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美國」的崩塌：新冷戰是資本競爭的衝突，無關意識形態？

楊山，評論人，國際政治觀察者

拜登上台之後的中美關係走向，如今足以說明兩國關係的崩壞是系統性的對抗，而非特朗普時代的一時「瘋癲」。但時至今日，另一個也許還沒有破除的迷思則是：如果不是習近平執政，而是一個更具寬容性質、更加自由化的中國政府，是否中美對抗能夠避免？畢竟，終身制和權力的極度集中，如今是許多中國社會問題繞不開的「房間裏的大象」。但也因此，許多人對當前中國處境的判斷，完全建立在了這樣的維度上。

香港出生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孔誥烽（Ho-Fung Hung）在2022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也許能為這個問題提供另一種解答思路。這本題為《帝國衝突：從「中美國」到「新冷戰」》（Clash of Empires: From “Chimerica” to the “New Cold War”）的小書並不長篇大論，但對「新冷戰」的起源和動力給出了一種頗為令人信服的政治-經濟解釋。在這一解釋中，中美的對抗要追溯到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而習近平時代無疑扮演了某種加速的作用，但看起來極為不同的統治風格，並不意味着中美關係中的基本經濟互動有任何本質的改變。

「中美國」如何成為可能？

不同於那些認為中美衝突主要由意識形態、地緣政治或領導人個人風格決定的說法，孔誥烽試圖給出的解釋更加聚焦在全球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之上。

不同於那些認為中美衝突主要由意識形態、地緣政治或領導人個人風格決定的說法，孔誥烽試圖給出的解釋更加聚焦在全球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之上。

全書最重要的論述之一，是關於中美在1990年代如何化解衝突的介紹。1989年天安門屠殺後，中美在意識形態上的衝突達到高點。明顯，那時的中國不會很快變成一個自由的國家。貫穿整個1990年代，中美看起來的對抗比如今還要誇張——台海危機直接導致了導彈試射和美國航母戰鬥群的部署，南斯拉夫戰爭導致中國大使館被北約炸燬。

與此同時，隨着冷戰的結束，中美同盟的重要性下降了，克林頓政府在1993年上台後，一開始深受民主黨內強調人權的派系，如南希·佩洛西等人的影響，主張將中國改善人權作為中美關係改善的條件。並以貿易中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為籌碼推動這一外交政策。

但儘管如此，兩國關係主體還是沒有成為人權和意識形態對抗，反而在其後的2000年代經歷了一個「小陽春」，以至於有人在那之後提出了中美一體的「中美國」論述。

孔誥烽認為這一轉變的關鍵動力來自於美國的商界。在整個1990年代，美國商界，尤其是很多類似AT&T、波音和通用電氣這樣的巨型企業，紛紛認為中國蘊含着巨大的生意潛力，所以非常樂於遊說美國政府改善對華關係。比如，AT&T是克林頓助選時的重要捐助方，他們的高管在1993年到訪北京，專門表態支持給中國最惠國待遇。

所以，按照孔誥烽的論述，美國後來「建設性接觸」實際上並不是說美國政府中有什麼無條件熱愛中國的「熊貓派」，而更多應該理解為民主黨政治精英試圖推動的強硬對華政策，最終向商界的遊說作出了妥協。

這一論述並非無懈可擊，孔誥烽也指出了其中較為弔詭的一點，即實際上後來受益於中美貿易的企業這時候反而很謹慎。比如直到1997-98年喬布斯和庫克主掌蘋果之後，蘋果公司才開始推行把生產線搬到中國的策略，在此之前他們多在加州生產。而沃爾瑪的服裝生產商直到2000年代初才大規模從美國南部向中國遷移。因而，為何那些大企業在當時熱衷於為中國遊說，仍然是一個值得詳述的故事，比如，中國石油系統和布什家族在德州的產業是否構成一層往來的聯繫？

但孔誥烽的論述指出的另一點重要之處是：美國恰到好處地延續了對中國的溝通和最惠國待遇，事實上幫助了中國實現自身的經濟轉型。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模式是沿海的出口加工業和內地的大量鄉鎮企業。到了1990年代，中國遇到了很大的通貨膨脹問題。朱鎔基政府上台後，試圖採取的策略是，停止支持鄉鎮企業，釋放出勞動力進入出口加工業，但這一進程如果沒有美國在進口關稅的開放，是難以實現的。從而，重新回看這一段歷史，按照孔氏的理解，可以認為是美國通過給中國最惠國待遇，把1990年代的中國邀請進入了全球化，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工廠」。這個過程給予了美國的資本和企業以巨大的空間，但同時也讓中國保留了自己的威權政治體系。

中國和美國體系的衝撞

孔誥烽更「經典」地把中國當作世界體系中出現的又一個「普遍」的資本主義帝國來分析。

孔誥烽的師承脈絡中包括了著名的意大利左派歷史學家喬凡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有趣的是，阿瑞基的中國門徒們往往是中國左派，他們更加傾向於接着阿瑞基晚年的《亞當斯密在北京》，論述說中國體系將為世界提供一個美國體系之外的，不一樣的替代選擇。但孔誥烽則更「經典」地把中國當作世界體系中出現的又一個「普遍」的資本主義帝國來分析。

按照阿瑞吉的研究，二戰之後的美國主導的世界模式的核心是高工資、高福利、高消費的凱恩斯主義模式。這個體系在二戰之後得以依託金本位制和整個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但在1970年代之後，隨着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崛起，又隨着資本利潤率的走低，到了1980年代，美國又主導了「新自由主義」的轉型，這個轉型的核心是：用自由貿易政策迫使發達國家的工人和發展中國家的低薪、無工會的工人競爭。

「新自由主義」體系的結果是美國變成了全球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和消費國。美國資本在全球開設工廠，生產出的廉價產品再由美國消費者消費。孔誥烽認為這是美國獨特的歷史形成難以複製的政治經濟結構。這一過程還有一重支撐，即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這意味着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通過印鈔將內部赤字外部化的國家，能夠支撐起一個高度依賴資本輸出和進口消費的經濟結構。

孔誥烽認為，上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順利整合進入美國體系。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對象和外匯來源。通過出口，中國積累了大量的外匯盈餘，政策又通過貨幣和管控政策，驅使很多人將這筆錢變成人民幣，從而給了中國的國有銀行向包括房地產在內的經濟領域大量放貸的底氣。

然而，中國既是美國體系的受益者，也是抵抗者。其仍然保留了非常多的冷戰中發展主義國家的特徵。比如中國一直擁有着產業政策，也在很多層面上尋求保護和培植本國產業最終替代外國公司。孔誥烽認為，在2008年之後，中國在經濟上呈現出高度資本化和黨國模式回潮的雙重特徵。這一特徵體現在，國家仍然扶植出口加工業，予以補貼和政策優惠，而出口領域獲得的收入，成為銀行向國有企業出借的重要憑證，因為國企更容易從國有銀行借到錢，所以這一趨勢下國企的負債率走高，效率走低。

整個大趨勢都可以理解為：中國政府在推行一種「拿美國企業來快速提升中國企業能力」的政策，這導致中國市場對美國企業的吸引力大減。

伴隨着這一過程的是美國企業投資日益受阻。比如，曾經預想着在中國電信領域大幹一場的AT&T在中國的投資被縮到很小的，侷限於幾個地方的規模，和他們在1990年代初所期待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此同時，已經進入中國的美國企業發現自己面臨着越來越大的或明或暗的轉讓技術和專利的壓力。包括美國一方一直抗議的「竊取知識產權」在內，整個大趨勢都可以理解為：中國政府在推行一種「拿美國企業來快速提升中國企業能力」的政策，這導致中國市場對美國企業的吸引力大減。就在2010年前後，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的擴張也暫停了。

隨着「中國製造2025計劃」浮出水面，也隨着各種各樣的知識產權和市場準入問題導致訴訟（大量的訴訟因為中國政府以發起反壟斷調查或者訴訟為威脅被美國企業自行撤回了），美國企業和中國政府的蜜月期大約在2010年代就已經快要走到盡頭。孔誥烽指出，這時候在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遊說集團，主要由在中國受挫的美國企業組成，他們雖然有些時候不敢得罪中國政府，但都很願意私下游說華府更強硬對待中國，以爭取美國企業的利益。2010年，包括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美國製造商協會）和中國美國商會在內的組織聯合遊說白宮，投訴中國「系統性地以犧牲美國企業為代價建設他們的國內企業」。而到了2011年，在和胡錦濤會談時，美國總統奧巴馬直接專門提出了市場準入和歧視問題。

隨着曾經幫助北京遊說的企業轉向對華施壓，在美國國內能夠壓制鷹派的對中力量沒有了。孔誥烽認為這樣的處境，使得中美在外交關係上變得非常難以修復。

難以修復關係的另一個維度在於，維護中國資本的海外利益對北京來說也變得重要。2008年後，中國應對危機的政策促成了經濟增長，但也催生了高負債，並降低了企業的利潤率。這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經典的「過剩」處境。在尋求解決過剩問題時，中國選擇了通過「一帶一路」向外輸出過剩的資本和包括基礎設施建設行業在內的過剩產能。2018年的美國研究測算顯示，一帶一路五年之後，89%的合同商都是中國公司，使用中國材料。

但一帶一路擴張對中美關係的一大影響，是開啓了對美國的全球投資和消費體系的挑戰。隨着中國資本的出海，美國公司不僅發現中國市場上要面對中國公司在政府保護下的競爭，在海外的市場也要被中國公司擠佔了。

也就是說，按照孔氏的分析，中美的真正衝突是資本構成和競爭的衝突，這一衝突從中國的國內市場逐漸延伸到了全球市場。而很難想像這種衝突能被資本規律以外的東西——如地緣政治利益或某個彼此欣賞的跨國利益集團——所加以節制。

想像美中對抗

在2000年代後，中國採取了一個「帝國轉向」，這樣的結果是中國無論是否自覺都會尋求以自己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但按照孔誥烽的分析，中美對抗實際上也是可以化解的，只是必須以完全不一樣的方式來想像解法了。

他在最後一章裏直截了當地指出了一點：在2000年代後，中國採取了一個「帝國轉向」，隨着資本的擴張，中國在全球資本的維度上也變得和美國、歐洲這些以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為特點的「舊帝國」一樣，向外尋求原材料、市場和資本輸出。這樣的結果是中國無論是否自覺都會尋求以自己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孔氏將之類比為二十世紀初歐洲的帝國競爭。那麼，帝國競爭可能有什麼樣的結果呢？回看歷史上對帝國主義和競爭的分析，他指出考茨基（Karl Kautsky）曾經認為帝國們也許會合作分贓，而列寧則認為帝國競爭更多會帶來戰爭。孔誥烽提到，研究一戰德國的歷史發現，德國的資本輸出和產品輸出是構成英德衝突的一大背景，包括德國為了向海外輸出過剩的產品和資本，也促進使用帝國馬克。這很像今天的中國在推行的人民幣國際化策略。可以認為，他暗示了中美有很大的可能性爆發更直接的軍事衝突——因為結構性的衝突，尤其是經濟上的，的確是積重難返。

如果我們來延伸孔誥烽的觀點，可以得到哪些推論或者新的視角呢？

一是會意識到外交和地緣政治甚至意識形態的衝突和爭鬥，並不由其自身決定。比如，中美要緩和衝突，要麼就必然需要兩邊在全球資本議題上達成「分肥」的合作。這點如今看起來幾乎不可能實現——要麼就是其中一方或者雙方一起在資本擴張上向後退場，要麼就是徹底打破傳統的全球消費和生產模式。

二來這意味着，中美爭鬥的緩和，既有可能以其中一方的失利而告終，也有可能以雙方共同找到對生產過剩的解決之道而實現。但還有一種並非不可能的情況，如中國選擇向內收縮市場，變成一個新的朝鮮式的國家，那麼未來中美衝突也是有可能避免的。這就體現出了「新冷戰」和「舊冷戰」的區別之處：新冷戰更多是資本主義競爭驅動的，源於市場的開放，而舊冷戰更多是彼此為壑，拉上意識形態的高牆。

引申來說，回答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如果不是習近平執政，而是一個更加自由化的中國政府，是否中美對抗能夠避免？

如果孔的分析成立，即中美衝突存在着資本競爭的巨大推力的話，很可能衝突也無法避免。一方面，在孔氏的分析框架中，私營資本和國營資本在助長中美衝突中扮演的其實沒有區別。就算中國政府不再走「國進民退」的道路，中美的經濟衝突的大框架都會持續。另一方面，假設習時代中國真的「復古」全面轉向國家控制的向內計劃經濟，那麼國際市場和歐美社會甚至會在潛意識裏感到一些釋然和歡迎——因為這樣將會極大地降低中美衝突的可能性。

所以，也許並不存在一個中國又繁榮又自由又不對外帝國主義的路線——反倒可能是又繁榮又自由又帝國主義的模式，也是更像美國模式、容易導向戰爭的模式。

當然，現實中的中國很可能會保持在一種無法擺脫昔日紅利的停滯路線上——一方面，外向的出口加工業路線很難調整，也是傳統優勢，必然會盡力維持；另一方面，中國也會繼續像一個傳統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堅持產業政策和某種進口替代模式，並挑戰美國在經濟上的統治地位。看起來這是當前最保守和理性的「既要、也要」的決定。只不過這意味着結果很可能是既做不好前者，也做不好後者，更不可能觸及根本的矛盾框架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