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大變局時代的勞工命運：疫情三年中國工人生存狀況全觀察

卷土，左翼視角的中國政治與社會觀察者，關注勞工，性別，族群等議題

今年以來，隨着奧密克戎病毒肆虐全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從算「政治賬」的高度來執行「動態清零」的防控措施，但結果令人沮喪。非理性、不科學的防疫措施不但未能壓制疫情在多個重要城市爆發，反而對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造成重大的打擊。在一樁又一樁慘烈的人道主義悲劇之外，動態清零引發的供應鏈中斷、中小企業倒閉、失業率增加、綜合收入減少等問題更是結構性的，影響深遠。因為它們事關很多人的基本生計，特別是勞工階級遭遇的困難前所未有，工作和生活處境急劇惡化，因而反抗的聲音和行動不斷發生。

10月，號稱「行走在中原大地上」的富士康工人「大逃亡」場景刷屏國內外社交媒體，對此，河南省內各地政府和富士康一道採取措施轉運工人返鄉隔離，但是，富士康的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因為現在是蘋果手機銷售旺季，鄭州富士康的訂單壓力不小，在保住供應鏈的壓力下，河南隨即舉全省之力為富士康招工，各級政府都有送人指標，完不成的由公職人員頂崗。且不說這種行政指令式招工的荒謬，政府為了完成考核而把招工任務大部分外包給各地的勞務中介，以高工價誘惑之，但是在保訂單和疫情防控的雙重壓力下，鄭州富士康面臨的問題加劇，11月22日，多個廠區內部再次爆發大規模示威活動，大量流傳的圖片和視頻顯示抗議工人與身穿「大白」的警方發生衝突。據悉這次抗議後已經有2萬人離開富士康。

此次鄭州富士康工人的大規模集體抗爭具有重要意義，表明政府的兩大政策目標：保訂單穩供應鏈和動態清零是不能兼容的，「既要又要」只不過是一場白日夢。而且富士康現有的勞動用工體制會加劇在生產安排和日常管理上對工人的剝削，少量正式工和大量臨時工的混合使用看起來是為了降低經濟成本，但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組織和社會成本反彈，除了採用更加集權高壓的方式進行所謂的「閉環生產」外別無他法，但這種帶有強迫勞動性質的集中營生產必然也會遭到工人更強力的反擊。

鄭州富士康工人是因為被企業和政府承諾的高額返費欺騙而示威抗爭，廣州海珠製衣工人是因為被工廠被封控，做不了旺季訂單，手停口停而遊行衝卡，他們的抗爭都是自發的，訴求也是經濟性的，但正是這樣的激烈行動展現了鮮明的政治意涵，進而挑戰了政府的動態清零總方針。

因為這些工人處在社會的最底層，抗風險能力最低，但他們接受的都是官方對於新疫情不科學的刻意誤導宣傳，不了解奧密克戎病毒的最新發展，不得不最大程度地接受和忍耐政府看不到盡頭的極端防疫措施，他們既害怕病毒的傳染又苦惱生計的困難，這種矛盾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爆發出來，在走上街頭跟大白衝突的那一刻，他們就做出了選擇，要生計不要封控。從這個角度看，鄭州和廣州的勞工階級的抗爭是打響對抗動態清零的第一槍。

鄭州和廣州勞工階級的抗爭成為全國反封控、要生計運動的前導，多個城市的大學生和市民也紛紛走上街頭表達抗議，並大聲喊出了89年以來最大膽直接的口號，這表明當政府用算「政治賬」的邏輯搞動態清零時，普通的民衆也會就清零的災難跟政府算「政治賬」。

這一次始於富士康工人抗議、激化於烏魯木齊大火的跨地區、跨民族、跨階層的全國性抗爭運動再一次表明，在各種類型的政治和社會運動中，勞工的力量是最堅實和可靠的，並且始終處於先鋒的位置。羅莎·盧森堡曾高度評價工人罷工的意義，認為工人發動的罷工是「迄今為止任何現代革命都沒有的致命武器」，它的發生是必然和偶然的結合，也是群衆運動自發和自覺的體現，既是經濟鬥爭，又是政治鬥爭。

當前中國正處於大變局的過程中，經濟社會面臨結構性的變化，勞工階級為了應對他們處境的惡化必然會持續不斷地行動。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必然會不斷學習，直至超越改善自己生計的需求而追尋更廣闊的社會進步，這是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市民運動百川匯流的交點。

基於此，本文將從三個層面系統梳理全球政治經濟局勢變遷以及疫情防控給中國的供應鏈、勞動力市場以及勞工階級帶來的嚴重後果，筆者相信勞動關係的結構性惡化必然會引發工人階級的團結與抗爭。

大變局時代的勞工命運（一）：世界工廠地位的動搖

自全球金融危機和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製造業已經面臨人口紅利消失、勞工運動高漲、出口關稅增加等諸多結構性挑戰，從而引發新一輪全球產業轉移，使得一大批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從中國珠三角地區向東南亞國家轉移。對跨國企業來說，這種成本敏感型供應鏈重構符合「逐底競爭」的經濟理性。

但是，疫情的爆發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垂直整合的全球價值分工邏輯，因為歐美各國發現對中國製造商品的過度依賴會在重大危機時刻損害國家安全利益，而且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問題上，中國表面保持中立，實則「策應」俄羅斯的立場更加凸顯供應鏈受制於中國的風險。

另一方面，中國國內此前的「清零」防疫體制不但衝擊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各種人道災難，而且人為中斷生產供應鏈、嚴重傷害經濟根基，特別是上海封城的長期效應正在顯現，比如本田將重組全球零件供應鏈，考慮將中國和其他區域脫鉤，而馬自達也要求經由中國交付零部件的約200家企業將庫存轉移到日本國內，並建議一些零部件供應商同時在中國以外的基地生產。

國際國內多重因素疊加，導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費時耗力打造的「世界工廠」地位開始動搖，這是經濟的大變局時刻。對跨國資本來說，在過去長達25年左右的時間裏，它們的決策相對容易，即只要在中國製造就行了。但現在的情況變了，在中國擁有多個供應商並沒有什麼好處，它們必須追求地理多樣性，推動供應鏈脫鉤加速，以此來應對近在眼前的防疫和地緣政治風險。從宏觀數據看，11月財新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錄得49.4，低於榮枯臨界值，新訂單指數和新出口訂單指數均降至收縮區間，消費品製造類產量下降。

倒閉潮

製造業需求低迷很大程度受到清零防疫體制的影響，因為海外客戶出入境困難，導致很多訂單流失，物流封控讓很多物料無法到位，生產時斷時續，加上原材料成本上漲，出口企業經營愈發艱難，壓縮規模乃至停產結業已經成為新常態。

今年6月，東莞創電電子有限公司宣布公司訂單減少，回款受阻導致嚴重的經營困難，不得已自2022年6月27日起停工停產；7月份，東莞庫珀電子受多家跨境電商的貨款拖欠，大量成品積壓在倉，造成惡性循環，國內外訂單嚴重脫節，呈斷崖式下跌，近年來生產經營年年虧損，難以為繼，於7月18日正式停產結業；同樣是7月，深圳某企業發布通知，稱鑒於當前新冠疫情的嚴重及全球國際貿易形勢之影響，使該企業的訂單量縮減，生產部門的產量驟停，導致生產經營極為困難，經研究決定，從2022年7月份起，已逐步減少了週六日及平時的加班，現決定於2022年9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放假。到了8月，多家歷史悠久、在外貿出口業久負盛名的老牌製造企業，在停產停業苦撐無果後，也終於撐不下去了。8月29日，深圳威利馬電器製造有限公司和富龍電器製造有限公司發布公告宣布提前解散公司，31日東莞愛高電業有限公司正式停業。這三家不是普通的出口製造企業，均成立超過30年，一度是出口製造企業的標杆，比如愛高電子廠曾是東莞厚街第二大工廠，在九十年代擁有一萬多名工人。

過去十幾年間，珠三角的製造企業已歷經多輪「倒閉潮」，起因各有差異，但都毫無例外地對農民工造成不利影響。2009年初，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透露，有約2000萬農民工因為出口製造企業停產倒閉而失業返鄉。相比之下，今年的經濟形勢更加複雜多變，供應鏈脫鉤，一刀切防疫，加上高溫限電，製造企業受到的結構性衝擊遠比金融危機更甚，經濟復甦的難度更大，效果也有限，因此農民工受到的影響也會是長期性和痛苦的。

失業潮

東莞一家企業的《停工停產待崗安排通知》裏寫道，工廠將於2022年7月1日起正式停工停產，不再提供工作崗位；8月1日起不再向員工支付工資報酬，也無法提供住宿、飯堂條件或食宿補貼等福利，企業每月發放相當於東莞市最低工資的80%的生活費。東莞現在的最低工資標準是1720元/月，這意味着在停工停產期間工人每月只有1376元，連交房租都不夠。實際上，這是工廠逼迫工人自行離職而逃避解僱賠償金的慣用方法，工人為了生計不得不另謀出路。但是，在製造業整體處於衰退的環境下，農民工無論是在哪個行業、哪家工廠工作，都會遭遇一系列困境，包括但不限於結構性失業、勞動條件惡化、收入不平等加劇、勞資矛盾增加，抗爭運動頻發。

國家統計局8月公布的7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4%，其中16-24歲人口的失業率達到驚人的19.9%, 超過美國和歐盟水平，而外來戶籍人口調查失業率為5.5%，其中外來農業戶籍人口失業率為5.1%，這一數據部分地反映了農民工的失業問題，但真實情況只會更糟糕。過去幾年網約車、快遞外賣等平台經濟的快速發展吸納了相當一部分從製造業衰退中轉移出來的農民工，特別是美團，數據顯示今年疫情期間兩個月內新增騎手58萬人，其中40%為原製造業工人。

但是平台經濟的就業吸納能力受到消費規模的限制，達到一定比例後就很難繼續增長，而且隨着就業人數的急劇增加，平台便擁有更大的市場議價權來調整算法促進競爭，導致勞動條件惡化和收入水平降低，這是網約車司機和外賣騎手目前普遍面臨的問題，他們不得不工作十幾個小時才能拿到三四千元的收入。相比於製造業，平台勞動是不穩定就業，更缺乏社會保障。從這個角度看，製造業衰退的後果之一是催動整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化，官方宣稱的2億靈活就業人口中佔大多數的還是農民工群體。

閉環生產

在大變局時代，即使製造企業躲過了倒閉的命運，但在疫情之下復工復產仍面臨不少困難，特別是如何保證員工管理符合防疫要求。上海市在四月份要求復工企業做好全體員工的每日健康監測和登記，堅持一日兩測：早上做抗原檢測，晚上做核酸檢測。同時，執行各區域之間的物理隔離，實行工作場所、住所「兩點一線」管理，所有人員在指定崗位工作和住宿，最大限度減少不同區域之間的人員直接接觸。

這樣的辦法在具體的執行上困難重重：不同行政管理單位執行的標準不一，特別是處於政府管理架構最末端的居委會不一定會認可企業出具的用工需求證明，因為居委會受到的政治壓力是以防疫為第一優先，導致的結果是小區基層管理人員不允許居民外出，企業安排的大巴也無法接員工返廠。加上的手續複雜，整體效率低下，員工的到崗率非常低，即使員工獲准到崗，但不能再回居住地，只能「以廠為家」。

據媒體報道，3月14日，上汽大衆就開啓閉環管理，安排了8000餘名工人吃睡在工廠，部分員工在臨近下班時突然接到了加班的通知。令他們始料未及的是，原本通知裏的半個小時變為直接封閉在工廠裏數星期之久。上汽集團為工人們準備了行軍床、帳篷和瑜伽墊，到了晚上，「大家整整齊齊睡在裏面」，封閉期間每個人每個班次工作時長大約10小時。員工吃住在工廠面臨很多現實的挑戰，因為大多數企業基本沒有完善的基礎設施，比如足夠大的食堂和足夠多的宿舍，怎麼解決吃住、洗澡和休閒時間的去處都是難題。打地鋪、睡睡袋，住帳篷成為成千上萬中國勞動者的日常。

上海理光數碼設備公司在廠區裏放置大量集裝箱，每個集裝箱裏放六個床位，只給員工發放基本的生活用品和方便面等最基本的食品。上海英資企業納鐵福傳動系統有限公司實行廠外「定點住宿」的模式，對員工進行「封閉式」住宿管理，「點對點」專班車通勤，即工人每天在住宿點吃完早餐，做完抗原測試等準備工作，統一乘坐公司班車前往工廠。每個廠外住宿點均有專人負責後勤保障工作，每日向公司管理部門彙報入住情況，以及抗原、核酸檢測結果。保安人員每日向公司匯報門崗工作點核查結果，確保每一次的人員進出均符合防疫氣泡管理的要求，這就是復工復產的前提條件。

即便對中國工人來說，睡在生產車間、帳篷，或者集裝箱裏，用硬紙板當作床墊，也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條件艱苦，腰酸、腿疼無法避免，同時工人沒有任何自己的私人空間。而且很多企業為了把停工停產的損失追回來，要求員工無償加班，或者增加工作強度。比如復工後的特斯拉改變了此前8小時的輪班制生產節奏，讓員工每天工作12小時，一週工作6天，休息一天。 5月初，一汽大衆黨委提出「奮戰60天，打贏上半年」的口號，在1至4月只有一半時間正常生產的情況下，堅持2022年產銷目標不動搖。據一汽大衆生產管理部總監楊海介紹，「5月初以來，長春基地1.8萬餘員工採取閉環管理、15天休1天、雙班21小時拼搶等措施，努力將疫情造成的損失搶回來」，結果是5月，該基地第一次突破產能歷史紀錄。

這種高強度的工作當然滿足了資本對財富的追求，但也反映了疫情之下勞動條件的惡化，長此以往，必然損害工人的身心健康。在5月6日和27日，上海廣達電腦的工人們兩次因為疫情期間閉環生產管理過於嚴格，而衝出廠區表達抗議，與保安人員發生衝突。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強度，上海市總工會要求每日加班不得超過3小時，這反映出工人實際面對的可怕的生產壓力。

儘管如此，閉環復工下不但每天的產能趕不上正常水平，而且再嚴格的閉環管理都會出現漏洞，企業得隨時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影響。比如國內最大的汽車線束供應商安波福是上海首批覆產「白名單」企業之一，自3月31日起，超過1800名員工進入閉環生產，但在嘉定的工廠復工1天后又出現員工感染，不得不再次停工，導致對特斯拉、上汽大衆、豐田等整車製造商的供貨受阻。這表明在動態清零的原則下，即使供應鏈得以局部恢復，整體的運行也充滿不確定性，閉環復工不但面臨「強迫勞動」的風險，而且無法保證生產效率，這種生產模式是無法持續的。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這個傳統的角色被削弱，而這恰恰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所在。另一方面，極端防疫政策已經導致大量年輕農民工失業或就業降級，勞動條件的惡化和收入不平等加劇不但存在勞資衝突和社會騷亂的風險，而且從根本上打擊了消費能力和意願，不利於實現經濟增長的動力轉換。

大變局時代的勞工命運（二）：供應鏈的動搖與工人的抗爭

今年以來，受奧密克戎疫情爆發的嚴重影響，珠三角和長三角多個製造業城市採取嚴格的封控管理措施限制人員和物品流動，導致電子和汽車供應鏈長時間中斷，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後果。特別是位於深圳和蘇州的蘋果供應鏈電子元器件生產和組裝企業，如富士康、欣興、緯創、和碩等都因為暫時關閉而推遲產品交貨，給蘋果公司在當季度造成超80億美元的損失。對嚴格執行「動態清零」的地方政府來說，防疫是首要的政治任務，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完成，因此他們可以短視地無視企業的損失。

對跨國企業來說，由極端的、不科學的防疫措施導致的供應鏈癱瘓損害了中國製造業的吸引力，因為政府官員只用下達一份文件或一個口頭指令就能封鎖道路、關停工廠，但是要重啓一條供應鏈卻很困難，可能耗時數月，因為供應鏈會因缺少某個末端的中小企業而運轉不了。因此跨國公司越來越重視供應鏈的穩定性，而把過去幾十年一直追求的成本優先放在一邊。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以蘋果公司為代表的電子品牌開始改變把生產環節集中在中國的做法，加快推動供應鏈的多元化布局。

供應鏈轉移

近幾年蘋果公司計劃將其總產能的15%-30%轉移出中國，帶動富士康、英業達、和碩、仁寶、立訊精密、藍思科技、德賽電池等台資和中資供應商近年來不斷擴大在越南的投資，而且2020年蘋果已開始在越南大規模生產Airpods。此外，蘋果在2021、2022年相繼推出印度製造的iPhone 12和13，並計劃到2025年，包括Mac電腦、iPad、Apple Watch和Airpods在內的所有產品，約有25%的訂單在中國以外生產，這個比例遠高於目前的僅5%。這意味着未來幾年會有越來越多中資和台資電子元器件和代工廠在越南和印度設廠，同時位於中國的供應鏈企業獲得的蘋果訂單也會明顯下降。

根據廣東中小企業協會的調研數據，今年上半年有超過一半的受訪企業出現訂單下滑的現象，下滑幅度普遍超過20%，給生產經營帶來不小的壓力，而且近三分之一的受訪企業認為下半年訂單會繼續下滑。從行業角度分析，除了在供應鏈上佔有優勢的汽車零配件、新能源電池等產品的訂單出現不同程度的增長，紡織、製鞋乃至家電、電子等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受市場需求萎縮和物流成本提高的影響，訂單流失嚴重，導致生產旺季不旺，很多中小型外貿企業停產歇業。這表明傳統制造業缺少訂單很可能演變成為一個長期性問題，背後的原因毫無疑問是極端的不科學的防疫措施帶來的供應鏈的不確定性。

傳統制造業訂單的持續下滑與結構分化會給勞動力市場帶來深刻影響，近年來，中國製造業出現了明顯的勞動力需求彈性化、不穩定性以及用工週期短期化的趨勢，首當其衝的是正規就業機會的減少，因為工廠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減少管理負擔，開始大規模使用彈性僱傭制，將流水線普工的招聘任務外包給勞務公司，用勞務派遣或臨時僱傭的方式讓用工企業與工人在勞動關係上脫鉤，實現就業的高度靈活性。

返費誘惑

在生產旺季，企業訂單比較多的時候，勞務公司紛紛採用返費策略招募工人並提高工人留職率。返費是勞務公司給工人進工廠務工的額外獎勵, 其高低取決於工廠用工需求是否迫切。每年的九、十月份和臨近春節, 工廠用工缺口最大, 返費水漲船高, 最高可達上萬元: 而四到六月則是用工需求淡季, 返費額度也隨之下降, 甚至低至幾百元。此外, 返費的多少亦與工人在廠時間長短密切相關, 工人在廠時間越長返費越多, 反之越少。返費不是立馬結算給求職者, 而是需要求職者在工廠內滿足一定的上班天數, 達到勞務公司規定的一些條件, 才可以獲得。返費不僅僅是勞務公司招聘工人的重要策略, 更能解工廠燃眉之急。

以新一代iPhone14手機量產為例，最大的代工廠富士康旗下負責蘋果iPhone組裝的業務部門iDPBG事業群7月份發布消息稱，今年生產高峰期已提前，鄭州廠區自7月17日起，有效出勤55天且在職90天的新員工，根據不同崗位有不同獎金，而製造部門關鍵崗位獎金為每人9000~9500元，最多能拿到10000元的返費，這個數字高於正常時期的返費，最高只有7000元。同時，深圳廠區仍在持續招工，獎金為每人5280元。

第二大代工廠和碩旗下的上海昌碩工廠的返費也是通過勞務中介發放，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正常獲取昌碩薪資及加班費的情況下領取返費，在職90天內，只要打卡滿55天便有10500元左右的返費；第二種模式，每小時領取較高的薪資，按工期上漲，打卡30天只返1000元上下的小額返費。今年7月昌碩只有小時工模式，價格為每小時26元，低於富士康的每小時28元，預計8月份才開始大規模加價招聘，到9月底、10月初返費是最高的。

返費的發放要經過「線長—工廠管理人員—勞務公司—黃牛—勞務中介」五個環節，最先由工廠中的線長核對每位工人的工作量，再將符合條件的工人名單上報至管理人員；隨後，管理人員將「返現」與人員名單交付勞務公司，由勞務公司將「返現」打入黃牛賬戶，黃牛再打錢給勞務中介，最後由勞務中介分發給工人個體。由此可見，工人是處於返費分利鏈條的最底端，而用工信息不對稱、不透明往往會導致返費被剋扣，不斷滋生所謂的「黑中介」問題。

高額返費是當下企業生產訂單的季節性和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性共同作用的結果，表面上看，工人在短期內獲得較高的收入，對用工企業、勞務公司和工人來說是多贏的結果。但深究來看，這一現象的迷惑性在於它並不意味着工人勞動權益的提升，相反，無論是從勞動過程還是從勞動力再生產方面來說，這種臨時性的高工價實質上損害了工人的長期利益，會導致勞動力市場極化並阻礙社會升級的實現，因為它既反映了工人基本工資水平太低，又阻礙了工資增長制度的改善。

高額返費是季節性的，生產企業只有接到大量緊急訂單式才願意用高工價來招募臨時工，而在正常情況下，工人面臨的處境仍然是低工資低福利的。隨着供應鏈重組的加速，像蘋果這樣的高端客戶給中國本土工廠的訂單必然減少，相應的返費週期會縮短，工人獲得高工價的機會降低。另一方面，工人獲得高工價的前提是長時間、高強度的流水線勞動過程，並且車間管理是典型的泰勒制，簡單粗暴，這種專制型生產體制在富士康工人連環跳樓自殺事件中受到社會各界的嚴厲批評。但過去十年間，電子業工人的勞動處境並未得到實質性改變，反而在高額返費的激勵下更加容忍和「同意」現有的生產條件，至少得堅持90個工作日。

用返費的方式通過勞務中介招募臨時工在電子業已經很普遍了，這種方式不但為工廠提高招人的速度，而且能極大地降低成本，因為工廠不需要向工人提供全面的勞動保障，即使跟工人產生勞資糾紛，都交由勞務中介處理，工廠可以沒有任何風險。勞務中介是工廠和工人之間的橋樑，正常來說，派遣工的工資分兩部分，工廠發放跟正式工同工同酬的待遇，勞務中介發放額外的返費獎勵。但要想拿到全額收入並不容易，因為工人必須完成規定的打卡天數，等勞務公司統計出名單後工人才能拿到返費，如果工人被開除或自離，返費就打水漂了，這是勞務中介剋扣返費的一種方式，也是最容易與工人產生衝突的地方。

工人抗爭

上海昌碩科技過去幾年就多次出現過拖欠返費和無故辭退員工的情況，典型的套路是在入職之前騙人說做滿45天就給6-7千返費，結果在員工離職時拖了一個月才給了不到一千返費。受疫情和供應鏈轉移的影響，昌碩獲得的蘋果訂單的減少，於2020年4月計劃在3天內裁員2萬人。為了逼工人就範，自動離職，昌碩以領取返費作為要挾，聲稱如果工人能在4月20至24日數天內完成登記，並在其後3天內完成離職手續，便能獲發還返費。但如果拒絕離職，工人會因停產而被逼休假，就要等到七月才可領回返費。同時，昌碩不斷削減小時工和派遣工，減少全職員工的加班時數等，這些做法導致員工不滿。2020年4月20日，因不合理待遇，工人自發包圍公司的服務中心，發起大規模地集體抗議行動，鬥爭持續了數天，最後在昌碩廠給了三分之二返費後，大多數工人離職。

同年11月底，電子業進入淡季，昌碩宣布生產線沒訂單了，沒有加班，要「上四休三」，導致工人們只能拿到2500元左右的底薪，並且要延遲一個月發放返費。12月，昌碩廠又決定將工人強制調往崑山世碩廠支援，並聲稱到崑山後將享受與上海相同的待遇，並且到約定的期限仍能領到返費和差價；如果拒絕調動，則必須離職。12月13日，昌碩各部門臨時通知去世碩的至少有一萬人，因為已有一批員工前往崑山，有傳聞說到調動後他們在上海的工時不被承認，不能夠按時領到返費。考慮到廠方之前的種種行為，工人懷疑這是在逼迫他們自行提前離職。若是提前離職，昌碩結算工資只承認合同上的返費，中介那部分返費公司不管，而中介又立馬發出通知，現在離職他們那部分返費就甭想要到了（因為昌碩也沒有給中介發錢，工人如果提前離職，中介那部分返費需要中介墊付）。

為昌碩招工的勞務中介許諾返費是主動給予的，只需打卡60或90天即可獲返費13500元或者10000元。而到了發薪日，工友們拿到的返費要麼數額不足，要麼就根本沒拿到。當初許諾的「高額返費」不過就是為了把工人們忽悠來而畫的大餅。大部分工人是9月以前進廠的，已經工作超過3個月了。工廠要工人繼續留在工廠裏面，這樣的話，他拿不到返費，還有差價。工資下降，返費也將因為沒法滿足打卡天數大打折扣，這樣計算下來，工人最後得到的返費是原來承諾的50%，也就是一萬多塊錢要被昌碩扣掉一半。

在這種情況下，12月18日工人開始維權，被當地警方鎮壓。12月19日工人再次以更大的規模聚集在工廠門口，5號門、6號門、9號門均爆發了大規模示威，要求確保發放報酬。根據當地受訪工人和商販估計，聚集在秀沿路5號門工人有兩三千，整條馬路都被封鎖了。當地警方出動警力進行鎮壓，有消息稱現場的保安、武警約有數百人。根據參與工人事後描述，憤怒的工人在示威中向警方投擲了石塊等，衝突不斷升級，最後演變為暴力衝突，造成多人受傷，有工人被捕。12月19日晚，資方召集工人代表進行談判，給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允許工人們辦理離職，並將支付部分返費和差價。最終昌碩廠至少一萬多人離職，根據一些工人的描述，一條線上幾百人，走的只剩下五六個人，昌碩23棟宿舍，每個宿舍走了七八個人，只剩下一兩個人，每個宿舍差不多都走完了，能留下來基本上都是為了那點返費。

昌碩這個案例表明，在製造業快速蔓延的靈活就業與返費誘惑的模式看似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工廠招工難的問題，但實質上是繞開了已有的一整套保護工人的勞動保障制度，包括勞動合同、最低工資、工傷保險、社會保障等。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勞動關係是在惡化，而不是改善，因為年輕一代的工人的工作變得更加不穩定，「短工化」成為常態，隨時面臨失業風險，官方宣稱的兩億人「靈活就業」不過是粉飾失業人口的託詞，用來掩蓋越來越多工人的工作困境與社會降級。

工人一方面厭倦製造業的血汗勞動，另一方面又被高額返費誘惑，背後反映的是政策功能的失效，勞動法律難以發揮保護工人合法權益的職能，使得製造業的勞動關係更加去標準化，而工人困在靈活就業中，更加原子化。儘管返費在短期內確實能夠滿足工人的生計需求, 但這種滿足也僅僅是資金收入在特定時間段的暫時性增加，並不能發揮長久的保障作用。當工人被置於法律保護的邊緣地帶, 推向法外之地，一旦發生因返費拖欠而引發勞資衝突等問題時，工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集體抗爭了。

大變局時代的勞工命運（三）：工人「惡意討薪」與老齡化

近日，網上流傳的視頻畫面顯示一位工人吊着繩索在一座住宅樓的外牆上刷標語，內容為「融創佳塗樂還我工錢，還我血汗錢」，結尾還畫了兩隻烏龜。僅從標語的內容就可判斷，這又是一起農民工討薪的行為藝術，控訴的對象為融創和佳塗樂。據知情者透露，事發樓盤為武漢融創觀瀾府，佳塗樂是融創的建築裝飾供應商，因融創欠佳塗樂錢，佳塗樂欠總包錢，總包欠工人錢，也就是說，在層層拖欠的結構下，最終還是底層建築工人扛下了房地產危機的苦果。

房地產危機

融創是中國第四大房地產開發商，但由於資產負債比率極高，受「三條紅線」監管政策的影響，融創已經陷入嚴重的現金流危機，正逐漸變成下一個恆大。今年4月，融創的銷售額同比大幅下滑60%，沒有銷售就還不起債務，5月融創發布公告稱，無力支付4筆美元債利息，合計為1.04億美元。欠債不還，有息不付，表明融創對美元債「有心無力」，而國內的基本盤也深陷危機，部分項目暫停建設，存在爛尾的風險，比如位於鄭州市金水區核心地段的融創蘭園在2021年就進入停工或「表演式施工」狀態，大概率爛尾，至少不能如約交付，導致2000多名業主背負房貸卻收不了樓，進退兩難。

除了業主之外，房地產行業下游的裝飾企業也被債務危機拖累，因應收賬款週期緩慢，流動性壓力加劇而面臨經營困境，或虧損，或破產，或倒閉。比如今年7月，給恆大做裝修的廣田集團手持32億欠條，討債無門，也陷入財務危機，累計欠銀行26個億無法償還；此外，廣田還被下游建材供應商告上法庭，被強制執行了5000多萬資產。更倒霉的是恆大樓盤的承建商，是恆大債務危機中破產最集中的領域，據不完全統計，南通六建、雲南路建、成龍建設、浙江四順建設、一業建築、河南高速發展、重慶元飛建築相繼宣布破產重組。

房地產行業大多采取高槓杆開發的模式，比如開發一個100億的樓盤，房地產企業只會投20億的自有資金，剩下的靠銀行貸款和預售，但預售的錢會存入監管賬戶，樓層不封頂，房地產企業拿不到錢，100億的樓盤等開工還有50億的缺口，怎麼辦？就讓承建商帶資入場，承建商蓋高樓，所有的投入都是在墊錢，等樓封頂了，預售金返還了，房地產企業再給承建商錢。但是由於大量樓盤爛尾，承建商跟業主一樣是進退不得，繼續蓋的話，等到封頂了，房地產商拿到預售金也不一定給承建商，不蓋的話，更加一分錢拿不到，最後的結果是一大批承建商倒閉。

從去年到今年，武漢和鄭州出現了一大批爛尾樓，全國有數百個樓盤業主宣布停貸，深刻揭露了房地產行業高槓杆開發引起的連鎖危機。據不完全統計，2022年1-5月，全國已有18家裝飾企業宣告破產，其中有9家自2020年以來已有拖欠材料供應商貨款產生訴訟的情況，涉及瓷磚、板材、櫥櫃、燈具、石材、玻璃等多種產品。本文開頭提到的融創和佳塗樂就是層層拖欠的典型例子，把壓力傳導給最底層的工人，「還我血汗錢」成為他們最後的吶喊。

層層分包

欠薪問題一直是房地產建築行業的痼疾，從溫家寶為重慶農婦熊德明討薪開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多年來採取各種措施力圖解決，最高法院甚至把「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納入刑法並出台了司法解釋，但現實情況是欠薪問題積重難返，往往是舊的工資未完全討回，新的拖欠又產生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複雜的，社會學者的研究認為建築業的轉分包制與欠薪存在密切關係。

經過層層分包後，建築工地形成了一種臨時的金字塔式的等級管理體系，房地產企業位於整個分包體制的最上端，是整個建設項目的發起人，但它基本不參與實際的建設工作，而是通過招標等形式發包給一家或多家承建建築公司。建築公司在承建具體的建設項目後，只會部分參與管理工作，具體的生產任務往往分解後轉包給二級建設公司，並由其再往下分包給專門的勞務公司或單獨的包工隊。勞務公司或包工隊要麼直接招募管理工人，要麼找規模更小的包工頭。

經過這種層層轉包，包工頭往往成為建設項目的直接管理者，全面負責具體生產計劃的制定、工作任務的分派、工程質量的監督等。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在項目完工後，包工頭還部分或全面地負責工資的結算。從這個意義上說，建築工人討薪直接面對的其實是包工頭，但工人主觀認為的「老闆」實際上也處於層級交錯的資本鏈條的底端，真實的勞動關係被遮蔽了。

而且，建築行業歷來使用農村包工隊的生產方式，遊離於國家正規勞動體制之外，最顯著的標誌就是大量從事一線工作的建築工人不簽勞動合同，即使簽了也沒有實質法律效力的空白合同。建築工人沒有勞動合同的後果是無法建立與實際用工單位的勞動關係，因而在遭遇欠薪和工傷等勞動爭議時不能依法維權，當工人去勞動部門尋求幫助時，得到的回應往往是「你們到底有沒有勞動合同？沒有勞動合同，就沒有勞動關係」，背後的意思就是「沒有勞動關係就不歸我們管」。

討薪難

由於建築業成為《勞動合同法》執行的盲區，建築工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能採取跳樓秀、爬塔吊、切斷水電、舉牌堵路等多種行為藝術的方式來討薪，也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暴力衝突事件。這些情況正反映了他們的無奈與無力，更反映了勞動監察的不作為。過去十年的人社部統計數據顯示，勞動監察部門正快速地懶政化，具體表現為處理勞動爭議案件減少、對於企業主動監察次數減少，導致勞動監察部門在追回工資數額、要求企業補簽勞動合同數量、督促補繳社保金額等方面也呈嚴重的績效下滑。現實的情況應該能作為這一判斷的旁證，但凡勞動監察部門能積極介入並提供援助，本文開頭的工人也犯不着吊在幾十米的高空刷標語，這會給他的生命安全帶來嚴重風險。

鑒於農民工欠薪問題的嚴重性，我國從2016年開始就在房地產建築領域全面實行工資保證金制度，用於支付所屬工程被拖欠的農民工工資，實行專款專用，成為解決建築業欠薪問題的兜底保障措施。比如鄭州規定施工企業在開工前應存繳保障金，本地企業按照單項工程總造價的0.75%存儲，而外地企業的存儲比例是1.5%。而且施工企業承諾落實實名制信息化管理、農民工工資支付專用賬戶、銀行代發工資三項制度的工程項目，農民工工資保障金得以減半繳納。

2021年人社部印發《工程建設領域農民工工資保證金規定》，進一步規範賬戶開立、存儲主體、比例、形式等問題，比如明確工資保證金存儲主體是施工總承包單位，統一要求存儲比例原則上不低於1%，不超過3%，且連續2年未發生欠薪的企業，新項目存儲比例降50%；3年未欠免於存儲。相應的，前2年內有欠薪發生的企業，存儲比例增加50%以上；被納入欠薪「黑名單」則增加100%以上。根據這一規定，一旦發生欠薪，由人社部門依法作出責令限期清償或先行清償的行政處理決定。施工總承包單位到期拒不履行的，屬地人社部門可向銀行出具《農民工工資保證金支付通知書》，由銀行從工資保證金賬戶中將相應數額的款項直接支付給被欠薪農民工。

理論上說，工資保證金制度在一定程度和範圍內保障了農民工的利益，但是執行起來，農民工仍然面臨不小的挑戰，特別是走正規的勞動爭議處理程序。而且在房地產系統性危機來臨時，大量的承建商破產倒閉，被拖欠的工資數額巨大，工資保證金也是杯水車薪。但是，2022年6月，國務院為了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通告暫緩存儲農民工工資保證金，期限為2022年7月1日至9月30日，並且工信部和發改委在9月公告鼓勵各地在到期後繼續延長緩繳期限。這意味着在疫情期間，政府的政策傾向於減少企業的負擔，而把欠薪的後果轉嫁給農民工承擔。

由於依法維權程序複雜、成本高昂，建築工人往往採取跳樓秀、爬塔吊、刷標語等迫不得已的行動，在輿論環境寬鬆的時候，媒體的報道能給欠薪的開發商和施工企業帶來壓力，推動問題的解決。但近年來由於政府維穩壓力的增大，農民工維權的風險也升高，不但不能拿回應得的工資，反而會被警方以「惡意討薪」的名義進行行政拘留甚至刑事拘留。

比如在2021年春節前後全國多地發生建築工人討薪被拘留的事件，2021年1月5日，廣東南雄，多名工人以跳樓威脅討要被欠工程款，一名工人被處以15日行政拘留；1月15日，福建廈門，有工地拖欠22名工人35萬元工資，其中一人爬塔吊討薪，之後被處以治安處罰；1月20日，廣東汕頭，一工地拖欠工人工資達100多萬元，工人組團遊行討薪，七人被處以行政拘留；2月2日，廣東汕頭，一工人因被拖欠工程款跳樓威脅，被處5日行政拘留；2月5日，甘肅甘南，一包工頭爬50米塔吊威脅工地負責人跳樓討薪，工程款涉及38名農民工工資，被以「擾亂社會治安秩序」行政拘留10天；2月8日，廣西梧州，4名討薪人員向包工頭討薪，其中兩人以砸毀財物方式惡意討薪被行政拘留。

正是因為現有的法律救濟機制失靈，農民工才轉而採取集體的或極端的方式維權，但這種行動又觸發了政府的維穩機制，從而陷入兩難的境地。對農民工來說，各種維權行為藝術可以視作一種「弱者的武器」，其目的在於向包工頭或開發商傳遞壓力，進而促進問題的解決；但政府官員一直把社會穩定作為首要政績目標，在一定的承受範圍內，農民工的維權壓力能夠轉化成政府幫忙追討欠薪的動力。但是，如果問題超出基層官員的解決能力，比如欠薪數額特別大或者欠薪的單位是政府項目，農民工的維權行為就容易演變成維穩壓力，承受既拿不到錢，又要被拘留的命運。

隨着中國房地產危機的加劇，加上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的惡化，現金流困難通過金字塔式的轉包體制層層傳遞到最底層的建築工人，可以預見欠薪事件會增多，建築工人的處境惡化，如何來保障他們的權益是亟待關注的問題。特別是現在建築工人老齡化趨勢明顯，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議價能力削弱，在勞動過程中更容易發生過勞、工傷乃至猝死等事故。

根據江蘇省建築工人實名制信息管理服務平台的統計，在現有的560萬建築工人中，18歲-40歲、40歲-50歲、50歲-65歲的建築工人佔比分別約為29%、23%、48%。未來十年，將有近一半、約210萬名建築工人超過60歲。這麼多達到退休年齡的農民將不再能「合法」地從事建築工作，因為今年已有上海、天津、深圳、南昌等多地發布規定對建築業超齡農民工進行用工規範，即禁止18週歲以下、60週歲以上男性及50週歲以上女性三類人員進入施工現場從事建築施工作業；禁止55週歲以上男性、45週歲以上女性工人進入施工現場從事井下、高空、高溫、特別繁重體力勞動或其他影響身體健康以及危險性、風險性高的特殊工作。

在這種趨勢下，如果不改善房地產建築行業的勞動條件，並徹底解決欠薪問題，未來願意從事建築、裝修行業的年輕人會越來越少。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中國房地產行業成為世界關注焦點的同時，處在資本鏈條最底端的中國建築工人的處境和命運更加需要關愛，因為中國的城市化正是在由他們帶着質量不佳的黃色安全帽，穿着破爛的迷彩服，扛着鐵鍬，拎着瓦刀，揮灑着汗水，在塵土飛揚中建設而成的。但是，當危機來臨時，他們往往成為最終的受害者，就這點而言，「還我血汗錢」的不斷出現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大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