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集中營是如何建成的：「殺人工廠」的演變與納粹政體失控的激進化過程

猶太大屠殺（Holocaust）已成爲納粹德國獨樹一幟的邪惡性的象徵，而大屠殺本身的種種符號和象徵又往往凝結在以奧斯維辛爲代表的集中營體制上。進擊的盟軍士兵解放達豪集中營後揭露出的驚人慘劇成爲戰後清算納粹罪行的起點，其衝擊性的第一印象塑造了後世對納粹主義及其體系的理解和記憶的模式。把納粹主義的本質固定在「奧斯維辛」這個短語上，以極低的成本製造了強有力的符號（比如阿多諾的名言「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即Nazism）帶來的慘痛教訓，在沒有被過多扭曲的前提下，得以廣泛、深入地不斷在公共輿論和社會意志中再生產。

從事實層面來說，納粹的反猶主義發展爲「最終解決方案」，乃至最終解決方案發展爲「系統性滅絕歐洲猶太人」的實踐，的確是以希姆萊、海德里希爲首的黨衛隊集中營體系，甚至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本身爲核心來運作的。因此，把「集中營」甚至「奧斯維辛」與大屠殺劃等號，是一種合理的簡略。不過，這種簡略的侷限性自然也是一目瞭然的。一方面，集中營，尤其是歸屬於黨衛隊經濟與管理部（SS-WVHA）之下的KL體系，在屠殺猶太人上並不能「獨佔頭籌」。大量東歐佔領區的猶太人死於直接的集體處決（如烏克蘭境內的「娘子谷大屠殺」）；還有超過200萬猶太人死於萊因哈特行動中的三座「格洛波尼克滅絕營」（貝爾賽克、索比布爾、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和集中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二者並不等同。另一方面，奧斯維辛、達濠、薩克森豪森、毛特豪森這些集中營在戰爭後期開始執行種族滅絕，他們在納粹體系中的角色和功能遠比單純的東歐滅絕營來得複雜。「殺人工廠」只是集中營體系演變最後、最瘋狂的階段，而在這之前，它們經歷了超過十年的漫長曲折演變。

集中營的世界和納粹世界整體因此構成了某種分型結構。如果說大衆印象中的「奧斯維辛」和「集中營」形象是一段複雜和漫長曆史的濃縮切片，那麼將這段歷史展開、熨平之後得到的成果，本身又會是「納粹德國」這一更加複雜和漫長的歷史實體的樣本展示。假若理查德·埃文斯爵士煌煌鉅著《納粹帝國三部曲》是從俯瞰的角度，全面審視納粹德國從掌權到崩潰的方方面面，他的得意門生瓦克斯曼同樣野心勃勃的著作《納粹集中營史》則以驚人的耐心、細緻外加史家的誠實，切入到一個範圍較小、卻同樣五臟俱全的罪惡世界：納粹的集中營體系（簡稱爲KL）。有心的讀者不難通過此書進一步深入納粹政權的運作肌理，從病理學的角度一探納粹主義的究竟。

《納粹集中營史》

作者：尼古拉斯·瓦克斯曼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1

一、集中營最初的樣貌：清理政治犯

如前所述，集中營的系譜學和納粹本身演變是是密不可分的。其開端、發展、變形，正和國家社會主義從魏瑪共和國的屍體中成長、膨脹，並最終演變爲「漫畫式」的惡人形象同步。著名德國曆史學家漢斯·姆莫森（大名鼎鼎的《羅馬史》作者特奧多爾·蒙森的重孫）曾提出一個關鍵命題：國家社會主義政權走向大屠殺和東部歐洲種族清洗是一個「層積累進」的激進化過程，而不是從一開始就設定好目的地的單程票。這一點同樣可適用於描述集中營體系在功能、風格以及殘酷程度上的演變——自然，這並不是在任何意義上對納粹政權及其劊子手的開脫，反倒是爲「惡魔是如何煉成」的這一問題提供了更細緻的解答方向。

在1933年納粹奪權後不久，針對政敵的清洗和逮捕就開始了。而最早的集中營也是在這段時間建立的。早期集中營是納粹粗野狂熱缺乏計劃的產物，是在奪權後的狂喜與「把他們關起來」的衝動激勵下的應激反應。畢竟，此時魏瑪德國的身體政治儘管早已受夠了共和國及其民主主義，在靈魂上做好了和一個獨裁的民族主義政府全面合作的準備，但法制的傳統與官僚機構的慣性仍然在發揮作用。此時的集中營有着濃厚的「就地取材」、各自爲政的法外行動的特點也就不足爲奇了。大量地方的黨衛隊、衝鋒隊小組把希特勒的上台當作報復政敵的通行證，在官方的縱容下肆意逮捕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成員與左翼工會領袖。把這些「人民公敵」塞進草草徵用爲集中營的廠房、地窖、甚至酒吧中。

政治犯構成了第一批納粹政權的犧牲者，也成了第一批集中營囚徒。赫爾曼·戈林的普魯士警察系統與希姆萊的黨衛隊系統分別建立了自己的早期集中營，兩者之間勾心鬥角，衝突不斷。最終在希特勒本人的斡旋之下，兩者達成和解：逮捕與運輸犯人的工作將交給政治警察，而集中營的管理運作則完全屬於黨衛隊的地盤。作爲野心勃勃的納粹狂熱分子，希姆萊在集中營這一工具中看到了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偉大理想的無限潛力。他從精神病院裏挑選了同樣兇狠狂熱的西奧多爾·艾克，後者不但和希姆萊意氣相投，更感念後者「知遇之恩」，成爲集中營黨衛隊真正的奠基人及其風格的奠基者。

瓦克斯曼在分析集中營系統時暗指著名政治科學家恩斯特·弗蘭克爾的《二重國家》的分析框架。中文世界對該書已經有了很好的介紹，本文不再贅述。大體來說，在弗蘭克爾看來，納粹國家是一個由納粹胡作爲非的「超權國家」和一個繼承自魏瑪共和國的「規範國家」共同構成，雖然納粹想要實現一種可以說是稱之爲酒神精神的狂妄，但離開「規範國家」所提供的最基本的原則和體系，這一狂妄自身也是不可持續的。國家社會主義並不是其自我宣稱的或者被一些受害者和觀察家所預設的那般是現代性的完美化身、理性自身的辯證。毋寧說，爲國家社會主義服務的理性是一種「砍了頭」的理性，這一無頭騎士被縫合了一個吸血鬼大腦，用自己的身體爲這個頭腦服務。然而這個頭腦卻不斷從自己的身體上吸血，讓這個縫合怪變得越來越詭異和虛弱。國家社會主義的瘋狂雖然離開了「規範國家」和工具理性就寸步難行，但納粹黨人從上到下從未對「官僚」、「資本家」、「規章制度」所設下的理性牢籠感到舒適，而不斷試圖獨立思考、推陳出新。在這個過程中，規範的國家和工具理性不斷成爲犧牲品，國家社會主義不斷舒展自己的身體和靈魂，卻越來越接近粉身碎骨。

集中營和國家正規制度之間關係的演變就是這一辯證關係的縮寫。希姆萊和艾克邁出了將集中營體制系統化、正規化的第一步。那些草台班子集中營被關閉，囚犯被轉移到幾個精心選址，遠離人口與工業中心的特別建設的大營地。從達豪開始，一個龐大的恐怖機器開始初步成型了。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此時的集中營的目的仍然主要限於打擊政治對手，而德國的司法部門此時甚至偶爾還會對黨衛隊的胡作爲非發起抗議，起訴個別濫用暴力的隊員。德國司法部此時還掌握在民族保守主義的右翼手中。這些代表「傳統德國」政治文化的精英，仍然認爲一個運作良好的國家，需要將處罰、關押、審判國民公敵的權力統一在合理的司法體制中——哪怕這個司法體制並不諱言自己會把「法律」本身變得極其嚴苛蠻橫來滿足希特勒的需求。我們可以看到，規範國家和日常理性在此時仍然試圖重申自己的主權，它沒有想過「對抗」國家社會主義，但至少打算馴化它。這不一定出自什麼良善的道德意志，而純粹出於「國家理性」的自然延伸。

而希特勒的反應是並不令人意外的。他頂住了司法部門的壓力，排除了正規國家機構的干預，在人員、組織、和資金上鞏固了希姆萊國中之國的地位。希特勒在《納粹集中營史》中出場次數並不太多，更像是一個沉重的背景板。但瓦克斯曼剋制的描述實際上清晰的指向了希特勒和國社黨高層對於集中營體制及其慘劇的直接、終極的責任：集中營的誕生和發展，並最終化爲人間地獄，固然有其某種內在的獨立邏輯，但歸根結底，他是國社黨人陰謀論和受迫害妄想的種族主義政治觀與世界觀的產物，並服務於希特勒和國社黨人的政治目的。而這些納粹大人物對此心知肚明、歡欣鼓舞，自然也保護、擴張、助長了它的惡性發展。誠然，在這一發展的過程中，希特勒和黨衛隊時不時會出於欺騙內外輿論等理由而調整暴行的程度和範圍，但正如瓦克斯曼所總結的——集中營體制有過轉向，卻從來沒有過剎車。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滋潤和助長了這個體制的上層部和下層部所追求的政治目的所適配的政治工具只能往這個方向發展。

二、從政治犯到「社會渣滓」

在納粹政權於1935年前後穩定了自己的統治，粉碎了來自左翼的抵抗之後，集中營似乎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希特勒清洗了國防軍的心腹大患，政治上並不牢靠的衝鋒隊領袖羅姆。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他甚至還需要打造自己熱愛和平的形象。集中營的未來在那一瞬間，看上去似乎就要自行走向歷史的垃圾堆——規範國家對超權國家的「對抗」似乎勝利在望，希特勒似乎無非又是一個像弗朗哥或墨索里尼那樣的「正常」的獨裁者。然而集中營的命運卻再一次顯示出國家社會主義相對於一般性的威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獨特之處。

縱觀納粹黨人的「思想體系」，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對「內部敵人」和「種族共同體不純成分」的非理性狂熱沉迷。德國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爲了推脫戰敗責任所散布的「背後捅刀子」神話，廣泛沉澱在戰後魏瑪共和國的社會肌理中。從動盪的魏瑪年代的暴力文化、經濟困境、受損的民族自尊中成長起來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更是不成比例地把這一神話及其思維方式放入了自己世界觀的核心部分。既然國社黨人到處都能看到的「內部敵人」和「不純成分」有着妄想狂和陰謀論的本質，那麼正規的國家和司法機構無論從審判的效率還是範圍上，都必然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還有什麼現成的工具比集中營更適合關押、逮捕、淨化那些無法被起訴的國家公敵的呢？在政治犯的威脅已經難以支撐集中營的運作後，希特勒和希姆萊迅速把目光轉向了「遊手好閒者」、「反社會者」、「同性戀者」、「屢教不改的累犯」這些社會邊緣群體。如果說來自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反抗還可以給「敵人」的說法提供一點支撐，在社會層面上對窮人、流民、小偷小摸治安犯的大規模收容則更充分地體現了納粹主義扭曲的「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和「秩序」觀念到底意味着什麼——而德國社會和他們引以爲傲的「法制國家」此時已不能或不願對此做出抵抗，甚至社會中恐怕有不少受人尊敬的階層對納粹黨人的做法暗自欣喜。

集中營運行的具體微觀機制，同樣滲透着國社主義特有的扭曲價值觀。特奧多爾·艾克在篩選黨衛隊集中營看守（也就時臭名昭著的骷髏師的前身）時強調必須找體格健壯內心強韌的國家社會主義信徒。他把一樁法外欺壓弱者的惡行，包裝成和在前線和敵人作戰的國防軍軍人同樣危險、重要的事業，從而集中營看守也是可以和受尊敬的德國軍隊等量齊觀的「政治士兵」。這一對敵我之分的強調和對軍事文化的推崇，讓黨衛隊集中營成了一座將受害者「非人化」並培養無節制暴力的「陽剛之氣」的大學校。許多日後在東部佔領區的大屠殺中赫赫有名的劊子手都「畢業」於戰前的達豪、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大學校」，而艾克就是他們的榜樣和校長。犯人們必須隨時忍受看守的羞辱和無意義的體力勞動，後者似乎有着嚴重的自律問題，經常在暴怒中破壞黨衛隊自身的管理條例對犯人施暴。偶爾還會有將犯人擊斃並僞裝成越獄。他們對此並沒有什麼道德和心理負擔——對待社會渣滓和人民公敵沒有什麼同情和手軟的必要，反倒是不肯下手、心慈手軟的看守會被譏諷爲缺乏陽剛之氣，在同儕壓力之下逐漸同流合污。

瓦克斯曼提醒我們：儘管戰前集中營體制已經埋下了日後發生的一切的種子，但這一種子目前還沒有變成全面散發的「惡之花」。的確，隨着「遊手好閒」者被發配到納粹的採石場中從事危險和缺乏保障的勞作，從而比早期政治犯有更大的概率不幸亡故，但在戰前集中營內，哪怕是在1938年水晶之夜和吞併捷克斯洛伐克與奧地利之後的大抓捕之後，集中營中的死亡仍然是例外而不是常態，哪怕是猶太人都還可以合理指望自己會被釋放——條件是必須永遠離開德國，再也不回來。

三、納粹政體的「層累式激進」

集中營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轉變要等到1939年入侵波蘭的戰爭爆發。隨着整個納粹德國進入了字面意義上的戰爭狀態，規範的日常國家理性對納粹「超權國家」的限制就更加微不足了，而國社黨人的受迫害妄想與偏激的種族秩序思想也就有了更多實際施展的空間。大規模滅絕的終點的確不是加害者們預先設想好的，但走向那個終點的鋪路石與道標，早就被受害者的屍骨和納粹黨人的惡意準備好了。瓦克斯曼提醒我們：臭名昭著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原本是拿來關押波蘭戰俘和波蘭抵抗運動成員的。納粹把對波蘭的入侵包裝爲對一個屢教不改、對德國圖謀不軌的敵人正義的回擊，而波蘭人在納粹的種族秩序中本來就是低劣的下等人。

早期奧斯維辛相對於德國境內之前的集中營有兩個重大變化：第一，由於囚犯快速涌入，營地人口急劇膨脹，他們的生活環境急劇惡化，大大加重了他們死亡的概率；第二，黨衛隊看守如今面臨的是活生生的「敵人」和「下等民族」，他們的殘忍和暴虐上升了一個新的台階。最爲重要的是，來自希特勒和希姆萊等納粹最高層的指令，如今把大規模的蓄意處決作爲「解決方案」拿了出來。上行下效，基層的黨衛隊集中營看守和指揮官也愈發覺得隨意終結集中營囚犯的生命不但會被上級容忍，甚至還會被鼓勵——而他們的推測並沒有錯。

這一惡性發展趨勢在1941年夏德國突然進攻蘇聯，俘虜了幾百萬措手不及的紅軍將士之後大大加速了。在納粹的陰謀論世界觀中，蘇聯本來就是「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化身，是威脅到德國民族共同體生死存亡的大敵。東部斯拉夫人又是比猶太人好不到哪裏去的，更加低等的下等種族，他們本來就該被滅絕，來給德國本土的德意志裔農民建設大德意志帝國騰讓出「生存空間」。這導致蘇聯戰俘的生活環境極度惡化——有黨衛隊對數量估計不足而造成的客觀困難，更是這些惡棍的主動選擇。而納粹黨人對傳說中的「政委」和「人民委員」的仇恨，也讓他們開始採取完全沒有原則和道理可言的「篩選」——把懷疑是前兩者的戰俘集中起來運到集中營去滅絕掉，把剩下的戰俘當作廉價勞動力壓迫致死。也就是在「處理」所謂政委和人民委員的實踐中，富有創新精神的黨衛隊看守們發明了「隱蔽式槍決室」和毒氣室。至此，猶太大屠殺中臭名昭著的「篩選-滅絕」和「勞動-滅絕」（Vernichtung durch Arbeit）總算是登上歷史舞台了。支撐這些實踐的創新式大規模謀殺藝術（黨衛隊的領導對此感到十分自豪）也被發明出來，但這些手段最初的受害者卻是數百萬蘇聯戰俘。

隨着1942年「萬湖會議」召開，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終於在1942年中定格爲其最恐怖的終極形態：種族滅絕。奧斯維辛和黨衛隊集中營體系正是在這段時期逐漸發展爲全歐大屠殺的中心。原因在於，奧斯維辛有着最爲完善的基礎設施（包括毒氣室和火化場），並且靠近鐵路運輸線。這就大大方便了納粹將全歐範圍內（主要是西歐、南歐）「篩選」出猶太人集中運送到奧斯維辛。而波蘭、烏克蘭境內的猶太人，往往直接就在死亡營甚至野地裏被就地消滅了。

我們在這裏不難觀察到集中營發展軌跡中的一個模式，它更細緻地展示了什麼是納粹政體的「非意圖結果」和「層累式激進」：爲了對付一個「敵人」所發明出的集中營的殘忍實踐，又可以拿來對付下一個「更大」、「更壞」的「敵人」，而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極端、範圍越來越大的恐怖就逐漸成型了。國社黨人的劊子手們往往在加入黨衛隊之前沒有經受什麼良好的教育，本身也屬於社會的中下層，年紀較大的人參與過一戰，年紀較輕的人在青春期性格的形塑期，則在魏瑪動盪的戰敗氣氛與街頭暴力中薰染極深。這些破碎的人和把他們黏合起來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制度與團體文化是集中營之恐怖的溫床——但即便是這些人也不是一開始就可以做到把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送進毒氣室而面不改色的。

要走向這個終點，需要有很多步驟和條件。「製造」一個典型的集中營黨衛隊劊子手，要求行兇者克服大規模殺人的內在恐懼與良心譴責，麻痹自己內心的道德法則——許多黨衛隊看守和行刑者靠持續不斷的攝入酒精來做到這一點。囚犯們爲了一塊麪包和菜湯而互相爭奪，因爲營養不良和成批死去，與此同時各種美酒和美食則源源不斷涌入集中營的看守食堂。

物質享受和社會前途的許諾也必不可少。相對於在前線作戰的危險，加入集中營黨衛隊不但有了工作保證和上升前途，從受難者身上搶奪財產、剝削他們的勞動也是難以拒絕的誘惑。不管希姆萊如何強調「體面」、「奉獻」，集中營體制內的腐敗和監守自盜都氾濫成災——有一位集中營看守把受害者身上拔下來的金牙收集鑄造爲兩根金條，通過海關郵件寄回家裏。而這個郵包超乎尋常的重量引起了海關官員的警惕，該隊員的如意算盤就此落空。

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成爲集中營兇手，不管位階高低，不但需要壓制正常的道德良知，還需要顛倒黑白，把整個道德的指針倒轉。在許多集中營黨衛隊員看來，對手無寸鐵的老弱婦孺的集體謀殺，是爲了根除德國民族共同體之心腹大患，是一樁爲德國、甚至爲人類清除害蟲的正義事業。劊子手在面臨血腥地獄時承受的壓力與拷問因此反而成了爲了更大的善和正義所做的「可貴犧牲」，無恥與冷血成了忍辱負重，甚至成了邀功請賞的資本。只有在面臨戰後審判的時候，如艾希曼這樣的人才會把自己包裝爲一顆沒有主體性、只是服從任務的官僚機器上的螺絲釘。在更加私人、放鬆的環境下，許多逃避了制裁的黨衛隊員承認，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爲並無絲毫悔恨——其中一位老納粹在70年代坦然承認，「最爲懊悔的事只有一件，就是第三帝國的倒台」。

整個集中營殺人工廠的運轉，離不開瘋狂、扭曲、自欺欺人、自覺地執行者，正如它離不開整個現代性提供的官僚機構、技術手段、運輸工具一樣。而這種奇美拉式的聯姻，也限制了集中營發揮納粹指揮官們所設想的更廣泛的功能——集中營確實是「高效」的屠宰場，但它也僅僅是「高效」的屠宰場。被閹割和斬首的工具理性和技術手段只能支撐這一個功能，讓它做好這一件事，而在日常的實用理性需要更大自主權的場合——比如經濟生產——希姆萊和納粹的妄想則一敗塗地。

四、自身的滅亡

在這裏弗蘭克爾的分析框架再一次派上了用場：當規範的國家機構已經無力阻止納粹「超權機構」的胡作非爲之後，黨衛隊自己就不得不出面整飭秩序。但這就導致無法收場的矛盾和鬧劇。

希姆萊本人不情不願地在1943年前後，讓著名的納粹法官格奧爾格·摩根發動「反腐」調查，並最終把其中一位集中營高級官員卡爾·奧托·科赫送上了絞刑架。整個「摩根調查」中最爲滑稽的一幕是，一位集中營黨衛隊小頭目竟然被納粹自己的法庭起訴「濫施暴力」。這一表演的荒謬沒有騙過任何人，奧斯維辛的最臭名昭著的領導、戰後被判處絞刑的魯道夫·霍斯 在辯護席上爲自己的下屬大聲抗議，直呼「荒唐」和「不公平」，當然這場起訴和整個「反腐」運動自然也不了了之，黯淡收場。在經濟領域，納粹集中營的失敗更是充分展現出瘋狂和實用主義之間令人尷尬的矛盾。希姆萊和他在「經濟管理部」的副手奧斯瓦爾德·波爾，很早就幻想利用「免費」的集中營勞動大軍打造一支高效的「黨衛隊經濟」。然而他們的努力不管是在戰前還是戰中都大大沒滿足期望。甚至在戰爭末期，由於勞動力的極度短缺，整個國家工業和私人企業都把手伸向了集中營，黨衛隊也無法合理、高效的組織起一支靠譜的勞動力。

其根本矛盾就在於，現代經濟理性，在最基本的層面，把勞動力視作有價值的資產。他們需要吃得好、穿得暖，需要培訓以提高其技能水平，需要物質獎勵來讓他們更主動地提高產量，然而這些和黨衛隊集中營瘋狂的種族秩序與滅絕思維根本上背道而馳。他們會把80%被抓來的猶太人和任何在勞動中病弱的「掉隊者」拉去滅絕——其中老人孩子殘疾人佔據不成比例的高位。他們對集中營內傳染病流行的處理方法就是，把感染者拉去單獨的隔離區等死，甚至直接殺害，而不願意對集中營的衛生和營養條件做任何實質改善。

確實，在面臨最爲緊急的情況下，即便是黨衛隊也會有所「通融」，有着特殊技術才能（比如製造假鈔）的猶太人會有特殊待遇，而在1944年間，面臨勞動力的極度短缺，連希姆萊都下令要降低集中營的死亡率。但這些措施來的太少、太晚、太半心半意。早在1941年底，就有幾百萬本來可以爲德國軍工生產貢獻力量的蘇聯戰俘，在做出任何有價值的生產之前就死於集中營的惡劣環境與黨衛隊蓄意謀殺。這種對經濟理性全然棄之不顧的瘋狂離開激進國社黨人可怕扭曲的世界觀與價值階梯是不可理解的，這種瘋狂毫無疑問是納粹走向加速滅亡的重要內部因素。

隨着1944年底蘇聯紅軍步步前進，納粹開始計劃疏散東部的集中營。這就開始了大屠殺的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囚犯從東部集中營轉移到德國境內集中營的「死亡行軍」。希姆萊已經於1943年接任德國內政部長，而集中營體系也打破了司法體系的最後的一點所謂「底線」——現在集中營可以從國立監獄中挑選犯人納入強制勞動隊加以管理了。德國殘餘的規範國家與國家社會主義的「超權國家」的界分終於趨於消弭。納粹黨人在鬥爭的終點獲得了完全的自由，只是這種自由和瘋狂的妄想已經區分不開：希姆萊令下的「死亡行軍」造成數萬集中營囚犯倒在了解放前的最後一刻。

然而他本人的目的此刻卻並不是「滅絕」猶太人了。在這位黨衛隊全國領袖看來，他手中的這批形同活死人的猶太囚犯是他與西線盟軍單獨媾和換取寬大待遇的最佳「籌碼」。這位慕尼黑工大出身的農學專家，一輩子把猶太人視作無價值的渣滓，卻在自己事業和生命的末尾盤算起這種計劃。他把國家社會主義的世界猶太人陰謀論信念貫徹到了最後一刻——這位謊言無數的納粹領袖比他自己設想的要誠懇——可是他絕望的自救，正如其世界觀之荒謬扭曲的必然後果一般，顯然不會有任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