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疫後全球遊：我看到人們用力而熱鬧地生活，決絕地與疫情告別

我正在用谷歌翻譯認真地看着超市貨櫃上的物品，將看不懂的法語進行翻譯，忽略了身旁正在高聲呼喊的超市工作人員。一位微胖的非裔超市看門人面帶微笑走過來，示意我該離開這裏了，我終於反應過來這是關店的時間，於是去往對面的食品店購買法棍——這種在法國最日常的食物。阿拉伯裔的店員將一根法棍切好裝在紙袋裏遞給我，此時店內的一位法國老人饒有興致地與我攀談起來。

疫情後第一次來到巴黎，由於這也是整個歐洲在疫情大流行放開之後的第一個暑假，整個歐洲的旅遊業呈現出爆發式的增長，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酒店和民宿價格的飆升。我面對高昂的住宿價格，不得不離開巴黎核心區域，選擇了巴黎北部郊區的聖丹尼（Saint Denis），這裏的價格相對來說還可以接受。過去花50歐元就可以住在巴黎一區的日子一去不返，即使我遠離巴黎市中心，住在一個很小的房間內，價格也要80歐元。

前一天我從居住的屋子裏走出來，由於走錯了地鐵的方向，剛買的地鐵票就作廢了，正在躊躇時，一個身穿套頭衫的小夥子看到了我，一邊用法語和我打招呼，一邊掏出地鐵卡並示意我過來。我瞬間明白了他要帶我逃票，於是我們緊貼着一起進入了地鐵的閘機。在巴黎逛了一整天，回屋時路過的街角，兩個依靠在牆角的流浪者看着我抬手打招呼，他們在逆光下的畫面顯得有些溫馨。日落的暖色讓每個人看起來都很溫和，這僅僅是我在這條街居住的第二晚，但彷彿已經在社區生活了很久。

初到巴黎的那一天氣溫達到了37度，悶熱難耐，如同巴黎街頭熱鬧的氛圍。工作日的中午，每個餐館都會排起長隊，那些恢復在公司工作的上班族在購買午餐；遊客繁多的巴黎核心區，滿是來自歐洲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遊客，盧浮宮的入口處即使在下午快要閉館的時間前，仍然有上百米長隊的遊客等待進入；街頭的小酒館和咖啡館到處坐着聊天的人們；和蓬皮杜藝術中心外斜坡上曬太陽看書的年輕人布滿了那個不大的廣場；地鐵站和大型火車站內都是來來回回的人，置身其中往往會迷失方向；在商場繁多的購物街區，衣物被衆多的顧客翻得七零八落，店員不得不忙碌於不斷地將這些衣服疊起……

身處這樣的巴黎，我其實早已忘卻疫情的存在。巴黎街頭的每個細節都在展示疫情後略帶「瘋狂」的復甦，已經把過去遠遠拋開，人們彷彿也不再願意想起那段日子，用力地參與到熱鬧之中。對於我來說，不知不覺已經離開中國兩個月的時間，可當初離開北京時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離開北京

時間軸回撥兩個月，那時的我仍然在北京。四月底的北京，空氣中瀰漫着某種壓抑的氛圍。北京朝陽區和豐台區的新增陽性病例突然達到了每日兩位數，在這裏生活的人們都在擔心一件事情的發生。

在接到了一次重要的商業委託拍攝之後，我需要與合作伙伴商量拍攝細節。焦慮的情緒同樣渲染了這次的委託拍攝，由於要出差離開北京，我擔心因爲北京病例的增加，在其他省市檢查行程碼時，北京會是帶有星號的。疫情之下中國每個省市的防疫政策都不一樣，面對帶星號的北京行程碼，最好的情況是做核酸之後可以自由活動，但通常情況下需要被隔離，一經隔離，拍攝工作就要大受影響。於是我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不如這次出國進行拍攝，不僅不用擔心受疫情的影響，而且拍攝的可能性上也更加豐富多彩。於是在商量過後，我們最終把目的地定爲遠在拉丁美洲的古巴和北非的摩洛哥。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做準備，一次艱難的出國準備。在「五個一」回國航班的政策之下，飛往中國大陸的機票價格極其高昂，已經超過了1萬美元，而且在短時間內很難買到。對於我自己來說，不得不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就是在拍攝完成之後，我暫時不回中國大陸了，我要長時間在國外生活一陣，直至等到中國大陸回國政策鬆動爲止。

北京的病例還在不斷增加，朝陽區開始了常態化的核酸檢測工作。三里屯SOHO外拉起來圍欄，搭建了巨大的臨時帳篷，每兩天進行一次全民核酸檢測，每次檢測都會排起數百米的長隊。如果不參與到常態化核酸檢測之中，那麼北京健康寶就會彈窗，哪裏都無法前往，只能在家。生活在北京的人們擔心這裏成爲下一個上海，很多大型超市也出現了搶購物資的情況，貨架上空空如也，人們開始囤貨，焦慮情緒促使一些人提前做好被封控的準備。我並沒有參與到這場囤貨的行動之中，因爲過不了幾天我將徹底離開。但我同樣焦慮，我害怕突然而至且毫無預兆的封控，一旦被封控，即使連20多公里外的機場都無法前往。

在四月最後一天的夜晚，我背上行李，打車前往首都國際機場T2航站樓。機場高速幾乎沒有什麼車，司機開始與我閒聊，他說這幾天來我是他第一個去機場的單子。他好奇地問我此時還能去哪裏，離開北京是不是很麻煩，到了當地是不是要隔離。我回答說，我是國際航班，這次是出國。這句話讓車內變得沉默了下來，過了許久，司機才問了我一句，出國了需要隔離嗎？我說不需要的，司機有氣無力地說了一句「挺好」。

這是一次曲折的飛行軌跡，我的目的地是美國紐約，不過由於票價的原因，我購買了法航的機票，需要在巴黎進行轉機。在機場櫃檯非常順利地換好登機牌，甚至連核酸檢測結果和疫苗證明都不看。到達海關，問清楚出國緣由之後，敲章離境，我就這樣離開了中國國境。

北京飛巴黎，過去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十個小時左右即可到達，可此時由於疫情和國際局勢的問題，讓這一程飛行增加了一倍時間。從北京飛出沒多久，就要經停首爾，外國航司的機組人員無法接受入境中國的隔離時間，因此他們都需要在首爾更換機組來避免入境中國的隔離。俄烏戰爭爆發之後，西方的航空公司全部都要繞開俄羅斯的領空進行飛行，法航同樣遵循這個原則，從首爾起飛一路向西，經過中國、中亞、南高加索地區，直至土耳其之後纔開始向西北方向飛行，進入歐盟領空。

將近30個小時漫長而曲折的飛行，我終於到達了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這是我自疫情大流行以來第三次來這裏，春末的紐約仍然不算溫暖，一切都像極了北京，偶爾還會下一場雨。我在紐約打完免費的加強針和做完核酸檢測之後，也啓程前往古巴，開始正式的工作。

哇！哈瓦那

航站樓外的停車場滿是破舊卻奪目的老爺車，和所有照片中看到的一樣。我上了一輛老舊的藍色拉達，司機Julio從他傍邊的車門上卸下了搖車窗的把手，從駕駛位探過身子，把我這邊的車窗也搖了下來，我才注意到這輛車四個車窗只有這一個把手。古巴溼熱的空氣瞬間吹進車內。

我看着眼前簡易的航站樓，難掩內心的興奮。古巴，我終於來了。我從沒想到Julio這輛老爺車可以把速度飆到60碼，古巴的公路偶爾顛簸，我們在車裏一起跳躍。他與我的交談幾乎是在聲嘶力竭地吼叫，我也只能提高嗓門回答他。我們的聲音壓不住汽車引擎的咆哮，每一腳深踩的油門，車內的汽油味就會蓋過我的菸草味。就這樣在一條公路上往哈瓦那開去。

公路旁滿是濃郁的色彩。熱帶的紅土地在陰沉的天氣下顯得更加深沉，深綠色的植物從這些紅土地中茂然生出，強有力的黑色樹幹支撐着它們。路旁滿是走路的人，黝黑的皮膚，穿着極其鮮豔配色的服裝，還有帶着草帽騎着自行車的男人們。樹叢中的房屋布滿深色的黴漬，讓它和周圍的自然融爲一體，可不遠處又會出現一些五顏六色的房子，在深沉的環境色中尤爲出挑。

進入城市，色彩斑駁的殖民地時期建築，一棟緊挨着一棟，沒有什麼規律地出現在狹窄的路兩旁。越接近哈瓦那老城的中心地帶，道路變得越窄。這些狹窄的路很多仍然是古老的石板路，行至我們的目的地，攔在路口的障礙物竟然是黑色的鐵鑄大炮。Julio把車停好，示意我下車。他幫我拿着行李，鑽入一件殖民地時期的公寓樓內。

這座公寓樓位於哈瓦那老城廣場旁。一進入房間我就被濃烈的復古的風情所吸引，淺綠色的牆壁，木質的舊傢俱，還有那個掛在牆上屏幕凸起一個巨大圓弧的21寸飛利浦老電視。電視上滾動播出着一條新聞，就在我飛來哈瓦那的同時，哈瓦那市中心的薩拉託加酒店發生了煤氣爆炸，已經造成了22人死亡和74人受傷。這座酒店就在古巴國會大廈的正對面，外立面受到了嚴重的損害。伴隨着這則新聞環境音，房東Daniel熱情地給我介紹着哈瓦那的一些基本信息，他不會英文，我也不會西班牙語，我們用谷歌翻譯來回交流。Daniel幫我換了一些美元，因爲充分的信任，我甚至都不知道匯率是多少。

Daniel的房間是哈瓦那老城Airbnb平台上衆多房源的一間，每晚只要20美元。當時我還在紐約，於是定到了這樣一間房，一旦我進入古巴，由於美國對古巴的封鎖，就再也無法使用Airbnb和Bookings這樣的酒店平台了。我坐在臥室，打開路由器準備連接WiFi。在機場時，Julio就讓我去古巴的網絡公司ETEC購買了幾張上網卡。此時我需要用這些上網卡來上網，每一張可以使用1小時的網絡。連接好WiFi，輸入上網卡的賬戶密碼，即可開始工作。習慣了隨時隨地用網絡的我，感到這裏的「即時通信」看起來更像是「書信時代」。

每天的清晨都是哈瓦那最熱鬧的時候，街上到處都是忙碌的人們，強烈的生活朝氣隨着太陽昇起而開始。哈瓦那最有意思的景象就是各個商場和藥店門口排起的長隊。由於作爲社會主義制度的古巴仍然施行着計劃經濟制度，所以每天清晨，哈瓦那的人們就按照自己的配額購買所需的物品，各個商場門口的長隊也就不足爲奇了。但最爲誇張的還是藥店，那裏的隊伍往往最長，人們也最「積極」，一旦有什麼稀缺的藥品份額放出，每個人都蠢蠢欲動地想要衝到最前面。這些具有配給制度的商場和藥店往往在清晨會物資最爲充足，因此哈瓦那的清晨也最爲忙碌。有些商場爲了控制人流量，將大鐵門緊鎖，一次放入長隊中的一些人進入，剩下的人們扒在鐵門上窺探商場內的一舉一動，生怕自己想要購買的物品被一掃而光。

在哈瓦那的某個下午，我坐在海邊的人行道邊，痛快地喝掉了剛買的一罐紅牛飲料。這罐飲料180比索，相當於1.8美元的價格，和全世界其他地方差不多。盯着手中的紅牛，一些讓我感到好奇的事情出現了，爲什麼我在那種排隊的商店裏買不到紅牛，只一些看起來很特殊的商店纔買得到？

古巴仍然被美國封鎖，爲何可以買到紅牛和可樂？於是我打算查一下古巴的經濟狀況，由於前幾天沉醉於拍攝和觀察他們的日常生活，並沒有關注太多經濟問題，所以跳出的一些數據還是讓我震驚。這幾天我只感覺到古巴物價低廉或者說處於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可他們的人均GDP在2020年卻達到了驚人的9477.9美元，這幾乎和中國差不多，2020年中國的人均GDP爲10434.8美元。可現實體驗上來說，古巴的生活和在中國的生活還是有着質的不同，他們的基礎建設和生活方便程度仍然和中國存在很大差距，雖然從生活狀態上來說，古巴人要顯得快樂得多。可是古巴如此之高的人均GDP之下，確實極低的人均工資，每個月只有不到40美元。我覺得自己有些錯亂，這些事實與自己的實際體驗擁有太大差距，40美元僅僅是我住兩晚Airbnb的價格，我的兩天將花去他們一個月的工資？那爲什麼人們不都去做Airbnb的房東呢？我覺得自己搞不清這些問題，於是給Julio發去了消息，希望他能幫我解答。

Julio說這個問題很難在短信裏解釋清楚。在離開古巴前我需要去郊區的醫院進行核酸檢測，Julio照例開上他的拉達車載我過去，路上詳細解釋了古巴平均工資的問題。

疫情期間的2021年，古巴終於取消了雙貨幣制度。在原本的雙貨幣制度之下，外國人使用的比索和本地人使用的比索是不一樣的，疫情的到來取消了這種制度。所有人仍然可以去本地商場購買物價低廉的生活必需品，那些東西便宜極了，這些都是計劃經濟制度所帶來的。現在人們需要拿一張卡，代替了過去像糧票一樣的分配卷。外國人沒有這樣計劃經濟之下的配額，所以也就沒有辦法在商場內買到價格極其低廉的生活必需品。

古巴的醫療和教育都是全免費的，大部分古巴人可以安穩地在古巴度過一輩子，他們甚至可以去郊遊，在國內到處旅行，和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沒有太大差別。即使工資低廉，但這樣的經濟制度仍然會讓他們每個月有結餘。但是這一切的前提，是一個古巴人需要在政府制定好的教育和就業規則內過日子。

而Julio前幾年辭掉了政府的工作，在此時的古巴相當於選擇了「自由職業」，自由職業的「好處」是可以掙到更多的錢，可以得到外匯，但付出的「代價」就是他們可以買到計劃經濟之下便宜物品的份額減少了，不得不適應新規則帶來的自由商店的價格，正如我可以買到紅牛和可樂的那種特殊商店。Julio放棄了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的福利，也就等於選擇了和我這個外國人一樣付出相同價格的生存方式。取消了雙貨幣制度，讓古巴這些可以掙外匯的人們自由度更大了一些，但他們的生活成本也必須相應增加。

Julio尷尬地和我說，其實古巴的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也沒有那麼「免費」，大學畢業之後，人們會被政府分配工作，得到了每月幾十美元基本工資的「鐵飯碗」環境，這相當於是在「償還」政府提供的免費教育；在醫院看病甚至大型手術確實也都是免費的，但是需要給醫生一個與病情相適應的「禮物」作爲回報，這是潛規則。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每個人都想多掙錢，每個人都有好幾份工作並且毫不掩飾，而樂天派的他們掙到錢往往就去享受生活了。如此低廉的工資，即使兼職再多，也無法出國旅行，一張機票都無法承擔，但古巴人生活在古巴，一切都不是問題。

卡薩布蘭卡的「法國風情」

從哈瓦那飛回邁阿密，我接着從美國轉機到達了摩洛哥。日落後的卡薩布蘭卡老城被濃霧籠罩，眼前的整個世界呈現出鬼魅的灰藍色，那些白色的牆壁失去了原有的色彩，被周圍的環境渲染成各種顏色，昏黃的路燈在這朦朧之中忽明忽暗。幾個小孩在樓下的廣場踢着足球，濃霧讓我看不清他們的動作。一輛摩托車由遠及近，引擎聲顯得有些孤獨。濃霧的背後，是海港輪船發出的汽笛聲，而近處清真寺的宣禮塔開始進行喚禮，阿拉伯語悠揚的曲調在濃霧中迴盪。

剛剛從拉丁美洲來到這裏，濃霧讓我陷入沉思。通過低廉的住宿價格就可以大致判斷，即使摩洛哥剛剛解除掉所有因疫情而帶來的旅行禁令，但旅遊業並沒有得到快速恢復。街上鮮有見到外國遊客，即使有，也是來自距離較近的歐洲國家，尤其是以法國的遊客居多。走在老城縱橫交錯的小巷子裏也印證了我的猜測，遊客非常稀少。在我的印象中，商鋪遍布老城麥地那的小巷子內，狹窄的街巷裏時而因交錯的人流而寸步難行，甚是擁擠，可如今我非常順暢地穿梭於這些街巷，從居住的中心地帶去哈桑二世清真寺只用了不到半小時。

不僅是人流量減少了，就連那些一家挨一家的店鋪也只有爲數不多的開着門，店主在店內百無聊賴地玩着手機，對過往的行人失去了興趣，蕭條寫在這些錯綜複雜的街區。還有一個相比之前較爲明顯的改變，就是街巷內牆上的塗鴉明顯增多了，而且看起來很有規模。我大致觀看了一下塗鴉的內容，走慣了中東地區的我雖然不懂阿拉伯語，但還是能從這些塗鴉的形式中判斷出，多與一些政治宣傳相關聯，還有宗教宣傳的內容。這是阿拉伯世界的一個近代縮影，每當經濟低迷之時，偏於保守和極端的宗教情緒就會呈現回頭趨勢。

在卡薩布蘭卡的幾天，我經常去距離我酒店不遠的卡薩港（Casa Port）火車站吃便餐，這是一座新建的巨大火車站，整個基礎建設看起來像極了巴黎北站，雖然是個火車站，但更像一座商城綜合體。吃完麥當勞，在火車站門口看到兩個拎着公文包西裝革履的上班族互相用法語打着招呼，剛纔在麥當勞內也看到了幾個學生在認真地學習法語。這一切喚起了我對摩洛哥過去的一些回憶，在那個遊人如織的疫情前時代，摩洛哥只有少部分看上去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才會相互講一些法語，或是街頭的高級消費場所是以法語作爲招待語言。可如今我面對這座巨大的如同巴黎北站的火車站陷入了沉思，並且產生了一些聯想，雖然這些聯想目前還沒有數據支持。

在疫情前世界的平衡狀態下，很多低成本的生活都被製造大國中國所提供或維繫，在很多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都能看到中國的影子，比如我去過的伊朗、埃及、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甚至墨西哥，都能從很多細微中察覺到中國的影響。可疫情期間，中國堅持清零政策，製造和出口都相對放緩，這些過去需要被中國提供低成本日常生活產品的國家也隨之受到影響。

可類似於古巴和摩洛哥這樣的國家，它們在歷史的某一個時期都是作爲歐洲國家的殖民地，比如古巴曾被西班牙殖民，西撒哈拉以北的摩洛哥是作爲法國的殖民地，它們都呈現出一種需要依賴過去宗主國的趨勢。古巴由於地理位置與西班牙遙遠而顯得不太明顯，但我在哈瓦那的某一天，一艘懸掛西班牙國旗的帆船停靠在哈瓦那港口時，幾乎全城的人們都來港口歡慶，拍着長隊想要登船參觀，在心理上明顯感覺到他們對西班牙的歡迎程度。而摩洛哥則表現得更爲明顯，法國風格的基礎建設在這裏已經變得非常下沉，從公路到鐵路，甚至街頭的標識設計，在短短几年之間就呈現出濃濃的法國味道，人們開始非常享受這樣的「法國風情」。

而後在摩洛哥的日子裏我發現，類似於巴黎北站的火車站原來不僅僅是我酒店附近的卡薩港火車站，卡薩布蘭卡的老牌旅行火車站（Casa Voyager），在六年前我從這裏搭乘火車前往摩洛哥最重要的旅行城市馬拉喀什的時候，還是殖民地時期風格的一座老火車站，而如今同樣在老站房旁修築了現代的大型站房，配套了國際商鋪，麥當勞、星巴克、漢堡王都會入住其中，火車站旁同時也有法國雅高集團的酒店宜必思（ibis）和諾富特（Novotel）。

面對卡薩布蘭卡越來越濃烈和下沉的「法國風情」，我不知道自己的聯想是否準確。但這樣的事情總讓我覺得有些說不出的滋味，如果十年前去過拉薩，如今再去拉薩，可能就會明白此時此刻我在卡薩布蘭卡心中那份微妙的體會。

伊斯坦布爾「活了」

凌晨一點，巨大的波音777-300ER降落在了卡塔爾國際機場填海而建的寬闊跑道上，我又回到了中東地區，在這裏轉機去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我打算在卡塔爾機場尋找一個位置安置好自己，等待清晨飛往伊斯坦布爾的下一程航班，可是實在難以尋找到一個安靜又人少的角落。作爲中東三大中轉機場之一的卡塔爾機場，到處都是走動的人們和嘈雜的交談聲，即使在凌晨，人流量也非常巨大。在衆多人群中，我終於看到了熟悉的東亞面孔，東亞地區除了中國，也在疫情後逐步開放，無論他們來自日本、韓國還是東南亞，畢竟在過去的一個月裏，我在遙遠的拉美和西北非，從未見過東亞人的面孔，此時見到竟頗感親切。

飛機落地伊斯坦布爾，這座巨大的新機場在我去年經過時，它空曠的單體建築和當時的氛圍頗「契合」，整個機場都因稀少的人流量而呈現出更加巨大的空曠感，而此時它終於被世界各地而來的旅客塞滿了。伊斯坦布爾新機場總讓我想到遠在7000公里外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同樣作爲巨大的單體建築航站樓，疫情前建成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一直都沒有被繁忙的人流量塞滿過。

土耳其如今其實陷入了巨大的經濟困難，疫情更是加速了這一切的發生，土耳其里拉正在經歷飛速貶值，通貨膨脹是最爲明顯的問題。2016年我第一次來到土耳其，而後幾乎每年都會路過這裏數次，眼睜睜地看着土耳其里拉貶值了6倍多，通貨膨脹率更是超過了21%。

這些數字反應在現實面前，就是如今看到的伊斯坦布爾機場充滿世界各地蜂擁而至的遊客，他們認爲在土耳其的消費低多了，在這裏旅行如同「省錢」。當我走出擁擠的機場大門，外面滿是各個旅行公司舉着牌子前來迎接旅客的人們，他們將機場的出口圍了個水泄不通。我打車前往位於加拉塔旁的酒店，超過40公里，由於距離遙遠，出租車計價器瘋狂在跳字，最終停留在275里拉這個數字，可是按照土耳其如今的匯率，這個價格只有18美元。

加拉塔周圍的幾日生活，讓我真正感受到了一種疫情後世界的「復甦」，伊斯坦布爾「活了」，雖然這一切看起來頗爲離地，本地人仍然在經受着經濟下滑的考驗，他們抱怨甚至連麪包都買不起了，尤其是能源價格上漲，汽油和柴油都高的讓人無法承受。但外國遊客不管這些，他們布滿加拉塔周圍的咖啡館，開心地聊天和拍照片，瘋狂享受着里拉貶值帶來的「低消費」。這些遊客讓疫情期間低迷的旅遊業在表象上呈現出了「井噴」的趨勢，我甚至有些苦惱，本就不寬的街道被遊客圍得水泄不通，想找一個舒服一些的咖啡館稍作休息也成了一件很難的事情，因爲很少能有空位置留給我。不遠的獨立大街，伊斯坦布爾老牌的購物街，更是人滿爲患，到處是世界各地的遊客在這裏瘋狂消費，他們感受到了一種如同「免稅再打折」的購物體驗。

這樣的體驗確實在當下的伊斯坦布爾會變得明顯，尤其是一些國際連鎖的品牌，比如星巴克，貨幣貶值之後它的價格一直沒有變動。一杯超大杯的美式咖啡仍然是22.5里拉，只要1.5美元。就連本地人都覺得星巴克太便宜了，伊斯坦布爾、甚至土耳其其他城市的每家星巴克幾乎都排着長隊。可是擁有自己定價權的地方，比如一些當地人開的小餐館，過去的菜單都來不及改價格，貼上了一層厚厚的價格標簽，最初的價格早已不得而知。它們就像千層巖似的貼在菜單上，每一層都揭示着一次貨幣大的貶值。這樣的菜單反而成了如今土耳其一個無奈的特色。

在街頭行走，可以看到伊斯坦布爾街頭同樣具有非常多漂亮的塗鴉，在這些噴繪在古老房屋牆壁上的塗鴉中，我看到兩類塗鴉是過去沒有的。一類是反戰題材，塗鴉藝術家通過這些圖案和文字公開支持着烏克蘭，反戰標誌和Stop War的單詞也是隨處可見；還有一類題材具有非常強烈的識別性，就是以耶路撒冷金頂清真寺爲logo的噴繪，底下寫着一行土耳其語，我用谷歌翻譯得到的內容是「Free Jerusalem」。

一個明媚的午後，我拿着相機在加拉塔橋上拍攝照片，我拍攝了一個景別很大的場景，拍攝主體是遠處的博斯普魯斯海峽，近處有幾位遊客，其中有一位身披黑袍的穆斯林女性，在如此之大的景別裏，她們難免出現在畫面的角落。這一拍攝的畫面引起了旁邊一個本地人的誤會，他上來幾乎是呵斥着對我說，讓我把照片刪掉，原因是我的照片中出現了穆斯林女性，並且聲稱要報警。過去在伊斯坦布爾，那個印象中豐富多元的城市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我也有些被熱鬧，和他說沒問題，請他去報警，我可以向警察解釋一切，但最終我們因爲語言不通而各自散去。

世界各地的遊客共同在疫情後帶來了伊斯坦布爾的「活力」，她看上去生機勃勃，可是無數的細節仍然讓我對伊斯坦布爾感到擔憂，這樣的憂慮非常真實，也非常現實。「活過來」的伊斯坦布爾，可能在不久之後的某一天，就將陷入更大的某種形式的「死亡」。然而，更爲悲觀的事實是，這並不一定僅僅是土耳其一個國家的命運。

歐洲的窄床

我一直很喜歡歐洲的窄床。數次來歐洲，無論是在一些小旅館還是朋友的家裏，亦或是Airbnb的民宿，都對這樣的窄床懷有念想。在一些歐洲的文藝片裏，總有這樣的鏡頭，進入房間之後，甚至連鞋都不脫，直接跳上這樣的窄床然後順勢躺下，頗爲瀟灑。這樣的床富有彈性，能讓身體深陷其中。作爲一個單身漢，我在歐洲睡過無數這樣的窄床。

而到巴黎之前，我就在米蘭一個朋友的家中，睡在這樣的歐洲窄床上。窗戶敞開着，外面悶熱的風吹進屋內讓我汗流浹背。周圍滿是嘈雜的環境音，火車和有軌電車帶來金屬的撞擊聲；高聲交談聚會的年輕人開懷大笑；拉着警笛的消防車和救護車呼嘯而過；偶爾還有摩托車或汽車張揚的引擎聲刺破周圍片刻的寧靜……我忍受着南歐的高溫，期待一場酣暢淋漓的大雨，可窗外的一切都在告訴我，歐洲的暑假降至，所有人都準備開始迎接疫情後的第一場暑假。他們不斷和朋友見面，在街邊的酒館和餐廳聚會，策劃一場場旅行。

我在6月9日結束了土耳其的公路旅行，飛到米蘭降落馬爾彭薩機場，朋友在機場外迎接我。馬爾彭薩在歐洲已經算比較大型的航站樓，可各地的遊客仍將這裏塞得水泄不通。我在人群中艱難地找到了朋友的身影，很久沒有見到中國人，很久沒有講中文，見到朋友着實讓我放鬆了不少。晚上我們便前往米蘭的華人街享受了一頓豐盛的中餐。有意思的是，我看到彷彿本地人更愛中餐，一家西安肉夾饃的店外排着長隊，而隊伍中大部分看起來都是米蘭本地人；一旁剛剛裝修好的煎餅果子店更是誇張，隊伍排了幾十米。

飯桌上，朋友正在用筷子夾起一塊看上去很誘人的小酥肉，我向他感嘆，米蘭這氛圍也太熱鬧了，到處都是人。朋友解釋說，這樣的「熱度」纔剛剛開始一個多星期，我到米蘭前沒多久，這裏纔剛剛解除對疫情的所有措施，之前進入室內和去很多地方仍然需要掃碼和檢查疫苗護照，我來對時候了，現在沒有任何限制，即使在地鐵裏，一些人也開始摘下口罩了。

我說其實歐洲還算「嚴格」，至少在乘坐公共交通時，很多人還是戴着口罩，而且有時還會有工作人員前來提醒那些沒有戴口罩的人把口罩戴起來。我之前在拉美和北非的這一個月，早已忘記疫情和口罩這回事。他說到了下個月，歐洲的公共交通也不再限制口罩了，戴不戴全看自己。我們又互相打趣問是否陽性過，得到的結論是即使陽性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偶爾遠在上海的朋友也會給我打來電話，聊聊彼此現在身處的環境。在四五月上海嚴格封控的階段，他從最初的憤怒到之後的絕望，最後不再想去看任何和上海有關的信息了，只想如何每天都能把基本的食物保障好。我在土耳其的日子裏，上海也引來了解封。我問朋友解封了什麼感覺？作爲老上海的他說，沒什麼感覺，即使走上街頭，也沒什麼人，也就一些年輕人聚集在濱江，商場都沒什麼人，沒什麼意思。最後他無奈地說了一句，「我已經習慣在家了」。

回憶起自己一個多月穿行了七八個國家，跨越了四個大洲，沒有經歷任何防疫措施，除了國際航班有時要求提供核酸檢測報告之外，再沒有人關心過疫情相關的事宜，生活彷彿回歸到了疫情前的常態。人們只要在得到政府宣布取消禁令之後，會將生活迅速回歸到過去該有的樣子，幾乎是一瞬間就會忘卻疫情的日子。舉一個不是特別恰當的例子，就如同電影《再見列寧》中的場景，當柏林牆倒塌之後，東柏林以一種閃電般的速度和定不回頭般的決絕，就迅速被西柏林融合同化了。

疫情禁令的解除在意義上當然不同於柏林牆的倒塌，但人們對於某種生活的告別，那種迅速和決絕，卻有着無比的相似性。大家彷彿在一瞬間走出了陰霾，拋棄了無形的束縛，無論未來是好是壞，都堅定地選擇繼續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