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同情者》的跨种族叙事：双面人，千人一面的亚裔与分身不断的白人

今年四月，HBO 和独立电影公司 A24 共同推出了一部从越南人的视角看越战的反主流电视剧《同情者》。该剧根据越裔作家阮清越的普利策同名获奖作品改编。虽然只有七集，却用了三位不同国籍的知名导演——韩国导演朴赞郁，巴西导演​​​​费尔南多·梅里尔斯（Fernando Meirelles），和​​英国导演马可·曼登（Marc Munden），大多数演员和工作人员为越南裔，超过半数的对话使用越南语。短短七集汇集了历史、政治、战争、间谍、惊悚和黑色幽默等众多元素，充满了跨文化戏噱和跨种族讽刺。这样强大的非主流阵容在过去的好莱坞是无法想象的。

据阮清越说，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任何对《同情者》的影视改编必须以说越南话的越南人为中心，这一执念让早期接洽改编项目的好莱坞制作人感到不安。然而，在川普（特朗普）时代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动荡之后，特别是2020年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杀”以及六名亚特兰大亚裔女性被白人男子“恨杀”后，美国的政治氛围发生了巨变，催生了更加普遍的WOKE文化。这种文化引发了人们对系统性社会不公、种族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等问题的广泛关注，推动了好莱坞的自由主义者跟上时代的步伐，阮清越的愿景也才最终变成现实。

也许，剧中一场关于好莱坞的重头戏可以更清楚地解释阮清越的坚守。在第四集，标题为“给我们几句好台词吧！”中，剧中一位象征着好莱坞对越战叙事控制权的知名导演尼科斯（The Auteur），要拍摄一部名为《村庄》的越战电影。男主人公少尉——也是一位CIA和北越的双面间谍——被聘为电影的越南顾问，职责是确保电影的真实性。但他与导演的第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起因是剧本中的越南人没有一句台词。到达位于北加州的拍摄地后，少尉在美术指导的带领下参观了极具还原性的热带丛林和越南村庄布景，剧组甚至花巨资从菲律宾进口了热带丛林的植被和村庄所需的牲畜。

然而，当一群荷枪实弹的美国特种兵进入村庄的场景开拍时，一位“越南老妪”在紧张之余，嘴里竟然吐出了中国话——原来剧组雇佣的临时演员没有一个是越南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选角负责人问饰演老妇的演员能否把中国话说得像越南话时，老太太毫不客气地反问，“你会说丹麦话吗？”

这段插曲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阮清越对以越南人为中心的坚持。他在以往的多次访谈中，反复谈到早年观看好莱坞越战影片给他造成的困惑和伤害，这其中包括不少经典越战片，诸如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和奥利佛·斯通的《野战排》。他曾在大学里参加过对《现代启示录》的课堂讨论，讲述这部电影对他的创伤性影响。他在看这部电影之前，一直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认同参加越战的美国士兵，直到看见《现代启示录》中美军屠杀一船越南平民的场景：他的内心一下子被撕成了两半，不确定自己是那个进行杀戮的美国人，还是那个被杀的越南人。

这种撕裂感让他意识到，“我们越南人和亚洲人在美国人的想象中毫无地位，除了尖叫、哭泣、诅咒或乞求被拯救。”

千人一面的亚裔面孔

与“毫无地位”遥相呼应的，是《同情者》中千人一面的亚裔大众男：一位有一定名气的韩裔电视演员人设，“​​詹姆斯·尹”（James Yoon；约翰·赵 John Cho饰）。

在剧情中，美国观众或许能认出他的脸，却记不住他的名字。他们会说，“噢，就是警匪片中的那个中国佬！” 或者“喜剧片中的那个日本园丁！” 但詹姆斯·尹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无数影视中的花式死法。他曾经被奥斯卡奖得主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用指虎打死，被实力派演员欧内斯特·博格宁（Ernest Borgnine）用刀从后背戳死，被绰号“瘦皮猴”的音乐剧演员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一枪爆头，被动作片明星詹姆斯·柯本（James Coburn）用绳子吊死，还被许多无名群演推下摩天大楼、扔出飞艇的窗户、沉入哈德逊河，甚至还被黑帮挖出内脏。

詹姆斯·尹虽然是阮清越虚构的一个人物，但他的经验却来自于许多亚裔演员在好莱坞的真实遭遇。实际上，早期的黑人演员也常常在影视中被快速“杀掉”。这种现象在好莱坞被称为“黑人角色速亡”（Black character quick demise）。也许是为了让詹姆斯·尹的遭遇显得更加真实，杀死他的白人演员都是好莱坞真实的大牌名角。

“詹姆斯·尹”并不在意在屏幕上被杀死，而是每次“死得太快”，通常在片子里只出现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完蛋了。而在《村庄》里，他将作为美国特种兵被越共捕获、受刑，最后咬舌自尽，时间远不止几分几秒，而且也是“他”第一次扮演韩裔角色。因此在“詹姆斯·尹”看来，这个角色是个难得的露脸机会，为此他宁愿赤身露体被绑在竹床上，不吃不喝一整天，反复受各种“假”酷刑的折磨，连早上吃的水煮蛋都被折磨得吐了出来。

“詹姆斯·尹”的遭遇不过是亚裔演员在70年代好莱坞的一个缩影，早期亚裔演员为了一些跑龙套的小角色，都是这样不顾死活地打拼。相较于过去而言，“詹姆斯·尹”的待遇甚至还可以说是进步了。扮演“詹姆斯·尹”的韩裔演员约翰·赵在今年5月接受《好莱坞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今天好莱坞的氛围跟电视剧表现的70年代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他完全理解这个角色的遭遇。70后的亚裔美国人，很多都是在全是白人的环境中长大，尤其是亚裔男性，在青少年时期总得应对那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当他成为演员并搬到洛杉矶后，他遇到很多来自夏威夷的年轻人，发现他们走路很自信，思维也更温和微妙。他认为这跟他们在以亚洲人为主的文化中长大有关。

约翰·赵在饰演“上尉”的演员侯宣德身上也看出了这种特征。侯宣德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越裔，应该不在亚裔占多数的社区中生活，但他也有那种自信的平衡和优雅。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巴尔干半岛随团旅行，旅行团中有一对来自悉尼的年轻亚裔夫妇。他们在人群中开朗健谈，毫无畏缩羞窘之态，似乎验证了约翰·赵的观察。约翰·赵说，他对美国亚裔所普遍缺乏的这种自信气质非常着迷，并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在那种生活里，他不会因为自己是少数族裔而感到低人一等，不会因为这种负面经历终身揹负着情感包袱。

分身不断的白人

不知是不是受千人一面的亚裔大众男的启发，电视剧对小说做了一个重大改变，那就是启用电影《钢铁侠》的主演​​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一人饰演四个角色，他们分别是：克劳德，少尉的CIA教官和汇报情报的上司；哈默教授，少尉来美国念大学时的导师和后来逃难时的担保人，也是该大学东方研究系的系主任；内德·古德温，打着星条旗领带的南加州共和党议员，挖空心思想得到越南选民支持的越战老兵；尼科斯，自命不凡、视亚裔为无物的好莱坞导演。

其实还有第五个角色：在片中一闪而过的法国神父。很多剧评都没有提到小罗伯特饰演的这个角色，实际上他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电视剧暗示这个法国神父强奸了身为女仆的少尉母亲（越战之前，越南被法国殖民了大约一个世纪之久），并导致她怀孕，但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的儿子，只是时常给幼时的少尉带去一些法式饼干。父亲的缺席则让成年后的少尉不断在年长男性身上寻找父亲的影子。

该剧的联合编剧和联合总监制​​麦凯勒（Don McKellar）在今年4月接受“The Wrap” 杂志采访时指出，是朴赞郁导演想到让小罗伯特一人分饰这五个角色，大家也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创意。因为它不仅能突出讽刺效果，也能凸显这些不同的白人权威角色在少尉心理上产生的效果。在现实中，这五个角色分别为白人在军事、学术、政治、娱乐和宗教五个领域的权力代表，也是戴着不同脸孔入侵亚洲的殖民主义者。麦凯勒在同一个采访中还指出，这些年长的白人男性导师形象，“他们既不可靠，又有些两面派。他们代表了美国社会的不同领域——情报、学术、政治和娱乐——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可以说，他们都是属于同一个俱乐部。”

少尉对小罗伯特饰演的这五个角色有着五味杂陈的不同感觉。对身为神父的父亲，他只觉得恶心，恶心到哪怕是成年后，吃法式饼干也会让他呕吐；对自命不凡的尼科斯导演，他有的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和抗争；克劳德对他而言，可以说是最贴近父亲角色的人，也是跟他关系最深的一个。他是少尉间谍生涯的引路人，在他十九岁的时候就在一艘难民船上收他为徒，把他训练成一名优秀的间谍。他以为少尉跟他一样，憎恨共党北越，亲近美国政府，殊不知少尉完全看穿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美帝”，对他说的很多话虽然表面附和，内心却完全不信。克劳德也不知少尉的另一层身份：北越共党间谍。
但两人毕竟有着几十年的师徒关系，因此，冷酷无情的克劳德在发现了少尉的双面间谍身份后，还是放了他一马。这个角色对美国政府从上到下的阴暗面多少有一些体会，因此他比小罗伯特饰演的其他角色有更多的自我意识。

古德温议员和哈默教授是这几人中最可笑的角色。我这里重点想谈一下哈默教授，不仅因为他是东方学研究的专家，对亚洲似乎有着深厚的感情，还因为少尉对他的感情最深——他不但是少尉的大学导师，而且在他逃难来美后毫不犹疑地担保了他，并在系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这样“友善的美国白人”对生活在美国的新移民并不陌生，新移民或多或少都会遇见过几个，对他们往往会感激涕零。

但实际上，这些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所谓“好人”，很可能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就如哈默教授一样：他娶台湾少妻，雇日裔女秘书“森小姐”。他明知森小姐不懂日语，还是坚持跟她说日语，并劝她学习自己族裔那“可爱的语言。”

哈默教授在办公室布置了一间充满浓郁东方风情的茶室，一进去就换上和服，在少尉面前毫无顾忌地露出大肚皮。他也时常跟少尉聊越南，聊美亚混血儿身上经常牵扯对立的东西方特质，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当少尉告诉他自己不是美亚混血儿，而是欧亚混血儿的时候，他却说这两者在他眼里“没有任何区别”。

他在雇佣森小姐时问她是否会说日语，当森小姐回答不会，他立即说，“森小姐，虽然你不过是第二代日裔，你却忘了自己的文化。为什么你不学日语呢？难道你不想去日本吗？”尽管森小姐在美国出生长大，母语为英语，哈默教授显然不把她当作美国人。

森小姐的经历让我想起自己住在旧金山的一个小故事。当时，一个美国邻居有两个跟我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因为孩子们常常一起玩耍，邻居也时常邀请我们两家一起出去吃饭。但每次出去他都建议去中餐馆，好像中国人就只会吃中餐似的。在餐馆时见我往茶里加糖，他顿时质问我，“你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我听说中国人喝茶是不加糖的。” 这句话和哈默教授对森小姐的态度如出一辙，不过和哈默教授不同的是，邻居的类型化思维不是只针对亚裔，因为后来他谈到他的妻子返校读书，其中一门课是批判性思维。他说这门课对她来说“非常难”，因为他妻子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而“斯堪的纳维亚人是不善于批判性思维的。”

在哈默教授举办的一场具有东方风情的派对里，他逼着森小姐穿和服，并丝毫不顾及森小姐的自尊，当众批评她的和服穿得不合规范，没有像日本女人那样露出性感的颈项。他也同样不顾及少尉对自己混血儿身份的敏感，在大庭广众让少尉谈他作为混血儿所兼备的“东西方思维”特征。甚至他放在台湾妻子肩上的手，也不是充满爱意地搂着，而是用手掌紧抓着妻子娇小的双肩 — 一种充满权力意味的身体语言。不能不说小罗伯特的表演丝丝入扣，于细微处体现了他深厚的表演功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好莱坞对“詹姆斯·尹”和朴赞郁对小罗伯特·唐尼的角色处理都采用了符号化的手法。不同的是，前者把千姿百态的亚裔个体抽象成千人一面的亚裔总体，用种族笼统的身体特征作为亚裔的标签，拒绝给予亚裔演员任何权力，表达的是对亚裔的彻底拒绝；后者把美国这个自大傲慢的庞然大物具象为分身不断的白人，试图展现在每个白人威权人物戴的不同面具之后，隐藏着一种相同的特质，它可以象征着美国社会依然阴魂不散的父权，也可以象征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态度。无论是什么，它都对少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在撕裂中寻找自我的双面人

如果《同情者》只讲述了上面两类人的故事，那也未免太过简化了。小说的主人公少尉才是这部戏的真正主角。电视剧和小说一样，以少尉在越南再教育集中营的自供开始：
“我是个间谍，是个卧底，是个’内鬼’，是个双面人。从敌对双方看待每一个问题，是我揹负的诅咒。”

少尉揹负的诅咒首先当然来自于他的法越混血儿身份，他是作为法国殖民者的神父强奸被殖民化了的母亲的产物，有着越南人的脸孔和法国人的蓝眼睛，血管里流淌着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血液。他也是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的秘密警察和越共安插在南越的卧底。他虽然在越南出生长大，越南语是他的母语，但年轻时曾赴美留学，主修美国文学，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也对美国的社会和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这些双面性都决定了他对两种文化和思想了如指掌，拥有两套思维，能从敌对双方看问题。

在个人生活上他也有着丰富的两面性。比如他的两个血盟兄弟曼和邦，一个信仰共产主义，是他作为越共卧底的上线，另一个却是资本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和越共有不共戴天的杀父杀母之仇。他的女朋友森小姐是彻底美国化的日裔熟女，另一个他私下爱慕的将军女儿却是一位想当流行歌星的青涩少女。我们在电视剧里总看到他对对立双方都抱有极大的理解和同情，能恰如其分地揣摩出对方的心思，并说出对方想听的话。而他真实的想法和倾向，他总是藏在心里，有时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电视剧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他的名字是什么，暗示他本来就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

少尉一直试图克服这种撕裂和迷失，拼凑起一个完整的自己，但他的每一次努力似乎都以失败告终。当他听到自己被捕的同志在经受种种酷刑折磨后，回答说她的联络人的名字叫姓越名南时，他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是女共党间谍给他虚构的名字，也是对他的热切期待。当他的上司将军要逃离越南时，他期盼能够留下来，迎接祖国的统一和自身分裂状态的结束。然而，越共却通过曼告知他，他必须随将军一家赴美，监视并汇报将军的复辟反攻活动，继续他的卧底生涯。当他坚决反对时，曼一语道破他对美国文化和西方生活的迷恋，家乡对他而言也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曼是真正理解他内心撕裂的人，知道像他这样的双面人留在越南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少尉后来返回越南的遭遇也证实了这一点。

不过，曼虽然和少尉一样热爱西方文学和音乐，却缺乏在西方生活的实际体验，不会想到他的好兄弟在美国的生活会让他的身份更加支离破碎。所有逃离母国的越南人，在抵达新的国家后都有了一个统一的身份：难民。所有的难民都得在新的国家从头开始，为生存奋斗，连将军一家都不得不做起了卖酒和开餐馆的小生意。少尉凭借他流利的英语和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借助他留学时的人脉以及为将军和克劳德工作的便利，有机会接触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学术、政治、情报和娱乐圈子，成为越南难民和美国社会的中间人。

尽管他总是尽最大努力为他的越南同胞谋福利，最后却往往以付出更大牺牲为代价：他想帮助好兄弟邦一家逃离北越统治下的西贡，结果却害死了邦的妻儿；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卧底身份，他不得不让少校(Major)做了他的替死鬼，事后又因内疚试图用钱来补偿少校的母亲和妻儿；在好莱坞担任《村庄》一片的越南顾问时，他千方百计地想为越南临时演员争取到更多的台词和报酬，结果自己却差一点丢命；为了让将军允许他陪同好兄弟邦一起回越南，他杀死了同为越共同情者兼情敌的桑尼（Sonny）。在美国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功利实用的殖民主义。

然而，回到他心心系念的越南又能怎样呢？他和邦双双被抓进集中营，接受党组织的再教育。他被迫反复地书写交代，但每一次交代都得不到组织的信任，放他过关。越南发生的一切，都与他的理想格格不入。如同后来曼所说的，他们把殖民者赶出了越南，为的只是让自己把国家搞糟。当他坐在电椅上受刑并出现幻觉时，他不但看到被他杀死的少校和桑尼—其实他们经常出现在他的幻觉里，还看到了他的法国神父父亲对着童年的他晃动着一盒法国饼干，告诉他他们俩人都有着同样的蓝眼睛，但这只是他们之间的秘密。只要他不把这个秘密说出去，他每个月都会给他送来一盒法国饼干。然后，法国神父的脸又幻化成克劳德的脸，然后是尼科斯导演、古德温议员和哈默教授。这些分身不断的白人以一盒饼干为诱饵，让他为他们做事，做完了就把他扔掉，如同一块用完的抹布。

让他不断写交代，并用残酷的刑罚折磨他的营地政委，其实正是他的好兄弟曼。此时的曼已经被汽油燃弹毁了容，整天戴着面罩，变成了一个无脸的人。通过让他写交代，曼帮他认清自己对自己的谎言，比如他如何自欺欺人地把南越女共党间谍受到的性暴力在记忆中改换成简单的暴力，他自己也没有勇敢地冲上前去救援她；通过对他实施残酷的刑罚，曼希望他抛弃对共产党的幻想，认清共产党的本质。曼还给了上尉一道最后的考验题，只有答对了这道题，他和邦才能离开再教育营。这道题就是墙上的革命标语：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重要—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在曼的提示下，上尉成功通过了这个最后的考验，给出了正确的答案：Nothing，只有nothing才是高于独立和自由的东西。无脸的曼出的这道题，只有双面人上尉才能理解并给出正确的答案。

在曼的帮助下，上尉和邦双双逃离了再教育营。但他从此摆脱了分裂状态，找到完整的自我了吗？我们不得而知。在电视剧结尾，他和邦登上了难民船，在黑暗的大海上漂流，这其实也暗示了中间状态是上尉的宿命，一个他永远无法逃离的生存状态。

我并不完全赞同少尉对北越共产党的同情和对美国政治的批判。我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同阮清越在采访中表明的那样。小说中提到毛泽东臭名昭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少尉似乎对这个讲话深以为然，并因此认定好莱坞是美国政府的宣传机构，是为美国政治服务的。这点我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也许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好莱坞确实十分政治化，但那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诉求。美国政府对好莱坞拍什么题材，如何拍是没有指手画脚的权力的。它也没有和中国或越南类似的电影审查制度—据说越南拒绝了剧组去越南拍外景地的请求，也设置了重重障碍使这部电视剧无法在越南公映。正如阮清越没有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生活过的亲身体验一样，我也没有在殖民地国家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经历，因此，我们俩都对这两个魔鬼缺乏第一手体验。

不过，我特别赞同阮清越今年1月在《国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巴勒斯坦在亚洲：亚裔美国人团结一致的理由”中所说的话，“自卫是为了抵御那些试图杀害或征服我们、将我们降到人类动物最低生活水平的努力。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我们也成为自己故事的讲述者。但自卫的危险在于我们可能会被自己的受害感所吞噬，并在强烈坚持自己人性的过程中，无法承认自己的非人性或对手的人性。”

成为自己故事的讲述者并拒绝被自己的受害情绪吞噬，这是我在《同情者》这个故事中得到的最大启示，我想也是阮清越最想传递给我们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