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白人Tradwife回潮：主動選擇做家庭主婦，像1959年那樣順從

如果你是一個 Instagram 或 Tiktok 的重度用戶，那麼你很可能見過這樣的視頻：一位妝髮考究的白人女性穿着甜美的服飾，繫着碎花圍裙，一邊在寬闊明亮的現代化廚房裏製作各種精美的食物（一般以烘焙為主），一邊講述自己的家庭生活（往往都圍繞着丈夫和孩子）。

這些女性有一個共同的名字：Tradwife。Tradwife 是 traditional 和 wife 的合成詞，意為傳統妻子，也就是說，她們認同並渴望相夫教子的生活，為自己家庭主婦的身份自豪，甚至會去大力宣傳推廣這種生活方式。它正在成為一種越來越受到關注的社交網絡趨勢。Tradwife 和想成為 Tradwife 的女性基本上都是白人，並且對女權主義和有色人種表現出明顯的排斥，當被批評為全球保守主義回潮的一種迴響時，她們的回應是：女權主義者無權指責我們的自由選擇。

那麼，Tradwives 選擇的是什麼呢？

「像 1959 年一樣服從並溺愛我的丈夫」

Instagram 有一個名為 The Tradwives Club 的賬戶，擁有兩萬多關注，簡介是「為了生活在現代世界但有着傳統思想的家庭創造者們」（For traditionally-minded modern day homemakers）。內容大部分是分享廚藝和家務整理小技巧、一些「如何讓生活變得更好」的積極向上小雞湯，其間夾雜着一些我們比較熟悉的嬌妻話語，比如「做你丈夫最大的粉絲」。

她們渴望回到上世紀50年代美國的白人核心家庭，男性在外工作、女性負責操持家務和照顧孩子。所以她們往往也會傾向於打扮得像50年代好萊塢電影裏的家庭主婦：棉麻襯衣和碎花裙、帶花邊的圍裙、溫柔的粉色系妝容，以及經過了精心打理的溫婉發型。她們相信，由於男性與女性的本質差異，「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模式才是最正確的，女性天生就應該成為妻子與母親，部分 Tradwives 甚至宣稱「服從」是女性的自然慾望，但邪惡的女權主義者讓我們抑制了自己的天性。

毫無疑問，在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女權主義抗爭歷史之後再聽到這樣的言論，很難不覺得詭異且可怕。這一趨勢的出現一般被認為與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及其之後的保守主義與另類右翼逐步崛起相關聯，而這幾年，隨着以 Tiktok 為代表的社交媒體的流行，其影響力正在逐步擴大，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加入其中。

有趣的是，我們能看到 #tradwife 詞條下的內容在不同社交平台也呈現出分化。在Instagram上，更多是類似 The Tradwives Club 以及其他 Tradwife 個體分享自己的生活。在照片裏，她們住在郊區別墅或是農場，打扮精緻地做飯、整理家務，跟丈夫與孩子相親相愛。Tiktok 則更加年輕化，許多二十出頭的女孩可能還尚未結婚生子，但已經開始想象 Tradwife的生活會有多麼美好。X裏有關 Tradwife 的內容最為特殊，因為其中有着強烈的男性凝視色彩，顯然其受衆更多是男性而不是真正的 Tradwives。這裏的博主們在宣傳 Tradwife 的生活方式時，會更強調她們的順從：永遠不頂嘴、不拒絕、不疲倦，不管生了多少個孩子也依然擁有完美身材——一個完全符合父權標準和男性幻想的模版妻子——當然是不可能存在於現實中的。

諷刺的是，的確有一部分極右翼女性決定和同為極右翼的「紅藥丸」男性（以mgtow和incel為代表）結盟，她們稱自己為「紅藥丸」女性，和紅丸男一樣反對女權主義、強調男女與生俱來的差異。Tradwives 的雛形就是在這些女性聚集的論壇形成的。根據2020年的一項研究（《Going Dark：The Secret Social Lives of Extremists》），有大約30000名女性被認為是 Tradwife，而三年過去，它已經形成了一種廣泛的趨勢。

當然，大部分有影響力的 Tradwives 都不會承認這些。最著名的 Tradwives 之一 Alana Petit，她運營着一個名為 The Daring Academy 的網站，簡介為「一個面向家庭主婦、傳統主義者、親英國人士的生活方式網站」，其中一篇文章便是《什麼是Tradwife》。在這篇文章裏，Alana 稱，Tradwives 可能會順從她的丈夫，但絕不會讓自己的權利受到威脅，並且 Tradwives 會選擇細心負責、會照顧人的伴侶。「我的角色就是像 1959 年一樣服從並溺愛我的丈夫」。她在BBC的採訪裏這樣說。

同時，她明確否認 Tradwife 和右翼理論之間的聯繫，而強調其作為一種個人選擇。儘管在《什麼是 Tradwife》這篇文章裏，她表示 Tradwife 無法接受女權主義「仇視男性、受害者心態的那一面」，並反覆強調傳統家庭才是最重要的東西。

Estee Williams 在 Tiktok 有超過八萬關注者，26歲的她在結婚後放棄了自己氣象學家的工作，決定成為一位 Tradwife。她將 Tradwife 定義為「選擇最傳統的生活方式與性別角色的女性」，甚至向自己的關注者們呼籲「make tradwives great again」。在一段視頻裏，她抱怨「整個世界都在繼續譴責 Tradwives」，說這些話的同時，她一邊為丈夫烘烤麵包，一邊抽空修飾自己的頭髮和妝容，以確保「一整天都要保持完美」。同樣，Estee 也認為作為 Tradwife，必須服從自己的丈夫，但她表示這不意味着不平等，而是不同的角色分工，「如果你仔細想想，這是一種恭維，」她說， 「男人需要這個女人在他身邊，激勵他，陪伴他。」

Estee 的母親是一位職業女性，她從小目睹母親在工作與家務之間奔波勞累，「我無法想象自己過那樣的生活，我喜歡自己在家庭裏的傳統角色」，她這樣說到。

事實上，這也契合了目前針對 Tradwife 趨勢產生原因的主要觀點：一部分女性想要回到50年代並不是因為她們真的認為那個時代更好，而是因為當下的時代太糟糕了。在經歷了若干年的女權主義鬥爭之後，女性終於獲得了和男性一樣參與勞動生產的權利，但家庭內部的勞動——做飯、家務、照顧孩子——仍然全部落在女性頭上。另一方面，正是由於社會默認女性是承擔家務勞動的那一方，職場環境對女性格外不友好，不僅存在同工不同酬、職場天花板等問題，連帶薪育兒假期都很難得到保障，更何況還有許多企業因為覺得女性生育會耽誤工作而更願意招收男性員工。

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一部分女性會選擇進入職場不婚不育，自然也就會有一部分女性選擇放棄工作回歸家庭。相比為了女性可以免除家務勞動負擔而抗爭，直接回歸最傳統的性別角色或許確實更輕鬆。

白人中產階級基督徒的懷舊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懷舊基本上僅限於白人中產階級，畢竟對於有色人種和底層女性來說，她們從來沒有經歷過「丈夫一人工作養活全家」的時期。Tradwives 懷念的美國50年代事實上只是一段歷史特殊性的產物。工業革命後，勞動力需求增加，成為女性正式進入社會生產的開始，之後的兩場世界大戰期間，女性也需要作為戰場後備力量從事各種軍事服務與生產。直到二戰結束後的50年代，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加大社會福利力度來重新振興經濟，的確讓一部分家庭過上了一段時間一人工作足以養活全家的生活。

但這僅限於核心工業產區的白人家庭，而核心工業產區能夠提供的高工資又是以剝削邊緣地區和殖民地為代價的。於是對於更多邊緣地區的農村家庭、有色人種工人家庭來說，一個人的工資是遠遠不夠供給生活開銷的。這些家庭的女性一直需要外出工作，同時承擔絕大部分的家務勞動。

因此某種程度上來講，Tradwives 也是在懷念自己曾經享有更多特權的時代，這也就不難解釋這一趨勢為何無法與極右翼思想分離。一些 Tradwives 認為，當代社會充滿了種種為了削弱白人種族而被設計出來的「不自然」的生活潮流，比如消費主義、濫交和LGBTQ，而成為 Tradwife 就是反擊這種現象的方式。她們還呼籲白人男性也應該參與進來，重新成為擁有傳統男子氣概的「真正的男人」，而對愛情的追求則是 Tradwives
的「激進之處」。一部分「紅藥丸女性」甚至宣稱，女性外出工作和性解放摧毀了美好的傳統家庭，還使得男性被剝奪了工作、結婚和生育的權利。邪惡的女權主義破壞了男女生理差別導致雙方必須履行的性別角色。

其中最誇張的代表之一 Ayla Stewart，社交賬戶名為Wife with a Porpose，甚至為了鼓勵白人大量生育而發起了「白人嬰兒挑戰」，她在自己的主頁寫道，「我已經生了六個孩子，要麼趕上我，要麼超過我」。Ayla相信，白人、異性戀和基督徒是美國最自然、美好的事物，但這些正在被非白人移民、女權主義者和 LGBTQ 人群所取代。作為一名虔誠的摩門教徒，她堅稱自己並不是種族主義者，她愛上帝的所有孩子，但人們應該留在自己的文化區域和國界內。Ayla 現在四十一歲，在她二十多歲時，也曾支持女權主義和自由主義。

另一位成功超越了 Ayla 的 Tradwife 今年一月剛剛生下她的第八個孩子，兩週後她立即報名參加了世界小姐選美比賽，在此之前，她已經是紐約、猶他州和整個美國的選美皇后。她叫 Hannah Neeleman，Instagram 賬號有着將近九百萬關注者，相比其他 Tradwives，她並不那麼強調自己的這一身份標簽，而她能夠成為社交網絡明星的原因也不僅僅只有 Tradwife 這一個點。從她的賬號名稱 Ballerina Farm（芭蕾舞女農場）也可以看出，Hannah 曾在美國頂尖的舞蹈學校學習芭蕾舞，但大學還沒畢業就結婚生子，草草結束舞蹈生涯，隨丈夫一起到猶他州過起了農場生活。她發布的照片和視頻裏除了和所有 Tradwives 賬號一樣常見的家務、家人，偶爾還穿插着自己在穀倉裏、草坪上跳舞的片段。

和 Ayla 一樣，Hannah 也是摩門教徒，因此避孕是不被允許的，於是她一直生，但同時永遠保持着選美皇后的身材。她的女兒們和她一樣總是穿碎花裙，兒子則都穿牛仔靴牛仔帽，打扮得像父親。一家人在農場裏自給自足，連麵包都是從面粉開始做，週末一起上教堂，家門口飄揚着美國國旗。

但事實上，這個農場的經營狀況一直很糟糕，其收益遠遠比不上 Hannah 運營社交媒體得到的收入。不過這點收入對她來說根本不值一提：Hannah 的丈夫是美國航空公司 Jet Blue 老闆的兒子，她本人也家庭背景優渥。對於真正的農民來說賴以生存的勞作，對於他們來說只是一場田園牧歌的遊戲。但這也體現了一個 Tradwife
的弔詭之處：儘管聲稱要成為只做家務工作的傳統主婦，她們中的一部分卻還是能通過自己的社交媒體形象獲得收入。

但 Nara Smith 是一個例外——她出生在南非，有一半黑人血統，同時，她也是一位年僅22歲的母親、當下在 Tiktok 最具影響力的 Tradwife 博主之一。今年三月，她在 Instagram 宣布自己和丈夫即將迎來第三個孩子。

事實上一開始，Nara 在 Tiktok 走紅只是因為她的烹飪視頻。在這些視頻裏，她穿着華麗——比如有着誇張花邊領的襯衫、可以當作晚禮服的連衣裙——在一塵不染的大理石台面上為丈夫和孩子製作複雜的食物——她甚至會從頭開始製作麥片。很快，人們發現她的私人生活也極具戲劇性。她和丈夫 Lucky Blue Smith（一名白人男性，同樣也是一名網紅）在同一家模特公司相識並很快結婚，當時她19歲，丈夫21歲——這位二十一歲的丈夫還有一個18歲時和前任生的兒子。婚後 Nara 過起了家庭主婦的生活，就像她發布在社交媒體上的照片和視頻一樣，每天都在從頭開始製作精緻繁複的食物，並分享「今天我為丈夫做了什麼」以及「今天我的孩子們吃了什麼」。她從未主動表示過自己是 Tradwife，但依然受到了很多相關的指責。

Nara 在她最近的 Tiktok 視頻裏對此作出了回應，她說，自已一直想成為一名年輕的媽媽，因為她的父親常常說後悔晚年才生孩子，所以她「接受了這個建議，這是我做過的最好的決定之一」，而自己為全家做法也僅僅是因為「喜歡做飯，喜歡照顧別人的感覺」，她強調，這並不是丈夫對她的期望，也不是自己必須要做的事——熟悉的用個人選擇遮蔽結構不平等的招數，但誰又知道她說的是不是真的呢？

作為一個不那麼標準的 Tradwife，Nara 能引起巨大爭議主要還是因為她的種族和宗教——她是我們目前在社交網絡上能看到的唯一不是白人的 Tradwife 博主。根據同為 Tradwife 的 Ayla Stewart 的觀點，Nara 就不應該生活在美國。然而她的丈夫 Lucky Blue 又是一個虔誠的摩門教徒，也很樂於分享在宗教家庭的成長體驗和自己的信仰歷程。摩門教一直有鼓勵教徒的伴侶皈依的傳統，因此 Nara 也成為了一名摩門教徒。但在最新發布的一些視頻裏，她說自己從來沒有試圖「傳播摩門教」，相反，她還在試圖弄清楚自己「應該信仰什麼、不信仰什麼」。

作為工作的家務勞動

「工作」是 Tradwives 經常用來為自己辯護的一個關鍵點。Alana Petit 就曾明確回應過，「我的工作就是做家務」，還有一些 Tradwife 認為自己就是女權主義者——因為她們選擇了不外出工作，拒絕進入資本主義父權制構建的新自由勞動力市場。但現實我們已經看到了，部分 Tradwives 仍能通過經營自己的社交媒體形象賺取收入，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有更多女性被這種趨勢影響而放棄工作回歸家庭，她們可不一定能將 Tradwife 的身份轉變成盈利的工具。

但即便沒有報酬，家務勞動就不算是工作嗎？這是一個已經被爭論許久的問題。1972年，女權主義活動家達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sta）和謝爾瑪·詹姆斯（Selma James） 在意大利發起了「家務勞動工資運動」，號召人們關注女性的無償勞動並呼籲國家發放家務勞動工資。在此之前，大部分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可能還是更傾向於恩格斯所言「實現女性解放的關鍵是讓女性進入到社會生產中」的觀點，但科斯特和詹姆斯指出，女性不需要進入社會生產，因為她們已經身處其中了。

她們認為，資本主義不僅徵用了女性的身體為其生產下一代勞動力，還將維繫和修復勞動力的活動——男性工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部轉化為了女性的勞動。父權制將女性被劃分在公共領域之外，形成了「家庭 – 社會」的二元對立，女性在作為私域的家庭裏所做的一切勞動都不被尊重。同時，女性從小接收到的社會教育都將母親塑造成一個無比神聖的形象，用 Margaret Benston 的話來說，彷彿這樣就可以「掩蓋和抹殺附着在母職背後的體力與情感勞動，以及這種日復一日的勞動為女性帶來的損耗」，並用諸如「愛」這樣被神化的話語來美化家務勞動，讓女性認為自己的付出都是因為「愛」，因此無償勞動反而成為了自願的偉大犧牲。父權制資本主義就通過這種類似煤氣燈效應的方式，盜取了女性的勞動與生產價值。

科斯塔與詹姆斯合著的《婦女與社會翻轉》中寫道，「婦女是僱傭奴隸的奴隸，而正是對婦女的奴役確保了對男性的奴役。」因此，她們主張應該由國家而不是家庭主婦的丈夫們來支付家務勞動工資，因為資本通過剝削家庭主婦獲得了利益。

在1985年聯合國第三屆婦女大會以及十年後的第四屆會議上，「家務工資」代表團爭取到了一項聯合國決議，將婦女的工作算作國內生產總值的一部分。這似乎已經是一個影響深遠的勝利，但在將近四十年後的現在，仍會出現 Tradwife 這種趨勢。

Tradwife 最早出現在北美，後來逐漸蔓延到其他歐美國家。相對而言，由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婦女解放的思想遺產，家庭主婦在中國並不是一個大衆的群體。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沈洋在界面文化的採訪中提到過，「全職媽媽會因為缺乏政策保障和經濟不獨立，容易陷入地位危險境地」是大衆的普遍印象。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為了促進生產、將女性納入社會勞動力，國家曾短暫地嘗試過開設公共託兒所等方式來實現社會化育兒，使女性能夠從部分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但顯然，所需的成本遠遠不是當時的中國政府可以承受的。然而為了契合「革命理想」，女性不能也不應該退回家庭主婦的生活，於是同時兼顧生產勞動和家務勞動就成了默認的對社會主義女性的要求（至於男性和家務的聯繫根本從來沒有被考慮過）。

2021年一月開始施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第1088條規定：夫妻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負擔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給予補償。算是在法律層面上承認了家務勞動應當獲得報酬這一觀念。但僅限於離婚時的經濟賠償，而不是一份工資。此外，主張家務勞動補償的一方要舉證難度較大，在實踐中常常無法順利實行，而且對於補償標準也沒有明確的規定。

類似的法律在許多國家都已經存在，其中最為完善的是德國在1957年頒布的《關於在民法領域男女享有平等權利的法律》，它將家務勞動定位為了一種職業。根據德國民法典第四編家庭法第1360條規定：「婚姻雙方相互之間負有義務，以其勞務或財產為家庭提供適當的生活費。如果婚姻一方承擔家務，則其以勞務為家庭提供生活費義務，在通常情況下即通過從事家務而得到履行」。儘管明確了家務是一項工作且應當獲得報酬，但這個報酬仍然是由配偶個人來支付——換句話說，家庭中在外工作的一方支付了家務勞動的隱形稅收——這也是 Tradwives 的生活現狀。

目前關於 Tradwife 的研究普遍認為，這一現象的出現原因除了年輕女性對當代社會的失望，還與與對大崩潰的恐懼相關：面對蕭條的經濟形勢、動盪的國際政治和不可逆的氣候危機，人們很難還像世紀初一樣對未來充滿美好的期盼，也就順理成章走向了懷舊——再進一步的話，乾脆直接重新擁抱最保守的傳統性別秩序。同時，由於大部分 Tradwives 仍是白人中產女性，她們的精英主義思維方式讓她們相信自己可以找到一個溫柔可靠、善解人意的丈夫，而不會陷入其控制中。

面對全球範圍的保守主義回潮，Tradwife 趨勢只是冰山一角 。在中國，我們也可以見到很多類似的場景，例如社交媒體上總能收穫大批流量的「嬌妻文學」，古早霸道總裁言情小說輸出海外拍成短劇大受追捧，以及前段時間哈爾濱旅遊走紅後出現的一系列諸如「爾濱哥哥寵溺南方小土豆」的變形泛化嬌妻語言。

總的來說，Tradwife 能夠成為流行，也從側面說明了女性在當下所面臨的困難處境（正如電影《芭比》的台詞：我們仍然在貫徹父權制，只不過更隱蔽了）——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職場女強人並不是出路。一位 Tradwife 曾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當一個女性臣服於她的老闆，沒有人會說什麼，但當一個女性臣服於她的丈夫，就會被認為是奴隸」——比起真正的50年代家庭主婦，這一代 Tradwives 顯然對自己的主體性十分自信，但即便是站在金字塔頂端的白人精英，也無法逃脫結構性不平等的牢籠——就像底層有色人種被白人精英壓迫一樣，白人精英女性也被白人精英男性所壓迫。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 Tradwives 的主體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所有人意味的「自主」，都可能是父權制建構的結果。當潮水退去，新自由主義女權的「獨立女性」夢想也被無情戳破，我們終於意識到了：無論臣服於老闆還是丈夫，都沒有逃脫奴隸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