遇。70後的亞裔美國人，很多都是在全是白人的環境中長大，尤其是亞裔男性，在青少年時期總得應對那種「低人一等」的感覺。當他成為演員並搬到洛杉磯後，他遇到很多來自夏威夷的年輕人，發現他們走路很自信，思維也更溫和微妙。他認為這跟他們在以亞洲人為主的文化中長大有關。

約翰·趙在飾演「上尉」的演員侯宣德身上也看出了這種特徵。侯宣德是在澳洲長大的越裔，應該不在亞裔佔多數的社區中生活，但他也有那種自信的平衡和優雅。寫這篇文章時，我正在巴爾幹半島隨團旅行，旅行團中有一對來自悉尼的年輕亞裔夫婦。他們在人群中開朗健談，毫無畏縮羞窘之態，似乎驗證了約翰·趙的觀察。約翰·趙說，他對美國亞裔所普遍缺乏的這種自信氣質非常着迷，並想象另一種生活的可能。在那種生活裏，他不會因為自己是少數族裔而感到低人一等，不會因為這種負面經歷終身揹負着情感包袱。

分身不斷的白人

不知是不是受千人一面的亞裔大衆男的啓發，電視劇對小說做了一個重大改變，那就是啓用電影《鋼鐵俠》的主演​​小羅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一人飾演四個角色，他們分別是：克勞德，少尉的CIA教官和彙報情報的上司；哈默教授，少尉來美國念大學時的導師和後來逃難時的擔保人，也是該大學東方研究系的系主任；內德·古德溫，打着星條旗領帶的南加州共和黨議員，挖空心思想得到越南選民支持的越戰老兵；尼科斯，自命不凡、視亞裔為無物的好萊塢導演。

其實還有第五個角色：在片中一閃而過的法國神父。很多劇評都沒有提到小羅伯特飾演的這個角色，實際上他是個非常關鍵的人物。電視劇暗示這個法國神父強姦了身為女僕的少尉母親（越戰之前，越南被法國殖民了大約一個世紀之久），並導致她懷孕，但他從來沒有承認過自己的兒子，只是時常給幼時的少尉帶去一些法式餅乾。父親的缺席則讓成年後的少尉不斷在年長男性身上尋找父親的影子。

該劇的聯合編劇和聯合總監製​​麥凱勒（Don McKellar）在今年4月接受「The Wrap」 雜誌採訪時指出，是樸贊鬱導演想到讓小羅伯特一人分飾這五個角色，大家也立刻喜歡上了這個創意。因為它不僅能突出諷刺效果，也能凸顯這些不同的白人權威角色在少尉心理上產生的效果。在現實中，這五個角色分別為白人在軍事、學術、政治、娛樂和宗教五個領域的權力代表，也是戴着不同臉孔入侵亞洲的殖民主義者。麥凱勒在同一個採訪中還指出，這些年長的白人男性導師形象，「他們既不可靠，又有些兩面派。他們代表了美國社會的不同領域——情報、學術、政治和娛樂——但他們都有共同的目標。可以說，他們都是屬於同一個俱樂部。」

少尉對小羅伯特飾演的這五個角色有着五味雜陳的不同感覺。對身為神父的父親，他只覺得噁心，噁心到哪怕是成年後，吃法式餅乾也會讓他嘔吐；對自命不凡的尼科斯導演，他有的是水火不容的對立和抗爭；克勞德對他而言，可以說是最貼近父親角色的人，也是跟他關係最深的一個。他是少尉間諜生涯的引路人，在他十九歲的時候就在一艘難民船上收他為徒，把他訓練成一名優秀的間諜。他以為少尉跟他一樣，憎恨共黨北越，親近美國政府，殊不知少尉完全看穿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美帝」，對他說的很多話雖然表面附和，內心卻完全不信。克勞德也不知少尉的另一層身份：北越共黨間諜。
但兩人畢竟有着幾十年的師徒關係，因此，冷酷無情的克勞德在發現了少尉的雙面間諜身份後，還是放了他一馬。這個角色對美國政府從上到下的陰暗面多少有一些體會，因此他比小羅伯特飾演的其他角色有更多的自我意識。

古德溫議員和哈默教授是這幾人中最可笑的角色。我這裏重點想談一下哈默教授，不僅因為他是東方學研究的專家，對亞洲似乎有着深厚的感情，還因為少尉對他的感情最深——他不但是少尉的大學導師，而且在他逃難來美后毫不猶疑地擔保了他，並在系裏給他安排了一個職位。這樣「友善的美國白人」對生活在美國的新移民並不陌生，新移民或多或少都會遇見過幾個，對他們往往會感激涕零。

但實際上，這些對「東方文化」感興趣的所謂「好人」，很可能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就如哈默教授一樣：他娶台灣少妻，僱日裔女秘書「森小姐」。他明知森小姐不懂日語，還是堅持跟她說日語，並勸她學習自己族裔那「可愛的語言。」

哈默教授在辦公室布置了一間充滿濃郁東方風情的茶室，一進去就換上和服，在少尉面前毫無顧忌地露出大肚皮。他也時常跟少尉聊越南，聊美亞混血兒身上經常牽扯對立的東西方特質，包括他自己的兒子。當少尉告訴他自己不是美亞混血兒，而是歐亞混血兒的時候，他卻說這兩者在他眼裏「沒有任何區別」。

他在僱傭森小姐時問她是否會說日語，當森小姐回答不會，他立即說，「森小姐，雖然你不過是第二代日裔，你卻忘了自己的文化。為什麼你不學日語呢？難道你不想去日本嗎？」儘管森小姐在美國出生長大，母語為英語，哈默教授顯然不把她當作美國人。

森小姐的經歷讓我想起自己住在舊金山的一個小故事。當時，一個美國鄰居有兩個跟我兒子年齡相仿的孩子。因為孩子們常常一起玩耍，鄰居也時常邀請我們兩家一起出去吃飯。但每次出去他都建議去中餐館，好像中國人就只會吃中餐似的。在餐館時見我往茶里加糖，他頓時質問我，「你是什麼樣的中國人？我聽說中國人喝茶是不加糖的。」 這句話和哈默教授對森小姐的態度如出一轍，不過和哈默教授不同的是，鄰居的類型化思維不是隻針對亞裔，因為後來他談到他的妻子返校讀書，其中一門課是批判性思維。他說這門課對她來說「非常難」，因為他妻子是斯堪的納維亞人，而「斯堪的納維亞人是不善於批判性思維的。」

在哈默教授舉辦的一場具有東方風情的派對裏，他逼着森小姐穿和服，並絲毫不顧及森小姐的自尊，當衆批評她的和服穿得不合規範，沒有像日本女人那樣露出性感的頸項。他也同樣不顧及少尉對自己混血兒身份的敏感，在大庭廣衆讓少尉談他作為混血兒所兼備的「東西方思維」特徵。甚至他放在台灣妻子肩上的手，也不是充滿愛意地摟着，而是用手掌緊抓着妻子嬌小的雙肩 — 一種充滿權力意味的身體語言。不能不說小羅伯特的表演絲絲入扣，於細微處體現了他深厚的表演功力。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好萊塢對「詹姆斯·尹」和樸贊鬱對小羅伯特·唐尼的角色處理都採用了符號化的手法。不同的是，前者把千姿百態的亞裔個體抽象成千人一面的亞裔總體，用種族籠統的身體特徵作為亞裔的標簽，拒絕給予亞裔演員任何權力，表達的是對亞裔的徹底拒絕；後者把美國這個自大傲慢的龐然大物具象為分身不斷的白人，試圖展現在每個白人威權人物戴的不同面具之後，隱藏着一種相同的特質，它可以象徵着美國社會依然陰魂不散的父權，也可以象徵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態度。無論是什麼，它都對少尉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

在撕裂中尋找自我的雙面人

如果《同情者》只講述了上面兩類人的故事，那也未免太過簡化了。小說的主人公少尉才是這部戲的真正主角。電視劇和小說一樣，以少尉在越南再教育集中營的自供開始：
「我是個間諜，是個臥底，是個』內鬼』，是個雙面人。從敵對雙方看待每一個問題，是我揹負的詛咒。」

少尉揹負的詛咒首先當然來自於他的法越混血兒身份，他是作為法國殖民者的神父強姦被殖民化了的母親的產物，有着越南人的臉孔和法國人的藍眼睛，血管裏流淌着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血液。他也是美國扶植的南越政權的秘密警察和越共安插在南越的臥底。他雖然在越南出生長大，越南語是他的母語，但年輕時曾赴美留學，主修美國文學，不但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也對美國的社會和文化有深刻的了解。這些雙面性都決定了他對兩種文化和思想了如指掌，擁有兩套思維，能從敵對雙方看問題。

在個人生活上他也有着豐富的兩面性。比如他的兩個血盟兄弟曼和邦，一個信仰共產主義，是他作為越共臥底的上線，另一個卻是資本主義的堅定擁護者，和越共有不共戴天的殺父殺母之仇。他的女朋友森小姐是徹底美國化的日裔熟女，另一個他私下愛慕的將軍女兒卻是一位想當流行歌星的青澀少女。我們在電視劇裏總看到他對對立雙方都抱有極大的理解和同情，能恰如其分地揣摩出對方的心思，並說出對方想聽的話。而他真實的想法和傾向，他總是藏在心裏，有時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電視劇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們他的名字是什麼，暗示他本來就是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誰的人。

少尉一直試圖克服這種撕裂和迷失，拼湊起一個完整的自己，但他的每一次努力似乎都以失敗告終。當他聽到自己被捕的同志在經受種種酷刑折磨後，回答說她的聯絡人的名字叫姓越名南時，他禁不住流下了眼淚。這是女共黨間諜給他虛構的名字，也是對他的熱切期待。當他的上司將軍要逃離越南時，他期盼能夠留下來，迎接祖國的統一和自身分裂狀態的結束。然而，越共卻通過曼告知他，他必須隨將軍一家赴美，監視並彙報將軍的復辟反攻活動，繼續他的臥底生涯。當他堅決反對時，曼一語道破他對美國文化和西方生活的迷戀，家鄉對他而言也並沒有他自己想象的那麼重要。曼是真正理解他內心撕裂的人，知道像他這樣的雙面人留在越南也不會有好日子過。少尉後來返回越南的遭遇也證實了這一點。

不過，曼雖然和少尉一樣熱愛西方文學和音樂，卻缺乏在西方生活的實際體驗，不會想到他的好兄弟在美國的生活會讓他的身份更加支離破碎。所有逃離母國的越南人，在抵達新的國家後都有了一個統一的身份：難民。所有的難民都得在新的國家從頭開始，為生存奮鬥，連將軍一家都不得不做起了賣酒和開餐館的小生意。少尉憑藉他流利的英語和對美國社會的了解，藉助他留學時的人脈以及為將軍和克勞德工作的便利，有機會接觸到美國主流社會的學術、政治、情報和娛樂圈子，成為越南難民和美國社會的中間人。

儘管他總是盡最大努力為他的越南同胞謀福利，最後卻往往以付出更大犧牲為代價：他想幫助好兄弟邦一家逃離北越統治下的西貢，結果卻害死了邦的妻兒；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臥底身份，他不得不讓少校(Major)做了他的替死鬼，事後又因內疚試圖用錢來補償少校的母親和妻兒；在好萊塢擔任《村莊》一片的越南顧問時，他千方百計地想為越南臨時演員爭取到更多的台詞和報酬，結果自己卻差一點丟命；為了讓將軍允許他陪同好兄弟邦一起回越南，他殺死了同為越共同情者兼情敵的桑尼（Sonny）。在美國的經歷一次又一次地驗證了這個國家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和功利實用的殖民主義。

然而，回到他心心繫唸的越南又能怎樣呢？他和邦雙雙被抓進集中營，接受黨組織的再教育。他被迫反覆地書寫交代，但每一次交代都得不到組織的信任，放他過關。越南發生的一切，都與他的理想格格不入。如同後來曼所說的，他們把殖民者趕出了越南，為的只是讓自己把國家搞糟。當他坐在電椅上受刑並出現幻覺時，他不但看到被他殺死的少校和桑尼—其實他們經常出現在他的幻覺裏，還看到了他的法國神父父親對着童年的他晃動着一盒法國餅乾，告訴他他們倆人都有着同樣的藍眼睛，但這只是他們之間的秘密。只要他不把這個秘密說出去，他每個月都會給他送來一盒法國餅乾。然後，法國神父的臉又幻化成克勞德的臉，然後是尼科斯導演、古德溫議員和哈默教授。這些分身不斷的白人以一盒餅乾為誘餌，讓他為他們做事，做完了就把他扔掉，如同一塊用完的抹布。

讓他不斷寫交代，並用殘酷的刑罰折磨他的營地政委，其實正是他的好兄弟曼。此時的曼已經被汽油燃彈毀了容，整天戴着面罩，變成了一個無臉的人。通過讓他寫交代，曼幫他認清自己對自己的謊言，比如他如何自欺欺人地把南越女共黨間諜受到的性暴力在記憶中改換成簡單的暴力，他自己也沒有勇敢地衝上前去救援她；通過對他實施殘酷的刑罰，曼希望他拋棄對共產黨的幻想，認清共產黨的本質。曼還給了上尉一道最後的考驗題，只有答對了這道題，他和邦才能離開再教育營。這道題就是牆上的革命標語：沒有什麼比獨立和自由更重要—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在曼的提示下，上尉成功通過了這個最後的考驗，給出了正確的答案：Nothing，只有nothing才是高於獨立和自由的東西。無臉的曼出的這道題，只有雙面人上尉才能理解並給出正確的答案。

在曼的幫助下，上尉和邦雙雙逃離了再教育營。但他從此擺脫了分裂狀態，找到完整的自我了嗎？我們不得而知。在電視劇結尾，他和邦登上了難民船，在黑暗的大海上漂流，這其實也暗示了中間狀態是上尉的宿命，一個他永遠無法逃離的生存狀態。

我並不完全贊同少尉對北越共產黨的同情和對美國政治的批判。我也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同阮清越在採訪中表明的那樣。小說中提到毛澤東臭名昭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少尉似乎對這個講話深以為然，並因此認定好萊塢是美國政府的宣傳機構，是為美國政治服務的。這點我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也許在某些特殊的時期好萊塢確實十分政治化，但那也是出於他們自己的政治訴求。美國政府對好萊塢拍什麼題材，如何拍是沒有指手畫腳的權力的。它也沒有和中國或越南類似的電影審查制度—據說越南拒絕了劇組去越南拍外景地的請求，也設置了重重障礙使這部電視劇無法在越南公映。正如阮清越沒有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生活過的親身體驗一樣，我也沒有在殖民地國家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經歷，因此，我們倆都對這兩個魔鬼缺乏第一手體驗。

不過，我特別贊同阮清越今年1月在《國家》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巴勒斯坦在亞洲：亞裔美國人團結一致的理由」中所說的話，「自衛是為了抵禦那些試圖殺害或征服我們、將我們降到人類動物最低生活水平的努力。在保護自己的過程中，我們也成為自己故事的講述者。但自衛的危險在於我們可能會被自己的受害感所吞噬，並在強烈堅持自己人性的過程中，無法承認自己的非人性或對手的人性。」

成為自己故事的講述者並拒絕被自己的受害情緒吞噬，這是我在《同情者》這個故事中得到的最大啓示，我想也是阮清越最想傳遞給我們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