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疫后全球游：我看到人们用力而热闹地生活，决绝地与疫情告别

我正在用谷歌翻译认真地看着超市货柜上的物品，将看不懂的法语进行翻译，忽略了身旁正在高声呼喊的超市工作人员。一位微胖的非裔超市看门人面带微笑走过来，示意我该离开这里了，我终于反应过来这是关店的时间，于是去往对面的食品店购买法棍——这种在法国最日常的食物。阿拉伯裔的店员将一根法棍切好装在纸袋里递给我，此时店内的一位法国老人饶有兴致地与我攀谈起来。

疫情后第一次来到巴黎，由于这也是整个欧洲在疫情大流行放开之后的第一个暑假，整个欧洲的旅游业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酒店和民宿价格的飙升。我面对高昂的住宿价格，不得不离开巴黎核心区域，选择了巴黎北部郊区的圣丹尼（Saint Denis），这里的价格相对来说还可以接受。过去花50欧元就可以住在巴黎一区的日子一去不返，即使我远离巴黎市中心，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内，价格也要80欧元。

前一天我从居住的屋子里走出来，由于走错了地铁的方向，刚买的地铁票就作废了，正在踌躇时，一个身穿套头衫的小伙子看到了我，一边用法语和我打招呼，一边掏出地铁卡并示意我过来。我瞬间明白了他要带我逃票，于是我们紧贴着一起进入了地铁的闸机。在巴黎逛了一整天，回屋时路过的街角，两个依靠在墙角的流浪者看着我抬手打招呼，他们在逆光下的画面显得有些温馨。日落的暖色让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温和，这仅仅是我在这条街居住的第二晚，但仿佛已经在社区生活了很久。

初到巴黎的那一天气温达到了37度，闷热难耐，如同巴黎街头热闹的氛围。工作日的中午，每个餐馆都会排起长队，那些恢复在公司工作的上班族在购买午餐；游客繁多的巴黎核心区，满是来自欧洲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卢浮宫的入口处即使在下午快要闭馆的时间前，仍然有上百米长队的游客等待进入；街头的小酒馆和咖啡馆到处坐着聊天的人们；和蓬皮杜艺术中心外斜坡上晒太阳看书的年轻人布满了那个不大的广场；地铁站和大型火车站内都是来来回回的人，置身其中往往会迷失方向；在商场繁多的购物街区，衣物被众多的顾客翻得七零八落，店员不得不忙碌于不断地将这些衣服叠起……

身处这样的巴黎，我其实早已忘却疫情的存在。巴黎街头的每个细节都在展示疫情后略带“疯狂”的复苏，已经把过去远远抛开，人们仿佛也不再愿意想起那段日子，用力地参与到热闹之中。对于我来说，不知不觉已经离开中国两个月的时间，可当初离开北京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离开北京

时间轴回拨两个月，那时的我仍然在北京。四月底的北京，空气中弥漫着某种压抑的氛围。北京朝阳区和丰台区的新增阳性病例突然达到了每日两位数，在这里生活的人们都在担心一件事情的发生。

在接到了一次重要的商业委托拍摄之后，我需要与合作伙伴商量拍摄细节。焦虑的情绪同样渲染了这次的委托拍摄，由于要出差离开北京，我担心因为北京病例的增加，在其他省市检查行程码时，北京会是带有星号的。疫情之下中国每个省市的防疫政策都不一样，面对带星号的北京行程码，最好的情况是做核酸之后可以自由活动，但通常情况下需要被隔离，一经隔离，拍摄工作就要大受影响。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如这次出国进行拍摄，不仅不用担心受疫情的影响，而且拍摄的可能性上也更加丰富多彩。于是在商量过后，我们最终把目的地定为远在拉丁美洲的古巴和北非的摩洛哥。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做准备，一次艰难的出国准备。在“五个一”回国航班的政策之下，飞往中国大陆的机票价格极其高昂，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而且在短时间内很难买到。对于我自己来说，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就是在拍摄完成之后，我暂时不回中国大陆了，我要长时间在国外生活一阵，直至等到中国大陆回国政策松动为止。

北京的病例还在不断增加，朝阳区开始了常态化的核酸检测工作。三里屯SOHO外拉起来围栏，搭建了巨大的临时帐篷，每两天进行一次全民核酸检测，每次检测都会排起数百米的长队。如果不参与到常态化核酸检测之中，那么北京健康宝就会弹窗，哪里都无法前往，只能在家。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担心这里成为下一个上海，很多大型超市也出现了抢购物资的情况，货架上空空如也，人们开始囤货，焦虑情绪促使一些人提前做好被封控的准备。我并没有参与到这场囤货的行动之中，因为过不了几天我将彻底离开。但我同样焦虑，我害怕突然而至且毫无预兆的封控，一旦被封控，即使连20多公里外的机场都无法前往。

在四月最后一天的夜晚，我背上行李，打车前往首都国际机场T2航站楼。机场高速几乎没有什么车，司机开始与我闲聊，他说这几天来我是他第一个去机场的单子。他好奇地问我此时还能去哪里，离开北京是不是很麻烦，到了当地是不是要隔离。我回答说，我是国际航班，这次是出国。这句话让车内变得沉默了下来，过了许久，司机才问了我一句，出国了需要隔离吗？我说不需要的，司机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挺好”。

这是一次曲折的飞行轨迹，我的目的地是美国纽约，不过由于票价的原因，我购买了法航的机票，需要在巴黎进行转机。在机场柜台非常顺利地换好登机牌，甚至连核酸检测结果和疫苗证明都不看。到达海关，问清楚出国缘由之后，敲章离境，我就这样离开了中国国境。

北京飞巴黎，过去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十个小时左右即可到达，可此时由于疫情和国际局势的问题，让这一程飞行增加了一倍时间。从北京飞出没多久，就要经停首尔，外国航司的机组人员无法接受入境中国的隔离时间，因此他们都需要在首尔更换机组来避免入境中国的隔离。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的航空公司全部都要绕开俄罗斯的领空进行飞行，法航同样遵循这个原则，从首尔起飞一路向西，经过中国、中亚、南高加索地区，直至土耳其之后才开始向西北方向飞行，进入欧盟领空。

将近30个小时漫长而曲折的飞行，我终于到达了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这是我自疫情大流行以来第三次来这里，春末的纽约仍然不算温暖，一切都像极了北京，偶尔还会下一场雨。我在纽约打完免费的加强针和做完核酸检测之后，也启程前往古巴，开始正式的工作。

哇！哈瓦那

航站楼外的停车场满是破旧却夺目的老爷车，和所有照片中看到的一样。我上了一辆老旧的蓝色拉达，司机Julio从他傍边的车门上卸下了摇车窗的把手，从驾驶位探过身子，把我这边的车窗也摇了下来，我才注意到这辆车四个车窗只有这一个把手。古巴湿热的空气瞬间吹进车内。

我看着眼前简易的航站楼，难掩内心的兴奋。古巴，我终于来了。我从没想到Julio这辆老爷车可以把速度飙到60码，古巴的公路偶尔颠簸，我们在车里一起跳跃。他与我的交谈几乎是在声嘶力竭地吼叫，我也只能提高嗓门回答他。我们的声音压不住汽车引擎的咆哮，每一脚深踩的油门，车内的汽油味就会盖过我的烟草味。就这样在一条公路上往哈瓦那开去。

公路旁满是浓郁的色彩。热带的红土地在阴沉的天气下显得更加深沉，深绿色的植物从这些红土地中茂然生出，强有力的黑色树干支撑着它们。路旁满是走路的人，黝黑的皮肤，穿着极其鲜艳配色的服装，还有带着草帽骑着自行车的男人们。树丛中的房屋布满深色的霉渍，让它和周围的自然融为一体，可不远处又会出现一些五颜六色的房子，在深沉的环境色中尤为出挑。

进入城市，色彩斑驳的殖民地时期建筑，一栋紧挨着一栋，没有什么规律地出现在狭窄的路两旁。越接近哈瓦那老城的中心地带，道路变得越窄。这些狭窄的路很多仍然是古老的石板路，行至我们的目的地，拦在路口的障碍物竟然是黑色的铁铸大炮。Julio把车停好，示意我下车。他帮我拿着行李，钻入一件殖民地时期的公寓楼内。

这座公寓楼位于哈瓦那老城广场旁。一进入房间我就被浓烈的复古的风情所吸引，浅绿色的墙壁，木质的旧家具，还有那个挂在墙上屏幕凸起一个巨大圆弧的21寸飞利浦老电视。电视上滚动播出着一条新闻，就在我飞来哈瓦那的同时，哈瓦那市中心的萨拉托加酒店发生了煤气爆炸，已经造成了22人死亡和74人受伤。这座酒店就在古巴国会大厦的正对面，外立面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伴随着这则新闻环境音，房东Daniel热情地给我介绍着哈瓦那的一些基本信息，他不会英文，我也不会西班牙语，我们用谷歌翻译来回交流。Daniel帮我换了一些美元，因为充分的信任，我甚至都不知道汇率是多少。

Daniel的房间是哈瓦那老城Airbnb平台上众多房源的一间，每晚只要20美元。当时我还在纽约，于是定到了这样一间房，一旦我进入古巴，由于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就再也无法使用Airbnb和Bookings这样的酒店平台了。我坐在卧室，打开路由器准备连接WiFi。在机场时，Julio就让我去古巴的网络公司ETEC购买了几张上网卡。此时我需要用这些上网卡来上网，每一张可以使用1小时的网络。连接好WiFi，输入上网卡的账户密码，即可开始工作。习惯了随时随地用网络的我，感到这里的“即时通信”看起来更像是“书信时代”。

每天的清晨都是哈瓦那最热闹的时候，街上到处都是忙碌的人们，强烈的生活朝气随着太阳升起而开始。哈瓦那最有意思的景象就是各个商场和药店门口排起的长队。由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古巴仍然施行着计划经济制度，所以每天清晨，哈瓦那的人们就按照自己的配额购买所需的物品，各个商场门口的长队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最为夸张的还是药店，那里的队伍往往最长，人们也最“积极”，一旦有什么稀缺的药品份额放出，每个人都蠢蠢欲动地想要冲到最前面。这些具有配给制度的商场和药店往往在清晨会物资最为充足，因此哈瓦那的清晨也最为忙碌。有些商场为了控制人流量，将大铁门紧锁，一次放入长队中的一些人进入，剩下的人们扒在铁门上窥探商场内的一举一动，生怕自己想要购买的物品被一扫而光。

在哈瓦那的某个下午，我坐在海边的人行道边，痛快地喝掉了刚买的一罐红牛饮料。这罐饮料180比索，相当于1.8美元的价格，和全世界其他地方差不多。盯着手中的红牛，一些让我感到好奇的事情出现了，为什么我在那种排队的商店里买不到红牛，只一些看起来很特殊的商店才买得到？

古巴仍然被美国封锁，为何可以买到红牛和可乐？于是我打算查一下古巴的经济状况，由于前几天沉醉于拍摄和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关注太多经济问题，所以跳出的一些数据还是让我震惊。这几天我只感觉到古巴物价低廉或者说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可他们的人均GDP在2020年却达到了惊人的9477.9美元，这几乎和中国差不多，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0434.8美元。可现实体验上来说，古巴的生活和在中国的生活还是有着质的不同，他们的基础建设和生活方便程度仍然和中国存在很大差距，虽然从生活状态上来说，古巴人要显得快乐得多。可是古巴如此之高的人均GDP之下，确实极低的人均工资，每个月只有不到40美元。我觉得自己有些错乱，这些事实与自己的实际体验拥有太大差距，40美元仅仅是我住两晚Airbnb的价格，我的两天将花去他们一个月的工资？那为什么人们不都去做Airbnb的房东呢？我觉得自己搞不清这些问题，于是给Julio发去了消息，希望他能帮我解答。

Julio说这个问题很难在短信里解释清楚。在离开古巴前我需要去郊区的医院进行核酸检测，Julio照例开上他的拉达车载我过去，路上详细解释了古巴平均工资的问题。

疫情期间的2021年，古巴终于取消了双货币制度。在原本的双货币制度之下，外国人使用的比索和本地人使用的比索是不一样的，疫情的到来取消了这种制度。所有人仍然可以去本地商场购买物价低廉的生活必需品，那些东西便宜极了，这些都是计划经济制度所带来的。现在人们需要拿一张卡，代替了过去像粮票一样的分配卷。外国人没有这样计划经济之下的配额，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在商场内买到价格极其低廉的生活必需品。

古巴的医疗和教育都是全免费的，大部分古巴人可以安稳地在古巴度过一辈子，他们甚至可以去郊游，在国内到处旅行，和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差别。即使工资低廉，但这样的经济制度仍然会让他们每个月有结余。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一个古巴人需要在政府制定好的教育和就业规则内过日子。

而Julio前几年辞掉了政府的工作，在此时的古巴相当于选择了“自由职业”，自由职业的“好处”是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可以得到外汇，但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们可以买到计划经济之下便宜物品的份额减少了，不得不适应新规则带来的自由商店的价格，正如我可以买到红牛和可乐的那种特殊商店。Julio放弃了计划经济制度之下的福利，也就等于选择了和我这个外国人一样付出相同价格的生存方式。取消了双货币制度，让古巴这些可以挣外汇的人们自由度更大了一些，但他们的生活成本也必须相应增加。

Julio尴尬地和我说，其实古巴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也没有那么“免费”，大学毕业之后，人们会被政府分配工作，得到了每月几十美元基本工资的“铁饭碗”环境，这相当于是在“偿还”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在医院看病甚至大型手术确实也都是免费的，但是需要给医生一个与病情相适应的“礼物”作为回报，这是潜规则。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每个人都想多挣钱，每个人都有好几份工作并且毫不掩饰，而乐天派的他们挣到钱往往就去享受生活了。如此低廉的工资，即使兼职再多，也无法出国旅行，一张机票都无法承担，但古巴人生活在古巴，一切都不是问题。

卡萨布兰卡的“法国风情”

从哈瓦那飞回迈阿密，我接着从美国转机到达了摩洛哥。日落后的卡萨布兰卡老城被浓雾笼罩，眼前的整个世界呈现出鬼魅的灰蓝色，那些白色的墙壁失去了原有的色彩，被周围的环境渲染成各种颜色，昏黄的路灯在这朦胧之中忽明忽暗。几个小孩在楼下的广场踢着足球，浓雾让我看不清他们的动作。一辆摩托车由远及近，引擎声显得有些孤独。浓雾的背后，是海港轮船发出的汽笛声，而近处清真寺的宣礼塔开始进行唤礼，阿拉伯语悠扬的曲调在浓雾中回荡。

刚刚从拉丁美洲来到这里，浓雾让我陷入沉思。通过低廉的住宿价格就可以大致判断，即使摩洛哥刚刚解除掉所有因疫情而带来的旅行禁令，但旅游业并没有得到快速恢复。街上鲜有见到外国游客，即使有，也是来自距离较近的欧洲国家，尤其是以法国的游客居多。走在老城纵横交错的小巷子里也印证了我的猜测，游客非常稀少。在我的印象中，商铺遍布老城麦地那的小巷子内，狭窄的街巷里时而因交错的人流而寸步难行，甚是拥挤，可如今我非常顺畅地穿梭于这些街巷，从居住的中心地带去哈桑二世清真寺只用了不到半小时。

不仅是人流量减少了，就连那些一家挨一家的店铺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开着门，店主在店内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对过往的行人失去了兴趣，萧条写在这些错综复杂的街区。还有一个相比之前较为明显的改变，就是街巷内墙上的涂鸦明显增多了，而且看起来很有规模。我大致观看了一下涂鸦的内容，走惯了中东地区的我虽然不懂阿拉伯语，但还是能从这些涂鸦的形式中判断出，多与一些政治宣传相关联，还有宗教宣传的内容。这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近代缩影，每当经济低迷之时，偏于保守和极端的宗教情绪就会呈现回头趋势。

在卡萨布兰卡的几天，我经常去距离我酒店不远的卡萨港（Casa Port）火车站吃便餐，这是一座新建的巨大火车站，整个基础建设看起来像极了巴黎北站，虽然是个火车站，但更像一座商城综合体。吃完麦当劳，在火车站门口看到两个拎着公文包西装革履的上班族互相用法语打着招呼，刚才在麦当劳内也看到了几个学生在认真地学习法语。这一切唤起了我对摩洛哥过去的一些回忆，在那个游人如织的疫情前时代，摩洛哥只有少部分看上去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会相互讲一些法语，或是街头的高级消费场所是以法语作为招待语言。可如今我面对这座巨大的如同巴黎北站的火车站陷入了沉思，并且产生了一些联想，虽然这些联想目前还没有数据支持。

在疫情前世界的平衡状态下，很多低成本的生活都被制造大国中国所提供或维系，在很多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都能看到中国的影子，比如我去过的伊朗、埃及、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甚至墨西哥，都能从很多细微中察觉到中国的影响。可疫情期间，中国坚持清零政策，制造和出口都相对放缓，这些过去需要被中国提供低成本日常生活产品的国家也随之受到影响。

可类似于古巴和摩洛哥这样的国家，它们在历史的某一个时期都是作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比如古巴曾被西班牙殖民，西撒哈拉以北的摩洛哥是作为法国的殖民地，它们都呈现出一种需要依赖过去宗主国的趋势。古巴由于地理位置与西班牙遥远而显得不太明显，但我在哈瓦那的某一天，一艘悬挂西班牙国旗的帆船停靠在哈瓦那港口时，几乎全城的人们都来港口欢庆，拍着长队想要登船参观，在心理上明显感觉到他们对西班牙的欢迎程度。而摩洛哥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法国风格的基础建设在这里已经变得非常下沉，从公路到铁路，甚至街头的标识设计，在短短几年之间就呈现出浓浓的法国味道，人们开始非常享受这样的“法国风情”。

而后在摩洛哥的日子里我发现，类似于巴黎北站的火车站原来不仅仅是我酒店附近的卡萨港火车站，卡萨布兰卡的老牌旅行火车站（Casa Voyager），在六年前我从这里搭乘火车前往摩洛哥最重要的旅行城市马拉喀什的时候，还是殖民地时期风格的一座老火车站，而如今同样在老站房旁修筑了现代的大型站房，配套了国际商铺，麦当劳、星巴克、汉堡王都会入住其中，火车站旁同时也有法国雅高集团的酒店宜必思（ibis）和诺富特（Novotel）。

面对卡萨布兰卡越来越浓烈和下沉的“法国风情”，我不知道自己的联想是否准确。但这样的事情总让我觉得有些说不出的滋味，如果十年前去过拉萨，如今再去拉萨，可能就会明白此时此刻我在卡萨布兰卡心中那份微妙的体会。

伊斯坦布尔“活了”

凌晨一点，巨大的波音777-300ER降落在了卡塔尔国际机场填海而建的宽阔跑道上，我又回到了中东地区，在这里转机去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打算在卡塔尔机场寻找一个位置安置好自己，等待清晨飞往伊斯坦布尔的下一程航班，可是实在难以寻找到一个安静又人少的角落。作为中东三大中转机场之一的卡塔尔机场，到处都是走动的人们和嘈杂的交谈声，即使在凌晨，人流量也非常巨大。在众多人群中，我终于看到了熟悉的东亚面孔，东亚地区除了中国，也在疫情后逐步开放，无论他们来自日本、韩国还是东南亚，毕竟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在遥远的拉美和西北非，从未见过东亚人的面孔，此时见到竟颇感亲切。

飞机落地伊斯坦布尔，这座巨大的新机场在我去年经过时，它空旷的单体建筑和当时的氛围颇“契合”，整个机场都因稀少的人流量而呈现出更加巨大的空旷感，而此时它终于被世界各地而来的旅客塞满了。伊斯坦布尔新机场总让我想到远在7000公里外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同样作为巨大的单体建筑航站楼，疫情前建成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直都没有被繁忙的人流量塞满过。

土耳其如今其实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困难，疫情更是加速了这一切的发生，土耳其里拉正在经历飞速贬值，通货膨胀是最为明显的问题。2016年我第一次来到土耳其，而后几乎每年都会路过这里数次，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里拉贬值了6倍多，通货膨胀率更是超过了21%。

这些数字反应在现实面前，就是如今看到的伊斯坦布尔机场充满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游客，他们认为在土耳其的消费低多了，在这里旅行如同“省钱”。当我走出拥挤的机场大门，外面满是各个旅行公司举着牌子前来迎接旅客的人们，他们将机场的出口围了个水泄不通。我打车前往位于加拉塔旁的酒店，超过40公里，由于距离遥远，出租车计价器疯狂在跳字，最终停留在275里拉这个数字，可是按照土耳其如今的汇率，这个价格只有18美元。

加拉塔周围的几日生活，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一种疫情后世界的“复苏”，伊斯坦布尔“活了”，虽然这一切看起来颇为离地，本地人仍然在经受着经济下滑的考验，他们抱怨甚至连面包都买不起了，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汽油和柴油都高的让人无法承受。但外国游客不管这些，他们布满加拉塔周围的咖啡馆，开心地聊天和拍照片，疯狂享受着里拉贬值带来的“低消费”。这些游客让疫情期间低迷的旅游业在表象上呈现出了“井喷”的趋势，我甚至有些苦恼，本就不宽的街道被游客围得水泄不通，想找一个舒服一些的咖啡馆稍作休息也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很少能有空位置留给我。不远的独立大街，伊斯坦布尔老牌的购物街，更是人满为患，到处是世界各地的游客在这里疯狂消费，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如同“免税再打折”的购物体验。

这样的体验确实在当下的伊斯坦布尔会变得明显，尤其是一些国际连锁的品牌，比如星巴克，货币贬值之后它的价格一直没有变动。一杯超大杯的美式咖啡仍然是22.5里拉，只要1.5美元。就连本地人都觉得星巴克太便宜了，伊斯坦布尔、甚至土耳其其他城市的每家星巴克几乎都排着长队。可是拥有自己定价权的地方，比如一些当地人开的小餐馆，过去的菜单都来不及改价格，贴上了一层厚厚的价格标签，最初的价格早已不得而知。它们就像千层岩似的贴在菜单上，每一层都揭示着一次货币大的贬值。这样的菜单反而成了如今土耳其一个无奈的特色。

在街头行走，可以看到伊斯坦布尔街头同样具有非常多漂亮的涂鸦，在这些喷绘在古老房屋墙壁上的涂鸦中，我看到两类涂鸦是过去没有的。一类是反战题材，涂鸦艺术家通过这些图案和文字公开支持着乌克兰，反战标志和Stop War的单词也是随处可见；还有一类题材具有非常强烈的识别性，就是以耶路撒冷金顶清真寺为logo的喷绘，底下写着一行土耳其语，我用谷歌翻译得到的内容是“Free Jerusalem”。

一个明媚的午后，我拿着相机在加拉塔桥上拍摄照片，我拍摄了一个景别很大的场景，拍摄主体是远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近处有几位游客，其中有一位身披黑袍的穆斯林女性，在如此之大的景别里，她们难免出现在画面的角落。这一拍摄的画面引起了旁边一个本地人的误会，他上来几乎是呵斥着对我说，让我把照片删掉，原因是我的照片中出现了穆斯林女性，并且声称要报警。过去在伊斯坦布尔，那个印象中丰富多元的城市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我也有些被热闹，和他说没问题，请他去报警，我可以向警察解释一切，但最终我们因为语言不通而各自散去。

世界各地的游客共同在疫情后带来了伊斯坦布尔的“活力”，她看上去生机勃勃，可是无数的细节仍然让我对伊斯坦布尔感到担忧，这样的忧虑非常真实，也非常现实。“活过来”的伊斯坦布尔，可能在不久之后的某一天，就将陷入更大的某种形式的“死亡”。然而，更为悲观的事实是，这并不一定仅仅是土耳其一个国家的命运。

欧洲的窄床

我一直很喜欢欧洲的窄床。数次来欧洲，无论是在一些小旅馆还是朋友的家里，亦或是Airbnb的民宿，都对这样的窄床怀有念想。在一些欧洲的文艺片里，总有这样的镜头，进入房间之后，甚至连鞋都不脱，直接跳上这样的窄床然后顺势躺下，颇为潇洒。这样的床富有弹性，能让身体深陷其中。作为一个单身汉，我在欧洲睡过无数这样的窄床。

而到巴黎之前，我就在米兰一个朋友的家中，睡在这样的欧洲窄床上。窗户敞开着，外面闷热的风吹进屋内让我汗流浃背。周围满是嘈杂的环境音，火车和有轨电车带来金属的撞击声；高声交谈聚会的年轻人开怀大笑；拉着警笛的消防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过；偶尔还有摩托车或汽车张扬的引擎声刺破周围片刻的宁静……我忍受着南欧的高温，期待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可窗外的一切都在告诉我，欧洲的暑假降至，所有人都准备开始迎接疫情后的第一场暑假。他们不断和朋友见面，在街边的酒馆和餐厅聚会，策划一场场旅行。

我在6月9日结束了土耳其的公路旅行，飞到米兰降落马尔彭萨机场，朋友在机场外迎接我。马尔彭萨在欧洲已经算比较大型的航站楼，可各地的游客仍将这里塞得水泄不通。我在人群中艰难地找到了朋友的身影，很久没有见到中国人，很久没有讲中文，见到朋友着实让我放松了不少。晚上我们便前往米兰的华人街享受了一顿丰盛的中餐。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仿佛本地人更爱中餐，一家西安肉夹馍的店外排着长队，而队伍中大部分看起来都是米兰本地人；一旁刚刚装修好的煎饼果子店更是夸张，队伍排了几十米。

饭桌上，朋友正在用筷子夹起一块看上去很诱人的小酥肉，我向他感叹，米兰这氛围也太热闹了，到处都是人。朋友解释说，这样的“热度”才刚刚开始一个多星期，我到米兰前没多久，这里才刚刚解除对疫情的所有措施，之前进入室内和去很多地方仍然需要扫码和检查疫苗护照，我来对时候了，现在没有任何限制，即使在地铁里，一些人也开始摘下口罩了。

我说其实欧洲还算“严格”，至少在乘坐公共交通时，很多人还是戴着口罩，而且有时还会有工作人员前来提醒那些没有戴口罩的人把口罩戴起来。我之前在拉美和北非的这一个月，早已忘记疫情和口罩这回事。他说到了下个月，欧洲的公共交通也不再限制口罩了，戴不戴全看自己。我们又互相打趣问是否阳性过，得到的结论是即使阳性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偶尔远在上海的朋友也会给我打来电话，聊聊彼此现在身处的环境。在四五月上海严格封控的阶段，他从最初的愤怒到之后的绝望，最后不再想去看任何和上海有关的信息了，只想如何每天都能把基本的食物保障好。我在土耳其的日子里，上海也引来了解封。我问朋友解封了什么感觉？作为老上海的他说，没什么感觉，即使走上街头，也没什么人，也就一些年轻人聚集在滨江，商场都没什么人，没什么意思。最后他无奈地说了一句，“我已经习惯在家了”。

回忆起自己一个多月穿行了七八个国家，跨越了四个大洲，没有经历任何防疫措施，除了国际航班有时要求提供核酸检测报告之外，再没有人关心过疫情相关的事宜，生活仿佛回归到了疫情前的常态。人们只要在得到政府宣布取消禁令之后，会将生活迅速回归到过去该有的样子，几乎是一瞬间就会忘却疫情的日子。举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就如同电影《再见列宁》中的场景，当柏林墙倒塌之后，东柏林以一种闪电般的速度和定不回头般的决绝，就迅速被西柏林融合同化了。

疫情禁令的解除在意义上当然不同于柏林墙的倒塌，但人们对于某种生活的告别，那种迅速和决绝，却有着无比的相似性。大家仿佛在一瞬间走出了阴霾，抛弃了无形的束缚，无论未来是好是坏，都坚定地选择继续向前。